從五四到六四，不是一個月，也不是七十年，但距離七四還很遙遠

　　作者：Swissky

　　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了，六四天安門屠城也三十周年了。

　　一，五四及新文化運動

　　一百年前，為了抗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巴黎和會，出賣戰勝國的中國利益，北平學生走上街頭，組織抗議活動。在找洋人外交機構評理不果之後，改變策略，順帶燒了北洋官員的住宅。最後，對於學生而顯得弱勢的北洋政府，以相關官員免職、辭職謝罪，而平息這場運動。五四運動，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學生大規模、有組織地走上街頭的運動，並引起轟動，波及全國範圍。畢竟那時的中國，廢除科舉，西式學校也開辦不久。

　　伴隨着五四運動，對中華儒佛道的傳統文化，進行反思，被正史解釋為開啟了新文化運動。其實這個界定並不太準確的，以提倡白話文為標誌的新文化運動，比五四運動還要早一段時間。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末，起源於西方傳教士的和合本《聖經》翻譯。為了廣泛地傳播基督教福音，西方傳教確立了採用白話文來翻譯《聖經》，以便普羅大眾容易接受基督福音，這個才應該算是真正的新文化運動起始。而這一系列新文化運動，是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華夏，面對西方文明的衝擊，標為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

　　二， 近代中國在西洋文明衝擊時的社會轉型努力

　　就文明的大體結構而言，可以分成這樣的三個層次：最外層的物質文明，物質之後的層面是體制、制度文明，而最核心層是支配這一切的深層文化心理、宗教情結的精神文明。當兩個文明相互碰撞、衝擊，在接受異己文明的時候，顯而易見，最外層的物質文明是最容易被接受，也最易融合和突破的。越往深層，對異己文明越發排斥，接受異己文明和不同文明融合，也越發困難。

　　在五四之前之一個甲子，爆發了亞羅戰爭（即國內通稱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其實戰爭的起因完全與鴉片貿易無關），讓大清帝國見識了西洋的船堅炮利。雖然此前二十年的通商戰爭（即國人通稱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也是與鴉片貿易無關的戰爭），只是“暫行賞借”了香港，顯然沒有觸動要害，大清已經忘記了疼痛。而亞羅戰爭，為了報復清廷公然違反國際法，劫持並撕票享受外交豁免權的英國使團，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圓明園在大清海淀子民和英法聯軍共同努力下，灰飛煙滅，咸豐帝在外逃的路上絕氣身亡。京城短暫丟失、皇家度假別墅被毀，大清才感到切膚之痛。年輕守寡的慈禧立刻興辦洋務，改革開放，摸石頭過河地探索以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之大清特色的強國復興之路。在洪匪長毛和捻匪被曾國藩、李鴻章師徒剿滅之後，大清帝國享受了三十多年的、既無內憂，也無外患的和平高速發展環境。即便後來的外患，也是大清帝國及其子民自身作惡作怪為之；總之，落後不會挨打，但犯閒一定討揍；比如明治維新前的日本，遠比大清落後，但從來沒有被打。經過一代人努力的“同光中興”，進入了“厲害了，我的蟈”之大清新時代。

　　到此為止，如果不是甲午海戰，敗北於一貫師從天朝的東瀛小學生，這個對於最外層面的西洋物質文明接受和融合，近乎功德圓滿。

　　然而，“甲午海戰”宣告了物器層面、以經濟改革為主的洋務運動的失敗。體制層面的改革和社會轉型，自然而然地提到議事日程。這之後，急功近利的戊戌維新以失敗告終，而極度抵制西洋文明的庚子拳變，引發八國聯軍進軍北京，解救外國使館和僑民，並恢復被拳匪毀壞的京畿秩序。清廷在次年的辛丑賠款之後，加大步伐，做出了遠比戊戌維新還要激進的體制改革舉措。為君主立憲籌備，以及類似西方議會的各省諮議局紛紛成立。然而，革命黨人，再也等不及了，爆發了辛亥革命。袁世凱逼勸清廷退位，宣布共和，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制的國家。從某種意義來說，對於西洋文明衝擊而帶來的社會轉型，此時，已經進入到了文明融合的第二個層面，就是體制和制度的層面。

　　雖然民國立國之初，本想師法英美憲政。孫文的忽悠並想奪權，國會不能正常運作而導致的袁世凱短暫稱帝。勢弱的北洋政府和強悍的南方革命黨之間，黨閥爭異不斷，使得憲政進展步履維艱。對於這些困惑，促使智識階層進而對傳統深層文化反思，在五四運動的推波助瀾之下，採取價值逆反的做法，否定傳統孔學儒家文化，試圖向文明最深層衝刺。並且智識階層也意識到，社會的轉型和改良，並非物器、體制的問題，而是應該對深層文化的反思，從而進入文明的核心價值和觀念層次。

