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剛剛慶祝完新中國成立60周年不久，就傳來了一個不幸的消息：深受中國人民喜愛的人民科學家、被人們讚譽為中國航天之父、火箭之王、兩彈一星元勛的錢學森同志於2009年10月31日8時6分在北京逝世。
錢學森的一生，不僅是為中國的國防和航天事業立下不朽功勳的一生，而且也是為追求人類最美好的理想社會——共產主義而孜孜不倦、艱苦奮鬥的一生，因此，他的一生是波瀾壯闊、光輝燦爛的一生。
新華社在報道錢學森逝世的消息時，稱讚錢學森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享譽海內外的傑出科學家和我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這個評價，他是當之無愧的。除此之外，在人民的心目中，錢學森同志還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偉大的民族英雄！
這位值得中國人民驕傲的英雄走了，但他閃光的精神和高尚的品德，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學習他，在祖國面前,感人的愛國主義精神一個在世界上最發達的頭號強國——美國，生活與工作了20年，並且已經在美國有了相當社會地位和優越物質待遇的著名科學家，為什麼要離開它而回到與美國的物質條件相差懸殊、被人們稱之為一窮二白的新中國來呢？
錢學森的回答是：
【“我的事業在中國，我的成就在中國，我的歸宿在中國。”】
他滿懷深情地說：
【“在美國期間，有人好幾次問我存了保險金沒有，我說一塊美元也不存。因為我是中國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國住一輩子。”】
又說：
【“我在美國前三四年是學習，後十幾年是工作，所有這一切都在做準備，為了回到祖國後能為人民做點事。因為我是中國人。”】
“因為我是中國人”這幾個大字，飽含着錢學森同志多麼厚重的愛國主義情懷啊！
2005年7月，一位國家領導人去醫院看望錢學森。消息傳到菲律賓，75歲老華僑林孫美玉回憶起50年前與錢學森在馬尼拉輪船碼頭一席交談的情景，感慨之餘寫了一封信，托人捎給遠在北京病榻上的錢學森。
敬愛的錢學森先生：
距我們第一次見面已經50年了，那時您正在歸國途中，船停泊在馬尼拉。
我們進行了如下談話：
“您為什麼想回到中國？”我問。
“我想為仍然困苦貧窮的中國人民服務，我想幫助在戰爭中被破壞的祖國重建，我相信我能幫助我的祖國。”您回答。
“您離開美國困難嗎？”我又問。
“是的，美國政府設置了太多的條件。他們不允許我帶走我的書和筆記，但是，我將盡最大努力恢復它們。”您接着回答。
“……我在菲律賓向主祈禱，保佑您幸福。我感謝主，他把您這個最好的禮物給了中國。”（2005年12月7日《科學時報》）
為了報效祖國，錢學森同志是怎樣去美國留學，又是怎樣走上5年歸國路的？
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錢學森手稿》一書中附錄的“錢學森簡介”是這樣介紹的：
1934年夏，23歲的錢學森大學畢業，以優異成績考取了清華大學公費留美預備班，懷着科學救國的抱負，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飛機專業攻讀碩士，一年時間就碩士畢業。1936年轉學到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開始了他與世界力學大師馮·卡門教授，先是師生後是合作者的一段難得經歷。馮·卡門的科研和教學實踐充分體現技術科學的思想。錢學森在馮·卡門這一思想的影響下，自己總結二戰中雷達、原子彈等提高綜合國力的經驗，從中看到了技術科學是一個國家從貧窮走向富強的關鍵，並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
1937年秋，錢學森就和加州理工學院其他同學組成了研究火箭的技術小組，他擔當起了理論設計師的角色。而火箭在當時還屬於幻想中的東西，大家把這個小組稱為自殺俱樂部，因為火箭和火箭燃料的研究，實在充滿了危險性和不確定性。然而，正是由錢學森完成了美國首個軍用遠程火箭的設計。
1945年，錢學森已經成為當時一位有名望的優秀科學家。
1947年，錢學森回國省親，將技術科學強國的思想帶回祖國。他在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和清華大學所作的工程和工程科學同一題目的講演，就是希望自己的國家，將技術科學的思想傳播到全國去。因為看到當時國民黨蔣介石在美國的支持下打內戰，自己強國的理想不可能實現，就毅然謝絕了國民黨當局的挽留，又回到了美國學習和工作，進一步增長本領，等待為國家效力的時機。
