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二十世纪结束的钟声敲响之际，不少人说：二十世纪是科学与人权的世纪。这话的确很有道理。尽管二十世纪发生了悲惨的两次世界大战，但人类值得骄傲自豪的事却不胜枚举。科学的进步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物资财富，人权的推广又使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少拘束，更加自由多彩。有人甚至评论说：人类在二十世纪一百年中取得的成就，超过了过去几千年成就的总和。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科学的进步与人权的推广，却又给人类带来另外一种危机。新世纪伊始，日本各大媒体都在发布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妇女的平均终身生育子女数为１．３４，这在西方七大发达国家中，是仅高于意大利的“第二低”出生率，也就是说一百对夫妇中，有六十六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按照这个出生率，日本人口专家预测一百年之后日本的人口，要从现在的一亿二千万下降为五千万。那么二百年之后呢？三百年之后呢？日本专家没敢再往下说。其实这种预测根本用不着什么专家了，连小学生都可以根据１．３４这个生育率，推算出日本人将在几百年后从地球上“灭绝”。用另外一种方法表述，也可以说日本人已经开始丧失“生存权”。

　　由于人口的递增和递减都是遵循几何级数，所以人口一旦下降起来，刚开始还不很明显，但越往后越迅速。如果等到人口出现明显下降时再想控制，就非常困难了。五十年代初期人口学家马寅初提出中国应该控制人口时，绝大部份中国人并不在意，认为即使中国出现人口爆炸，那也是很久以后的事，到那时我们的子孙自有解决的方法，用不着为子孙后代操那么多心。当时人们根本没考虑到四十年后中国会出现十三亿人口，要解决这十三亿人口的吃饭就业会有多大的困难。可是几何级数递增的人口，使中国人在二十年后就发现马寅初当年的预测已经变成了现实，子孙后代根本不象先人估计的那样能够自行解决人口问题，而是深深苦于先人的轻率给后代带来的人口重负。

　　现在日本的情况也是一样。尽管少数人口学家提出日本人口将要迅速减少的警告，但大部份日本人并没当回事，也以为到那时他们的子孙自有解决之策，用不着为子孙后代的事操心。可是按照现在日本社会的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日本再过三十年左右就要出现明显的老人过多、年青人不足现象，日本人的后代用不了多久也会品尝到他们先人轻率的苦果。到那时日本一个年轻劳动人口要养活二到三个失去劳动力的老人，纳税的负担非常重，哪有能力养活几个孩子。年青人沉重的养老负担使他们更不愿多生育，这又进一步会加速人口减少的速度，成为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日本人的“灭绝”。

　　最近日本政府也开始意识到日本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考虑用招收外国移民的方法来缓解人口迅速减少的趋势。以前日本由于地少人多，人口压力大，日本从来没有积极招收过外国移民。但目前日本出生率已降到有史以来最低点，而且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所以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把大量招收移民的问题放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近来日本大大放宽了移民法，在日本的外国人要想申请永住或移民日本，比以前容易多了。

　　其实不仅仅是日本，当今世界上大部份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几乎都小于二，欧美发达国家其实都是靠大量招收移民来维持人口。

　　不过日本和欧美国家的国情不同，很难想象会有很多欧美白人愿意移住日本。日本将来最可靠的移民人口要来自中国和韩国等东亚国家，而中国由于人口众多，是日本将来最有希望的人口提供国。再过二、三十年，随着日本移民政策的放宽，中国人移民的热点就有可能从现在的北美转向日本。一旦中国移民大量进入日本，日本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中国化”，加之中国移民与日本人之间的通婚，日本居民中纯粹“日本血统”的人会越来越少，中国血统的人会越来越多，最后会出现中国人“消化”日本人的现象，这也许又会被中国人看作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个快举。

　　二战后美国称雄世界，美国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也向世界各国迅速推广。传统上日本人的人生观类似于中国，不重视个人的人权，认为人生的追求应该是为国尽忠，为家尽孝，崇尚克己奉公的集体主义。美国的人生观则强调个人的人权，崇尚自主自由的个人主义，美国生活方式的特点是拜金主义，追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日本二战后积极引进美国的人权思想和生活方式，美国的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已基本在日本扎根。现在日本普通老百姓的人权和自由得到了尊重，个人主义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思想主流。年青人中则拜金主义盛行，他们追求物资享受，强调自我价值。

