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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文共欣賞。

武漢已經全城禁閉，由武漢向外擴散的案例越來越多，傳播性已經讓所有人都想到了2002年的非典。當年是因為果子狸，現在是蝙蝠，只不過這只是寄宿者而已。

兩種疫情對比一下，不難發現有幾個相同點。

第一，未知的冠狀病毒。

第二，都發生在冬季。

第三，初始都起源於市場交易的鮮活物。

第四，病毒對呼吸道細胞情有獨鍾。

第五，遠距離人傳人。

當年的場面，經歷過的人應該心有餘悸。真正全面爆發是在2003年，當年我正值高考，進考場都是先測體溫，由原來的30人考場變成20人。好在當年舉全國之力，平息了這場令人談虎色變的疫情，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今天武漢出現的類似冠狀病毒，與當年的SARS有異曲同工之妙。2020年1月21日，中國科學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郝沛研究員、軍事醫學研究院國家應急防控藥物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鍾武研究員和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合成生物學重點實驗室李軒研究員合作，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國科學：生命科學》英文版），在線發表了題為“Evolution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from the ongoing Wuhan outbreakand modeling of its spike protein for risk of human transmission”的論文。

該論文分析闡述了引起近期武漢地區肺炎疫情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的進化來源，及與導致2002年廣東“非典”疫情的SARS冠狀病毒、“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冠狀病毒的遺傳進化關係，並通過對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spike-蛋白的結構模擬計算，揭示了武漢新型冠狀病毒spike-與人ACE2蛋白作用並介導傳染人的分子作用通路。該成果評估了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潛在人間傳染力，為儘快確認傳染源和傳播途徑、制定高效的防控策略提供了科學理論依據。

這篇論文最重要的結論是，武漢新型冠狀病毒雖然換掉了4個關鍵蛋白， 但是與人ACE2的親和力還是很強。研究人員在吃驚之餘，又仔細的比較了SARS的S-蛋白與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S-蛋白結構，結果發現，雖然替換了4個關鍵氨基酸, 但是結構並沒有發生變化，二者RBD結構域的3D結構幾乎相同。難怪和SARS那麼像。這個研究說明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應該是通過S-蛋白與人ACE2相互作用，來感染人的呼吸道上皮細胞。而且, 這個結果也暗示，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具有很強的對人感染能力。本研究為我國醫務人員科學防控武漢新型冠狀病毒, 以及開發檢測和干預技術手段奠定了科學理論基礎。

如果這個新型冠狀病毒與SARS一樣，也就沒必要恐慌了，關鍵就是換掉了4個關鍵蛋白！這是與SARS的最大不同！

病毒的變異只有兩種渠道，第一，自然變異；第二，人工干預。如果是自然變異，這種病毒精確換掉4個蛋白至少要經歷1萬變才能實現。

那就只有一種可能，人工干預！會是誰呢？

針對華人的SARS

當年席捲全球的SARS病毒，感染病例是8437例，中國大陸、港澳台總是高達7764例，芬蘭1、法國7、德國10、意大利1、科威特1、美國75，泰國9、越南63、印尼2、菲律賓14，新加坡206，這些國家感染病毒的也都是華裔移民。

在出現首例SARS病例的同一月中，BBC報道稱一種殺傷力極強的流感病毒正在蔓延，數以千計的人將因此而喪生。2002年11月，病毒學家雲集於馬耳他討論即將發生的超流感傳染病時，一位Erosmus大學的病毒性教授說，“不管我們開發出什麼樣的科技，知識和技能，最終決定事情走向的還是那些立法者和政客。”

非典病毒模型圖

誰將這些微生物病原體學家召集到馬耳他的？誰預先知道了該次恐怖的傳染病的爆發時間？微生物病原體學家早就知道一種變異了的病毒將引起SARS？與其說SARS是一種醫學現象，還不如說它是一種世界地緣政治操縱的結果。

幾乎同一時間發生的另一件怪事是，藥業巨人羅氏製藥有限公司於2003年2月遭到中國官方指責，因其自稱它的Tamiflu產品(中文叫“達菲”)對廣東省由雞傳染的流感非常有效。病毒剛剛出來，他們就早已令人難以置信的超級速度製造出了疫苗，並且包治百病(禽流感，SARS，豬流感)，這到底是科技先進還是早有預謀？

