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很快就到了1968年初。三年自然(現在很多資料都說是三年人害)災害後的1964、1965年的農業的起死回生,使中國大地上生活的人們,又有了一些生氣。好景不長,1966年開始了坑害老百姓的文革,但多數老百姓還沒有意識到這種情況,以為一切都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的革命萬歲景象。文革開始後,尤其是各大城市裡的文化革命,很多自認為或想法冒充革命派的老百姓都還在慶幸自己還是屬於“革命”人民的一群屬。直到1968年後,國內工農業的2年反常,才逐漸開始顯現出來,國家經濟上的問題,正在一步一步地影響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原來就很窮的上海人,現在差不多到了有了糧票也可能買不到米的境地(儘管當年的中央也在困難中儘可能保證上海的生活供應)。
1968年5、6月,上海很多糧食商店(當年都是國營的),米箱裡已經沒有1角4分一斤的白大米賣了,1角7分一斤的精白米是肯定沒有了,只有價格低的“黃糙大米”和1角1分一斤的陳秈米供應。這個“黃糙大米”實際上是由於沒有好的糧食儲存器而引起米質變化後再加工的大米,煮出來的飯吃的時候,有一股“酸味”。但,不管怎麼賣和買,糧票仍然是不變的需要。
很多上海人,成分屬於革命群眾的,為了能使自己碗裡的飯好吃一些,不惜花費車費去上海近郊買米,儘管這裡還是有個市區糧票郊區不能用的問題。反正,從1957年後,會過日子的,有些經濟條件的上海人家庭,這個時候都會想方設法為自己家儲備一些“全國糧票”(或許是三年自然時期,臨時開放自由市場時買進的。還有的是用市糧票和油票換的)。如今,到了這個關鍵份上了,只要沒有被抄家或沒有被抄家拿走的人家,經過比較精確的計算後,都趕緊拿出部分來買郊區或外地的好米吃,我也加入了這個隊伍。
用全國糧票買,價格是最便宜的,因為全國糧票的價值也被計算進入交換程序。農民經過交換拿了這些糧票和錢,可以買從量上說更多數量的粗糧來填飽肚子。如果那時你還有點錢(大概一個家庭一個月多幾十塊人民幣的,就是有錢的意思了),你甚至可以買到郊區農民的幾個捨不得吃的自留雞蛋或者一個三、五年都沒有捨得的自留雞。所以到了1982年後,進行改革開放初始時,1984年起,“萬元戶(有一萬元人民幣的上海家庭)”都是上海又一個時期的新亮點。(不要忘本呀)
1968年7月某日,我有個親戚說他搞到了好米和5個雞蛋,說給我一半,但只能給我兩雞子。我乘坐24路電車去他們家,由於建國後1957年以後一直左的不得了,打擊知識和科學,上海道路上的交通車,基本上是1949年前留下的車輛在繼續運作。應該說,電車除了南京路上的20路、淮海路上的26路和那個從老西門出發到曹家渡的23路是1964、1965年的‘劉少奇路線’的新品外,其他都是1949年前的車子了。司機沒有喇叭可以按,都靠腳踩“鋃鐺”來前進的,車門是鐵鏈的。
我其實是從上海南面坐96路汽車去換乘24路電車的。96路車不像其他的“左把”車,當年一直是延用1949年前留下的“右把”車。也就是司機是坐右位的,但汽車質量極好,一直使用到1980年代的中後期。為此類“右把”,在文革初期的破四舊時期,紅衛兵曾經也造過這個“歷史問題”的反,說:“車子怎麼可以是司機坐右位?總是“右”派的司機,開車的‘方向’和‘路線’肯定應該是劉少奇資產階級的,96路因此被停開數日。後來那個當年的96路車隊的老工人出面解釋,紅衛兵才勉強結束這次左、右派的問題和兩條路線鬥爭。
上面說到,我去親戚家,坐24路。由於7月份天氣開始轉熱,晚上到處的派性鬥爭和抓反革命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高音喇叭的喧鬧。大功率的半導體管子的逐漸生產成功,使“三輪黃魚車”(那個帖里許先生爸爸曾經騎的那種)上也可以安裝高音喇叭來吵鬧了。我本來就有些悃,好像站在車裡打起了瞌睡,睡夢裡感覺有一個柔軟的身體靠在我背後,一隻手好像伸進了我的褲子右後方的口袋裡,……。
車到站前司機踩“鋃鐺”的聲音和售票員的報站聲叫醒了我,我迅速跳下車,看見離開車站的我剛剛乘坐的24路電車車窗里探出個20來歲女人的人頭,……。就在這時,我發現自己一生中第二次被偷了。
我發現自己褲子右後口袋裡的塑料錢包沒有了,裡面有一張10圓的人民幣,這是我們家這個月的郊區米和2個雞子的金錢,值得慶幸的是,我把糧票放在上衣的左上方口袋裡,沒有被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