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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代決策論看敬畏大自然問題
送交者: 雲兒 2005年11月01日20:49:1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決策與信念---從現代決策論看敬畏大自然問題


這些天忙着查帳玩兒,沒功夫管別的。剛剛進新文化論壇,讀到愚人兄的文章,《敬畏大自然與整體自然和人系統觀的科學》,突然觸發了一些感想。隨手敲下一個嚇人的大題目,《從現代決策論看敬畏大自然問題》,其實一篇短貼根本駕馭不了這種大問題。只是有些想法不吐不快。下面的東東,完全憑我記憶中的知識聊聊天,隨便侃侃主觀概率論,談談它在現代決策論的作用,並且從這個角度說一下我讀愚人文章的感受和我對“敬畏大自然”的解讀。

我這裡所談的決策,指的是在不確定條件下的行動選擇。這樣的決策有四個要素:可選行動集、可能結果集、信念(beliefs)、和價值評估。可選行動集很好理解,比如在修三峽大壩的問題上,就有不修壩、修低壩、修中壩、修高壩等等選擇。每一種選擇,都對應着一套可能因此產生的後果,比如建三峽大壩,它在生態上的後果,概而言之,可以有“破壞很大”、“破壞較小”、“幾乎沒有破壞”、“不僅沒破壞反而有益”等等可能後果。當可選行動的後果不是唯一確定的,而是有多種可能性的時候,就形成了我所說的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

所謂信念,指的是人們對各項結果發生概率的評估;價值評估,則是估價各種可能結果,如果發生的話,對決策目標的增進或損害。這兩個要素,通常都有相當大的主觀性,人與人之間相差很大。以發生概率而論,三峽大壩,有人認為它造成生態破壞的概率很小,可以忽略不計;有人認為這個概率並不那麼小,不可忽略。這是概率評估的主觀性。當然它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即使各人所認定的發生概率相同,比如說都是千分之一,但是效用評估體系不同,也會造成完全相反的判斷。一些人可能認為,千分之一的生態破壞機遇,已足以抵銷建壩的效益,建壩得不償失。有些人則說,建壩的效益,遠遠高於這千分之一機會發生生態破壞的損害期望值,得大於失。

這裡有兩個方面的主觀性。價值評估體系的主觀性,大家想必都比較熟悉了。今天單講概率評估體系的主觀性。

我們學習概率論時,教科書上總是習慣於把概率看作是客觀的,反映了客觀的發生頻率。各種各樣的大數定理,則為此種看法奠定了基礎。比如著名的伯努利大數定理就說,假如一個事件發生的概率,在每次觀察中都是恆定的,那麼,當觀察次數無限多時,觀察到的這個事件發生的頻率,就收斂於該事件發生的概率。

大數定理當然是正確的,但是我們必須注意這個定理適用的條件:第一要求我們觀察的系統是具有恆定的概率(即是穩恆stationary的),第二要求我們觀察的次數充分大。假如概率恆定而觀察的次數有限,則有無窮多種概率,與我們的觀察相容。此時古典的統計推斷理論,可以告訴我們,我們可在多大的信心水準上,認為實際概率落在某個一區間內。

更複雜的情況,發生在概率不恆定時。上個世紀初,統計學家研究穩恆動態系統,把大數定理推廣為動態系統的遍歷定理,它斷言,系統的概率性質完全可以通過可數無窮多個時點的觀察來確定。到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統計學家開始研究非穩恆(non-stationary)系統。他們發現,對一個事件作可數無窮多個時點的觀察,即使事件頻率收斂於某個恆定值(這時候稱系統為穩定stable的),也無法完全確定系統的概率性質。人們可以構建出無窮多個不同的動態系統模型來,每一個模型都與過去的觀察相容,然而卻可以對未來作出截然不同的概率預測。

一些自然科學家喜歡假定我們這個世界是穩恆的,至少在概率的意義上,觀察過去可以讓我們準確地預測未來事件發生的概率。但是研究歷史---不管是自然歷史還是社會歷史---的科學家,則不敢作此絕對的斷言。我們的世界或許是穩定的,因為有許多重複發生的事件,其發生頻率都大致趨於某個與時間無關的穩定值,統計規律對它們是適用的。但是還有許多非重複事件,或十分罕見的重複事件,衝擊着我們所在的系統,使得它不再穩恆。過去的觀察,可以使我們了解系統的平均性質,可以使我們拋棄那些與觀察不相容的錯誤信念和錯誤理論,然而我們卻不再能唯一確定未來事件發生的客觀概率。

