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1949年11月4日），四川省自貢市人。1928年年她隨母親到重慶外婆家寄居，不久，她就進廠當了童工。1932年，進孤兒院小學免費讀書。1936年考入重慶南岸中學。1939年考入中國公學附屬中學讀高中，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考入中華職業學校會計班，任該校黨組織負責人。1941年，任中共重慶新市區區委委員。1944年去成都，考入四川大學農學院學習，並以學生身份做群眾工作。1946年7月回到重慶搞學運工作，幫助西南學院和女子師範學院分別建立了中共黨組織及黨的外圍組織“六一社”，領導學生開展抗議美軍暴行和反飢餓、反內戰運動。1947年11月，以聯絡員身份隨彭詠梧一道離渝去下川東開展武裝鬥爭。1948年1月。彭詠梧在雲陽、奉節暴動中犧牲。她回重慶向川東臨時工委匯報情況後，要求重返下川東工作。4月，因叛徒出賣，江竹筠及其他一批同志被捕，押往重慶，關押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監獄。在獄中，特務頭子徐遠舉得知她是川東臨委和川東臨時工委聯絡員，掌握着川東雲陽、奉節、巫溪、巫山等縣黨組織和游擊隊的情況，妄圖從她身上打開缺口。徐遠舉及其手下特務接連對她進行刑訊，用夾手指、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折磨她，後采更喪心病狂地在她的指尖上釘進一根根竹籤子，致使她一次次痛昏過去，但她始終未吐露一點情況，表現了共產黨人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與31名難友一道壯烈犧牲於中美合作所集中營內的電台嵐埡，年僅29歲。

1992年建成的“11·27”大屠殺半景畫館。

在歌樂山烈士墓工作人員的印象里，每年的11月27日，這一帶都會下雨。這個日子沒有寫進《紅岩》。因為小說的結尾是一場槍林彈雨、血火交融的大越獄，並以革命者的勝利告終。

小說的作者可以拒絕讓真實的結局在文學作品裡再次上演，但歷史卻永遠無法抹去那慘絕人寰的一幕：1949年的11月27日，185位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的革命者含恨飲彈，血染歌樂山，從大屠殺中僥倖脫險的只有羅廣斌等35人。當時，新中國已經成立57天，距離重慶解放僅差3天。

那晚，歌樂山細雨霏霏。

曾讓羅廣斌出獄求援

2007年記者採訪時，盛國玉（1926.1-2014.7）兒孫滿堂，住在老家重慶墊江縣。從小到大，她第一次出遠門就是被特務從墊江押送到重慶，關進渣滓洞女牢二室。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進渣滓洞，牢裡的姐妹們有了新的話題。“我們常常一起討論，新中國的生活該是什麼樣兒啊。有人說，咱們女同志應該有花衣服穿。有人馬上就添上一句，應該有兩件，可以換洗。”說這話時，盛國玉她們穿的是囚服，胸前胸後都畫着個大叉叉，難友們叫它“叉叉服”。

“喜訊在渣滓洞傳得很快，有人樂觀情緒多起來，覺得我們坐牢坐不到好久了。”傅伯雍（1919-2014.12）跟盛國玉是老鄉，當年一起被捕，一起被關進渣滓洞。記者於2007年採訪老人時，他還記得：“那個時候，樓上的人就喊我們貢獻些材料，說是要給新中國建設出主意。樓上好像還專門成立了個設計小組，王敏是起頭人。”

這些長年堅持地下工作的人們心裡高興啊！以後就可以放心大膽地為黨和人民工作，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偽裝、提心弔膽地隱蔽了。在這個心願實現之前，鐵窗下的革命者暫且把熱情化作條條建議。“齊亮還提出，新中國要向蘇維埃學習，所以鼓勵我們學俄文、學英文。”傅伯雍回憶說。

但是，勝利與犧牲可能同時到來。這一點，很多革命者也明白。他們準備死，但不放棄生的希望。

關在白公館的國民黨愛國將領周從化認為：“……如果有人帶信出去，並且領路和說明情況，就可以有相當武裝力量突襲中美合作所，解放白公館和渣滓洞，保全幾百個幹部……”白公館的“黨員核心”陳然、劉國鋕等人反覆研究後，決定讓羅廣斌去請求“自新悔過”，尋找出獄的機會，以便與黨組織和周從化將軍介紹的武裝力量取得聯繫，對兩座監獄的人員實施營救。

