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偉在四川：疫情期間，我如何學習

中國|紐約客

彼得·海斯勒 復旦大學翻譯社

翻譯：DeepL

校對：換元法，王正源，方熠涵

編輯：Cecilia

編者按：因為本文很長，時間又非常短暫，所以我們嘗試了用DeepL批量翻譯後人工校對的方法。較可信不太達完全不雅，請讀者朋友海涵。感興趣的朋友可閱讀原文或收聽同一鏈接的有聲版。

在封鎖期間，中國政府從不相信民眾的自我規範，但政府也極度依賴民眾與抗疫機構協同努力的意願。攝影：張克純為《紐約客》拍攝。

在我重返四川大學課堂教學的前幾天，我騎車穿過一片沒人的校園，遇到了一個機器人。這台厚實的機器大約有胸口高，四個輪子，還不如一輛高爾夫球車長。前面是一個T形裝置，似乎是某種傳感器。機器人從我身邊滾過，它的電動馬達嗡嗡作響。我轉過身去，隔開五米左右尾隨它。

四川大學位於中國西南地區的成都市郊區，今天是5月27日，距離我上次去四川大學的江安校區已經過去三個多月了。2月下旬，當春季學期即將開始時，我曾匆匆來到校園，從辦公室取回一些材料。當時為應對冠狀病毒，在成都以東約七百里的武漢市開始了近一個月的全局封鎖。學校通知教職工，至少在學期初，所有課程都在網上進行。

在那個時期，離開中國似乎還能躲過病魔的侵襲，大學裡的一些外教已經離開了。在美國使領館，非必要的工作人員已經撤離，留下來的外交官的配偶和子女也已經撤離。整個2月，我回復了焦急的美國朋友和親戚發來的電子郵件。我向他們保證，我的家人都很好，並告訴他們，我們決定留在成都，儘管至少在那個特殊的時刻，人數看起來很可怕。2月20日，當我參觀校園時，中國官方的死亡人數達到了2236人。

從那時起，隨着人們對疫情認識的變化，這個學期也在緩慢進行着。第三周，疫情正式在全世界大流行；第六周，美國的死亡人數超過了中國。那一周，中國的邊境對外國人關閉，撤離的方向也發生了逆轉，變為在美國和歐洲的中國公民，其中很多是學生，都在拼命地希望回國。中國是最早經歷這場疫情的國家，也是最早控制疫情蔓延並進入現在被認為是正常生活的國家之一。第十一周，我九歲的雙胞胎女兒複課；第十三周，我第一次登上了後新冠時代的飛機。而現在，在5月27日，第十四周，我終於回到了校園。

我跟着機器人，直到它停在一條兩旁是宿舍的街道上。一個電子聲音叫道：“到達站點！”街上空無一人，因為大部分本科生還沒有回來。有一項新政策是，學生進入校園後不能離開，除非得到特別許可。大學的每一個大門都安裝了面部識別掃描儀，這些掃描儀都經過調整，可以覆蓋全臉。那天早些時候，當我到達時，一名警衛告訴我，在被掃描時要戴上口罩。我的名字在屏幕上彈出，還有我的體溫和我在學校的工號。和學生不同，作為一名教師，我可以從兩個方向通過大門。

現在，我和機器人一起等待着，看着周圍寂靜的宿舍。終於，有三個學生從不同的方向走了過來，他們戴着口罩，拿着手機。他們每個人都在機器人背後的觸摸屏上輸入了一個密碼，一個隔層彈開，露出了裡面的一個包裹。

其中一名學生告訴我，她的包裹是通過淘寶網訂購的。它是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中國最大的電子商務網站。在疫情發生前，學生們在由菜鳥驛站管理的校園取件點取回包裹。菜鳥驛站是另一家主要由阿里巴巴持有的公司，但現在機器人也送貨。學生說，機器在來到她的宿舍之前曾給她打過電話和發過短信。

在接下來的半個小時裡，我一直跟着機器人，以為它最終會帶我去找它的主人。每當我騎車離它太近，它就會響起喇叭聲；如果我突然轉向，機器人就會停下來。我試着對它大喊大叫，但它沒有任何反應。偶爾，機器會停下來——“到達站點！”，然後戴着口罩的學生就會拿着手機，朝我的方向走來。在寂靜的校園裡，感覺就像恐怖片《新冠的小孩》（譯註：梗自《玉米田的小孩Children of the Corn》，1984年起的系列恐怖片）里的場景。

