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問題是一切問題的基礎。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花費極大力氣解決糧食問題，逐漸恢復了戰爭中遭到嚴重破壞的農業生產力。但到了1953年，糧食嚴重緊張的情況還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

　　這其中的複雜原因是：一、工業建設使城鎮人口急劇增長。1953年，全國城鎮人口達7826萬，比1952年增加663萬，比1949年增加2061萬。這些新增城鎮人口中，除一部分自然增長外，大部分是從農村轉化而來的。農民轉變成工人後，需增加新的商品糧供應;二、農民消費糧食的增長速度加快。新中國成立後農民生活逐步改善。長期處於飢餓半飢餓狀態的農民糧食消費量迅速增長。1949年農村人均消費糧食370斤，1952年增加到440斤淨增70斤，累計起來就是一個龐大的數字;三、國家無法收購到足夠的糧食。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間內，我國糧食商業領域一直是自由市場和計劃市場並存。糧食經營活動的有利可圖使得私商大量販運糧食，加上不少農民有存糧防災、囤糧惜售等習慣，嚴重影響了國營糧食公司和供銷合作社的糧食收購;四、自然災害的影響。1953年，河南、皖北、蘇北等產糧區都出現嚴重霜災。全國共有35463萬畝農田受災。糧食較上年有很大減產。

　　解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糧食緊缺問題，已成黨和政府的當務之急。早在1953年上半年糧食供銷矛盾進一步加劇時，毛澤東就要求陳雲負責的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拿出具體辦法。7月下旬，因病正在外地休養的陳雲急忙回京參加全國財經會議，着手解決此事。根據多方討論情況，經過反覆比較，權衡利弊後，陳雲提出“在農村徵購、在城市配售”的方案(即後來的“統購統銷”)。1953年10月2日晚，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採納了陳雲的建議。

　　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根據《決議》 規定，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包括計劃收購、計劃供應、市場管理和中央統一管理4部分：在農村向餘糧戶實行糧食計劃收購(簡稱統購)的政策;對城市人民和農村缺糧人民，實行糧食計劃供應(簡稱統銷)的政策，亦即是實行適量的糧食定量配售的政策;實行由國家嚴格控制糧食市場，對私營糧食工商業進行嚴格管制，並嚴禁私商自由經營糧食的政策;實行在中央統一管理之下，由中央與地方分工負責的糧食管理政策。會後，毛澤東又修改了《決議》 。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並在首頁寫下批語：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地委，縣委，並告中央各部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黨組：

　　茲將《中共中央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 發給你們，請予認真執行。除迅速發至縣委和城市區委外，可登黨刊。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

　　11月19日，政務院第194次政務會議又通過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 和《糧食市場管理暫行辦法》。以毛澤東批發的《決議》 和政務院通過的這兩個文件為標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正式出台。從1953年12月初開始，一場轟轟烈烈的糧食統購統銷運動在除西藏、台灣外的全國城鄉拉開了序幕。

　　人們排隊憑票購糧

　　關於統購統銷的報道

　　解決糧食緊缺問題的根本途徑，在於增產。以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標誌，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從1979年春開始，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開始在全國廣泛興起。由於實行包產到戶，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極大提高，糧食產量隨之快速增長。新中國成立初期糧食長期短缺、購銷關係嚴重緊張的局面根本改觀。與此同時，農產品統購派購政策越來越顯示出它與經濟發展不和諧的弊端。1985年1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規定從1985年起，“除個別品種外，國家不再向農民下達農產品統購派購任務，按照不同情況，分別實行合同訂購和市場收購”，“糧食、棉花取消統購，改為合同定購”。至此，從1953年起實行了30多年的農村糧食統購制度被合同定購制度所取代。糧食統購制度取消的同時，考慮到穩定城市物價等因素，城鎮糧食統銷制度並未被立即取消。但隨着時代的發展，1993年2月15日，國務院發布《關於加快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各地在“統一政策，分散決策，分類指導，逐步推進”的基礎上，爭取在兩三年內全部放開糧食價格。4月1日，上海和天津兩市同時放開糧食價格，取消糧食憑證定量供應的辦法。到年底，“全國除西藏和雲南、甘肅兩省的25個縣以外，全部放開了糧食價格和經營，取消了國家低價定量供應的統銷制度”，實行了40年的糧食統銷政策徹底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包產到戶激發了人們的勞動熱情

　　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取消後，群眾在糧食市場上自由購銷調節餘缺

　　從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決策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那一天起，圍繞着這項政策究竟是“弊大於利，還是利大於弊，或是利弊相抵”的爭論就未中斷過。尤其是在政策施行期間，出現過自由市場停滯、工作方式不當、幹群關係緊張等問題，很多人就認為這項政策是得不償失的。那麼，我們對此該如何看待呢?