羅氏製藥和吉利德科技公司(同屬於美國羅氏製藥集團)是鐵杆的商業利益聯盟,吉利德提供原料，羅氏製藥生產成品。“達菲”的主要成分是被普遍用於治療常規感冒的神經氨酸苷酶抗化劑。神經氨酸苷酶抗化劑由美國的納斯達克掛牌企業吉利德科技公司(Gilead Sciences)研製開發，並於1996年獲得專利。該公司的年銷售額已超過了16億美元。該公司的董事會主席一直都是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也就是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根據財產申報，截止2001年，拉姆斯菲爾德擁有該公司價值2500萬美元的股份，是最大的股東之一。2001年，該公司股價從35美元漲至47美元。

SARS在中國的擴展有着太多的謎團。鍾南山院士在電視上特別提出，感染SARS的中國大陸病人有96%並無明確的接觸史。也就是說，在國內感染SARS的病人，不像其他國家和地區，如香港、新加坡那樣可以找到傳染鏈，而中國大多數的病人就是莫名其妙地得這個病的。患者與患者之間並沒有經過密切接觸，而且主要來自廣東與北京兩個地區。

美國人、日本人和歐洲人好像得到了非典的格外關照，對非典具有特殊的免疫力。奇怪的是，美國版的SARS要比國外的病例輕得多，以致醫生們建議稱之為MARS，即良性尖銳呼吸道綜合病症。這也許是因為美國根本就沒有SARS。而在此之前的幾年時間，美國人和日本人在華秘密地收集中國人的基因血樣。

2003年10月，一場抗擊肆虐一時的非典的戰役暫停之後，北京大學法律系碩士——童增撰寫了一本名為《最後一道防線——中國人基因流失憂思錄》的書。在書中，他向全體中國人發出這樣一個警示：非典可能是針對中國人的基因武器！

 “1998年，我參加過一個‘中國西部老人長壽監測服務’的國際合作項目，發現美國、德國等一些機構偷偷地在中國採集老人的血樣，從事基因研究。”

親眼看見血樣採集的童增，重述當時的情景時，仍然十分氣憤：“美國人給中國老人採樣時，一張濾紙，上面有5個圈，每個圈有1分錢硬幣那麼大，每個老人的血要將這樣5個圈滴滿才行，因此每個人至少滴11滴血。採樣的要求十分嚴格，例如第一滴血不能要、不用碘酒等等。”

也就是從那時起，童增開始關注人類基因問題。他請教了許多遺傳學專家、查閱了大量基因資料。

“中國的基因流失讓我感到中華民族受到的潛在威脅。這是把雙刃劍，通過它控制人種是件可怕的事情”。

中國的基因流失的事並非空穴來風。

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陸續有許多美中合作的人體實驗項目在中國內地展開。常見的手段是美國的研究機構出錢，通過中國留學生回國做項目，在中國人中進行人體試驗，然後把試驗獲得的血清或DNA樣本送回美國本土進行研究。

90年代初期，美國在北京、河北等地獲取了中國百歲以上老人的血樣帶回美國進行研究。1995年，美國一個機構在中國北京、成都和杭州3個城市一共採集了300個老人的血樣，然後送到美國。美國某機構大為驚喜，隨後，由美國聯邦政府出資，通過美國健康研究院進行資助，由美國杜克大學具體實施，策劃在1998年至2003年期間，在中國22個省市進行1萬個中國高齡老人的血樣採集，進行中國老人的遺傳基因研究。

也是在上世紀90年代，在中國廣東的深圳、東莞等地，有一些日本人辦的企業，日方老闆要求中國打工者定期進行體檢，進行抽血。但打工者不是到當地的醫院去抽血進行體檢，而是在工廠里抽血。每年要抽幾次血體檢，最後也不告訴你究竟有什麼問題。日本工廠讓中國打工者在自己廠里一年抽幾次血究竟幹什麼？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也沒有答案。