終於，機器人停在了校園遠處一角的菜鳥驛站前。一個穿着藍色馬甲的工人走出來裝貨。他說，菜鳥驛站現在有三個這樣的機器人，工作人員每天晚上都會回到校外的住所，所以機器人是減少與學生接觸的一種手段。

我重新騎上自行車，前往辦公室。一路上，我經過了一系列標有“CHINA HEALTH”英文字樣的白色帳篷。其中一個帳篷里，一個戴着口罩的護士坐在桌子後面，桌子上有兩個裝在小盒子裡的玻璃體溫計。她告訴我，如果有人在檢查站被測出體溫偏高，這個人就會被送到帳篷里進行更仔細的體溫測量。如果有必要，下一步就是到校醫院去做拭子測試。我繼續走到辦公室，辦公桌上有個包裹，裡面是學校為我準備的重返課堂的裝備：五個醫用口罩，一副橡膠手套，一盒酒精棉片。雖然離開了三個月，但辦公室里一切看起來都很好。有人或有什麼東西一直在給我的植物澆水。

我是去年8月來到大學的，用英語教非虛構寫作和大一作文課。我和家人搬到了四川省省會成都，來這裡部分原因是，96至98年我曾在這裡擔任和平隊大學教員。那時候，四川比較窮，我的學生大多來自農村。從那時起的二十一年來，我就再也沒有教過書了，缺席了一代人。

我回到成都，是希望和中國教育系統重新聯線，我期待着在課堂上與年輕人見面。但是，當春季學期開始的時候，我卻被關在成都市中心的家裡，我所在的院系匆匆準備了一個在線平台，我得搞清楚怎麼用。這時有近三千萬中國大學生在接受在線教育，此外，估計還有一億八千萬的學童也在上網課。每天早上八點，這些用戶就開始登錄平台，這些平台有時會因為網課學期的流量暴增而不堪重負。很多小學並沒有嘗試互動式的課堂。我的女兒Ariel和Natasha在成都一所公立學校上三年級，他們的老師發布了短視頻課程，只要有網的時候，家長就可以在線播放視頻。

在美國式的Zoom課程，每個人都出現在屏幕上。但我在中國認識的老師都沒有使用過。我們的學生是看不見的：如果打開了攝像頭，就只能看到老師，即便這樣也會有問題。在我的非虛構寫作課的早期，我曾嘗試直播一節課，但系統多次崩潰，我放棄了。後來，我都會避免直播，而是每周準備低分辨率的照片、地圖和文檔在屏幕上分享，我和學生通過音頻和文字進行交流。

我教三個班級，大約60個學生，而我只在現實生活中見過一位學生。我經常點某人的名，讓她打開話筒，慢慢地我能把聲音和名字聯起來。中國學生經常給自己起英文名字，在與外界接觸不多九十年代裡，我的教室里曾出現過很多中式的狄更斯小說里的人物：一個高大的男孩叫Daisy，漂亮的女孩叫Coconut。二十年後，我還保留着長着雀斑的Lazy，戴着線框眼鏡的Yellow，以及瘦得像當地稻草人的House的照片。那時候，農村人照相很嚴肅，他們站的姿勢很正式，很少笑。

現在我看不到學生的面孔，名字似乎也進入了一個更傳統的時代。我的大一寫作班裡有Agnes、Florence、James、David、Andy、Charles、Steve和Brian。每當這些名字出現在屏幕上，我就會想起在密蘇里州中部和我一起長大的孩子們。1980年，我和三個Brian一起上五年級。最近有美國人給孩子起這個名字是什麼時候？但如今中國人在重慶批發Brian。大多數四川大學的學生來自該國的新中產階級，我想通過英文名字來追蹤中國的崛起。也許有一天，隨着Caitlyns、Aidens、Madisons的出現，中國的衰落就會開始。