羅廣斌本來不樂意：“我自己知道，要求堅決地為組織犧牲，我是能夠苛求自己作到的。但進一步的‘犧牲自己的氣節’——雖然這已不是單純的氣節問題了，我卻不願意，……”羅廣斌在解放後的回憶自傳中寫道。

深受難友們敬重的老黨員譚沈明來給羅廣斌做工作：“我們不僅要能為革命貢獻生命，而且還要要求忍辱負重。”他說服了羅廣斌。獄中共產黨員又用書面形式為羅廣斌請求“自新悔過”出獄的問題作了說明。但等到將羅廣斌出獄後的聯繫方法、突襲營救方案和時間都確定下來時，已經是1949年11月10日了。即使出得去，再從獄外組織營救，時間恐怕來不及。這個計劃最終沒有實施。

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衝出去？白公館關着四五十人，看守只有6名，其中4名都已被革命者做過思想工作。解除他們的武裝，衝出白公館比較容易。但是，白公館周圍還有一個警衛連，與他們作戰就很困難了。即使白公館越獄突圍成功，渣滓洞裡關押的革命者怎麼辦，敵人會不會把他們當作人質而全體槍決？手無寸鐵的人們如何再去解放渣滓洞呢？這個辦法也行不通。

在這種興奮與焦慮、希望與擔憂交織的氣氛下，一位名叫許曉軒的老黨員站了出來。他要求難友們穩定情緒，開展討論，為已經取得政權的黨提出建議。如果有人能活着出去，就把這些建議匯報給黨組織。

而此刻，人民解放軍已在北起長江、南至湘桂黔邊境的千里戰線上，開始向大西南發動強大的攻勢。1949年11月22日，解放軍突破白馬山防線，直逼重慶。11月24日，解放軍開始總攻重慶。

《紅岩魂》劇照

毛人鳳下令“清理積案”

重慶解放指日可待的意思，在歌樂山的監獄裡有了一種異樣的表述方式。看守每每送來牢飯，總要“意味深長”地念叨兩句：“吃吧，你們快點吃吧，吃不了幾天了。”在白公館二樓單獨囚禁的郭德賢，有天聽到了兩個看守在門外走廊上小聲嘀咕：外面那3個大坑挖得差不多了。

實際上，零星的屠殺早已開始了，頭一個遇害的就是與張學良一起發動西安事變的楊虎城將軍。

徐遠舉在解放後交代：“1949年8月，蔣介石偕毛人鳳到重慶布置屠殺。毛人鳳分別向張群、楊森、王陵基及盧漢將軍傳達了台灣的決定，謂：‘過去因殺人太少，以致造成整個失敗的局面。’又謂：‘對共產黨人一分寬容，就是對自己一分殘酷。’飭令軍統西南特務機關立即清理積案。毛人鳳對我說：蔣介石只是要將楊虎城殺掉。你們可將過去所逮捕的共黨分子，擇其重要者先殺掉一批。”

在“清理積案”的指示下，9月6日，楊虎城將軍及幼子楊拯中、楊拯貴，秘書宋綺雲、徐林俠夫婦及幼子宋振中由貴州押往重慶，當晚被秘密殺害在歌樂山的戴公祠。

10月28日，陳然、王朴、雷震等10人被公開槍殺於大坪刑場，其中包括塗孝文、蒲華輔等3名叛徒。

11月14日，又有江竹筠、李青林、齊亮等30人被特務藉口轉移押出了監牢，在歌樂山上的電台嵐埡壯烈犧牲。

11月26日晚，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徐遠舉從特務頭子毛人鳳手中接過了經過批準的大屠殺名單。那天下午，解放軍先頭部隊的兩個營已經到達重慶近郊南溫泉，距歌樂山只有幾十公里。鎮守此處的敵人力量不下一個師。雙方打響了解放重慶最為艱苦、最為激烈的南溫泉遭遇戰。

執行屠殺的劊子手在27日下午陸陸續續趕到楊家山，他們中有看守，有特務，也有軍警。下午3時，徐遠舉下達屠殺密令，各人進行準備；5時，舉行會餐，人人宣誓“絕對保守秘密”。徐遠舉向劊子手們承諾：事成之後論功行賞，發給金條和經費，預備潛伏。