從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數據看，截至2003年7月11日，全球非典累計確診病人為8437人，而非典累積病人集中在中國內地以及香港、澳門和台灣等地，加上華人比較集中的新加坡，合計7960例，再加上加拿大華人非典確診病人，共占全球非典確診病例的96%以上。世界上包括美國在內的其餘地區，合計不足400例。全球非典累積死亡人數為813人，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台灣以及新加坡為762人，如果再加上加拿大華人死亡病例，也占全球非典死亡率的96%以上。

非典事件中華人的死亡率高達96%！？而非華人的死亡率為4%！？

結合自己5年來對基因問題的關注，童增認為懷疑非典是專門針對華人的基因武器，以上事實、數據就是最充分的理由。

但是，天佑神州。美國在擁有五千年文化底蘊的中華民族面前失算了。按照他們的邏輯，中國要想研製成功有效的抗非典疫苗，至少需要三年時間，而在如此漫長的過程中，等待中國人的必然是超級瘟疫所帶來的亡國滅種的命運。我們的中醫，並不用去分析什麼基因圖譜，而是根據病患症狀進行中醫特色的分析，將非典納入“溫癘”範圍辨證施治，舉重若輕，療效神奇。用一個老中醫的話講就是：“我們中醫看病，不必去搞清敵人是誰，把人體調整到正常狀態就行了。誰去殺敵，用什麼武器去殺敵，那是人體自組織系統的事情。”這正像毛澤東的戰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所以，陰謀被粉碎後，美國視中醫藥為實施其亡華亂華政策的頭號敵人，必欲除之而後快。於是，非典過後，馬上就上演了國際勢力支持的方舟子對中醫藥的詆毀和無良教授張功耀全面取締中醫的狂妄叫囂。

要想滅掉一個民族，需要先對其進行觀念的欺騙——愚華是亡華亂華的前奏。好在中國人民沒有糊塗，我們不但沒有聽信敵人連環計而取締中醫，反而把中國中醫研究院升級為中國中醫科學院。

能夠武力征服便直接占領，不能武力征服就玩弄陰謀詭計，這是美國統治階級的高明所在。正是憑藉戰爭與陰謀的軟硬兩手，美國成功地保持了經濟的空前繁榮。

一直規避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

2011年8月28日，身患癌症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曾發表了如下講話：兩年多來數位拉美總統先後患上癌症，可能是因為美國掌握了一種傳播癌症的技術。查韋斯發表講話前一天，阿根廷確認總統克里斯蒂娜患上癌症，成為繼巴拉圭總統盧戈、查韋斯、巴西現總統羅塞夫、巴西前總統盧拉之後的第五人，查韋斯稱“這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用概率法則解釋不通”，尤其是患病的都是不順從美國的左翼領導人。查韋斯還告誡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厄瓜多爾總統科亞“一定小心”。

查韋斯稱，鄰國領導人紛紛被確診癌症，事情似乎不可思議，他說多年前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就提醒他小心美國：

【“菲德爾常對我說，"查韋斯，要當心。這些人研製出了技術。你又粗心大意。當心自己的飲食……用一個小針頭給你注射我都不知道是什麼的玩意兒"。”】

由於美國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就在殫精竭慮地策劃謀殺卡斯特羅，因此老卡對自己的飲食和DNA信息保護的十分嚴格。而粗心大意的拉美左翼新興領袖查韋斯的DNA信息，恐怕早就被美國竊取了。按照美國專家所設計的用DNA病毒進行的“斬首”行動，查韋斯很容易中招。

正如原子彈剛剛實驗成功，美國便迫不及待地將其用在戰場上一樣，生物武器也一直被美國使用，不過一直處於秘密狀態。1951年10月，美軍在朝鮮戰爭中一敗塗地，所謂的聯合國軍有六萬人被消滅，此時參謀長聯席會議向李奇微將軍面授了一份機密命令(JCS#1837/29) ，命令要求在朝鮮戰爭中開展有限生物戰。1952年參謀長聯席會議授權聯合國軍指揮官開展更大規模的生物戰。

在朝鮮戰爭結束後，至少有36 位被俘的美國飛行員、美軍上校及高級軍官助手在朝鮮、中國供認，他們曾經投擲過細菌武器，當然他們回國後，迫於美國軍事法庭的壓力又都反悔了。