我很高興在我的非虛構寫作課上有一個叫Sisyphos（譯註：西西弗斯，希臘神話人物，也有做徒勞無功的事情的人之意）的高年級學生。還是有一些不尋常的名字，儘管現在它們常常反映出名字主人的深邃思考。一節大一學生研討課上，有一個叫庫里的體育迷和一個叫Rakim的說唱迷來上我的課。庫里總是穿着藍色和金色的衣服，在網絡課上擺弄着他的護嘴器（至少在我的腦海里是這樣），他寫了一篇犀利的論文，講述了中國國足的問題。Rakim分析了一檔名為《中國新說唱》的真人秀節目，不知道為什麼，這檔節目禁止任何留着小辮子的選手參加。儘管被困在湖南東部，Rakim還是知道美國族群的適度資本化。他寫道：“在我看來，這個規則不僅是對黑人文化的侮辱，也是對參賽者應有權利的冒犯。”

他們的聲音來自全國各地。這些年來，作為高等教育大改革的一部分，像四川大學這樣的院校，地方性穩步降低。我經常調查學生，以便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從最西南的雲南到朝鮮邊境的吉林，他們分散在十五個以上的省市。但我們所有人在這個學期開始時的情況實際上都是一樣的。開學第一周，我詢問學生們的情況，超過四分之一的學生回答說，他們已經一個月沒有走出過自己的小區。

中國的封鎖比世界上幾乎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嚴格。居委會負責執行這些規定，它們是共產黨最基層的組織。在許多地方，他們限制家庭每兩三天派一個人外出購買生活必需品。如果有家庭被懷疑接觸了病毒，在進行檢測和接觸追蹤的時候，也有可能會完全地封門閉戶。我在九十年代教過的一個學生發來一張照片，她所在社區的一扇門被蓋上了兩個公章。她寫道：“我出生後就沒有見過這樣的事情，但上了年紀的人一定對這樣的場景有一定的記憶。”她指的是【…………】掀起的那些運動。“我們正在變得麻木，從長遠來看，這可能比病毒的影響更壞。”

在我自己的家裡，我可以看到封鎖對我的女兒們的負面影響，她們非常渴望與其他孩子交流。但也確實，中國嚴格的閉關鎖國，再加上邊境封鎖和聯繫追蹤，已經杜絕了病毒在大多數社區的傳播。2月20日，也就是我去校園封鎖的那天，竟然是成都當局報告的最後一天，從社區傳播中發現了一例有症狀的病例。這個城市大約有一千六百萬人口，但自二月下旬以來，只有七十一個症狀病例，全部是輸入性病例。幾乎每一個病例都聯繫到乘坐國際航班抵達的中國公民，從機場直接進入治療和檢疫。成都的成功在中國是典型的。在我的一項調查中，我問學生們是否親自認識任何被感染的人。沒有一個人認識。

在第六周的時候，我問：“你目前是否被允許在你的社區里外出？你的行動有什麼限制嗎？”回答又是一致的：從雲南到吉林，我的學生們現在都可以流動了。我決定派他們出去做一些報道。

我唯一見過面的學生叫Serena。她住在四川東北部的一個四線城市，父母在那裡做着普通的工作。每次我在網絡課堂上叫Serena的時候，我都會聽到各種交通聲音：引擎的聲音、喇叭的聲音、行人的聲音。這學期的晚些時候她解釋說，她的樓房結構很差，牆體很薄，外面有一條繁忙的馬路。和幾乎所有同學一樣，Serena是獨生子女，但和別的同學不同，她對未來缺乏信心。有一次，我問我的學生是否認為自己的生活會比父母那一代更好，在五十二個學生中，只有Serena和另外兩個人認為自己的生活會和父母一樣，甚至更糟。

Serena第一次報名我的非虛構寫作課時，我拒絕了她，因為在我搬來中國之前，為了限制學生的數量，我曾要求報名者提交寫作樣本。但在秋季學期的第一天，Serena還是來了，之後她發來郵件問我是否可以旁聽。我本來不接受旁聽生，但她郵件中的一些話讓我重新考慮了一下。我告訴Serena，她可以修這門課的學分。