　　三，五四後之歧途

　　雖然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引入了“民主”和“科學”。德賽二生，只是西洋深層文化的外化表象形式；而不見這背後支撐的，西方國家在宗教改革之後的基督新教靈魂。與此同時，跪乞蘇俄盧布的李大釗、孫文之流，黨指揮槍，將國家引入歧途。憲政建設被迫中斷，取而代之的是黨閥之爭，武裝奪權。被土共頂禮膜拜的蟆劣邪教，本來就是西方社會發展過程中消化不良的排泄物，土共卻如獲至寶，津津樂道地吸允這泡大便。

　　在五四運動三十年後，土共終於奪權。不但打斷了中華文明，也中斷了社會轉型的良性發展過程。毛太祖治下的紅朝前三十年，尤其是亙古未有的文革，將中國帶入萬復不劫的深淵，也是古今中外最黑暗年代。姑且不說，邪靈附身，中華道統被破壞殆盡，民生急劇下降；就憑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總和，生靈塗炭，可見蟆劣邪教其荼毒之深之廣之惡。

　　四，新洋務運動及天安門大屠殺

　　當毛太祖駕崩之時，紅朝國民經濟已臨徹底崩潰邊緣。鄧小平出山，重開新洋務運動，從物質層面再行改革開放。此時整個中華，不論經濟民生、政治制度還是文化形態，又回到了咸豐駕崩、慈禧洋務運動之物器層面的原點。更有甚者，不但經濟民生水平遠不如慈禧時代；而且在被蘇俄雜毛文化殖民幾十年後，國民心態扭曲，中西優秀傳統和先進文明，遺失殆盡。

　　改革開放剛過十年，經濟改革使得民生迅速提升。由於體制層面變革滯後，對於高速經濟增長，顯得捉襟見肘。八九民運，起源於學生自發的、對於官員階層的反腐敗訴求；也符合智識和精英決策階層，對體制改革嘗試之設想。本來可以以此為契機，推動文明融合和社會轉型，走上一個新的台階層次。即便這樣體制改革能順利進行，充其量也就是開始碰及、清末民初已經踐行的體制層面的社會轉型之皮毛而已。更何況，在天安門廣場，浸透學生和市民鮮血的坦克履帶，碾碎了這一切。

　　其實，對於掌權執政以來，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總和的土共來說，六四屠城所殺戮的這些和平請願的學生，只能算是小菜一碟。所不同於以前的屠殺和迫害，六四坦克屠城，是在媒體開放的光天化日之下、在全世界的眾目睽睽之下，犯下的令全球瞠目結舌的暴行。同時，也讓全世界看清了共黨本質，從而促使東歐共產政權的連鎖而迅速垮台。這是為推動世界文明的進步，血性方剛的中國學生流出的鮮血、獻出的生命。

　　五，文明融合、再造之路

　　紅朝的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雖然經濟民生突飛猛進，但其經濟、體制和深層文化的改良變革成就，至今還沒有能夠超越慈禧的“同光中興”。

　　不論是清末民初的憲政建設嘗試，還是現在紅朝四十年來的新洋務運動，只要是社會心智處於正常狀態的發展階段，都試圖在各個領域以美國為師，尋求社會變革、轉型、升級之道。

　　年曆計時，從五四到六四，整整一個月，再往後一個月，就是七月四日的美國獨立日。美國的獨立，並非單純的北美殖民地，擺脫英國宗主國。而是自四百年前的“五月花”號搭載着英國清教徒，簽署的《五月花號公約》開始；以《聖經》的原則，試圖在地上建立“山巔之城”的一系列歷史事件和過程。七四的美國《獨立宣言》，開明宗義地宣稱“人人受造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人有追求生命、追求自由、追求幸福（或者私產不可侵犯）之權利。這個以基督教教義為基礎的憲政價值觀，皆源於宗教改革後的加爾文教義，以及英國清教徒哲學家約翰·洛克的政治哲學設計。美國七四的獨立，繼承了深受加爾文教義影響的荷蘭、英國的新教改革倫理和現代憲政傳統，是一次社會改良和再造過程。

　　不同於魏晉南北朝時代，佛教的外來文明衝擊和五胡亂華，給天朝帝國帶來的動盪。而那個時候的外來文明衝擊，只是成就後來的宋明理學，融合儒佛道，將儒家理論推向高峰；但沒有觸及社會根本，也不能帶來社會轉型和變革。而自中英“通商戰爭”以來的中西文明衝突，而是從物器經濟、政治體制、社會結構、深層文化的全方位衝擊和接觸。但西洋主流文明，尤其是英美文明，萬變不離其宗，皆為宗教改革後的基督教新教文明。如何全方位地融合基督教支撐的西洋文明，完成社會良性平穩轉型，應該是一個漫長的融合過程。就目前中國社會狀態來說，姑且不論深層文化和群體宗教情結，即便社會體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更何況對於深層文化的認知和接受。

　　總之，作為中西文明融合和社會轉型的歷史事件來說，從五四到六四，不只是一個月的時差，也不只是七十年的年輪，但離七四還很遠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