美軍當時已經在中國境內展開了生物戰。加拿大傳教士詹姆士•艾迪科特先生(中文名文幼章)在遼寧省瀋陽市附近地區進行調查後，於1952年4月25日在倫敦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說，美國在中國使用過細菌武器。1952年3月3日至19日，由國際知名的法學家組成的“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也前往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進行了現場調查。同年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國、英國、意大利、巴西、蘇聯、中國等國家的著名科學家組成的“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簡稱國際科學委員會)，由劍橋大學教授李約瑟先生率領，趕赴朝鮮和我國東北地區進行實地調查。所有的調查都證實了美國在朝鮮和我國東北地區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提交的報告《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報告書》(通常稱李約瑟報告)得出的結論是：

【“朝鮮及中國東北的人民，確已成為細菌武器的攻擊目標；美國軍隊以許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這些細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來是把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行細菌戰所使用的方法加以發展而成的”。】

為了掩蓋真相，美國可謂不擇手段。

1953 年，在德特里克營美軍生物戰基地服役10年的細菌戰專家富蘭克·奧森突然慘死在紐約一家小旅館中，官方宣布他是自殺，他兒子事後卻說，父親只是準備向公眾透露朝鮮細菌戰的真相才遭到暗殺。直至1993年在公眾的要求下美國政府重新檢驗了奧森冰凍的屍體，結果不出人們所料，奧森確實死於非命，但兇手為誰，FBI當然不會去認真調查。

1952年，《中國月報》(China Monthly Review)雜誌的發表了其編輯約翰·鮑維爾寫的一篇揭露細菌戰的文章，美國政府於1953年查封了該雜誌，1956年，鮑維爾和他的兩名編輯助理受到政府相關部門的審問，被美方指控犯有煽動罪，對他的關押竟長達6年之久。最後因為美國軍方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檔案或人證，法官以證據不足結案，他們被宣判無罪。這一事件起碼證明，美國沒有任何證據能夠洗白自己。

雖然美國一直否認自己在朝鮮戰爭中和中國東北使用了生物武器，美國空軍也將敏感文件銷毀，但是由於情報部門為了分析情報，秘密保留了部分文件，這使幾十年後重新發掘真相有了可能。1998年11月，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斯迪芬·恩迪克特和愛德華·哈格曼花費了20 年的時間，鑽研了中國、朝鮮和美國三國的秘密檔案，採訪了許多細菌戰的直接參與者，完成了《美國與生物戰：冷戰早期與朝鮮戰爭的秘密》一書，此書運用確鑿的證據和材料所進行的嚴密的分析和推論，徹底揭穿了美國的謊言，其中披露的各種檔案，和當年美軍俘虜的供認，完全一致。此書還指出，在朝鮮戰爭中對中國和朝鮮實際使用的生物武器，有很大一批是利用日本“731部隊”人體試驗結果而研製的“成果”。

正當美國的第一代生物武器（細菌、病毒武器）在六十年代日趨成熟時，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工程技術取得了巨大突破，基因工程技術日益成熟，通過人工合成新的基因將有可能製造出自然環境中無法出現的新的微生物、植物，而這種微生物或植物對人將有有更強的殺傷力，其在自然環境中生存能力也更強。這樣，生物武器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基因武器”階段，第二代生物武器開始登場。

早在1962 年，美國國防部在國會證詞中就承認：

【“在美國陸軍生物研究所內，微生物——細菌、病毒、立克次體和真菌研究中，遺傳學越來越受到重視。目前的注意力放在遺傳學的基礎研究方面，以了解有關機理，引出新的概念和增長一般科學知識。約有40 名科學家，其中有些是國內外負有名望的學者在從事遺傳學研究。……對遺傳學的研究和更多的了解，將對生物武器系統及其防護做出重要的貢獻。”】

至1969 年，美國國防部已向國會指出，新型的生物武器即將問世：

【“在今後5～10 年內，很可能研製出一種新型的致病微生物，這種致病微生物在某些主要方面不同於任何已知的致病微生物。最重要的是，我們用以控制傳染病的免疫和治療措施對於這種致病微生物是無效的。”】