1948年，祖國解放事業勝利在望，錢學森開始準備回國，為此，他要求退出美國空軍科學諮詢團。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的成立使客居美國的錢學森同志心潮澎湃，他終於看到了祖國的曙光，他毅然決然地下定決心，回國效力。他對夫人蔣英說：“祖國已經解放，我們該回去了。人民中國才是我永遠的家。”
而此時，扶蔣反共政策遭到失敗的美國政府又掀起了一股反華反共浪潮。1950年，正準備啟程回國的錢學森在舊金山遭到阻攔。一天下午，兩個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官員走進了錢學森的住所，向他宣讀了逮捕令……錢學森被關進了特米那島上的一個拘留所。
錢學森被美國政府無理拘禁的消息一經傳出，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愛好和平的人士，都紛紛向錢學森發出了聲援的吶喊。中國政府也公開發表聲明，譴責美國政府的這一錯誤做法。兩星期後雖經同事保釋出來，但繼續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聯邦調查局特務的監視。
最近許多媒體刊載了美國聯邦調查局已公開的檔案記載的一次審訊錢學森的記錄，十分感人。
美國檢察官訊問錢學森：“你忠於什麼國家的政府？”
錢學森回答：“我是中國人，當然忠於中國人民。所以我忠心於對中國人民有好處的政府，也就敵視對中國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檢察官追問：“你說的‘中國人民’是什麼意思？”
錢學森答：“四億五千萬中國人。”
檢察官說：“這四億五千萬現在分成了兩部分，那麼我問你：你是忠於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還是忠於在大陸的共產黨政府？”
錢學森答：“我認為我已經說過我忠於誰的原則了，我將根據我自己的原則作出判斷。”
檢察官又問：“你現在要求回中國大陸，那麼你會用你的知識去幫助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嗎？”
錢學森說：“知識是我個人的財產，我有權決定給誰就給誰。”
檢察官再問：“那麼，你就不讓政府來決定你應當忠於的對象嗎？”
錢學森回答：“不，檢察官先生，我忠於誰要由我自己來決定。難道你的意願都是美國政府為你決定的嗎？”
檢察官狼狽不堪。第二天洛杉磯報紙上的大字標題是：“被審訊的不是錢學森，而是檢察官！”（(2009 年11月2日老年生活報摘自學習時報/ 塗元季文)
這位在萬里之外的海外赤子，孤身一人,面對強大的美國反動勢力，不僅沒有屈服，而且表現得如此勇敢和無畏，令人肅然起敬。
1955年6月的一天，錢學森避開了特務的盯梢，在一家咖啡館裡用香煙盒給祖國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阻礙歸國的禁令已於4月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還鄉報國之夢難圓，省親探友之願難償，戚戚然久之”，“懇請祖國助我還鄉”。】
這封短信幾經輾轉，終於送到了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陳叔通老人手中並迅速將它轉呈給了周恩來總理。
1955年8月1日下午，中美兩國大使級會談時。王炳南大使以錢學森這封信為依據，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允許錢學森回國。1955年10月8日，錢學森終於回到了他魂牽夢繞的祖國。
錢學森回國後不久，組織上便安排他去東北參觀，一路上，他參觀了新建的工廠、水電站、大學、研究所。從新中國成立六年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中，錢學森親身感受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的力量，進一步增強了立志報國的信念。
回國後，他受命組建了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所——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並擔任首任院長。隨後，他主持完成了“噴氣和火箭技術的建立”規劃，參與了近程導彈、中近程導彈和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研製，直接領導了用中近程導彈運載原子彈“兩彈結合”試驗，參與制定了中國第一個星際航空的發展規劃……。