從課程一開始，她就脫穎而出。她的文字非常優美。她主修英語，她的報告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她個子不高，性格害羞，不引人注目，但她似乎明白這些品質可以讓別人放鬆。秋季學期，我讓學生們開展研究項目。Serena深入了解了一群“有神眷”的四川天主教徒。他們用神的力量組織靜修會、祈禱和哭泣。而下一個項目，她去了成都的一家同性戀酒吧。這個轉變並不突然，因為成都以其基督教和同性戀社區而聞名。在美國，這樣的配對是違背邏輯的，舊金山和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終於在一起了（譯者註：舊金山以同性戀社區著稱，而科羅拉多斯普林是基督教福音派的大本營）。但在中國，基督徒和同性戀者都是邊緣團體，他們更有可能在成都這樣的地方蓬勃發展，因為成都遠離北京，以寬容著稱。

Serena的報告也符合我在秋季注意到的一個趨勢：很多學生都很擅長寫報告。四川大學是中國排名前三十左右的院校，但我的學生中很少有主修媒體研究的。即使在媒體研究系裡，本科生也很少做實地考察，因為中國的新聞課強調理論。起初，我並不確定自主項目是否適合我的學生，尤其是剛參加完高考的大一新生。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人們對高考的準備工作不斷加強，部分原因是由於這些獨生子女家庭，他們往往將精力和資源全部集中在教育上。因此，高考備考成了一種折磨，而高中生也很少有機會培養創造力和獨立性。

但我很快了解到，儘管高考有種種缺陷，它培養了勤奮的研究者。學生們對無聊有極高的容忍度，而這也是做到有效新聞工作的一個鮮為人知的秘密。當我向我的學生們解釋細節的重要性——數字、標誌、口號、引用、表情時，他們就會據此收集數據。我的大一作文班全部由工科生組成，因此我沒有理由給他們安排新聞項目，但沒有一個人抱怨。這些獨生子女似乎也很少有權利意識。秋季學期快結束的時候，當Serena在天主教徒和同性戀酒吧里混得風生水起的時候，我才意識到，我沒有為她正確地註冊這門課程。教務處通知我，為時已晚：她不能獲得學分。先是被拒絕上課，然後又不給學分，而Serena的反應卻是禮貌地問她是否可以完成這個學期的項目，然後在春季學期在書上重新做一次。這是一個從未改變的傳統：在中國，學生總是尊重老師，即使老師是個白痴。

當我們解除封鎖狀態後，我讓學生們寫某個人或某個組織如何處理疫情帶來的影響。Andy的家人認識一個在南京附近開呼吸機廠的人。於是他去參觀了工廠，在那裡他了解到工廠的產量增加了十多倍。在遙遠的東北遼寧，Momo調研了一家國有煙草公司，這家公司的銷量急劇下降。在美國，有報道稱封鎖期間煙草使用量增加。但中國人通常在社交活動上吸煙——人們在宴會和晚宴上吸煙，而且他們會把紙盒煙作為禮物贈送。一位會計告訴Momo該公司在新冠肺炎後的一個策略——同時也是一種新的公共衛生願景——向購買香煙的零售商贈送口罩和消毒劑。

我喜歡這些來自各地的生活掠影。在西安，Elaine參觀了一家女同性戀酒吧，她注意到老闆將一些啤酒保溫，因為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冷飲對女性有害。Sisyphos介紹了一位藥劑師，他概述了如何繞過政府規定提高口罩的價格，儘管出於責任感他自己並沒有這麼做。Hongyi跟隨了成都一家國有銀行的貸款經理。這個銀行推出了一個新的項目，向受疫情影響的借款人提供延期貸款。Hongyi的報告中說，有370人給經理打電話詢問這個項目。銀行批准了二十二人的延期貸款。在另一家分行，每個申請人都被拒絕了。

這是一個反覆出現的話題：在經濟方面，個人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己了。黨從來沒有允許獨立工會的保護，工資被削減、工人被解僱的事情在全中國都在發生。4月，中國出現了自1976年文革結束以來的首次經濟萎縮。但刺激政策依然溫和：中國政府沒有像美國一樣給民眾發現金，而是傾向於給企業家一些空間，讓他們自己想辦法。在成都，市政府官員允許小販在街上擺攤。這樣的攤販在九十年代很常見，那時還沒有發起維護市容的運動。現在這些攤位一下子又出現了，傍晚時分擁擠的街坊讓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成都的感覺。