基因武器和第一代生物武器最大的不同，便是可以針對特定的種族和人群甚至個人來開發基因武器。可以說，基因技術和生物武器是一種完美的結合，這種結合不僅使第二代生物武器的殺傷力更大，使戰爭發起者更加隱秘，更使傳統生物武器的一切缺點不再存在。比如，第一代生物武器對敵我雙方都有毒，而基因武器則可以做到僅對特定人群有害。和第一代生物武器相比，基因武器最大的優勢是可以做到殺人於無形之中，只有在秘密戰爭形式中，基因武器才能發揮最大潛力。

基因武器一出現，便超過了核武器、化學武器、第一代生物武器，成為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王中之王，這種武器不但廉價、便捷，而且具有極度隱秘的特性。從原則上看，假如美國人針對中國人或者俄羅斯人的某些獨特基因特性開發出了針對性的基因武器，這種武器一旦在中國或俄羅斯運用，某種新型的難以克服的病毒將對相關種族帶來普遍性影響，而且，“其結果很難與疾病的自然爆發相區別”。除非美國人自己的基因武器專家叛變並提供相關證據，中國人及俄羅斯人很難證明，這種新型病毒來自美國的實驗室。

1969年11月25日，正當第一代生物武器已經逐步成熟，而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的研製剛剛開頭時，美國對生物武器的公開態度發生了大轉變。美國總統尼克松在白宮發表講話，宣布美國放棄生物武器並限制化學武器的進一步生產。尼克松在這段時間裡還建議批准了《日內瓦議定書》，並和英國一起推動禁止所有生物武器的研發、生產、擁有和存儲的條約。1971 年12 月16 日聯合國在美國推動下通過《禁止試製、生產和儲存並銷毀細菌（生物）和毒劑武器公約》，離奇的是，這個公約竟沒有明確規定禁止使用生物武器，主要內容是禁止再研發生產生物武器，這顯然是針對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1972 年4 月1日美蘇等國代表在此公約上簽字，1974 年12 月16 日美國參議院批准了此公約，1975 年1 月22 日美國總統福特在公約上簽字。隨後，福特總統同意在未來戰爭中限制使用化學武器，《日內瓦議定書》在50年後終於獲得美國批准。

美國竭盡全力否認自己在朝鮮戰爭及其他場合使用過生物武器，並在七十年以後公開宣布放棄生物武器，並加入《禁止試製、生產和儲存並銷毀細菌（生物）和毒劑武器公約》，這一切公開行為的本身，便是秘密生物戰的一部分。

美國宣布放棄生物武器迷惑蘇聯和中國，其目的是更好地使用基因武器進行生物戰。二戰中，由於交戰雙方都有強大的化學武器，大規模化學戰並未展開。二戰後，美國曾用其核武器威懾蘇聯和中國，結果最終核戰爭也沒有爆發。歷史證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一旦發揮了其威懾性，便無法發揮其實際殺傷性。為了更大地發揮其實際殺傷性，就不能使用其威懾性——恰如老子所言，“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與化學武器和核武器完全不同，美國投入巨資研發出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生物武器，但卻從未用它進行過正式的戰略威懾。美國建國以來，這個頭號世界商人何曾做過一點虧本的買賣，何曾做過一件只投入沒有產出的生意？美國投入巨資研發的生物武器一直處於秘密狀態，或者說絕密狀態，這一定意味着，美國將其產出定位在實際殺傷方面。而這又意味着，秘密的大規模的超乎想象的生物戰已經展開或者即將展開。理解這一點，對21世紀的中國人而言，至關重要。

美國做出放棄生物武器的承諾，正是在第一代生物武器發展成熟，而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剛剛開始的階段。我們可以反過來想想，假如美國不公開宣布放棄生物武器，也不把蘇聯拉入《禁止試製、生產和儲存並銷毀細菌（生物）和毒劑武器公約》，最終的後果是什麼？顯而易見，最終結果是，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將和第一代生物武器、化學武器、核武器等一樣：美國雖然有了強大的基因武器，而蘇聯甚至中國等國家也將擁有同樣強大的基因武器。美國的基因武器便落入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境地。實際情況是，蘇聯至六十年代末，其第一代生物武器已經和美國不相上下，但是自從加入《禁止試製、生產和儲存並銷毀細菌（生物）和毒劑武器公約》後，蘇聯的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便發展緩慢，八十年代以後，則基本進入停滯狀態，而美國則一直馬不停蹄地發展自己的基因武器。美國成功地利用此公約達到了限制其他國家和組織發展生物武器尤其是基因武器的目的。到21世紀的今天為止，美國已經成為無可匹敵的基因武器大國，其他國家如中俄等國，已經被遠遠落在後面。美國的戰略何其高明，赫魯曉夫及其以後的蘇聯又何其愚蠢。