這就是被人們傳為佳話的“五年歸國路，十年兩彈成”。
什麼叫愛國？什麼叫愛國主義？人們會從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找到答案，也會從錢學森同志的人生軌跡中找到答案。
人們會問，錢學森為什麼那樣地深愛我們的祖國？答案也很簡單，因為祖國是錢學森、也是所有中國人的母親。我們的祖國是值得錢學森、也值得我們大家去深愛的，因為她不僅有錦繡的山河、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更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
魯迅說：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我們中華民族是有着愛國主義光榮傳統的民族。古往今來，為了中華民族的興旺發達，無數志士仁人和英雄豪傑拋頭顱、灑熱血，譜寫了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壯美詩篇。
錢學森就是魯迅所說的“中國的脊梁”，就是這個愛國主義英雄群體中新的一員，就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應該學習的光輝榜樣和優秀典範。
學習他，在帝國主義面前,令人欽佩的民族氣節和風骨改革開放以來，中美關係緩和，外交、經濟、貿易、文化、教育等領域的往來越來越頻繁，於是，一些人甚至某些共產黨員，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警惕性放鬆了，兩種社會制度的界限模糊了，國際階級鬥爭觀念淡化了，甚至出現一些喪失民族氣節的叛徒、漢奸、賣國賊。
有的人名為共產黨員，實為帝國主義走狗。他們恐美、崇美、媚美、追美，唯美國的馬首是瞻。例如，有人主張中國要走“美國化”的道路，變社會主義的中國為美國的殖民地；有人主張給美國當“三孫子”，一切聽美國的擺布；有人要把中國變成美國的第五十一州；有人主張中國實行美國式的“民主憲政”、“三權分立”、多黨制，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等等。
而在美國生活了20年的錢學森，則對美國這個國家和它的社會制度有着十分清醒與刻骨銘心的認識。
一些美國著名科學家和在美國的華裔科學家不斷向錢學森發出邀請，請他到美國訪問。並表示他們和美國科學院、美國工程院討論過錢學森在美國的工作，認為他成就卓著，舉世公認。如果他應邀來美，將授予他美國科學院院士和美國工程院院士榮譽稱號。對此，錢學表現出少有的冷靜、骨氣和志氣。
在美國的20年，他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不加入美國國籍而一直保留着中國的國籍。在離開美國長達54年的時間裡，錢學森再也沒有踏上過美國的國土。據介紹，回國後錢學森的出國記錄只有兩次，一次是20世紀50年代經黨中央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派遣，陪聶榮臻元帥訪問蘇聯；第二次是80年代受中央的指派，率中國科協代表團出訪英國和德國。除此之外，他再沒邁出過國門。
說到他不再去美國，還有一個廣為傳頌的“故事”。
1985年，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基沃思訪華，他在會晤原國家科委主任宋健時表示：錢在美工作過20年，對美國的科學技術進步特別是軍事科學的發展，做出過很大貢獻。在研究過聯邦調查局的歷史檔案後，十分清楚，麥卡錫黑暗時期的美國是欠錢學森的債的。我們現在感到很難過。美國政府對錢學森橫加迫害，是沒有道理的。錢的遭遇和美國“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的情況很類似（奧在麥卡錫時期被誣為“蘇聯間諜”而受審；上世紀60年代美國以授予他“國家勳章”的形式為其“平反”）。美願邀請錢學森訪美，並由政府和有關學術機構表彰他對科學的重要貢獻。如錢不去美訪問，美方可派美國科學院院長普雷斯來華，授予錢學森“國家勳章”，表彰他的貢獻。
時任總書記在得悉美國有關方面邀請錢學森訪美、並要授予他學術榮譽稱號和國家勳章後，曾在一次會議期間找錢學森談話，勸他接受這一邀請。據錢學森同志回憶，談話大意是：
錢老，你在國際上影響很大，一些國家邀請你，我建議你還是接受邀請，出去走走。你出去和別人不一樣，對推動中外科技交流會有很大影響。這也是今天改革開放的需要啊！今天，世界在變，中國在變，美國也在變。幾十年前的事，過去了就算了，不必老記在心上。你去美國走走，對推動中美間的科學技術交流，甚至推動中美關係的發展都會有積極意義。
聽了這一番話，錢老說：“總書記，當年我回國的事很複雜，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不宜出訪美國。”