許多攤販告訴我，他們已經從工廠之類企業的基礎崗位中下崗了。但即使是有穩定工作的人工資也減少了。5月在飛往杭州的國航班機上，一位空姐說她和同事們的工資是按照飛行時間計算的，她現在拿到的是最低水平，是正常工資的四分之一。對於飛行員來說，減薪可能更嚴重：一位海南航空的飛行員告訴我，兩個月來他拿到的工資不到平時的百分之十。很多人都跟我說他們拿的工資變少了，但人們通常都說他們沒事，因為他們有存款。

他們也對穩定沒什麼指望。中國的中產階級還沒富裕多久，不會感到自滿，這也是他們有這麼多存款的原因之一。而且他們已經習慣了政策或環境的突然轉變。一位名叫Cathy的學生報道了一位河北企業家，他擁有一家原本經銷白酒的小企業。2012年，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反腐運動，禁止用公款辦酒席和其他娛樂活動，企業家陳先生的銷售額直線下降。

對此，陳先生轉而選擇了一種不易腐敗的物質：牛奶。他成功地轉型牛奶配送業務，但是當疫情到來時，一切又崩塌了。陳先生開始了兩個月每天十小時的騎行，和他的送貨員一起，與沿線每家店的老闆談判。他制定了一系列巧妙的促銷活動，到5月初，他的銷售額已經提高到了歷史最高水平。“事實上，我非常感謝這場流行病。”他告訴Cathy，“如果不是這樣，我可能永遠不會有機會和售貨員一起去商店了。”在所有的事情中，他都沒有改變自己公司的名字，它仍然含有“酒”字。Cathy問，對於一個經銷牛奶的人來說，這是不是一個問題。陳說，“他們不看你的名字，他們看的是你做的事情。”

雖然官員們似乎對公民開源節流的能力有信心，但在公共衛生議題上卻完全不同。留給個人選擇或責任的東西很少。封鎖已經被嚴格執行，任何感染者都會被立即從他或她的家庭中帶走，並被隔離在政府診所中。到了4月初，所有從國外入境的旅客，無論國籍，都必須在國家批準的設施中接受為期兩周的嚴格監控隔離。

我偶爾在官方通知上看到“安全距離”，中國人版本的“社交距離”，但我從未聽到有人真正說過這句話。當然，這句話也沒有在公共場合實行過。封鎖結束後，地鐵、公交車、火車很快就變得擁擠起來；我去杭州的時候，坐的是空客A321，一百八十五個座位全部坐滿。當我採訪從事商業或外交工作的人時，我們就像2019年一樣握手。行人仍然在街上吐痰。在室內和交通工具上仍然必須戴口罩，但除此之外，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幾乎沒有變化。

我女兒所在的三年級班級有五十五名學生，複課時人數減少到五十四名，其中一名女生由於和家人去塞浦路斯度假而滯留在那裡。學校曾試圖把相鄰的課桌分開，但是，這麼多人擠在一個不大的教室里，桌子之間的距離改變一點點都不行。學生們通過一個裝有體溫掃描儀的帳篷隧道後進入學校。走廊上的牌子上寫着一首新歌的歌詞：

回學校，做什麼？

別害怕，聽我說。

戴口罩，好好學。

口罩保護你我他。

成都郊區的一個夜市。攝影：張克純為《紐約客》拍攝。

起初，孩子們戴口罩的熱情很高。第一天上音樂課時，老師還教我的女兒們如何戴着口罩吹直笛：把口罩下部掀起來，把笛子塞進去。放學接人的時候，我看到老師們在口罩外戴上了麥克風，連接在臀部的便攜式音箱上。但是，5月中旬，中國教育部宣布，如果學生在低風險地區，就不需要再戴口罩了，因此我女兒的學校也放寬了規定。一些老師不再戴口罩，不過幾乎所有的孩子都一直戴着口罩。他們在午餐時發現了廢棄口罩的用途：他們把口罩反過來，像小袋子一樣，在裡面裝滿骨頭和其他食物，然後扔掉。

