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之際，楚漢爭霸，漢高祖劉邦因得人之盛，遂擊敗項羽，統一海內，建立漢朝。在劉邦身邊，有一儒生陸賈，是楚地之人，一直追隨劉邦左右，用自己的學識，輔佐其逐鹿中原的偉業。《史記》中記載：陸賈常引用《詩》、《書》聖賢之語，很招劉邦厭煩。有一次劉邦忍不住負氣說：“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意思是我的天下是在馬上得來的，要《詩》、《書》有什麼用？而陸賈回答“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就是說，您從馬上打下來的天下，難道還能在馬上治理天下嗎？商湯、周武王都是像您一樣取得天下，卻用安定的手段來維護政權，文武並用才是保證政權長久的辦法。陸賈在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的執政原則，治理國家，不能僅僅靠武力，而是主要靠文治，順應民心和歷史趨勢，才能得到萬民擁戴，永保江山。

    而漢初大政治思想家賈誼在《過秦論》中，着重揭示了強大的秦國迅速衰亡的深層原因。秦國到了秦始皇時代，其武裝力量達到了頂峰，秦始皇憑藉武力，“威振四海”，登上皇帝的寶座，用嚴酷的刑罰來奴役天下的百姓。並且“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以華山為城牆，把黃河作為護城河，借着高山，以及深不可測的黃河，憑險據守；同時派遣親信將領，率領精良的部隊守衛着要害之地，忠心的官員和精銳的士卒，拿着鋒利的兵器，盤問過往行人。使咸陽周邊，關中之地，崤山之險，函谷關之固，形成了無懈可擊的維穩防禦體系。在完成了上述龐大部署之後，一切反叛的力量都已經臣服，天下成了始皇的掌中之物，他心裡認為，如此險要地勢和穩固防守的戰略態勢，必定構成秦朝傳緒子孫萬代的牢固基業。

    秦末造反的陳涉不過是個下等賤民，流放的配軍，既沒有過人才能，也沒有高尚的賢德，更不富有。但他在田野間突然發難，率領着疲憊的幾百人，砍下樹木作武器，舉起竹竿當旗幟，掉轉頭來進攻秦國，天下豪傑們竟然雲集響應，一齊起事，很快推翻了武裝到牙齒的秦朝政權，把秦朝王室滅族。對此，賈誼感嘆道：“......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帶甲百萬，兵車萬乘，把天下作為家業，用崤山、函谷關作為自己的內宮，掌握着無盡資源的強盛秦國，竟然在極短時間內就被陳涉一個高粱花子搞得亡國滅種，被天下人恥笑，這是為什麼呢？就因為不施行仁政而使攻守的形勢發生了變化！

    賈誼繼續時說："陳涉以戍卒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意思是說，陳涉憑着幾百名散亂的戌卒，振臂大呼，不用弓箭矛戟等武器，光靠鋤頭和木棍，所到之處，只要有人家住，就能得到給養，橫行天下。而反觀秦軍，雖有險阻，卻不防守；雖占據關卡橋梁，但是無人防禦，門戶大開；秦兵雖有長戟等精良兵器，但是不去刺殺；雖有強弩卻不用來射箭，致使反叛的楚軍很快深入秦國境內，鴻門一戰，竟然連籬笆一樣的阻攔都沒有遇到。於是山東（指崤山以東地區，秦國東邊的韓、趙、魏、齊、楚、燕，統稱山東之地）大亂，諸侯紛紛起事，豪傑競相為王。在這裡，賈誼給我們描繪了一幅秦朝嚴刑峻法，不講仁政，進而人心軍心喪失殆盡，所面臨的一場可怕的大崩潰局面。

    在賈誼看來，其實秦始皇吞併海內，統一六合，是符合歷史潮流的。戰國時期連年征戰，軍民疲憊，企盼太平，人心所向，“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秦皇稱帝，百姓上有了天子，都希望能靠他結束動亂，安身活命，沒有誰不誠心景仰皇上，在這個時候，應該保住威權，穩定功業，這是秦皇一展身手，奠定萬世基業的大好時機。但是“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秦王懷着貪婪卑鄙之心，只想施展他個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親近士民，拋棄仁政王道，樹立個人權威，禁除詩書古籍，實行嚴刑酷法，把詭詐權勢放在前頭，把仁德信義丟在後頭，把殘暴苛虐作為治理天下的前提。所以秦朝的氣數很快就盡了。

    賈誼分析道，“夫兼併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無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用武力奪取天下，要重視詭詐和用兵；治理國家，則要重視順時權變：這就是說奪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樣的方法。秦朝奪取天下，卻依然持續“詭詐和武力”路線，不改嚴苛的政令，秦王孤身無援，不信任任何人，但卻擁有天下，所以他的滅亡很快就來到了。其實這就是陸賈所說的“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賈誼一針見血地指出：“故先王者，見終始不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矣”。所以古代聖賢能洞察開端與結局的變化，生存與滅亡的之道，明白統治的真諦，就是要專心致力於使民眾生活安定，豐衣足食罷了。