總書記說：“錢老，我這是勸你，不是命令你一定要去。如果你認為不便去，我們尊重你個人的意見。”
後來，當錢學森正式接到國防科工委、國家科委和外交部三家的聯合請示件以後，他明確表示：
【“這是美國佬耍滑頭，我不會上當。當年我離開美國，是被驅逐（deport）出境的，按美國法律規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國的。美國政府如果不公開給我平反，今生今世絕不再踏上美國國土。”】
對於美國人給他的榮譽和獎賞，錢老說：
【“如果中國人民說我錢學森為國家，為民族做了點事，那就是最高的獎賞，我不稀罕那些外國榮譽頭銜！”】
後來發生的事實證明，錢學森同志對美國的分析是正確的。1999年美國國會調查中國所謂竊取美國秘密技術所發表的考克斯報告中，仍然將錢學森指為“間諜”。（2009-11-03 19:46 BBC中文網）
錢學森同志向來是愛憎分明的。在人民和同志面前，他是“孺子牛”，在敵人面前，他是毫不客氣的鬥士。凡是接觸過錢學森的同志、特別是在他身邊長期工作的同志都知道，他為人隨和，關心人、體貼人、善於團結人，但對於那些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投敵變節分子他是絕對瞧不起，並且會勢不兩立。錢學森同志立場堅定、旗幟鮮明。他在批判“自由化”分子的醜行時憤怒地指出：
【“這些個壞傢伙，跟在美國人後頭想把中國搞亂，搞自由化煽動鬧事，想分裂我們，搞掉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陰謀是不會得逞的！”】
對錢學森的這些舉動，時下有些人似乎不理解，似乎認為他思想僵化，但若從他的世界觀上去尋找，從一百多年來的中國歷史去尋找，人們就會理解他為什麼這樣做。
——郭沫若稱讚錢老的詩云：“大火無心天外留”。是一種尋找。
——“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之妻李佩說：“錢先生雖然是世界級的專家，但因為是黃皮膚，在國外不能受到真正的尊敬。雖然他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但是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是一種尋找。
——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研究員談慶明說：“錢老不是工程師，而是戰略科學家。他想得高，看得遠，可由於環境的原因，一些想法都沒能實現。沒有人可以保證他的這些更高思想的落實。”是一種尋找。
——錢學森的第一任秘書張可文說：“錢先生跟別人不一樣，他有嚴重的反美情緒，所以特別佩服能跟美國對着幹的毛澤東。”是一種尋找。
這些尋找，都不無道理。
學習他，在真理和領袖面前，無限忠誠BBC中文網在一篇評論錢學森逝世的文章說：“曾經在xx年被錢學森指責參與‘dong亂’的天體物理學家方xx在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說，錢學森是工程技術專家，而非理論科學家。”文章說：“錢學森在中國的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了科技界，他的政治立場也折射出中國政治的變遷。”“錢學森的研究為提升中國國家政治力做出了貢獻，他本人也在不同時期發表了許多其專業領域外的言論。錢學森強調‘用馬克思主義與唯物辯證法指導科學研究’的理念，以別於強調科學要獨立於政治的自由派科學家。美國學者里曼·梅勒將毛澤東以後中國科學界分為‘一元派’和‘多元派’。他認為錢學森和何祚庥支持黨組織介入科研領域，是一元派；而贊成科學獨立性和自由辯論的方xx和於xx是‘多元派’。方xx說，在那場學術爭論中，他作為反對派也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壓力。錢學森還發表言論批判過‘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xx年錢學森表態支持中國政府，作為科協主席，他還批判‘科學界的民族敗類方xx參與策劃這場dong亂的賣國主義罪行’。錢學森倍受中國輿論推崇，大概同強國意識、對美戒備以及強調個人為國家奉獻有關。”（2009-11-03 19:46 BBC中文網）這篇文章的作者顯然是站在西方的立場上說話的，但也從反面印證了錢學森同志對祖國，對社會主義制度，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忠誠所在。
