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

真正開啟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以及隨後展開的國共合作的大革命。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有13位代表，代表着59位黨員——這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黨員的總數。最終，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7人脫黨。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前途完全不可想象，中華民族的前途也完全不可想象。

中共一大的代表有一個共同點，即他們都是“文化人”。黨的總書記陳獨秀所擅長的是寫文章。

關於什麼是文化，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中說，文化就是“器物”。他也是從這個角度幾乎完全否定了文章和文人的價值。章太炎是從文字學出發來定義何謂“文章”的。離開了甲骨文、青銅器、經典的辨識與出版編纂，就沒有了文化，語言離開了器物就是空的。然而，晚清以來，這一切都反轉了。作為器物的中國文化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被西方的器物打得落花流水。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章太炎看來，空談誤國，而近代以來的中國根本就沒有文化，近代以來的文章無非是空談。

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人民軍隊

毛澤東結束了近代以來的文化空談，他使中國新文化成為器物，更成為武器。他以學問治軍，把戰爭上升為哲學。他不僅恢復秦漢唐的農戰制度，恢復並發揚了陽明學的軍事哲學性質，而且鍛造了一支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人民軍隊。

1939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說，自1921年18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從一個狹隘的小組織發展為一個全國性的大黨，這裡的一個關鍵就是中國共產黨學會了“武裝鬥爭”。

中華民族的衰落集中表現為積貧積弱，特別是在武力上打不過西方列強和國內反動派。中國啟蒙知識分子目光短淺，他們認識不到西方現代國家是一部暴力機器，要使中國站起來，必須先建設一支人民的武裝。打不過敵人，說什麼都沒有用——這是一條簡樸的真理，當然，也是一條極為殘酷的真理。

毛澤東以土地革命組織農民，通過古田會議，他使農民士兵了解到什麼是中國國情，什麼是世界大勢。也正是從古田會議開始，他使人民軍隊成為一所“大學校”。

中國社會組織能力的提升是通過建立一支人民的軍隊實現的。是什麼力量把道德與法律結合在一起的呢？在毛澤東看來就是軍隊，軍隊的紀律就是古人所說的“武德”。他以“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民一致官兵一致”，建立了一支有思想、有道德的軍隊，使人民軍隊成為中國人民思想與道德的楷模和標杆。治兵之要，在於治心。統帥之責，首先在於冷靜地分析、觀察敵情，分析地勢、敵勢、我勢。這是陽明學之精要。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歷史上紀律最嚴密的組織，這個堅強的組織首先是在紅軍時期鍛造而成的。“支部建在連上”，士兵委員會建在班上，隨時隨地的學習、談心、批評與自我批評、分析形式與匯報工作，這不是宋代的“養兵”，而是每時每刻從思想上、技術上“練兵”。

如果沒有紅軍大學、抗日軍政大學，就沒有中央黨校和全黨組織嚴密的學習、整風運動。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戰鬥力，就來自這種每日每時的學習與錘鍊。毛澤東說，有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有了“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更要有“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

毛澤東把融歷史、地理、治國理政於一體的中國學問發展到了極致，並用於殘酷的戰爭。他指出，適用於歐洲平原的正規陣地戰不適合山地遍布的中國。他從中國的前人那裡學習運動戰，更把運動戰發展為突擊戰和游擊戰。他的《論持久戰》不僅改寫了人類軍事鬥爭的歷史，更為重要的是，他揭示了這樣一條真理：中國革命是漫長的革命，中國革命是持久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持久戰，中國共產黨人和人類解放事業是持久戰。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光明，看到希望，要在冷靜觀察和分析中，把握歷史變化的契機，增加我們的勇氣，積蓄我們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論持久戰》不僅是中國革命的教科書，而且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大業的教科書。

什麼是中國的問題

1939年是一個關鍵的時間節點，這一年是五四運動20周年。這一年，毛澤東發表了《五四運動》、《青年運動的方向》，在延安慶賀模範青年大會上發表了《永久奮鬥》，還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等一系列重要文獻，開啟了延安整風運動。

當中國共產黨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的時候，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是有缺點的，如果不能改正這些缺點，就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