當概率不再由客觀頻率確定時,我們就需要一種主觀概率理論了。現代的主觀概率論,主要奠基人當屬薩維奇(Leonard Jimmie Savage),他1954年那本《統計學基礎》,是一本了不起的開山之作,提出了主觀概率的六條公理,並且由此導出決策論中常用的預期效用理論。在他的理論中,概率僅僅只是由人主觀賦予事件的數字,可以從個人對於不同行動的偏好中推導出來。當它們滿足那六條公理時,就構成了一個自恰的概率系統。這樣的概率,完全是主觀偏好的產物,反映的個人的信念,與事件的客觀頻率毫無關係。

薩維奇之後,F. J. Anscombe 和 Robert J. Aumann 將薩維奇的公理系統予以簡化,並且用一個單一的理論,將主觀概率與客觀概率融合為一體。在他們那裡,主觀概率固然不能與客觀概率矛盾,但是客觀概率卻不一定能夠完全確定主觀概率。許多情況下,主觀概率並非來自客觀觀察,而是出於個人的信念,或者信仰。反正就是英文 beliefs 一個詞,就看你怎麼翻譯了。

現在的問題的,一旦存在多種主觀概率,每一種都與客觀的觀察相容,我們應當如何在這許多種主觀概率系統中選擇呢?一些統計學家(或經濟學家、博弈論專家)相信,存在着唯一“理性的”或曰“科學的”方法,可以在某種意義上,讓我們以客觀的方式,推導出我們“應當”持有的主觀信念來。這就是所謂“哈桑伊教條 Harsanyi Doctrine”和以貝葉斯推斷為基礎的學習理論。

“哈桑伊教條”即共同先驗概率說,它斷言,在觀察事件之前,每個人對各個事件發生的可能性,都抱持着相同的先驗概率。比如我們可以根據一些共同的準則,將事件分成相似大小的不相交類,每類事件都看作是等概的。以此為基礎,貝葉斯理論提出了一種方法,告訴我們,每次通過觀察獲得新的信息之後,如何通過條件概率定理來更新先驗概率。這樣,先驗概率就根據觀察結果不斷更新,不斷逼近客觀概率。許多人相信,以這種方式來形成信念,才是“科學的”。

這種理論的一個重要推論就是,不同的個人,只要是理性的,必定以相同的方式來理解和解釋信息。當他們得到的信息完全相同時,他們也必然都持有相同的信念,必定會對未來事件發生的概率,作出相同的預測。換言之,一切信念差異,一切預測的不同,都來自於掌握信息的差別。

我的一個朋友,研究了美國幾百家大公司的宏觀經濟預測。他的主要發現是,這些公司的預測,差異極大,比如對經濟增長的預測,許多年份從-4%到+4%的都有;而且這些差異,只有極少部分來自掌握信息的差異(他們所依據宏觀經濟數據完全一樣),最大的差異乃在於不同公司採用了不同的模型,對相同的數據作了不同的處理和理解。換言之,無論是先驗的信念,還是推斷的方法,不同公司都極不相同,有時候則相差萬里。

其實,別說公司預測,就看現在流行的經濟理論,也有好多不同的學派,而經濟學們的觀察對象,可沒有什麼不同。你能說持不同的理論的經濟學家,就是不理性的嗎?不僅經濟學,自然科學也一樣,不同學派的共存與競爭,也說明,即使在科學領域,信念的形成,也並沒有所謂唯一“合理”、“科學”的途徑。

這就是知識的不完備性。在學術研究領域,我們可以直截了當地承認我們的無知,讓時間來逐步揭開無知之幕。但是當我們要作決策,包括作公共決策的時候,我們必須對所有相關事件,都作出概率判斷和價值評估,以便作出行動選擇。客觀的科學知識至關重要,它可以縮小我們選擇信念的空間,然而卻不能完全消除信念的主觀性。在不與科學知識相違背的範圍內,我們仍然必須選擇我們對於未來事件發生概率的主觀信念,仍然必須對事件發生的後果作出價值估定。