的確如方xx們說，錢學森同志不但是一位功勳卓著的人民科學家，而且是一位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共產主義偉大戰士。錢學森多次說過：
【“我認為今天科學技術不僅僅是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而是人認識客觀世界、改造客觀世界的整個的知識體系，而這個體系的最高概括是馬克思主義哲學。”】
錢學森對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同時對毛澤東思想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可以說，是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影響了他的大半生。
毛主席逝世後，錢學森在回憶自己曾經四次受到毛主席接見時動情地說：
【“在1956年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期間，毛主席第一次接見了我。毛主席教導我要懂得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東西，總是在同舊的、衰亡着的東西鬥爭中生長起來的，並要我培養一些青年科技人員。在這年毛主席主持討論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主席又一次接見了我。毛主席對物質無限可分性的問題，從唯物辯證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闢的論述。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親臨中國科學院科學成果展覽會。毛主席第三次接見了我。毛主席指出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毛主席的教導撥正了我做科技工作的方向。1964年2月6日，在一次春雪之後，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見了李四光、竺可楨同志和我。這是我第四次見到毛主席。毛主席講了在科學技術發展中，矛盾鬥爭推動事物前進的道理。這使我思想上受到很深的教誨，對我進行科研工作有很大的啟發。毛主席多次親自教誨我，每一次都給我指明了繼續前進的方向，每一次都給我增添了登攀高峰的力量。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產黨給的。”（《人民日報》1976年9月16日）】
錢學森說：
【“回想當年，黨中央、毛主席下決心搞‘兩彈’，那真是了不起的決策。那個時候，我們的工業基礎十分薄弱，連汽車都沒造出來，竟決定搞最尖端的技術——導彈和原子彈，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胸懷和氣魄，誰敢作這樣的決策？我們第一枚導彈在1960年就首次發射成功了，第一顆原子彈在1964年就炸響了。這樣的速度是空前的。”】
他說：
【“回國後我同毛主席有過多次接觸，他也問過我一些科學上的問題。他的智慧主要來自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歷史、文學藝術修養，來自革命戰爭的錘鍊，很了不起。他對科學問題也十分關注，下了很大功夫進行研究。他的理論著作《實踐論》和《矛盾論》，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光輝篇章。我回國後曾反覆學習，深受教益。我在美國搞的那些應用力學、噴氣推進和工程控制論等等，都屬技術科學，而技術科學的特點就是理論聯繫實際。我寫的那些論文選題都是從航空工程和火箭技術的實際工作中提煉出來的。而研究出來的理論成果又要與實驗數據對照，接受實踐的檢驗。這個過程往往要反覆多次，一個課題才能完成，其成果在工程上才能應用。這就是毛主席在《實踐論》中講的道理。”（2002年6月24日《人民日報》）】
從這些樸素的話語中，我們不難看出錢學森同志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和追求是多麼執著，對領袖的熱愛和崇敬又是多麼深沉！
記得，改革開放初期，面對國內外出現的一股污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動思潮，老將軍黃克誠同志在他的《關於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的講話中就說過：
【“聽到一些對毛主席和對毛澤東思想評價的議論，有個別人甚至放肆地詆毀毛澤東思想，謾罵、醜化毛澤東同志。這種傾向使我很憂慮。”