這些缺點包括：對於世界局勢缺乏深入研究，對於中國歷史缺乏研究，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總結分析革命經驗教訓的能力不夠。中國共產黨有了一點物質基礎，這不值得驕傲，因為我們缺乏的是思想的基礎。萬里長征，中國共產黨開動了兩條腿的機器，但更需要開動的是“思想機器”。

什麼是中國的問題呢？毛澤東始終認為，中國各種政治力量最大的短處就在於脫離人民，而中國共產黨最大的危險也在於脫離中國實際，脫離人民群眾。

毛澤東說過，我們是中國人，必須用自己的頭腦思考自己的問題，必須用自己的腳走自己的路。

舊中國的第一個問題，在於治理者不行，在於治理者實際上的缺位。因為長期治理中國的就是士大夫階級，而這個階級的問題也不僅僅在於腐敗，還在於消極無能，不能幹事、不敢幹事、不想幹事。政治上的消極束縛社會發展，這是最根本的問題。至於學風、文風、政風的問題，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問題，其實都是士大夫政治消極的表現。

這種消極是指在態度上——精英分子對民眾特別是對農民的消極。無論魯迅還是孫中山，他們對於農民的認識都是消極的，而毛澤東後來把這種瀰漫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消極思想描述為“小資產階級情緒”。

中國革命為什麼不能取得勝利？毛澤東說，一是因為敵人太強，二是因為我們自己太弱。於是就有了革命的長期性。而“我們自己太弱”的原因就在於中國的啟蒙者不知道與人民結合，就在於革命者還沒有很好地與中國人民結合在一起。

傳統中國之弱，體現在讀書人的軟弱、文弱，根源就在於知識分子與人民大眾是“兩張皮”。毛澤東青年時代說過：“現時學校大弊，在與社會打成兩橛，猶鴻溝之分。”中國的讀書人一向就是特殊階級，讀書，就是把自己從社會大眾中超拔出來的基本方式。

儘管士大夫階級也都懂得“大學之道在親民”的道理，但是，正如竺可楨所指出的那樣，在中國，一旦成為讀書人，一般就不會參加體力勞動，士大夫階級對於生產勞動的態度也是消極的，以為那是“賤業”。因此，腦與手的分離、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離，遂造成了中國知識與知識分子的一個致命缺陷——鄙視勞動、鄙視動手，而這就是現代科學技術在中國不發達的原因。中國要有合格的治理者，這就要求精英階層成熟起來，要克服對於民眾的消極態度、對於生產勞動的消極態度。

中國的啟蒙知識分子為什麼忽而高亢，忽而絕望呢？就是因為他們不了解人民群眾，他們認為中國的“國民性”是阻礙中國現代化的根本因素，而且幾乎是難以改變的。毛澤東則說，要克服這種“小資產階級情緒”，關鍵就在於到群眾中去，了解群眾疾苦，傾聽群眾呼聲，動員群眾，發動群眾。

群眾路線並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方法，是調查研究、分析歸納、組織群眾、發動群眾、改造群眾的一系列方法，是一個破壞舊制度，建立“新社會”的基本方法。

要使中國社會有一個真正的領導力量，首先在於黨的建設，而其中關鍵在於搞清楚我們的黨與中國歷史上的統治階級的根本區別究竟在哪裡。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的問題，使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到中國人民中去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新民主主義革命更是一場偉大的文化革命，是繼秦、漢、唐、宋以來中國歷史上發生的最深刻的一場人文精神的革命，它重鑄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誕生了毛澤東思想。武裝鬥爭、統一戰線、黨的建設，這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法寶，是使中華民族擺脫“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三大法寶。

偉大的中國革命，使中國共產黨經歷了28年殘酷革命戰爭的洗禮，使中華民族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波瀾壯闊的偉大鬥爭的鍛造。經過了殘酷的鬥爭，犧牲了無數英雄兒女，中華民族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從亡國滅種的境地重新站立起來了——光明的新中國就這樣以“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的形象出現在世界的東方。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中國歷史上最為偉大、深刻的社會革命中誕生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不但一舉解決了宋以來中國國家能力持續下降的問題，從根本上扭轉了近代中國持續衰落的趨勢，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與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中華民族由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由此開始。