　　美国的人权思想使日本人的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美式的资本主义大生产又使日本人的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富裕。但凡事有得必有失，在自由和富裕的背后，日本这个民族的人口越来越少，正在走向自我灭亡之路。可以说日本在实现了人权和富足的同时，却丧失了一个民族的生存权。人权和富裕给日本带来的“得”大，还是“失”大？

　　当然出现人口锐减危机的并不仅是日本，当今西方多数发达国家的妇女生育率都在二以下。按照生物学原理，一个两性繁殖方式的物种要想得以生存延续，最起码的条件是雌性的生育率大于等于二，生育率小于二的物种早晚要灭绝，因此也可以说生育率小于二的物种是不合格的物种。现在西方各国的生育率都小于二，也就是说西方人作为一个生物学上的人种已经不合格。

　　尽管西方各国有很好的人权记录，是典型的人权国家，但这些国家却因人口不断减少而正在丧失生存权。如果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孤立体系，无法从缺乏人权的第三世界国家引进移民的话，法国、德国、日本这些国家将在三百到五百年之间自然灭绝。

　　不要以为几百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要知道中华文明已经有四千余年历史，美国文明到现在不过二百多年，美国文明能不能维持五百年都是一个值得疑问的事。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权，竟要以丧失生存权为代价，那么一个民族建立西方式的民主人权体制，岂不是走上了一条绝路？前德国的独裁者希特勒说：“我们应该以世纪为单位来思考问题。”中国的专制体制延续了两千多年，西方的民主人权体制能够延续两千年吗？

　　历史已经证明：凡是民主人权搞得好的国家，凡是人民生活富裕的国家，该国的妇女生育率必然很低。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越高，人口的出生率就越低，这已是毫无例外、无须争辩的事实。照此推论，如果全世界各国都实现了美国日本西欧那样的民主人权，那么世界各国的生育率必然都下降到２以下，这样人类的灭绝也就指日可待了。全世界各国都搞中国式的独裁，人类不会灭绝；而全世界各国都搞美国式的民主，人类就要灭绝。从延续人类生存的生物学观点来看，民主人权体制优越？还是专制独裁体制优越？

　　我们现在推崇美国的人权和拜金主义生活方式，但美国的繁荣之所以能维持这么多年，主要是靠大量引进外国移民。可以说美国的繁荣是建立在“寄生”基础上的，离开了外国移民不断给美国补充新鲜血液，美国人早就绝种了。二战后德、日等国引进了美国生活方式，也使这些国家变成“寄生国家”，要依靠落后国家的人民为他们补充后代。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还能繁荣一段时间，是因为世界上大部份国家没有搞西方式民主人权体制，发达国家的人口负增长可以靠落后国家的人口正增长得以补充。

　　人权和生存权，两者谁更重要呢？尽管亚非拉落后国家没有人权和科学，但离开了民主人权，没有了科学技术，落后国家照样可以生存下去，不会灭绝。西方发达国家有良好的人权，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他们却丧失了生存权，离开了落后国家的人口补充，就要走上灭绝之路。如果以世纪为单位来考虑问题的话，人权和生存权，两者谁更重要不是一目了然吗？

　　为什么西方式民主人权体制会把人类引向灭亡？最主要就是民主人权体制迎合人类的缺点。人类有很多缺点，好逸恶劳，贪图物质享乐，则是人类最大的缺点。西方民主国家却提倡和鼓励人们追求物资享乐，使人性出现了堕落。一对麻雀夫妇每天吃饱后在树上唱唱情歌，显然比孵小鸟、喂小鸟的艰辛劳作要轻松快活得多。麻雀夫妇之所以不选择自私的享乐生活方式，是因为生物的本能使他们要把自己的后代传接下去。而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民，竟然不愿意担负养育自己后代这一生命体最起码的使命，已到了丧失生物的最基本本能的地步，可见西方生活方式对人们灵魂的腐蚀作用有多大。