“現在有些人要丟掉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或是要批判毛澤東思想的重要部分。我認為這樣做是危險的、是要吃虧的、是會碰得頭破血流的。”】
錢學森同志的心與黃克誠老將軍的心是相同的。據北京大學現代科學和哲學研究中心主任、哲學系教授趙光武同志的回憶，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錢學森同志在與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黃楠森、趙光武、王東和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錢學敏等四位同志的一次談話中，曾經強調指出：
【“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
錢學森能說出如此振聾發聵的警世良言，無疑是他對真理、理想、領袖和黨的事業無限忠誠的生動體現。
網上有人說，錢學森是科技界的毛澤東。這話似乎是對錢學森的最高評價。
錢學森敬仰毛澤東，毛澤東也十分器重錢學森。毛澤東曾風趣地稱錢學森為“工程控制論王”和“火箭王”。人們知道，毛主席是很少給自己過生日的，但在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請了兩桌客人，其中就有錢學森，還有陳永貴和董家耕。由此可見，錢學森在毛主席心目中的位置。
學習他，在理想面前，爭作合格黨員的革命胸懷共產主義是人類未來的最理想社會。在這個社會裡人類將最終消滅剝削、壓迫，消滅階級。這個目標的實現，唯有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才能做到。錢學森為了實現人類的這個遠大理想，一直夢想參加這個無產階級先進組織。
張勁夫在談到錢學森申請入黨時這樣寫道：
【（在詳細了解了錢學森的經歷之後，）“我才理解錢學森為什麼一回國就那麼熱愛中國共產黨，如饑似渴地學習黨的各項方針政策，並很快適應了新的環境，學會了新的語言，完全不像一個在海外漂泊了20年之久的遊子。他在美國只是嚮往進步事業，並不是共產黨員，但卻背上了‘共產黨’的罪名，遭到殘酷迫害。是黨挽救了他，使他能夠歸國投身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從這個背景看，他要求入黨是理所當然的了。”
“一天晚上錢學森同志一個人找到我家裡，談了他在美國20年，所有工作都是在做準備，準備將來為祖國做點事情。回國後，為使人民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將竭盡全力建設自己的國家；並鄭重地提出了入黨的要求。……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我們科學院黨組及時批准了錢學森的入黨申請。事實證明，我們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錢學森同志以他的行動表明，他是我黨的一名優秀黨員，科技界的一面旗幟。他的回國帶動了一批海外學子的歸來；而他的入黨又推動了科學院一大批知名科學家政治上的進步。後來我才知道。學森同志本人對入黨這件事也是看得是很重的。他曾為此激動得徹夜難眠，是他一生之中的‘三次激動’之一。”】
張勁夫在文章中說：“錢學森入黨以後，錢學森同志更加煥發出高昂的革命熱情”，“為我國研製成功‘兩彈一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更為難得的是，）“我們國家面臨3年‘經濟困難’。科學家們生活上困難，思想上對有的問題有些疙瘩，這是可以理解的。學森同志便協助黨組和我們一起做科學家的工作。……他能結合自身的體會，對黨的方針政策講出一些獨到的見解，使到會的科學家們釋疑。……我從和學森同志的交往中深深感到，他的難得之處就在於，他既是一位功勳卓著的科學家，又是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
“他經常說，我為新中國科技事業發展所做的工作，是和黨的正確領導、集體的智慧分不開的，我個人僅是滄海一粟，真正偉大的是黨、人民和我們的國家。”
（張勁夫：《讓科學精神永放光芒——讀<錢學森手稿>有感》）】
錢學森以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他說：
【“我在美國是學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的，一心想用自己學到的科學技術救國，不懂得政治。”“回到祖國以後，我通過學習才慢慢懂得馬克思主義，懂得點政治，感到科學與政治一定要結合。”“即便是純技術工作，那也是有明確政治方向的。不然，技術工作就會迷失方向，失去動力。”】