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

28年的革命，使中國農民空前組織起來，為最基礎的生產資料——土地的公有制奠定了基礎。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中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更為堅實。但是，中國搞社會主義有着一塊嚴重的短板，即中國是一個工業落後的國家，現代工業的基礎幾乎一片空白。

要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

早在抗日戰爭後期，毛澤東就指出，未來之新中國，“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的基礎，如果無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得多的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占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的基礎，是不能鞏固的”。為此，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採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1]。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只不過是個偉大戲劇的序幕，今後的道路更長，工作更艱苦，成就更偉大。

馬克思論述了工業化國家的社會主義道路，那就是工人階級奪取工業生產資料，同時掌握資本。關於後一點，《共產黨宣言》指出：

【資本是集體的產物，它只有通過社會許多成員的共同活動，而且歸根到底只有通過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活動，才能運動起來。

因此，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

因此，把資本變成公共的、屬於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這並不是把個人財產變為社會財產。這裡所改變的只是財產的社會性質。它將失掉它的階級性質。[2]】

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不是要取消資本，也不是要把個人財產變成社會財產，而是要使資本成為公共的，使資本為人民服務，使資本“失掉它的階級性質”。

馬克思向社會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提出了兩項重要任務：第一，掌握工業化的生產資料；第二，掌握資本。所謂資本為人民服務，就是為“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活動”服務。馬克思說，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決定了不同的社會發展尺度。

毛澤東一貫強調人與生產力的結合，這也是中國社會主義與蘇聯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區別。

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開篇，梅斯納這樣指出：新中國的奮鬥目標是兩個，而不是一個，即社會主義和現代化。

蘇聯的社會主義是工業化時代的社會主義模式。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不僅是一場工業化運動和經濟現代化運動，而且是為了確立社會主義法則、社會主義治理體系而進行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的革命，是一場“文化革命”。這是一場更為艱難但也更為深遠、更為徹底的革命。

在《國家與革命》中，列寧指出，在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治之後，無產階級要建立的新的社會法則究竟是什麼呢？無非三種：第一種是按需分配；第二種是按勞分配；第三種則更為普遍，就是按照對於集體和社會的貢獻大小進行分配。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按需分配”是沒有現實可能性的。在沒有找到一個“按照對集體和社會貢獻大小進行分配”的確切、可操作標準之前，最切實的辦法就是採用“按勞分配”。

列寧提出，社會主義乃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他的原話是“第一階段”），它要保衛的就是按勞分配的法則，核心就是通過能者多勞、多勞多得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充分發揮和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這是由列寧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第一個優越性。他從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角度提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另一個優勢，即“蘇維埃加電氣化”。在列寧看來，相比只會吵架的議會而言，奉行民主集中制的蘇維埃制度是推動現代化最高效的方式。

斯大林則繼承了列寧“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優越性觀點。今天看來，斯大林被罵得最厲害的地方，其實也就在“極權主義的計劃經濟”。因為西方的經濟學完全不能想象在沒有市場自發作用的情況下能夠建立一種“經濟”。斯大林指出，市場經濟對於工業化有排斥作用，靠市場經濟的自發作用，不能帶來工業化，而資本主義國家是掠奪財富和資本積累的工具，私人財富——資本的積累並不等於發展生產力。推動工業化，關鍵在於機器生產資料的生產與再生產。斯大林恰恰在這一點上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重商主義和自由貿易都會導向財富積累，但財富的積累並不意味着工業化。在這一點上，馬克思的結論與黑格爾相似：市場經濟的國家體制與工業化的生產力之間存在矛盾。

斯大林認識到，市場經濟的關注點在商品，但是，對現代經濟體而言，居於中心地位的是生產資料生產。簡而言之，沒有生產商品的機器，就不會有商品。因為工業化生產包括：原材料的生產；生產機器的設備——工作母機的生產；機器設備的生產；利用機器進行的產品的生產。狹義的市場經濟，所論述的只是產品的交換與生產，而沒有涉及原材料、母機、機器設備、產品這4個部門之間的生產與交換關係，更沒有看到上述4個部門之間的生產與交換關係就是現代商品生產與交換的基礎和前提。離開了這個基礎，就不可能有工業化的生產，也就不可能有產品的交換。