　　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养育子女都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的事。动物把自己的子女养大，不是为了“养儿防老”，不图任何回报，是百分之百的纯爱。而人比动物聪明多了，人养育子女就包含了很大的私心私利，要求自己养儿的辛苦在将来得到回报。一旦建立了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再需要“养儿防老”之后，人们就不养儿了。人类社会越“发达”，福利制度越完善，人们就越贪图个人享乐而不愿生育，所以人类社会在发达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掘墓。

　　只生一个孩子，对于个人的生活来说，的确减轻了不少经济和精神负担，增加了很多个人生活的享乐。可是如果大家都生一个孩子，必然会造成人口锐减，最终导致国家和民族的灭亡，这个浅显的道理谁都懂。现在日本百分之六十六的夫妻都只生一个孩子，说明大部份的日本年青人只考虑自己这一代人的幸福享乐，完全不考虑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现代日本青年的人生观太个人主义，或者说太自私，他们心想虽然我只生一个孩子，还会有别人生三个四个孩子，让别人去承担为民族传宗接代的责任吧。

　　现在西方国家把人的低级趣味作为赚钱的手段，制造各种所谓“娱乐”来迎合人类贪图享乐的习性。西方创造出电影、电视、音乐、游戏、体育比赛等“娱乐”，使人们把大量宝贵时间消耗在这些娱乐上。看电影、听音乐、玩游戏、观比赛，当然比费力费时的养儿育女更让人感到愉快和享乐，不会有很多人愿意让太多的子女占据掉自己的“娱乐”时间。以前少数贵族阶层可以雇人为他们养育子女，自己得闲享乐人生。而现在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西方社会，大部份人没有雇人养育子女的财力，要享乐人生，只好选择少生孩子或不生孩子。

　　更成问题的是“妇女解放运动”。以前妇女的人生任务就是生儿育女，其他社会任务让男人负担。现代女性也羡慕男人的民主自由，开始争取男女平等，要求与男人一样的挣钱机会，参加以前只属于男性的社会活动。女性越来越重视个人追求和生活享乐，不再把生儿育女作为自己生活的中心。由于养孩子非常费心费力费时，对于外出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现代女性来说，出于时间和精力的考虑，必然使她们不愿意养太多孩子。现在发达国家大多数女性觉得养一个孩子已够辛苦，不愿意再生养第二个孩子。

　　人们现在越来越意识到自然规律是不能违反的，违反自然规律就要遭到自然的报复。以前人们肆无忌惮地破坏自然环境，现在也意识到人类要生存下去，就要维护和保护自然环境，遵守自然的法则。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搞的“男女平等”运动，正在严重地违反自然法则。本来上帝造出男人和女人，就是要男人负责养家，女人负责养育子女；男人担负父亲的角色，女人担负母亲的角色。在妇女解放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妇女不再愿作男人的附庸，她们要求经济独立，人格平等。西方家庭中父亲和母亲的界线正在模糊。

　　尽管男女平等在道义上合情合理，但男女平等的代价就是女人不再愿意多生孩子，人口出现负增长。现在凡是男女平等搞得好的国家，其妇女的生育率必然很低。如果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推广到整个世界，全世界的女人都不再愿意多生育，人类灭绝的丧钟就敲响了。所以说西方式的“男女平等”运动，可谓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的最大愚行之一。

　　西方发达国家不少人出于养猫狗那样的宠物心理，把养孩子当作宠物来养，把养孩子视为一种个人兴趣或一件个人的私事，而不是一个人应有的社会责任。西方人把生不生孩子，生多少孩子，看成是个人的自由，是国家无权干涉的个人人权，所以西方国家谴责中国政府强迫中国人只生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是侵犯人权。

　　但尊重人权的西方国家，其人民越来越倾向于只生一个孩子或不生孩子，这必然要导致国家和民族存亡危机。恐怕用不了多久，西方人就会感到生存权的严重深刻性要远在人权之上。西方国家由于出生率太低，将来很可能有一天会制定一个法律，强迫规定一对夫妇必须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以保证国家和民族不至灭绝。