    而秦二世上台，同樣有着力挽狂瀾的歷史機遇。“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囂囂，新主之資也”。秦二世上台，所有人都伸長脖子觀察他的政策。受凍的人穿上粗布短襖就覺得很好，挨餓的人吃上糟糠也覺得香甜。天下受苦哀嚎的百姓，正是新皇帝執政改弦更張的資本。如果二世有一般君主的德行，任用忠貞賢能的人，割地分民，禮賢下士，免去刑罰，開倉濟民；減輕賦稅，實行仁政，天下人就歸附了。秦國一定會修正始皇的過錯，延續國運。但是可惜的是，“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賦斂無度，百姓困窮......。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於眾庶，人懷自危之心，......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借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秦二世不實行這種辦法，比始皇更加暴虐無道，刑罰更加繁多，殺戮更加嚴酷，官吏辦事苛刻狠毒，賞罰不得當，賦稅搜刮沒有限度，國家的事務太多，官吏們都治理不過來；百姓窮困已極，而君主卻不加收容救濟。於是奸險欺詐之事紛起，上下互相欺騙，蒙受罪罰的人很多，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難。從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心中自危，身處窮苦之境，到處都不得安靜，所以容易動亂。秦朝因此每況愈下，很快就亡於陳涉一匹夫之手。

    秦漢以降，歷代統治者都在不斷強調“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的統治格言，所有“文景之治”、“貞觀開元之治”以致大清的“康乾之治”等開明盛世，都體現出了這一“與民休養生息”的民本主義真諦。康熙大帝曾發豪言：“大清萬世永不修長城，朕要以王道治天下”，一反明朝大修長城的舉措，大修廟宇，建喇嘛廟，蓋清真寺，通過安撫和結盟的懷柔政策，籠絡蒙古、藏族、維、回等少數民族，從而鞏固了邊防，擴展了領土，實現了君王統治的極高境界。

    “以史為鑑，可見興衰”。聯想到當今皇帝習大帝自2012年登基以來，一直處在太上皇淫威之下，一路走來，艱苦備嘗。最終在19大之後，利用軍中反腐，抓住時機，調兵進京，雷霆出擊，解除太上皇的御林部隊，即中央警衛局武裝，一舉消除危害中共多年的元老垂簾聽政體制，親掌大權。四中全會召開標誌着習大帝已徹底甩開元老院，正式加冕，成為名副其實的真皇帝。到目前，忠於習大帝的空軍將領已完全掌控中共軍隊大權，所率領的40萬中部戰區野戰精銳大軍雲集北京，從中南海開始，沿2環、三環、四環.....直到天津外圍，形成包圍京城的9層防禦圈，牢牢控制着北京局勢。習大帝的調兵進京，摧毀政敵，可以說是政治軍事上的大手筆，說馬上得天下一點也不為過，具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同時，一直對中共未來命運憂心忡忡的習大帝，立志做維護黨天下的真“男兒”，將野戰軍部署在京城，也是針對未來顏色革命的遠憂，下的是一步狠棋，勒兵觀變，隨時動用大軍，將任何不安定因素扼殺在搖籃中。

    歷史的教訓極為深刻。“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核心的問題不是黨，而是民。怎樣安撫民心，使其衣食無憂，安居樂業，社會遠離動亂，持續發展，永遠是首要的執政準則。首先要下得馬來，體民疾苦，才是撥亂反正，化危機為機遇的關鍵。當年鄧小平也是在經濟瀕臨崩潰，共黨統治搖搖欲墜的危急時刻臨危受命，推出改革大政，使共黨走出危機，受到全民支持。可見救黨在於救民，而非單純維穩，刀槍相向。否則，強秦的“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的崩潰結局，定會再次重演。即使再多鐵甲勁旅，飛機大炮，導彈核彈，又有什麼用？

    最近中共大內主管丁薛祥批“兩個維護”執行不力，存在陽奉陰違的“兩面人”等等情況。提醒黨內高層太上皇已成過去，當前要維護的核心只有習近平一個人，他就是黨中央的化身。這種論調爆露了目前習近平雖然掌握大權，但還沒有到“天下歸心”，人心所向的地步。人們表面上臣服，實際上內心仍然離心離德，腹誹不服者眾多。正如過秦論中所說：奸詐之事紛起，上下互相欺騙；從官到民，人人自危，不安於位，社會處於動亂的邊緣。

    看來，如何文武並用，以仁義治理天下，使共黨統治再次脫離危機，江山永固，考驗着習大帝的智商和執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