馬克思正是從這個角度論述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於持續工業化的排斥，是商品交換的體系對於原材料、母機、機器設備的生產交換體系具有排斥作用。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視為“頭足倒置”的。

在《資本論》第二卷中，馬克思提出，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隨着競爭的充分和經濟體系的日益龐大，必然出現生產領域“一般利潤率下降”的問題，就是指在工業化的生產體系裡，利潤主要發生在生產活動的最末端——製成品的生產與交換，隨着銷售部門的擴大、生產的擴大，生產活動的上游——原材料、母機、機器設備的生產所能分享的利潤則越來越少。通俗地說，這就會出現“造導彈不如賣茶葉蛋”賺錢的現象。馬克思認為，如果一個經濟是完全利潤導向的，那麼這個問題就沒有解決的答案。

而這個答案是斯大林提供的，他的意見是：在“一般利潤率下降”的情況下，經濟活動不應追隨市場，而應主動致力於建立完善的、彼此互為供需的生產部門，以各部門彼此間的供需關係代替市場以利潤最大化為導向的供需關係。取代市場的是由互相具有需求和供給關係的完善的工業部門組織起來的生產資料生產體系。它構成了與“商品交換體系”不同的“生產資料生產與交換體系”，在這個基礎上構成了社會主義工業化體系。因此，所謂計劃，主要是指機器設備生產部門之間互相的供需關係。簡而言之，斯大林所謂的國家經濟主幹，是以許多工業部門和國有企業為主體構成的。

斯大林的貢獻在于澄清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市場化與工業化不是一回事。世界上有許多市場化的國家，但只有極少數工業化國家。英國之所以強大，不是因為它是一個市場化的國家，而是因為它是一個工業化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目標，首先是實現工業化。

要推動經濟現代化發展，僅僅靠所謂通過商品經濟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是遠遠不夠的。生產資料的生產與交換體系是雞，商品交換體系是蛋，沒有雞，就沒有蛋，否則，你要麼買人家的雞，要麼就買人家的蛋——斯大林的發明，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實際上，按照斯大林的模式，蘇聯經濟的發展被當時的世界學術界公認為“創造了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史上的奇蹟”。這裡有一組數字可以說明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1913年俄國生產水平最高的年份，工業產值占世界工業總產值的2.7%，相當於美國的7%、德國的17%、英國的22%、法國的40%。英國用了近80年的時間完成了工業革命，又用了近80年的時間實現了國家工業化，而蘇聯僅用了不到4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從一個落後的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到先進的工業國的歷史性跨越。

特別是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中，資本主義世界一片蕭條，唯有蘇聯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1928—1932年的“一五”計劃期間，工業產值年增長率達19.2%，1933—1937年的“二五”計劃期間為17.8%，1938—1940年的“三五”計劃前期為13.2%。1950年，蘇聯社會總產值比1913年增加了17.2倍，其中工業產值增加了12倍，工業中生產資料產值增加高達26倍，國民收入總額也增加了7.8倍。

建立一個完善的工業體系，其實質就是建立彼此具有供需關係的多個經濟部門。這些部門彼此的供需關係可以創造市場，而不是依賴自發的市場。如果這些部門之間的嚙合如同齒輪一般有效，便可以節約交易成本。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並沒有立即搞社會主義經濟，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的基本路線乃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按照當時的設想，中國過渡到社會主義需要十年乃至幾十年的時間，而這從根本上說，就是因為中國缺乏起碼的工業基礎，而非缺乏市場。

中國共產黨選擇這樣做，是基於中國的基本國情。毛澤東曾經說，中國是個不折不扣的農業國，中國能生產什麼？能生產糧食，還能磨成面，但連一輛汽車都不能造。中國有一點商業資本，而產業資本基本空白。中國要恢復經濟，只能先發揮民族資產階級的積極性，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擴大商業，逐步積累資本，為工業化創造基礎。