學校安排了定時洗手的時間，每天下午喇叭里都會響起廣播：“體溫測量時間到了！”我的女兒每天至少要測5次體溫。早上6點半，每位家長都要參與班級微信群的接龍。一位家長會發起#接龍#的標籤，並列出自己孩子的姓名、學號、體溫（攝氏度），以及“身體健康”的字樣。其他家長一個接一個地發送：“36.5，身體健康”。隨着每條“龍”的參與，名單也越來越長。我的賬號通常每天都會收到六十條左右的這樣的信息。八點過後，還沒有參加接龍的家長會收到提醒消息：“某某某的爸爸，快參加接龍！”

我每天都生活在對接龍的恐懼中。每天早晨我都要填寫一些亂七八糟的小程序：包括一張每日表格，我要在上面填寫自己的體溫、位置，以及在過去十四天裡是否與湖北（包含武漢在內的省份）的任何人有過接觸。如果我在中午的截止時間前沒有填寫，一位過度工作的管理員就會“禮貌”地發來提醒（4月11日中午12點11分：“Hessler老師，您好，今天過得怎麼樣？”）此外，每天早上還要為我的每個女兒掃描一個二維碼並填寫其中的健康報告。我常常感到力不從心，更何況還有些奇怪：在參與接龍的第一個月，我收到了1146條微信，上面列出了三年級所有學生的體溫。

我在想，這其中有多少是在走過場。流行病學家告訴我，體溫檢查雖然有用，但只是一種粗糙的方法。他們普遍認為，保持社交距離比使用口罩更有效。上海的一位流行病學家告訴我，人們應該戴上口罩，但他也指出，由於使用口罩會影響日常行為，目前還沒有數據支持它作為一種公共政策的有效程度。而且，儘管中國官方從封鎖開始就要求公民戴口罩，但他們實際上並不很大程度上依賴口罩來阻斷病毒。中國從不允許居住在病毒傳播嚴重的社區內的居民自由活動。他們從不奢望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和良好的判斷能減少感染。

相反，策略是實施封鎖，直到病毒被消除。小學並未採取更有效但更具繁瑣的政策，例如減少班級規模、改造設施、開展戶外學習，因為病毒並沒有在成都蔓延。而且，雖然政府一直不信任人們在封鎖期間制定自己的行為條款，但政府很大程度上依賴着人們是否願意為抗擊疫情的組織努力工作。

我的一些學生，包括Serena在內，都對家鄉的居委會進行了調研。Serena採取了她一貫的執着方法，在兩個月內，她每周都會花兩三天時間調研當地的一個居委會。她告訴我，在疫情之前，她甚至不知道這個組織的存在。它們就像已經進入休眠狀態的古老的生物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時黨對私人生活還有較多干預，居委會起着突出作用。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它們對大多數居民的作用越來越小。

2012年，習近平主席上台後，他着手加強黨的結構，包括重新加強居委會的作用。疫情加速了這一進程，Serena和其他學生觀察到居委會在他們的社區中發展得非常迅速。在新的政府資金下發後，居委會雇用了合同工，其中一些是被迫關門的當地店主。他們挨家挨戶發放資料，詢問居民是否去過高危地區，並幫助工作人員追查感染者。有時他們也會犯錯。Serena介紹，1月底，一名官員被派到一個有1136個單元的小區。整整兩天，這位官員和那些合同工從早上八點一直工作到午夜，挨家挨戶爬樓梯敲門。但他們還是錯過了一間公寓：這間公寓無人應答，而他們既沒有留下一張紙條，也沒有回去進行第二次檢查。

很快，他們就再也沒犯過這種錯誤。在Serena與居委會成員相處的過程中，她觀察到他們變得更加專業。他們開始了解自己的角色，以及有多可怕。中國當地媒體報道說，有53名居委會成員在疫情防控的工作中殉職。也有的人因為一點點小錯誤而被解僱或被懲罰。這就是Serena家鄉那位錯過一間公寓的官員的遭遇，他被要求寫了一份自我批評，這又是黨的長期傳統。他告訴塞麗娜，結果，那間被錯過的公寓裡住着該居民區唯一的冠狀病毒感染者。當居委會成員敲門時，那位住戶——我姑且稱他為劉先生，正在洗澡。