他在給一位友人的信中寫道：
【“我近30年來，一直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並總是試圖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我的工作。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智慧的源泉！”】
錢學森十分重視自己的思想建設。在他的書房裡，不僅擺滿了各種現代科學技術書籍，還有許多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和文藝理論著作，甚至有他熟讀過的《像雷鋒那樣做人》和《雷鋒辭典》等書籍，他把雷鋒的思想和行為從行為科學的高度，進行認真的概括和總結，力圖提煉出帶有規律性的一般原則。（2005年10月8日中國青年報）
作為共產黨員的錢學森，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他不僅是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而且是一名十分優秀的共產黨員！
學習他，在勞動人民面前，甘做“孺子牛”的情操毛主席曾經號召知識分子要工農化，工農分子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和工農群眾相結合。錢學森同志就是這方面的表率和典範。
許多報刊網絡都報道了錢學森同志“三次激動”的“故事”，其中之一就反映了他與勞動群眾的關係。1991年10月16日，國務院、中央軍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授予錢學森“國家傑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和“一級英雄模範獎章”大會。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國家主席楊尚昆親自為他頒獎。但錢學森在講話中卻說：
【“今天我不是很激動。”“就在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寫的《史來賀傳》的序。在這個序里他說中央組織部把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史來賀和錢學森這5個人作為解放40年來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我心情激動極了，我現在是勞動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與勞動人民中最先進的分子連在一起了。”（2005年10月8日中國青年報）】
人活着究竟是為什麼？不同的階級，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回答。在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的世界觀里，人活着就是為人民的解放，為國家的富強，為民族的振興，一句話，就是為人民服務。然而，一個時期以來，一些人打着“思想解放”和“觀念創新”的旗號，把追逐物質利益作為人生的目標，為此，有人提出要為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的個人主義“平反”、“正名”，主張“一切向錢看”，並說“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
錢學森同志沒有被這股思潮所動搖，他多次說過：“我姓錢，但我不愛錢。”他說：
【“我作為一名技術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為人民服務，如果人民最後對我的工作滿意的話，那才是最高獎賞。”】
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像他這樣著名的大科學家，如果想成為富翁，那是比較容易的。時下，“名人”的一次講課費、一個推銷商品的廣告，動輒就是幾萬，甚至幾十萬，如果再弄個“獨立董事”噹噹，就可能一夜暴富，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翁。
