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0年代後為什麼農民不願生孩子了? |
| 送交者: 水寒 2005年11月13日21:19:2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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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後為什麼農民不願意生孩子了?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i@yahoo.com 1971年,以國務院批轉衛生部等《關於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為標誌,全國城鄉計劃生育工作全面開始,允許生育兩三個孩子,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平均每個婦女生育5.8個孩子)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與現在印度差不多)、1980年的2.24。而維持社會可持續發展,需要平均每個婦女生育2.1各孩子(人口學上世代更替水平)。可見1970年代的計劃生育的階段性任務到1980年時候即將完成,不應該再強化。 現行計劃生育始於1980年。“全國總人口在20世紀末不超過12億”的控制目標是在1980年9月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提出來的。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把計劃生育定為中國的基本國策。 為了實現中央的人口目標,1980年鄭重向全國發出了“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號召。據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曾毅的統計,中國政策生育率只有1.38。 這個“獨生子女政策”1980年代在農村遭到強烈的抵制,主要原因是:
幸虧因為1980年代的這些阻力,並使得國家在1984年開了一個小口子,整個1980年代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還能徘徊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但從城市角度看,人口結構是已經被破壞了。 1980年代國家對2000年人口控制目標從11億以內、12億以內、12億左右再到13億以內的不斷調整,就是來源於農民的超生壓力。 1990年後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開始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然後快速下滑,國家統計局、計生委多次客觀調查數據均顯示在1990年代中期後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就只有1.3左右。最為客觀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00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只有1.22。 199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家庭經濟和生育研究”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城市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65左右,農村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89左右;1997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組織的全國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樣調查的結果顯示:城市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56左右,農村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80左右;2004年上海只有1.1)。2002年國家計生委開展的“城鄉居民生育意願調查”表明:如果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選擇生育兩個孩子的比希望生育一個孩子的多34.6%,平均生育意願不到1.7。 由於現在中國不育不孕人群已經增加到12.5%, 加上單身、丁克等因素,在1.38政策生育率的限制下,在上述如此低的生育意願下,實際生育率只有1.3是合理的。 對這些數據,計生委和人口學界感到非常納悶。他們覺得既然生育政策沒有變,為什麼生育率下降這麼快?對於客觀的1.3左右的生育率,他們認為是因為超生隱瞞,因此每次都將客觀生育率數字調整為1.8;對於中國的低生育意願,他們認為是因為現實條件有限而“潛藏起來”了,為了證明這一點,計生委系統通過媒體誇張性地宣傳高收入人群的超生情況。其實目前有條件的高收入者也不過生育兩胎,生育三胎的罕見。而由於高收入人群大多數生育意願比普通人群還要低,他們這個人群平均生育率還達不到平均水平,更不可能超過世代更替水平了。 其實,只要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稅費改革,就完全理解為什麼中國生育率急劇下降。1990年代開始生育率下滑的原因如下: 1、隨着城市經濟體制的改革,尤其是港資、台資和外資的引入,以及國內私營經濟的發展, 1980年代中後期中國農村開始出現民工潮,農業部的“中國農業信息網”轉發的《工人日報》文章(http://www.agri.gov.cn/llzy/t20050412_353788.htm):全國目前有2.5億農民工。