在一周前的一次聚會上，劉先生曾與一位d.j.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後來得知，這位d.j.是被另一名湖北人感染的。劉先生三十五歲，單身，精力充沛。在市政府的一個微信公眾號上，列出了他接觸d.j.後的詳細行蹤。在中國，這樣的旅居史作為公共資源，可以被所有居民查閱。劉先生的旅居史中顯示，在他不知不覺被感染後的三天內，他去了一家酒吧、一家商店、兩家藥店、三家加油站和六家餐館。劉先生的口味多樣，從煎餅店到美蛙魚頭，什麼都吃。然後他接了一個姓黃的朋友。然後他去看望他年邁的父母。然後他去上班。然後他發燒了。發燒後，劉先生又去了好幾家藥店。然後他又接了一個姓李的朋友。然後他又去看望他的父母。然後他又去參加一個聚會。在微信公眾號上，劉先生就是四川東北部的Liupold Bloom（譯者註：Liupold Bloom，是姓氏“Liu”與角色名“Leopold Bloom”相結合而生的。後者是長篇小說《尤利西斯》的主人公。該小說講述了青年詩人斯蒂芬尋找一個精神上象徵性的父親和布盧姆尋找一個兒子的故事），他在城市中的奇幻之旅每一步都驚心動魄。這傢伙什麼時候才能停下來？

這樣細緻的旅居史是在中國疾病控制中心指揮下工作的工作人員編寫的，他們負責追查感染者的行蹤。中國疾控中心大約有三千多個分部，每個分部大概有一百到一百五十名工作人員。儘管人數眾多，但中國疾控中心與中國公共衛生事業一樣，歷來經費不足。

大約有1萬名接觸追蹤員在武漢工作，疫情期間，中國80%以上的死亡發生在武漢。流行病學家告訴我，追蹤者被分成五到七人的小組，每個小組由一名受過正規公共衛生培訓的人領導。其餘小組成員可能沒有衛生背景，他們也都是在十分注重細節的中國教育系統下培養出來的，正如同我教育我的學生們一樣，而且他們往往具有本地的知識。許多接觸追蹤員在居委會或其他政府組織工作，其中也包括警察。隨着病毒的傳播，全國各地都成立了追蹤小組，疾控中心也招募了其他有技術專長的人。

在上海，24歲的江熹霖是為中國疾控信息和蓋茨基金會工作的合同工。江熹霖在牛津大學讀博士三年級，研究基因組醫學和統計學。他曾在上海復旦大學學習後，獲得了牛津大學的羅德獎學金。3月初，江熹霖擔心英國最初對新冠的回應過於自大，他嚮導師們請求允許他回中國遠程學習。“他們都認為我當時想回去是瘋了。”他告訴我。

在上海，江熹霖幫助中國疾控中心做模型、寫代碼和提案。他告訴我，“第一個周末，我在周日晚上12點接到一個電話，沒有人說，‘很抱歉這麼晚打擾你’。他們說，‘你把那個提案搞定了嗎？’我說，‘沒有’，他們說，‘我們需要在中午之前完成那份報告’。 ”他很快就習慣了這樣的要求。江熹霖還意識到，如果深夜來電沒有聲音，往往意味着電話那頭的人已經累得睡着了。

那時，很多海外學生等都要回國了。如果能知道他們到底去了哪裡，對控制疾病很有用，所以江熹霖寫了一份提案，要求微信的所屬公司騰訊提供海歸的I.P.登錄信息。“他們拒絕了我，因為數據隱私問題。”他說。騰訊告訴他，他們堅決反對其數據被以這種方式使用。

有一次我和江熹霖在上海吃飯時，他向我展示了我們的手機如何通過藍牙自動互相感應。這樣的數據可以用來計算出誰曾經接近過感染者。在另一次疾控中心的工作會議上，江的一位同事建議使用這個工具。但她的想法很快被否定了。“他們說，‘這違反了數據保護。我們不能這樣做’”，蔣解釋說。“這讓我很驚訝。”

