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東豪專欄：一個有信仰的馬基維利主義者(ZT)

李登輝是馬基維利《君王論》的實踐者，從一九九○年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九一年通過「國家統一綱領」，再到九九年發表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兩國論」，展現了他的權謀手段與最終信仰。

前總統李登輝主政的十二年是當記者最黃金的年代。當時台灣社會力大爆發，不斷衝擊黨國舊體制，同時李登輝漸漸成為新權威，挑戰新權威又成為當時台灣社會的飛揚年代。

當年的國民黨因李登輝得以繼續獨霸執政，也是因為李登輝，最後鬧出連宋之爭而喪失政權，國民黨自然愛恨李登輝。

李登輝確立總統直選，奠定台灣民主政治的最後一塊基石。他主政最後一年提出「兩國論」則掀開台灣統獨的最後面紗。歷次總統大選的台灣未來前途路線之爭，至今不能脫離李登輝「兩國論」的影響。

李登輝是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君王論》的實踐者，從一九九○年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九一年通過「國家統一綱領」，再到九九年發表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兩國論」，李登輝同時展現他的權謀手段與最終信仰。

李登輝也是東亞政治的棋手。他運用「國安密帳」成立「明德小組」，一方面主動結盟美日政軍人士，另一方面擴大台灣的情報能力，讓美日不能忽視台灣實力。

前「明德小組」執行秘書、國安局退役中將楊六生曾透露，在李登輝的同意下，當時台灣情報駐點曾遍及中國周遭鄰國，甚至包括哈薩克、外蒙古，就連北韓都差一點同意台灣派人進駐，台灣的價值由此可見。

總統蔡英文就曾是「明德小組」的一員，李登輝當年規畫的聯合美日、制衡中國戰略方向，迄今仍被蔡政府奉為圭臬。

李登輝的年代也是黨國機器發展到極致的年代，黨營事業甚至跨足納骨塔產業。當時有句玩笑話，國民黨黨營事業除了沒賺女人錢外，連死人錢都賺。

最近無黨籍立委趙正宇捲入收賄醜聞，該案證人鍾克信就是兩蔣時期黨國要員之子，也是當年黨營事業插足陰宅的代表。連戰接任黨主席後，鍾克信以減資再增資的方式，將黨產陰宅事業私有，這也是國民黨黨營事業的一頁傳奇。

李登輝的年代也是地方派系登上廟堂的年代，用以抗衡國民黨內的黃復興系統，同時壓制了民進黨的攻城掠地，李登輝也因此背上「黑金政治」的罵名。前總統馬英九的打黑金英雄形象，就是建立在李登輝的對立面。

這就是李登輝，一個矛盾綜合體，有信仰的馬基維利主義者，但台灣歷史永遠有他無法抹滅的一席之地。

(以上轉自台灣風傳媒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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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基維利.尼可洛·迪·貝爾納多·代·馬基維利（義大利語：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1469年5月3日－1527年6月21日）

是義大利的學者，哲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家、外交官。他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重要人物，被稱為近代政治學之父，是政治哲學大師，他所著的《君王論》（又作《君主論》）一書提出了現實主義的政治理論，其中「政治無道德」的權術思想，被人稱為「馬基維利主義」。另一著作《李維論》則提及了共和主義理論。他的《戰爭的藝術》一書，則論了兵役制度、練兵之法、行軍、宿營、作戰、工程等軍事問題，讓他也成為著名的西洋軍事家。

君王論

《君王論》出版於1513年，是馬基維利最知名的著作即是《君王論》，但克里斯汀·高斯（Christian Gauss）在引言中在認為本書並不能使人了解馬基維利政治思想的全部，又言「對於馬基維利可謂不幸，因為這本書迅速地壓倒了其他所有著作，而使他的大名完全依賴在這一本書上。」^[1]:123