　　不少人说二十一世纪人类将跨进民主人权的时代。从表面上看，在二十世纪民主和人权的确获得了很大胜利，纳粹德国、共产苏联等独裁国家纷纷战败或解体，民主人权的国家大大增多。但如果以世纪为单位来长远地看问题，民主人权战胜独裁专制的结论，就恐怕下得过早了。现在中国能不能建成民主人权国家，俄国会不会走回专制的老路，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即使是现在的民主国家，也有可能重新走回专制的道路。美国历史上是一个移民国家，没有什么传统文化，所以对大量移民的涌入抵触感并不大。而日本德国等拥有自己文化传统的单民族国家，就难免会对大量移民的涌入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和抵触心理。这种失落感和抵触心理，有可能使这些国家重新走上专制的道路，用专制的手段强迫每对夫妇必须生育两个以上的子女，以保证本民族的延续。那时西方人回想起当年批评中国政府强制人民少生育是违反人权，不知会作何感想。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传宗接代”是人生的最重要任务，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人不管客观条件如何恶劣，也要想方设法生个儿子，完成传宗接代的人生使命。一个不重视“传宗接代”的民族，一旦遭到挫折，就很容易失传断代。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中，其他三大文明都“灭绝”了，唯独中华文明的香火一直延续下来，这恐怕也得益于中国人特别重视“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但现在中国的传宗接代思想也遭到很大挑战，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的年青人，特别是大都市的年青人已经不再注重传宗接代的使命，而是谋求更多的人生享乐。

　　如果中国在几十年内实现了民主人权，成为中等富裕的国家，也很可能出现独生子女家庭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口下降现象。而那些在独生家庭娇生惯养长大的独生子女，更没有吃苦精神，更不愿意牺牲自己的生活品质去抚养大量子女，因此下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将会更高。所以中国一旦出现人口下降，将会是难以逆转的急速锐减的过程。

　　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中国出现了人口下降，却还没有富裕到足以吸引外国移民的程度。富裕国家出现人口负增长，可以靠吸引外国移民来保持人口不至于减少过快。而如果中国出现人口负增长，又没有办法吸引大量外国移民的话，中国就要面对“灭绝”的恶梦了。由于人口下降是几何级数，中国十几亿人口下降为“零”所需要的时间，比一个几千万人口国家下降为“零”的时间长不了多少，也就是三百到五百年，中国血统就可能在地球上消失。

　　中国没有建成民主人权国家，人民没有实现富裕生活，现在看来是一件坏事。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不定几百年后的后代会庆幸中国没有实现人权和富裕，感谢专制和贫穷挽救了中华民族没有灭绝。

　　自由和人权的确是人们向往的好东西，如果有选择的机会，一个人无法抗拒自由人权和物质财富的诱惑，肯定选择到美国生活而不愿到中国生活。但西式的民主人权体制有致命的缺陷：太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太强调个人主义，放弃了对人进行思想教育，思想改造，使人类的本能私心大发作，人们失去了为国家民族，为自己子孙后代牺牲自我的精神。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人类固有的缺点与坏毛病过份放纵甚至迎合，使人性发生堕落，因此产生了生存权危机。西方国家流行以借贷的方式进行“超前消费”，现在西方国家的人民只生一个孩子，其实也是一种“超前消费”，提前消费了子孙后代的幸福，所谓“痛快我一个，不顾后来人”。

　　西方发达国家患了只重视人权，不重视生存权的短视症。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均出现人口减少现象，都面临生存权的危机。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体制已经太“特化”了，早晚会被“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淘汰出局。中国式专制体制延续了两千年，说明中国传统上的一套方法还是有生命力的。西方近代民主体制才搞了二百多年，就已经遇到了生存危机。西方人也应该认真研究一下中国传统体制如此长寿的奥妙所在。

　　也许人们会设想科学发达后，可以用试管婴儿、无性繁殖的方法，在工厂中大量制造“人”，解决人们不愿意费力费时生儿育女的烦恼。但从工厂制造出来的“人”，没有父母，不会知道什么是父爱母爱，不会理解什么是家庭温暖，由这样一群不懂得爱的“人造人”组成的社会，还能称之为“人类社会”吗？

　　对于一个人来说，人权和自由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人权和自由是不是一个正确选择，恐怕就值得商榷了。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一下人权和生存权的问题：人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又使我们失去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