中國共產黨當時的估計是：如果沒有工業化，就沒有現代化，而沒有現代化生產力作為基礎，社會主義制度就是空中樓閣。

新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初期，蘇聯給予了多方面的援助，特別是“一五”時期援建的156個項目影響深遠。平心而論，在人類歷史上還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把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核心技術以如此大的規模轉讓給另一個國家，何況當時的蘇聯經濟奇蹟乃是全世界學習的榜樣。與蘇聯接軌，這就是向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看齊。因此，選擇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新中國的第一次改革開放。

早在1951年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決定，從1953年起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成立了由周恩來、陳雲、薄一波、李富春、聶榮臻等組成的五年計劃編制領導小組。1952年8月，周恩來率領代表團訪問蘇聯，就五年計劃的輪廓草案徵求蘇聯的意見。直到1953年2月，在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指導下，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綱要才制定完成。“一五”計劃基本確立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在計劃期間中，國家對於農業的投入不足10%，主要的投資重點是工業。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同時面臨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大國的封鎖，這是當時我們的基本國情。由於中蘇關係破裂，蘇聯將派往中國援建的專家和技術資料在一夜之間撤走，導致一大部分在建工程停工，這給一個新生的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在關鍵時刻使新中國頂住壓力的，就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中形成的傳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眾。

如果現代化進程在全世界都是一個理性化的“祛魅”過程，那麼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卻完全相反——因為它恰是一個高揚信仰的時代，是“激情燃燒的歲月”。

新中國靠什麼度過了最為困難的時期

1960年，正是新中國經濟最為困難的時候。這一年，解放軍某部戰士雷鋒，從每月8元津貼中積攢起來的100元存款匿名捐給了農村災區。這樣的事情，在他短暫的一生中還有許多。1962年，雷鋒因公犧牲，雷鋒所在部隊的駐地撫順當時只有40萬人口，卻有10萬人自發走上街頭為這名普通士兵送葬。雷鋒犧牲時只有22歲，他把“為人民服務”和幫助他人作為自己人生最大的幸福。

雷鋒精神首先代表一種新中國的人格。這種人格把社會理解為互相扶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不是等價交換的市民社會。約翰·穆勒和弗洛伊德都說，人生的意義在於追求幸福，抑制痛苦。而雷鋒說，人生是有限的，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

雷鋒精神也是一種科學和理性的精神。這個始終臉上掛着燦爛笑容的“大男孩”，其實是個孤兒，他有着苦難的童年，而他對於苦難和幸福的理解，建立在對於新舊社會的清醒、理性比較之上，建立在對於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理性分析與認同之上。正是由於這種理性、這種清醒，他方才說，心甘情願地做革命事業的螺絲釘。

雷鋒精神代表着新中國的世界觀：在一個上帝已死的世界，人民就是上帝，人民就是觀世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福音。

雷鋒代表着的既是信仰，也是新中國的人文精神，這種人文精神是中華文明5000年所鍛造的人文精神在社會主義時代的升華。

雷鋒最崇拜的偶像是毛澤東，他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見過毛主席本人。毛澤東曾經說，魯迅是聖人，而他自己不過只是“賢人”。雷鋒犧牲後，翻閱雷鋒日記，毛澤東感慨萬千，他稱雷鋒是新中國的聖賢，慨然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

“六億神州盡舜堯”，人人皆可為聖賢——毛澤東極為重視從中華文明的優秀成分和中國革命的遺產中去汲取社會主義革命和共產主義革命的動力。群眾路線對基層的強大動員能力，無私為人民服務的信念和自我克制、自我約束的意志，在關鍵深刻發揮了作用。當時的黨員幹部，不但生活方式與一般群眾並無不同，而且親身參加體力勞動。於是，在共和國的腳手架上，我們的人民揮汗如雨。毛澤東說，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

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河北省一個只有三條驢腿的互助組，農民們從山上背回了生產資料，支持了處於困境中的集體合作，讓每個人感動得落淚。“窮棒子互助組”，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而中國的、人民的現代化則由此開闢。

毛澤東曾經這樣預言：“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被封鎖“十年八年”之後，我們有了什麼呢？首先就是有了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國民經濟體系。

