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毛澤東率中國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參加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紀念活動，並參加隨後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會上毛澤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前途作了樂觀的判斷，並號召國際社會愛好和平正義、反對侵略壓迫的人民加強團結，打擊帝國主義的侵略企圖。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

【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

毛澤東這句話的思想內涵由來已久。這不僅是他在長期革命戰爭中總結出的一條重要的方法論原則，也是他領導全國人民在各個歷史時期反抗一切敵人的真實寫照。

1952年，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出席八一運動會閉幕式

戰略是“以一當十”，戰術是“以十當一”

“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這句人們耳熟能詳的毛澤東名言，與他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好比孿生兄弟，從不同視角闡述了對待敵人的態度和克敵制勝的途徑。

在戰爭問題上，毛澤東學會既從戰略上藐視敵人，又從戰術上重視敵人，是從大革命時期開始的。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通過武裝起義進入了創建紅軍進行革命戰爭的新時期。這一時期，紅軍裝備很差，物資補給相當困難，並且一開始就處在敵人的虎視眈眈之中，不斷遭到敵人的“進剿”“會剿”。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採取什麼樣的戰略戰術就成為革命戰爭能否堅持、紅軍能否發展壯大的關鍵因素。

面對敵強我弱的基本情況，毛澤東逐漸在井岡山摸索出一條工農武裝割據的革命道路。在紅軍的戰略上，毛澤東提出：對力量比較強的敵人要採取守勢，對力量相對較弱的敵人要採取攻勢；在統治階級政權動搖的時候可以比較地冒進，在統治階級政權暫時穩定的時期則要相對謹慎。

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初創之時，毛澤東就從戰略上明確指出，統治階級內部早已經是四分五裂，看似強大的敵人實際上困難重重，必然失敗，“邊界的紅旗子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同時，他還從具體戰術上作好充分的準備，強調，幼小的紅軍要儘量避免分散兵力“冒進”，要充分藉助群眾基礎較好、熟悉地形等優勢彌補我軍在裝備和訓練上的劣勢，集中優勢兵力打運動戰、殲滅戰而不是陣地戰、擊潰戰。在戰術上，毛澤東在總結井岡山武裝鬥爭經驗的基礎上，把紅軍游擊戰爭的原則概括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即著名的“十六字訣”。這個戰術原則說到底就是在充分重視敵人的實力的基礎上避實擊虛、趨利避害、靈活機動，儘量“使巧勁”，避免和敵人“硬碰硬”。

對敵我雙方形勢的清醒判斷，對眼前形勢和長遠趨勢的清醒認識，是毛澤東在戰略上保持樂觀、在戰術上保持謹慎的出發點。正是由于堅持了正確的戰略戰術，到1930年初，紅軍在短短三年間從無到有，從若干小游擊隊發展到擁有10多個軍、約7萬人的部隊，先後創建了井岡山、湘鄂西、贛南、閩西等10多塊革命根據地，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

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變化，“左”傾錯誤逐漸在黨的領導集體中蔓延開來，給革命鬥爭造成了損失。1930年夏，國民黨新軍閥間爆發了規模空前的中原大戰，在客觀上為紅軍的發展和根據地的擴大創造了有利條件。雖然紅軍和根據地有了相當的規模，但是敵強我弱的基本情況還遠遠沒有改變。這時，黨內以李立三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領導機關取得了統治地位。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認為“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到我們面前”，全國範圍內的“直接革命的形勢”更是“有極大的可能轉變成為全國革命的勝利”。決議案指責了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要求紅軍“堅決打擊敵人的主力”，重點就是直接在主要城市進行武裝暴動、奪取政權，進而實現全國革命。

在“取南昌、攻九江”“切斷京漢路”“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錯誤計劃之下，各路紅軍開始向敵人盤踞的中心城市和重要交通線展開進攻。結果數次攻打長沙均未成功，奪取九江和南昌的計劃也不得不推遲，皖西蘇區幾乎全部失陷敵手，轉戰桂湘鄂三省的紅7軍和蘄春、黃梅附近的紅15軍、浙南的紅14軍等都屢遭重大傷亡。反倒是毛澤東和朱德領導的紅1軍團沒有貿然進攻大城市，不但避免了損失，還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直至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中央機關得到改組，李立三“左”傾錯誤才得到了糾正。

血的教訓一再提醒黨和人民軍隊，敵強我弱的形勢短時間內不會改變，儘管從長遠看、從戰略看反動派進行的反人民、非正義的戰爭未來必將遭受失敗，但紅軍若在戰術上不夠重視敵人，輕敵、盲動、冒進，依然會在現階段遭受重大損失，革命的任務就很難完成。這是已經被歷史一再證明了的真理。

然而，提高黨和人民軍隊在戰略和戰術問題上的認識，卻不是一蹴而就的。自1931年春開始，中共中央“左”的錯誤再次抬頭。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看不到敵強我弱的大形勢，再次主張奪取中心城市，面對敵人的進攻主張要“禦敵於國門之外”“不讓敵人蹂躪一寸蘇區”，企圖以陣地戰配合“短促突擊”去贏得戰鬥的勝利。1932年，在“左”的錯誤影響之下，中革軍委下達了攻取贛州的命令，決心以此爭取革命在江西省首先勝利。毛澤東、周恩來等都反對過早地攻打中心城市，但他們的聲音沒有引起重視，毛澤東反而被不點名地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在毛澤東向蘇區中央局請病假休養後的一個月之中，中央紅軍在攻城戰鬥中傷亡達3000多人，贛州城久攻不克，紅軍處於腹背受敵的窘境，而且喪失了利用當時有利形勢發動群眾、擴大紅軍的寶貴機會。中革軍委只好緊急電請毛澤東暫停休養，趕赴前線參加決策。

“左”傾錯誤所導致的失敗與此前在毛澤東指揮下紅一方面軍先後獲得勝利的三次反“圍剿”形成鮮明對比。歷史再次證明，毛澤東所主張的充分準備、誘敵深入、先打弱敵、各個擊破的原則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能夠變紅軍的劣勢為優勢，幫助紅軍取得戰鬥的勝利；相反，對形勢估計過於樂觀、戰術上執行盲目的“進攻路線”、對敵人不夠重視，就必然遭遇失敗。由於毛澤東的正確戰略方針在紅軍中有深刻的影響，在臨時中央“左”的錯誤路線尚未完全滲透到紅軍中去以前，1933年春的第四次反“圍剿”仍然取得了勝利，但隨後的第五次反“圍剿”就遭到了嚴重的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開始長征。長征雖然鍛煉了革命隊伍，但是大量的紅軍官兵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1936年12月，毛澤東對戰略和戰術問題進行了精闢的分析和總結，他說：“以一當十，以十當百”，是戰略的說法，是對整個戰爭整個敵我對比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確實是如此。不是對戰役和戰術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決不應如此。無論在反攻或進攻，我們總是集結大力打敵一部。……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

戰略上，我多助而敵寡助、我必勝而敵必敗，因而我們應有“以一當十”的樂觀精神和革命信心，堅持戰略上以少勝多的持久戰；但是戰術上，我軍又必須看到敵強我弱的形勢，要有“以十當一”的充分準備和積極穩妥的鬥爭戰術，堅持戰役戰術上以多勝少的速決戰。這實際上已經揭示了戰略上要藐視敵人、戰術上要重視敵人的鬥爭原則，也是毛澤東在總結國內革命戰爭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之後對鬥爭策略作出的深刻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