6時許，劊子手們兵分兩路：一路趕往白公館，一路趕往渣滓洞。

歌樂山上有條小路，從白公館通向松林坡，那裡的3個大屍坑已經挖好了。

他們的手都是溫暖的

“劉國鋕！”晚餐後，特務開始提人。頭一個就喊劉國鋕。劉國鋕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兩個小時前殺害黃顯聲將軍的槍聲一響，白公館裡關押的革命者便已明白。“別急，等我先做首詩！”“死到臨頭，還做什麼詩？”特務不由分說，把劉國鋕和譚謨銬上一副手銬，押出白公館。

沒機會用筆寫，劉國鋕索性高聲朗誦起來：“同志們，聽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軍的炮聲！人民解放了，人民勝利了！我們——沒有玷污黨的榮譽，我們死而無愧！”聲音迴響在通往刑場的山間小路上。

多年以後，劉國鋕的五哥劉國琪從香港回到重慶，來到歌樂山。時任歌樂山烈士陵園園長的厲華記得，那是園裡第一次接待香港來的烈士家屬。烈士墓前，劉國琪講起一件往事：就在劉國鋕犧牲前兩個月，他專門從香港趕回來營救。他帶了一張香港滙豐銀行開出的空白支票給徐遠舉：“只要放了劉國鋕，你願意填多少就填多少。”徐遠舉也不願跟錢過不去，他同意只要劉國鋕簽一個認錯書，立即釋放。但劉國鋕堅持，要釋放必須無條件。劉國琪當時跪倒在地，說國鋕你不要這樣死心眼，只要命在什麼都在。劉國鋕滿面淚流，卻搖了搖頭。

劉國鋕之後，坐牢10年的許曉軒也被押出來。到羅廣斌的牢房前，他站住了，他想留句話給羅廣斌。因為羅廣斌的哥哥羅廣文是國民黨第十五軍團司令，羅廣斌最有希望活下去。“你要是能夠出去，一定要把我們的意見告訴組織。還請轉告黨，我許曉軒做到了黨教導我的一切，生命的最後時刻我仍將這樣。希望黨組織經常整黨、整風，清除非無產階級意識和作風，保持黨的純潔！”許曉軒的臨終囑託，羅廣斌牢牢記住了。

眼見朝夕相處的難友被屠殺，悲憤的革命者只能拿起手中的筆。“兄弟，不要顫抖/大踏步跨出號門——他的嘴咧開，輕蔑地笑笑/‘啊，多麼拙笨的蠢事/在革命者的面前/死亡的威脅是多麼無力’……”寫下這首詩的人叫文澤，一位在皖南事變中被俘的新四軍政工幹部。詩稿剛剛完成，文澤就聽到特務在叫自己的名字。

羅廣斌在解放後的回憶材料中寫道：“我和譚沈明、文澤、宣灝三人隔着窗子握了手說：‘安心去，你們先走一步，再見。’他們的手都是溫暖的，沒有冷，也沒有抖，喊着口號，唱着歌，從容地大步向前走了……”“每一個人，臨死都是倔強的，沒有求饒，國歌和口號一直不停的在槍聲彈雨下響着，牢獄鍛煉得每個同志——黨員和非黨員，成為堅強的戰士。”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天下起小雨，仿佛老天掩面而泣。

那晚的寒冷和火一樣熾熱的情感，郭德賢在57年後依然銘心刻骨。“‘你們一定要滅亡！共產黨一定要勝利！’他們跨出牢房時都喊口號。那場景跟電影、電視上演的不一樣。他們的聲音並沒有多大，是很低沉的。那才是從內心底發出的聲音。”從重慶市廣電局退休的郭德賢在病榻上對記者說。

眼看着自己的部隊已經打到跟前，隨時都可能迎來解放，卻要在這拂曉時分被推上刑場，這是多麼殘酷的事情！面對如此殘酷，從容不迫、慷慨赴死，又需要何等堅定的信念，何等無私的襟懷，何等無畏的勇氣！

是夜，白公館27位革命者殉難，還剩19人。“電話鈴不停地響，我們都聽得到。”郭德賢說。電話是渣滓洞那邊打來要求增援的。那時，渣滓洞已殺害了兩撥革命者，還剩下150多人。解放軍說不定什麼時候就到了，劊子手們心急火燎，已經不想按原方案分批屠殺了。