基因武器的陰謀

2001年10月16日，美國“911”事件爆發一個月後，當全美國都沉浸在恐怖主義的陰影中時，被譽為繼愛因斯坦之後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學思想家和最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的史蒂芬•霍金，對21世紀的人類提出了這樣的警告：

【“儘管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機撞毀世貿大樓和五角大樓的事件是可怕的，但畢竟它不會威脅到整個人類的生存。從長遠來看，我更擔心的是生物武器。核武器的生產需要龐大的設備，而生物武器的製造在一個小小的實驗室里就能完成。人們根本就無法控制世界上所有的實驗室，也許有意或無意之中，我們就製造了某種可能徹底毀滅人類的病毒。我想，人類有可能在本世紀末前面臨滅絕的危險，除非我們向太空發展生存空間。”】

霍金憂心忡忡地指出，生物武器已經威脅到整個人類的生存，某些人在有益或者無意地製造徹底滅絕人類的病毒，人類有可能在本世紀末前面臨滅絕的危險！

霍金當然知道，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美國就一直擁有壓倒性的生物武器優勢，美國的生物戰能力，足以消滅盎格魯撒克遜外的所有其他種族。按照霍金的預言，一旦其他國家和民族發覺了美國的陰謀，也發展出能與美國相抗衡的生物武器，人類只有走向滅絕這唯一的結局。

從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及新世紀頭十年的情況看，作為物理學家的霍金很可能低估了美國通過經濟收買和文化滲透來控制其他國家和民族的能力。美國壟斷資本財團很有希望在本世紀完成其戰略使命：其他種族被滅絕，而盎格魯撒克遜人成了人類的全部。

史蒂芬•霍金之所以在2001年對人類發出警告，是因為在這個時間點，美國所主導的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已經處於成熟期。美國已經具備了動用很少的一點美元，便可使全人類在不知不覺中滅亡的能力。

2001年，“9·11”事件後的幾周，美國接連出現了5起炭疽菌致人死亡事件，受害人接到了含有炭疽菌的不明信件，負責寄送這些信件的郵政局員工也因感染了炭疽菌而癱瘓。美國全國陷入了史無前例的生物戰爭恐怖之中。美國聯邦調查局從一開始就認為這是“基地”組織所為，並曾兩度深入阿富汗尋找線索，都沒有收穫。“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宣布，“基地”組織和炭疽菌毫無關聯。含有炭疽菌的信件上都標示了“炭疽菌”字樣，這也不是恐怖分子的作風。

事情鬧得越來越大，最終，美國聯邦調查局不得不承認，炭疽菌來自美國自己的生物戰實驗室：美國國防部設在馬里蘭州弗雷德里克的陸軍傳染病研究中心。FBI最終於2008年認定，這次襲擊的兇手，竟然是美國最優秀的生物武器專家、曾獲得國防部最高榮譽獎、為美國政府和陸軍工作了33年的62歲的布魯斯·艾文斯博士，FBI還未將其逮捕，布魯斯·艾文斯又離奇地自殺身亡了（美國媒體如此公布，事實真相不得而知）。這次和911事件一樣引起全美恐怖的生物武器襲擊事件，就這樣不了了之。

整個事件，很明顯又是美國幕後政府自導自演的陰謀設計。其目的當然很明顯：利用自我製造的生物武器恐怖襲擊事件，推進美國生物武器的研發進度。

由於幕後政府的存在，美國的歷史走向，必然會被各種陰謀和離奇的案件所主導，如肯尼迪遇刺、911事件等，包括此次炭疽生物武器襲擊事件。

不僅僅是幕後政府，美國的墓前政府也是善於製造陰謀的集團。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中情局偷襲古巴的“豬灣”計劃徹底失敗後，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制訂代號為“北方森林”的計劃，其中就包括在美國國內製造恐怖襲擊，包括在多座城市製造爆炸、炸毀美國軍艦、炸毀自己的火箭、炸死自己的宇航員等等，然後栽贓陷害古巴政府，然後發動針對古巴的戰爭，推翻卡斯特羅集團。