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建立了以人民幣為核心的自主的中國財政金融體系，創立了中國的工業體系。這兩項偉大成就把中國的治理體系建立在了前所未有的嶄新基礎之上，為中國的一切現代進步奠定了根本基礎，從根本上推動了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以人民幣為核心的財政金融體系的建立，使中國徹底擺脫了貨幣發行對外部的依附。中國共產黨人能夠完成這一偉大歷史創舉的原因，在於共產黨建立了一個中國歷史上最具“信用”的國家政權，在於最廣大的中國人民對於“人民政權”的衷心擁護，更在於“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到來，而這為人民幣制度的確立奠定了根本性的政治前提。

而所謂“完善的工業體系”，具有如下兩個基本特質：第一，由“原材料生產—母機製造—機械設備製造—產品生產”構成且彼此聯繫的工業部門，能夠形成彼此間多元的供需關係；第二，能夠為產業部門提供大部分核心技術研發能力。這就是以若干工業部門為龍頭建立起來的相關科研院所、大專院校。要建立這樣的工業體系，就不能採取所謂“比較優勢”的思路，即按照從初級到中級再到高級的循序漸進的步驟來建立、布局產業部門，而必須採用體系化、系統化、協同化的戰略，即通過建立主導機器設備研製開發的“第一機械工業部”，與布局核心產業的六大工業部相配合，採用全部門整體推進戰略，採用“部委—院所—企業”協同的戰略。按照西方經濟學的說法，這就是“大推進”戰略。

一旦通過這樣的“大推進”建立起完善的工業體系，這個體系就會產生出自我持續、自我強化、自我擴張的勢不可當的趨勢，從而打破“報酬遞減”，使一國經濟走上“報酬遞增”發展的康莊大道。

中蘇關係破裂後，一窮二白的新中國究竟靠什麼來推進這關鍵的一躍呢？中國的工業體系始終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一體系的建立不是單純依靠國家的行政命令，不是依靠外援，而是靠站起來的中國勞動人民的艱苦奮鬥、忘我犧牲精神。

一窮二白的新中國，沒有什麼別的優勢，但我們擁有“人的優勢”。而所謂“人的優勢”絕不能等同於“人力資本”的優勢。這裡的人，不僅指作為“勞動力”的人，而且指中國人的精神。以苦為樂，越挫越勇，這是一種心理優勢。我們的人民缺吃缺穿，但卻不缺乏心靈的幸福。

我們的人民對於中國與世界，對於人類歷史發展大勢，有着明確的認識，這是思想意識形態的優勢。愛憎分明，敢愛敢恨，“敢同惡鬼爭高下，不向霸王讓寸分”，這是道德的優勢。世界歸根結底是屬於人民的，歷史是人民書寫的，這是世界觀的優勢。正因為有了世界上一流的人，我們才幹出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業。

1952—1978年，我國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年均增長11.4%；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679.1億元增加到1978年的3678.7億元，年均增長率為6.1%。這期間國家進行了大規模的水利、道路、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開展了大規模的墾荒、造林和掃盲等活動。鋼產量從1952年的135萬噸發展到1978年的3178萬噸，年均增長率為12.9%；發電量從1952年的73億千瓦時發展到1978年的2566億千瓦時，年均增長率為14.7%；糧食產量從1952年的1.64億噸增加到1978年的3.05億噸，年均增長率為2.4%。興建各類水庫8.5萬座（目前依然在滿足中國90%城市人口的飲用水需求）。完全可以說，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的1978年，新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經濟社會發展的奇蹟。

既然這期間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很快，為什麼在改革開放之前人民普遍感到貧窮呢？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一是在20多年的時間裡中國人口增加了4億多，幾乎翻了一番，衣食住行需求因此就增長了一倍；二是我們採取先生產後生活的方針，勒緊褲腰帶搞建設；三是這期間有大量的勞動投入但沒有產生相應收入，如大規模水利建設和鐵路公路港口建設、大規模墾荒、掃盲等都屬於“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基礎建設；四是我們面臨着美蘇兩霸的打擊與封鎖，在極為險惡的國際條件下，我們自力更生、發奮圖強，進行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以及反抗蘇聯核打擊的軍事鬥爭，如果沒有這些鬥爭的勝利，我們就不能取得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