在此書中馬基維利闡述了一個君王（統治者）應該採用怎樣的統治手段才能保住自己的政權。書中人性本惡的部分類似中國荀子、先秦法家思想，尤其在論證「君王應該不擇手段達到目的」這一命題時，和韓非子繼承申不害提出的「重術」觀點不謀而合。^[1]:123馬基維利所假設的人性本惡也反映出他認為必須使用殘忍權力才能達成實際目標的主張。君王不該對於其臣民抱有完全的信賴和信任。

然而此書中馬基維利更加創舉的部份在與其對「新君王」（principe nuovo）現象的關注和論述，認為因世襲而來的君王由於人民已經習慣了舊政權，統治困難比新君王要來的少，世襲君王要做的只是小心維持其既有的制度；而新君王為了維持其奪取的土地，建構一套新的而恆久的權力架構則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馬基維利對此總結，為了穩定政權，君王在公眾上必須保持完美的名聲，但在私底下則必須採取許多本質邪惡的政治手段。

與其他著作不同的是，《君王論》並沒有告訴讀者一個理想的君王或王國應該是什麽樣子。馬基維利透過眾多例子解釋了哪些君王得以成功的取得統治並保持權力，這些例子來自於他在擔任佛羅倫斯外交官時對各國政局的觀察和對古代歷史的研究。他的著作也代表了義大利文藝復興的高潮，他在書中大量採用來自古代文獻的歷史例子。

如是不謹慎研讀馬基維利的論點，讀者經常會以為《君王論》一書的中心思想是「為達目的而可以不擇手段」—這其實是一種目的論的哲學觀點，亦即只要目的正當，所有的邪惡手段也都是正當的。然而這只是對於馬基維利的誤讀，因為馬基維利也指出了邪惡手段的一些限制，首先，他指出只有維持穩定和繁榮才是國家可以追求的正當目標，個人為了其利益而不擇手段則不是正當的目標，而且也不能正當化邪惡的手段。再者，馬基維利並沒有完全否定道德的存在，也並非鼓吹完全的自私或墮落。馬基維利明白澄清了他的定義，以及採取殘忍手段的前提（必須要快速、有效、而且短期）。儘管如此，天主教會仍將《君王論》一書列入禁書名單，後來一些人道主義者如伊拉斯謨也大力批評這本書。

《君王論》一書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主要貢獻是徹底分割了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雖然馬基維利也強調道德的重要性，但君王所應該做的是將善良與邪惡作為一種奪取權力的手段，而不是目標本身。一個聰明的君王會妥善的平衡善良與邪惡。

實用主義是馬基維利在整本著作中所遵循的主要原則，一個君王應該將其作為奪取和維持權力的方針指引。不同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理想的社會」並不是馬基維利的目標。事實上，馬基維利強調應該在必要時使用殘忍的權力或獎賞，以維持統治的現狀。

馬基維利對於政治家如此評論：他背信棄義，掩蓋真相，文過飾非，歪曲事實，以維持正義的表象，正義儘管沒有實現，但永遠是他矢言爭取的目標。

馬基維利之前以及之後許多思想家其實都對於國家有相同的認知：國家不是不道德，而是非道德；它有一半是在道德範圍之外的！

李維論

《君王論》一書是馬基維利用以闡述君王治國之道的著作，而《李維論》則是他用以為共和國政體辯護的，集中了他全部共和政治思想的精華，《李維論》也因此而被認為是《君王論》的姊妹篇。

《李維論》是對李維《羅馬史》前十卷的研析，馬基維利總結了一系列的歷史教訓，描述了共和國應該如何成立、架構，涵蓋了對權力制衡、政治權力分立的好處、以及共和國比君王國優秀之處。在《李維論》一書中，馬基維利的政治哲學初露端倪，對之後法國的盧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民約論》中，盧梭就多次引用了馬基維利的著作。

對於馬基維利的兩本著作的另一種解釋是，《君王論》是他為了討好麥第奇家族以取得政治職位才寫下的著作，而《李維論》一書才是馬基維利真正的政治鉅作。

(以上轉自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