如果理解美國統治集團的一貫思維方式，炭疽生物武器襲擊案的真相，就一清二楚了。

2001年美國炭疽生物武器襲擊事件的一個直接後果，便是2002年6月12日，總統小布什簽署了農業生物恐怖主義保護法，這就是第一部生物國防法。隨後，美國以防禦的名義，加大了對基因武器的研發投入。美國聯邦政府在生物防禦方面的年度預算從2001年的4.14億美元增長到了2005年的76億美元。奧巴馬雖然以反布什主義的姿態騙取了公民選票並順利上台，但是他上台後仍然繼續加大了對基因武器的投資。2009，美國公開地生物防禦預算高達89.7億美元。自2001至2009年，美國總共投入570億美元，呈逐年上升態勢——這些都是公開的投入。至於美國秘密生物武器研發經費是多少，則不得而知了。

美國的重要盟友，以色列也是生物武器及基因武器的研發大國。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曾於1998年11月披露：為了報復伊拉克的導彈襲擊，以色列軍方正在加緊研製一種專門對付阿拉伯人而對猶太人沒有危害的基因武器———“種族炸彈”。《星期日泰晤士報》引述以色列軍方消息人士稱，以色列科學家正嘗試識別部分阿拉伯人的獨特基因，然後研製一種基因經過改造的細菌或病毒，製造“種族炸彈”。這種致命武器通過在空氣及水中傳播，可改造被襲目標細胞內的DNA。“種族炸彈”的研製計劃由以色列的生物和化學武器秘密研究中負責，這家中心位於特拉維夫以南20公里的尼斯提茲尤納。對於媒體的披露，以色列政府非常氣憤，並加以否認，和美國一樣，他們稱這種研究是純防禦性質。

美國進行基因戰爭的計劃源遠流長。早在1997年春，美國共和黨新保守派代表人物、《旗幟周刊》主編威廉·克里斯托爾始建了“美國新世紀計劃”，其直接參與的學者還有羅伯特·卡根、布魯斯·傑克遜等人。“美國新世紀計劃”為未來美國的全球戰略進行了系統規劃。後來小布什政府重要成員如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沃爾福威茨、國家安全會議主席艾布拉姆斯等一直都是該計劃的積極支持者。

2000年8月克里斯托爾等人以“美國新世紀計劃”項目的名義發表了題為《重建美國的國防：面向新世紀的戰略、力量和資源》的報告，其中指出：

【“目前的國際安全秩序對美國的利益和理想極為有利。未來的挑戰就是如何維持和加強這種‘美國式的和平’。如果美國不能維持足夠的軍事力量，就會失去這個良機”。】

為此，美軍隊必須通過“軍事領域的革命”完成軍隊的改革。報告特別提到了基因戰爭的問題。他們認為，美國武裝力量改革勢在必行，美國要充分利用其在軍事革命領域獲得的優勢，確保美國在未來非傳統戰爭中的勝利。美國未來可能會同一些敵人在控制空間內進行戰爭，而同時與另外一些敵人在水下或太空中展開爭鬥，甚至同個別敵人在自己身體內部(基因方面)進行鬥爭。

隨後，克里斯托爾聯合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沃爾福維茨，向五角大樓提出了基因炸彈的建議。他們認為，基因武器可以殲滅整個種族或者特定人群，讓他們神秘消失，政治格局將完全改變。據此報告，基因武器可以消滅某個政黨的所有支持者，也可以把一個恐怖王國變成對已有用的政治工具，基因武器將會一勞永逸地改變全世界的政治局勢。

克里斯托爾領銜的“美國新世紀計劃”成員及其支持者，如沃爾福維茨、切尼、拉姆斯菲爾德、艾布拉姆斯等人自1998年後便不斷給美國提出重大建議，其中有攻占伊拉克、大量增加國防支出、發展基因武器等。小布什剛上台不久，美國便先後“遭遇”了“911事件”和“炭疽生物炸彈攻擊”， “美國新世紀計劃”所提出的三大重點政策，都得以徹底實施。