在我看來,“敬畏大自然”和“人定勝天”,大約可以代表兩種不同的概率信念和價值取向。“敬畏大自然”,對可能造成生態破壞的決策,比較保守,將生態破壞的可能性看得大些,後果看得嚴重些。“人定勝天”,則比較積極,把對決策造成生態破壞的可能性看得比較小,對其後果抱持樂觀的態度。

兩種評估,兩種傾向,都可以是不違背現有科學知識的。怕就怕有些人,冒科學之名,明明只是自己一方的主觀信念或信仰,卻以為這信仰是“科學地”形成的,非要把它冒充成客觀的科學知識,強加於人。後面這種傾向,我把它叫做“科學主義”,或者說,“假冒科學主義”。中國大陸這類東西很多,比如把某黨某派的意識形態,冒充為科學知識的,就是。近來一些人把“敬畏大自然”斥為“蒙昧、非理性、反科學”,斥為“號召人類無作為”,也是。

回過頭來談決策論。依我之見,不同的先驗概率信念,會導致十分不同的決策程序。我們可以用司法審判中的“無罪推定”與“有罪推定”,來加以說明。

無罪推定,以“嫌疑人無罪”作為先驗假設。訴方必須提出充足證據,證明嫌疑人有罪,消除任何相反的合理懷疑,方可定罪。

有罪推定,則以“嫌疑人有罪”作為先驗假設。辯方必須提出充足證據,證明自己無罪,消除任何相反的合理懷疑,方可免罪。

在一個具有無限知識的理想世界中,兩種程序,得出的結果將完全相同。但是在一個有限知識的世界裡,兩種程序,常常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

“人定勝天”,我覺得可以看作這樣一套先驗概率信念,它對一個項目的環境影響,採取某種形式的“無害推定”---人們一般假定該項目不會對我們生存的環境造成重大破壞,或者即使有破壞,也可以靠技術進步來糾正。因此只要它在其他方面利大於弊,便可上馬,僅僅只有當存在充足證據,說明它會造成不可逆轉的重大環境危害時,才會停止。

“敬畏大自然”,則可以看作這樣一套先驗概率信念,它對項目造成重大生態破壞的可能性,採取了某種程度上的“有害推定”:一個項目首先被假設為是潛在有害的,必須經過論證提出充足證據說明它不會造成很大環境危害,方可實施。

後一種信念,我感覺非常接近於愛因斯坦式的敬畏自然觀念:對自然秩序的宏偉結構感到驚奇和敬仰,意識到自己知識有限而產生謙卑和畏懼感---我們知道我們對於自然秩序只有很不完善的理解,知道我們依靠有限知識做出來的決策有可能犯錯,害怕我們犯錯可能招致自然的報復,造成不可逆轉的重大危害,因而不得不採取儘量降低犯錯機率的保守策略。

這種觀念倡導的是一種謙卑和慎重的態度,而不是無所作為。愛因斯坦是開發利用原子能的祖父,他對自然所持有的那種敬畏感,也許更能讓我們看清楚,敬畏大自然,原來既不等於“蒙昧、非理性”,又不等於“號召人類無作為”,更不是“反科學”。如此一來,一些假冒科學主義者給“敬畏大自然”扣的大帽子,一下子就顯得荒謬可笑了。

當然,基於“有害推定”的決策程序,應用於公共政策中,就對很多項目的立項和施行,設置了不少障礙,讓許多人感到礙手礙腳,甚至有無所作為之感。特別是當對立雙方所持的信念,大不相同時,難免會覺得對方愚昧而不可理諭,就象基督徒覺得異教信仰不可理諭一樣。許多爭論,我覺得大約都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今天這個時代,人類工程造成環境生態重大破壞的能力日益強大,提倡一種以“敬畏大自然”觀念為基礎的決策程序,在有關項目環境影響的問題上,從已往的“無害推定”,轉向今天越來越多人接受的“有害推定”,我以為有其合理性,儘管某些打着科學旗號的假冒科學主義者,不喜歡它,千方百計要把它打成“反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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