槍聲口號聲響成一片

渣滓洞方面，“那天白天沒有什麼異常。晚飯後，聽住在樓上的男同志說，特務辦公室都換上了大燈泡，還有火光，好像在燒材料。我們猜測敵人可能要撤退。”盛國玉說。

晚間下起雨，天很冷。渣滓洞女牢裡的姐妹們唱了會兒歌，扭了一陣秧歌，便早早睡下。睡了沒多久，盛國玉聽到特務喊提人，一個小時內就提了兩批。難友們都起來了，睡意全無。

深夜一兩點，特務們突然走進一間間牢房：“起來，起來，辦移交了，各人把衣物都帶上。”所有人都被集中在樓下的8間牢房內，盛國玉和姐妹們被關進八號牢房，旁邊7間牢房關着男同志。有人警惕地問了句：“把我們移交給誰？”“移交給警備司令部。”情況有些奇怪，但難友們只有等待。

腳步聲突然響起，一群端着美式衝鋒鎗的特務轉眼間衝進了渣滓洞內院。他們迅速站好，把槍口對準簽子門。

那一聲哨聲，盛國玉和傅伯雍一輩子也難以忘記。哨聲響後，槍就響了。

盛國玉記得，胡其芬一直在門口觀察動靜，槍響時，她第一個喊起口號：“打到國民黨反動派！”口號聲、罵聲隨之響成一片。

傅伯雍說：“打槍時，張學雲就站在門口，他一把抓住門洞伸進來的槍管，想要奪槍。但是彈匣太長，卡着進不來。敵人把他打死了。就倒在我的身上。”

胡作霖撲向牢門，用身體擋住敵人的機槍眼。何雪松高喊：你們這些強盜也活不了多久了！敵人補槍時，打中了陳作儀的腳，他憤怒地站起來吼了一句：不要打腳，我起來你們打頭好了！……

當盛國玉從昏死中甦醒過來，整間牢房已經是一片火海，敵人要毀屍滅跡。她衝出牢房，跳到放風壩上，躲進了旁邊的廁所。

張學雲倒下時，鮮血噴灑在傅伯雍身上，卻因此保護了傅伯雍——敵人補槍時以為他已經死了。傅伯雍衝出牢門，本來也想往左手邊的缺口牆跑。他知道，夏天發水，那裡的牆曾被衝倒過。特務犯懶就讓犯人們自己修。大家偷着往料里摻了好多砂子、石塊、樹根根，壘起沒多久就倒了。第二次修好不久又有了缺口，不過垮得不多，還沒來得及修。

此時，已有倖存者正攀着牆上缺口往外爬，牆嘩啦啦地塌，缺口越來越大。尚未完全撤走的特務發現了火光中人影晃動，“跑了，跑了”，劊子手一邊喊一邊對着缺口牆的方向一陣掃射，又有一些人中彈倒下。傅伯雍見狀，連忙躲進了大米儲藏室，撬起地板，鑽進地溝，一直躲到天亮。

部分人策反看守逃生

特務和軍警都趕去支援渣滓洞了，白公館反倒一下子安靜了下來。羅廣斌把看守楊欽典招呼了過來。楊欽典是獄中同志們的重點策反對象，對陳然、黃顯聲等人都很敬重。陳然犧牲後，他還囑咐羅廣斌莫要太強硬，有機會出去的話照顧好陳然的母親和妹妹。

“楊排長，我們剩下的人怎麼處理呀？”“我聽說，要把你押送台灣，剩下的人都處決。”“你知道共產黨的政策，你要立功呀。”羅廣斌說。

革命者平時所做的策反工作在關鍵的時候起了作用，楊欽典答應幫忙。他偷偷把牢房鑰匙交給了羅廣斌，還有一把鐵錘。“我先出去看看有沒有人，沒人的話，我在樓上跺三下腳，你們就跑！”楊欽典說。出門望風的時候，楊欽典又順便告訴白公館周圍的警衛說“共軍進城了”，警衛們一聽，連忙撤走了。