而這些農民工主要是青壯年育齡人口,9億農民中去掉老年人和小孩外,育齡人口一共只有三億多。就是說農村育齡人口大多進城了,這些人生育願望是非常低的。其實在1960年代,中國婦女平均生育6個孩子的時候,但城市居民不過生育2、3個;現在中國農村的經濟情況總體來說遠比當時的城市居民好,並且農村育齡人口大多到城市打工,沒有時間和精力養育孩子,而養育孩子的條件還不如當初城市居民(大多數連產假都沒有,夫妻分居、在城市沒有根據地)。 2、基尼係數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係數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80年代初期我們的基尼係數還不到0.3。但在1990年代後,基尼係數不斷增大,現在已經在0.45到0.5之間。中國社科院最近完成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已連續7年低速增長,不及城鎮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由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1.8比1左右,上升到現在的4倍甚至6倍!青壯農民不得不離鄉背井、妻離子散奔向城市,忍受廉價剝削,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 3、教育產業化:在1970年代中國幾乎是全民免費義務教育。而據《安徽市場報》報道:安徽省城調隊的一項調查表明,教育收費已成為普通家庭一項沉重的負擔。一名小學生一年開支需4580元,其中學雜費、書本費需692元;初中生一年開支5100元,學雜費、書本費829元;高中生年開支達8380元,學雜費、書本費達2730元。而一名就讀四年的大學生,需一個農民18年的收入。 4、中國農村醫療在1960、1970年代輝煌一段時間後,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合作醫療徹底崩潰。尤其是隨着醫療產業化,農民已經逐漸喪失了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能力。比如以前生一個孩子只需要花費幾元錢,但現在需要數千元。不要說大病,連普通的感冒都不敢上醫院,普通的闌尾炎手術都得付出數月甚至一年的勞動所得。 5、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分稅制改革,實際上是中央政府把財力向中央集中(國家有財力給公務員增加工資,大城市有財力發展基礎建設),卻繼續讓基層政府承擔農業基礎建設、義務教育(而國家又提高公務員工資標準,但地方政府無力承擔,只好打白條拖欠教師等的工資)、衛生醫療等開支,造成地方政府債台高築,鄉鎮政府面臨“破產”(趙現波《崩潰的邊緣--中國農村的基層政府債務危機》)。而基層政府為了運轉,就通過各種途徑“搭車收費”將壓力往所有農民身上轉移,但是中央又要求“減輕農民負擔”,禁止“搭車收費”,結果只有計劃生育這個合法的“撈錢”途徑了,由於計劃生育又是“一票否決”、“一把手親自抓”,撈計劃生育的錢撈的光明正大,成了維持農村基層政府運轉的重要財經來源。雖然1990年代的計劃生育從手段上並不比1980年代嚴厲,但是罰款數額卻是數倍增加,遠超出一般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在繳納罰款(後面改稱社會撫養費)後,就根本無法維持基本生活了。打個比喻:一個塑料袋裝滿水,主人將上面的口子封住,並且往下擠壓,塑料袋就面臨破裂的危險,好在底部有好些漏眼,水就通過這些漏眼漏出去以緩解壓力,主人又將這些漏眼堵住,只留下幾個漏眼(計劃生育、農業稅等),結果水都往這幾個漏眼流,由於壓力太大,這些漏眼很快就破了。每次中央要求“減輕農民負擔”,就意味着生育率的又一次下降。基層工作已經是圍着計劃生育轉了,計生大樓成為一些地方最為豪華的建築。現在開始取消農業稅,使得農村最後一個可以“搭車收費”的藉口沒有了,要是農村機構不能縮減的話,基層政府肯定會在計劃生育上做文章。據我所知,很多鄉鎮幹部到數百里外的城市找該鄉鎮打工的育齡婦女(尤其是年關等着發工資的時候)。 總結:1990年代之後農村人口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生育意願不斷下降;貧富差別加大以及教育、醫療的產業化使得農民養育孩子的能力不斷下降;而分稅制改革使得計劃生育成為維持基層政府轉運的最後一根稻草。而計生委卻高估了百姓對抗政策的能力。 改革開放以來無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改革是否完全成功,並不能單純憑GDP,也不能靠媒體宣傳的“政績”,更不能憑藉培育出一些世界級的富翁。改革成功的標誌是“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這首先是人口本身有可持續發展能力(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平均養育三個孩子)。因此改革成功的金指標是:主流家庭能夠輕鬆地養育三個孩子。 為了國家長遠利益,我們可以容忍犧牲少部分人的利益,甚至可以容忍犧性整整一代人的利益,但要是結果是主流家庭連三個孩子都養不起,社會失去了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我們就不得不反思改革的方向。 2003年之前,媒體都還是關注“民工潮”,然後2003年開始,中國沿海開始出現“民工荒”,這幾年逐漸嚴重,甚至湖南、四川等人力資源豐富的內地省份也開始出現“民工荒”了,“荒”得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促手不及。目前經濟學家還是淺層地從勞動待遇問題考慮這個問題。 其實從“以人為本”角度是很容易看出“民工荒”的深層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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