1、實施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是解決新中國成立初期糧食緊張問題唯一正確的選擇

　　從客觀實際上看。解決糧食緊缺問題主要有兩種途徑：實現糧食的持續增產、調節糧食流通方式。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尚未完成集體化的小農經濟想在短期內實現糧食增產的可能性幾乎為零。毛澤東對此早有論斷：

　　【“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

　　陳雲也有過類似論述：

　　【“農業增產有三個辦法：開荒、修水利、合作化。這些辦法都要採用，但見效最快的，在目前，還是合作化。”“搞合作化，根據以往的經驗，平均產量可以提高15～30%。增產30%，就有一千億斤糧食。並且只有在農業合作化以後，各種增產措施才更容易見效。”】

　　短期內糧食增產無望，又不能大量依賴進口，解決糧食問題就只能從流通方式上着手了。

　　從理論來源上看。20世紀初期，為解決因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造成的糧食緊缺問題，蘇俄曾實行了“餘糧徵集制”。20世紀30年代後期，在解決優先發展重工業所需資金問題時，蘇聯又實行了對農產品的“義務交售制”。這些近似剝奪的做法儘管給農民造成了損失，但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特殊時期的糧食緊缺問題。這種戰時統制經濟理論模式的成功經驗給中共領導人提供了理論來源。實際上，不僅是解決糧食問題，在處理其他經濟問題上，新中國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蘇聯的影響。正如毛澤東後來所評價的那樣：

　　【“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只得照抄蘇聯。”】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做法雖然參考了蘇聯的經驗，但並非全盤吸收。這一點，毛澤東在1957年1月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就有論述：

　　【“我們統購糧食，是按照正常的價格……我們沒有蘇聯那樣的義務交售制。我們對於工農業產品的交換是縮小剪刀差，而不是像蘇聯那樣擴大剪刀差。我們的政策跟蘇聯大不相同。”】

　　換購糧食和食鹽的票證

　　從歷史經驗上看。中共歷史上有對重要生活資料進行統購統銷的成功做法。1944年3月，陳雲出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工作時，就同其他領導先後在邊區開展過棉花統購、食鹽統銷工作，取得了既定的效果。因此，在1953年糧食出現嚴重危機時，經過仔細分析多方意見後，陳雲很自然地就想起包括“又征又配”在內的8種解決方案。經糧食部部長章乃器建議後，統稱“統購統銷”。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央政府採用排斥市場調節機制的統購統銷辦法來解決糧食問題，確實是經過權衡利弊後作出的唯一正確的選擇。

2、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不僅是一項經濟政策，更是一件政治大事。從實施的那一刻起，它就和改造個體農業、過渡時期總路線聯繫在了一起

　　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儘管是針對糧食緊缺問題出台的一項經濟措施，但由於它醞釀和出台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和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的前後，這就使它超越了經濟問題範疇，成為新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在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毛澤東很自然地把實行糧食徵購和互助合作看作兩條重要途徑。他在1953年10月2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總結講話時就明確指出：

　　【“農民有自發性和盲目性的一面。農民的基本出路是社會主義，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體農莊)。現在是‘青黃不接’，分土地的好處有些農民已開始忘記了，他們正處在由個體經濟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過渡時期。”“我國經濟的主體是國營經濟，它有兩個翅膀即兩翼，一翼是國家資本主義(對私人資本主義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糧食徵購(對農民的改造)。”】

　　在稍後召開的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期間，毛澤東又把此項政策與總路線的實施聯繫在一起：

　　【“總路線，概括的一句話就是：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次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對於社會主義也是很大的推動。”】

　　從這些論述中不難看出：在毛澤東關於構建社會主義農業理想模式的理論中，他始終把統購統銷看作一種發展方向。通過實行該政策，徹底隔離了農民與資本市場的聯繫，對開展社會主義改造的好處不言自明。

　　1953年10月16日發布的《決議》 中，明確將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過渡時期總路線中的重要性提了出來：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是把分散的小農經濟納入國家計劃建設的軌道之內，引導農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道路，和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所必須採取的一個重要步驟，它是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1954年3月1日的《人民日報》 發表題為《糧食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是總路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的社論，首次全面論述了統購統銷與過渡時期總路線之間的關係。

　　把統購統銷政策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過渡時期總路線聯繫在一起，反映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人在建國初期對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認識水平。今天，拋開這種認識水平的高低問題，僅就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出台的前後歷史來看，足以證明此項政策不僅是一項經濟政策，更是一件關乎國家與民生的政治大事。

3、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為新中國工業化進程積累了資金

　　新中國成立後，中共中央制定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在當時，一窮二白的新中國完成工業項目建設的資金來源中有很大一部分依靠農業。這一點，中共領導人已有共識。毛澤東曾客觀地說：

　　【“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

　　陳雲早在1950年6月時就講到：

　　【“中國是個農業國，工業化的投資不能不從農業上打主意。”】

　　毛澤東和陳雲

　　但這種積累絕不是以損害農民利益而得來的。陳雲曾指出：

　　【“徵購要採取公道的價格。什麼是公道的價格?並不是統統跟着黑市走，而是既對農民合適，也對我們有利。”】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 中也明確提出：

　　【“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我們的農業稅歷來比較輕。工農業品的交換，我們是採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我們統購農產品是按照正常的價格，農民並不吃虧，而且收購的價格還逐步有所增長。我們在向農民供應工業品方面，採取薄利多銷、穩定物價或適當降價的政策，在向缺糧區農民供應糧食方面，一般略有補貼。”】

　　有學者測算，通過這種方式，到改革開放前夕，農業共為工業化提供了6000億元左右的資金積累。對農業為工業化進程所作的貢獻，中共中央在1985年發出的第1號文件中曾予以明確肯定：

　　【“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曾經起過保證供給、支持建設的積極作用。”】

　　“糧食是穩定市場、保證建設的最重要的物資。”只有保障好糧食供應，才能保證人民生活，維持物價穩定，繼而開展現代化建設。從這個角度上說，毛澤東等創造性地提出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可以說是抓住了解決問題的“大關節”。正因如此，後來人們就把對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和統一全國財經工作、三大改造一起，並稱為新中國財經戰線的“三大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