回憶起脫險的情景，郭德賢說：羅廣斌很能幹，他像一個作戰的指揮官。羅廣斌把人分成五組，年輕人、老人相互照應。楊欽典的信號來了。羅廣斌打開牢門，先跑上樓喊郭德賢。

“我聽見腳步聲，還以為是特務來拉我出去槍斃。”郭德賢說她一下子從地上爬起來，牢門打開一看卻是羅廣斌和周居正。羅廣斌說，敵人撤走了，我們一齊衝出去。郭德賢有兩個孩子，她背起一個，周居正幫忙背起一個。19個人跑出白公館，爬上左面的山梁。

羅廣斌等人走後5分鐘，執行屠殺命令的特務便坐着汽車趕來了。他們見牢房空無一人，以為楊進興已經把人幹掉了，便掉頭走了。白公館看守所副所長楊進興，後來也從渣滓洞趕回白公館。他一看人沒了，還以為是先他趕過來的特務將犯人“執行”了，也沒深究。

白公館生還的19人，再加上渣滓洞脫險的15人，以及身中三槍未死、從屍坑中爬了出來的譚謨，大屠殺中就只有這35人活了下來。根據上世紀80年代的統計，死於1949年“11•27”大屠殺者共計207人，其中185人被定為烈士。

就在先烈們倒下的第二天，11月28日，解放軍重慶主力部隊由重慶西側渡江成功，長驅直入。當天晚上，在激戰56小時後，解放軍終於攻下南溫泉，打開了重慶南大門。

但是，屠殺到了29日仍在繼續，關押在重慶“新世界監獄”的32名革命者被分三批押往松林坡。那時，距離重慶解放僅差幾個小時。特務行兇後，連屍體都來不及掩埋便倉皇逃走。

11月30日，重慶解放。

如今的白公館依然保留着原樣。牆角處一株石榴樹，據說是許曉軒烈士親手所種。半個多世紀以來，它茁壯成長。記者去的時候正值隆冬。沒有了夏日裡根深葉茂、榴花似火的景象，反倒顯現出樹幹奇崛、虬枝如鑄的震撼。樹幹從根部就分出一叉，旁逸斜出地越過高牆、伸向獄外，自由地迎接着共和國的每一個黎明。

沒來得及的營救行動

上世紀80年代初，黨史工作者胡康民在重慶市委辦公廳保存的檔案資料中發現了一封信。信署名“吉祥”，其實是中共地下黨重慶婦委書記胡其芬寫的，時間是1949年11月19日，距離“11•27”大屠殺還有8天。

“聞所內傳說即將結束，除17人決定釋放外，其餘還有第三、第四批或將處決，每個人都籠罩着死亡的陰影。藍先生歸來又帶給我們一線生的希望。妹，這就全靠你與朋友營救我們的努力了。第三批傳命令已下，可能周內辦理！！！”

這是一封求救信，是渣滓洞的革命者向地下黨組織的最後求救。信寫成了，由看守黃茂才（也就是藍先生）偷偷帶給地下黨員況淑華。況淑華馬上轉給地下黨沙磁區工作組負責人劉康，已是21日。

劉康那時是個23歲的小伙子。他一看信，急得要命，馬上四處活動籌集經費、動員武裝。

地下黨組織也派人找到準備起義的兩名國民黨師長，提出三個條件：一要放開大路，讓解放軍過江；二要保護城市安全，不能讓敵人破壞；三就是要攻打渣滓洞、白公館，救出革命者。頭兩個條件，對方都答應了。唯獨第三個，兩人都沒答應：“守衛監獄的是內政部警察第二旅的人，都是現代化兵器武裝，實力太強啊。”

最後的希望就落在劉康身上。11月26日，武裝營救人員基本動員好了，人是來自“中央警察學校”的進步學生，駐守機場的國民黨連長、共產黨員王正修和準備起義的江北十區區長陳秉國，同意借槍出來。

11月27日下午，劉康等人又開會研究了各方面情況，因為還有一些事情未落實好，營救方案仍無法實施。

下半夜劉康起來上廁所，突然發現歌樂山紅了半邊天。他連連跺腳，“糟了！完了！”