可錢學森從沒有動過發家致富這個念頭，因為他心裡時刻裝着的是群眾，是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而不是金錢。所以，他不僅不去為自己“撈錢”，即使正常合理合法給他的稿費、獎金等，他也不要，通通捐出去。1962年前後，錢學森所著的《物理力學講義》和《星際航行概論》先後出版，稿酬有好幾千元，這在當時是一個不小的數目。但是，他不要，連裝錢的袋子都沒打開，轉手就作為黨費上交了。1978年，錢學森又將為他父親錢均夫落實政策而補發的3000多元工資作為自己的黨費全部上交。1982年，錢學森等人所著《論系統工程》一書出版，他本人將自己所獲稿費捐給了系統工程研究小組。1994年，他又榮獲何梁何利基金優秀獎100萬港元，他連支票都沒拿到，就寫了一封信，委託秘書代他轉交給了西部促進沙產業發展獎勵基金會。即使是在平時，他和別人聯合署名發表文章時，也總是把稿費讓給別人，並說：“我的工資比你多，這稿費就請你一人收下吧！”
錢學森不僅不愛錢，也不會“享受”。我們看看這位科學家的衣食住行。
住的儉樸。錢老生前一直住在僅有100平米左右的普通住房裡，並且一住就是50年沒變。一位既是原“國家級”領導人，又是有巨大貢獻的傑出科學家，具備這兩條中的任何一條，都不會住這個標準的住房。像他這種情況，在他同級別的人中，沒聽說有第二人。如果不是國家主流媒體——中央電視台的現場報道，普通老百姓肯定是難以置信的。因為他們知道，比錢學森級別低、貢獻也小得多的一些幹部以及一些走紅的“大師”們，哪個不比錢學森的住房大且豪華？更別說那些為家人辦了外國綠卡，到外國去買房的人了。據報道，組織上曾想給錢學森按標準蓋一座小樓，再修一個小院，但遭到錢學森堅決拒絕。他說：“我現在住房條件比和我同期歸國的那些人都好，這已經脫離群眾了，我常常為此感到不安。”秘書說：“錢老，現在一般科技人員的住房都有了很大改善，您說的那是老皇曆了。”錢學森搖搖頭說：“今後別再提這個問題了，把我折騰到新房子裡，我於心不安，心情也不會好，能有利於健康嗎？”
穿的儉樸。他回國後就脫下西裝換上普通的中山裝。據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錢老回國後，再也沒有穿過西裝。錢老的司機兼公務員郭何成回憶他1981-1985年與錢老共同生活的5年中，清楚的記得，錢老無論是在家還是外出，穿的永遠是軍褲，他只在每次出門時換上一件外衣。（2009.11.6《北京晚報》）
吃的儉樸。20世紀60年代我國遭受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為了保證科技專家的正常工作，黨和國家想盡辦法在生活上給以照顧，聶榮臻元帥特意送去一點豬肉並交代說，給錢學森補充營養。有一天，炊事員為他做了一碗紅燒肉。平時和顏悅色的錢學森，一下子把臉沉了下來，厲聲問工作人員：“你們不是不知道，現在全國人民都很閒難，連毛主席、周總理都不吃肉了，你們居然給我做紅燒肉，黨性到哪裡去了？”他說，我不能搞特殊，要和全國人民共渡難關。（2005年10月8日中國青年報）張勁夫在他的回憶文章中也說：“一次我到他家，他請我吃炸醬麵，使我看到這位大科學家儉樸的生活，感受至深。”（中華文化信息網2005-09-14）
行的儉樸。到了晚年，為了不打擾外地的同志，不給外地帶來負擔，也考慮節省開支，避免地方高規格接待、大吃大喝，他堅持不離開北京。他不無幽默的說：“我對付這類事情的最好辦法，就是哪也不去。”
此外，錢學森還為自己規定“幾不”原則，即：不題詞，不為人寫序，不出席應景活動，不接受媒體採訪，不宣傳自己，在他寫的報告中不用英語，漢字簡化後不用繁體字。
1991年，航天部、中國科協、國防科工委等單位作出了向他學習的決議。錢學森對秘書說：“我看對我個人的宣傳現在應該畫個句號了，到此為上吧。我這麼說並不是故作謙虛，要下決心煞住，你立刻通知報刊雜誌社，把宣傳我的文章撤下來。”《光明日報》、《科技日報》宣傳錢學森的文章已經排好了版，也在他的要求下把稿子撤下來。
前些年，“名人錄”之類的書很多，他決定不上任何“名人錄”，為此，他曾經向報告此事的秘書發火。
對於名譽地位，他向來看的很淡。他曾多次請辭全國科協主席和全國政協副主席職務。他常說：“我是一名科技人員，不是什麼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樣也不想要。”（以上未註明出處的均引自2009.11.5《國際先驅導報》、2008年第5期《黨史文匯》）
這就是錢學森！
這就是從美國生活了20年的錢學森！
這就是出生在杭州富豪家庭的錢學森！
這就是背叛了原來的階級而加入到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錢學森！
這就是為國家、民族和人民做出重大貢獻的錢學森！
一滴滴水珠，可以反映出太陽的光輝，
一件件“小事”可以反映出一個人的精神世界。
錢學森同志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詮釋了一位優秀共產黨員、一位民族英雄的高尚人格和品質，
而這，正是中華民族的靈魂和脊梁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