2010年7月2日，美國白宮發布了由奧巴馬總統簽署的行政命令——“優化控制BSAT行動部署”。這是第二次生物國防計劃。BSAT，是“Biological Select Agents and Toxins”的英文縮寫，其含義是“特定生物製劑和[生物]毒素”。美國此次大規模行動，仍然是以防禦有害生物製劑和毒素的名目，抓緊對基因武器的研發。至2010-2011財政年度，美國生物防禦方面的預算已經高達600多億美元，比前9年570億美元的總和還要多。美國對生物武器及基因武器的防禦能力越強，其攻擊能力也就越強。在奧巴馬任期內，布什團隊所製造的所謂基地組織恐怖主義威脅的陰霾早已煙消雲散，但奧巴馬政府在生物安全方面的投入卻是史無前例的大增長。如果不是在積極準備基因戰爭，這一切完全無法解釋。

2012年11月，美國國防工業領域的權威雜誌《國防》發表了專題文章《今後十年的五個頂級威脅》，把以轉基因技術為主要內容的生物武器襲擊作為第一個威脅、排在核武器襲擊威脅之前。那五個頂級威脅是：頭號威脅是生物武器攻擊，之後是核武器攻擊、信息武器攻擊、氣象武器攻擊、跨國行為攻擊。該雜誌把亞洲列為今後十年五大威脅發作的作戰地或發祥地。

2015年12月23日，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在其網站發表了該公司研究員、美國國土安全部科技局前副局長丹尼爾·格斯坦的署名文章，題為《美國應踐行〈生物武器公約〉的領導權》，文章承認，由於美國未能在該公約發揮領導作用，將自己的利益置於相當大的風險之中。

各種跡象顯示，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比小布什和奧巴馬更加重視生物武器和基因武器的研發，當然這一切都在打着防禦生物威脅的幌子下進行。2018年9月18日，美國特朗普政府於發布《國家生物防禦戰略》，該戰略是美國首個旨在全面解決各種生物威脅的系統性戰略，同時指示成立一個新的內閣級生物防禦指導委員會，通過監督、協調15個聯邦政府機構和情報界工作，來評估和打擊針對美國的生物威脅。 特朗普在同日簽署的《國家安全總統備忘錄》中表示：“這些行動的實施將促進形成一個更有效、協調和負責任的生物防禦戰線。總的來說，它們代表着國家防禦生物威脅的新方向。”

二戰以來，出現了三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其分別是核武器、化學武器、生物武器，為了約束這些武器的濫用，聯合國通過了三個條約《核不擴散條約》、《化學武器公約》、《生物武器公約》。美國竭力推動《核不擴散條約》、《化學武器公約》的普及、實施和核查，利用所謂國際法律阻止其他國家研發核武器及化學武器。而對生物武器尤其是基因武器來說，美國的研發正方興未艾，而其他國家的研發則大多還未起步，類似中國、俄羅斯等大國，則根本沒有對基因武器的投入。對於基地組織等所謂的恐怖勢力來說，雖然他們有這個意圖，但是卻沒有相關的科技實力，國際法對他們來說根本又是一紙空文，沒有任何作用。因此，美國極力阻擾《生物武器公約》的普及、實施和核查。因為《生物武器公約》的實施和核查，僅僅意味着對美國這世界上唯一的基因武器強國的約束。美國顯然已經將基因武器，定位成消滅第三世界的主戰武器。

由於基因武器和第一代生物武器的不同特性，中國應該推動新的《基因武器公約》的制定和實施，阻止美國繼續開發針對特定種族和人群的基因武器。毫無疑問，同核武器與化學武器一樣，在中國等第三世界國家研發出能與美國相抗衡的生物武器尤其是基因武器之前，任何關于禁止基因武器的公約都將在美國的阻擾下無法實施。

為了應對美國針對中國的基因武器攻擊，中國最起碼做三件事：1、和俄羅斯等其他所有國家一起推動建立《基因武器公約》及相關核查措施，美國必然在其中極力阻擾。2、必須在世界範圍內揭露美國發展基因武器的陰謀。3、如果美國仍然不放棄針對中國的基因武器，中國必須對等地建立起盎格魯撒克遜人（包括猶太人）、日本人的基因庫，尤其是需要研發出針對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基因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