“吉祥”的求救信，劉康保存了好長時間，直到1955年才交給組織。

在發現這封信的同時，胡康民還找到一份紙頁發黃的報告，上面記載的正是先烈們的最後囑託。

他們中的許多人，其實有過活下去的機會。只要寫份自白書，在悔過書上籤個字，或者僅僅“承諾”一下出獄後不再幹革命，他們也許就能與親人團聚，就能保存生命、盼來解放——那不正是他們為之奮鬥、孜孜以求的理想嗎？

但是，他們不願喪失氣節，背叛信仰。他們情願倒在黎明前，只留下對黨的無限忠誠和一份血淚囑託。

1949年，市民們湧上街頭慶祝重慶解放。

聽，歌樂山在哭泣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車毅英離開歡迎解放軍進城的人群，獨自一人跑向歌樂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員車耀先的二女兒。

車毅英還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親早已被秘密殺害。她以為父親就關在歌樂山監獄裡。

多年以後，車毅英這樣描述當日的所見所聞：“白公館裡人去樓空，渣滓洞的餘燼還在冒煙。渣滓洞樓下的8間牢房裡堆滿了燒焦的屍體，沒有頭，沒有足，只有一塊塊焦黑的軀體。圍牆的缺口處、房前屋後、廁所內，另有20多具屍體躺在那裡。松林坡上三個大坑，裡面屍體枕藉，血水橫流。看見一個個死難者睜目仇恨的眼神、緊握的拳頭和流出的鮮血，我說不出一句話。歌樂山上一點聲音也沒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涼。”

但是，當越來越多的人湧向歌樂山尋找親人、朋友和同學時，山林再也無法沉寂下去，哭喊聲處處可聞。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慶《大公報》以“蔣匪滅絕人性屠殺革命志士”為題，記下慘絕人寰的一筆：“一位青年婦人，正抱着她的一個一歲多的孩子，在那裡痛哭，找她丈夫的屍體。天！這怎麼找得到！那麼多焦屍，已沒有一個還像人樣，沒有一個能認清面目。”記者們親眼看見遍地的焦屍、一兩尺深的血水和親人們的眼淚，索性寫道：“這慘痛的情景，叫記者怎能下筆，怎麼能形容得出來呢！”

12月1日，解放軍衝進了渣滓洞、白公館。在剛剛經歷了與胡宗南部隊和羅廣文殘部的生死廝殺之後，那些流血不流淚的戰士們此刻也失聲痛哭：“我們來晚了！”“我們來晚了呀！”

兩三天后，從大屠殺中僥倖脫險的人們跑回歌樂山。羅廣斌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帶着大家衝進白公館，衝進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塊木地板，五星紅旗還在。那是獄中難友們聽說新中國成立後用被面、草紙和飯米粒製作成的紅旗。攥着它，幾個人抱頭哭起來。

“我們邊哭邊喊，說劉國鋕、陳然你們在哪兒啊，我們不是說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我們要抬着我們的紅旗，含着自由的熱淚，一起衝出去嗎？”57年後說起這句話，郭德賢依然淚水漣漣。

革命志士慘遭屠殺的消息很快傳到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示重慶軍管會：查明詳情，收斂遺體，清理遺物。

12月14日的《大公報》報道了人們在電台嵐埡挖掘烈士遺骨的情形。“挖出的這二十九具屍體，全部腐爛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兩位女志士忠骸被親屬認出，其他已無法辨認。”“這二十九具志士的屍體除了每人穿一件內褲外，連衣服鞋襪都是在殉難前被特務們強迫脫掉。第二天還有人看見特務們把那西裝、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擺地攤出賣……”

經過數日的清理、挖掘，在歌樂山集中營範圍內，人們總共發現屍體332具。

全城最好的棺木都被調集到歌樂山下。兩斤酒精消毒，一丈白綢裹屍。剛剛解放的重慶物資極度匱乏，人們竭盡全力，卻也只能用這種最簡單的方式收斂烈士的遺體。

歌樂山腳下，從此多了一處巨大的墳塋，300餘位烈士長眠於此。他們的姓名和頭像被鐫刻在墳塋後的石牆上。1961年，根據渣滓洞和白公館裡的真實鬥爭創作而成的小說《紅岩》問世，已成為當代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小說。它還被不斷地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廣播劇、戲劇、歌劇，幾十年來經久不衰、感動依舊。若問其中的原因，作者羅廣斌和楊益言早就回答過：“《紅岩》是用烈士的鮮血寫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