這也讓我感到驚訝。鑑於許多封鎖政策的手段十分強硬，我曾以為政府會使用任何可用的工具。但似乎有一些來自著名科技公司的阻力。騰訊和阿里巴巴幫助政府開發了“健康碼”應用程序，協助監測和控制病毒在公民中的傳播，但這些工具遠不如韓國和新加坡使用的程序複雜。在歐洲，基於谷歌和蘋果公司開發的軟件的病毒警報應用已經有數百萬用戶下載，這些應用依靠藍牙信號來檢測與感染者的密切接觸。

在某些地方，健康碼應用程序主要通過手動數據傳輸來記錄用戶位置的變化：例如，如果用戶在機場用他的身份證登記，或者如果他的車牌在收費站被記錄。上海的一位流行病學家告訴我，中國某科技產業蓬勃發展的城市曾委託開發一種更好的工具，它將G.P.S.數據和人工智能結合起來，提醒任何接近感染者的人。“但那個系統從來沒有實施過，即使在那個城市，”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流行病學家說。“因為數據隱私問題，它無法獲得政府系統某處的批准。”他指出，雖然一些應用程序通過手機信號塔跟蹤位置，但它們並沒有使用更準確的G.P.S.數據。

“可以說，對新冠最有用的是老派的科學，”他繼續說。“方法論是五十年或七十年前的。它沒有改變。”江熹霖告訴我，當使用自動數據收集的建議被拒絕時，其他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員也有抱怨。但後來他們還是卸下了心頭大石，繼續做着電話和面對面訪談的艱苦工作。疾控中心的政策是，只要有新的案件出現，就會立即打電話給追蹤員，哪怕是在半夜。他們有八個小時的時間來完成追查工作。

6月，北京在五十六天沒有報告本地傳播病例後，一個叫新發地的農產品批發市場突然爆發。上海的流行病學專家告訴我，這個地方管理得很好：需要戴口罩，任何人進入都要出示健康編碼，並測量體溫。即便如此，還是有三百多人被感染，所有的預警系統都沒能在早期發現。第一次預警是一位五十多歲的男子感到不舒服，到醫院要求檢查。這又是一個老派科學的例子：有效的公眾溝通。該男子不僅認識到了自己的症狀，還按照官方建議騎自行車前往醫院，以避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感染他人。之後，政府鎖定了北京部分地區，一個月內，近1200萬居民接受了拭子檢測。該市每天有能力檢測四十萬人。

“最近在數周沒有確診病例記錄的地方爆發的疫情表明，這種病毒很難被徹底消滅，”香港大學醫學院長梁嘉柏告訴我。“冠狀病毒往往聚集在超級傳播事件中。它可能會突然爆發出一個爆炸性的事件。”

中國也可以什麼都不做。川東北的Liupold Bloom在城市裡流竄了8天無人看管，結果似乎總共感染了0人。從某種意義上說，結果並沒有什麼不同：劉某所在城市的一名居委會成員被處分，就像北京的疫情導致6名官員被處分一樣。劉本人從來沒有得過大病。他在冠狀病毒病房隔離了一周，感覺還不錯，檢測結果為陰性。然後，又在賓館裡嚴格隔離了近兩周，他的檢測結果又是陽性，又回到醫院隔離。等到劉終於被釋放到藥店、加油站、美蛙魚頭餐廳的世界時，他已經在醫療隔離中度過了六十五天。Serena致電要求採訪，但一位居委會成員說，這段經歷讓劉的心理太脆弱了。

第九周，也就是四月下旬，我和一個大一班級一起批改學生的作文。在課程結束時，我問大家對作文有沒有什麼問題。停頓了很久，一個學生在文本框裡輸入：“你能談談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嗎？”

整個學期，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一直籠罩在我們的交往中。第三周，一名中國官員在Twitter上聲稱，美軍可能將病毒帶到了武漢；第四周，特朗普開始說“中國病毒”。隨後，美國的死亡人數超過中國，接着第六周，美國的數字爆發了：到第十周，美國的死亡人數是中國的十倍，到第十五周，美國的死亡人數是中國的二十倍。在第十六周，我的非虛構寫作課程討論了《紐約時報》駐北京作家伊恩·約翰遜（Ian Johnson）的一本書節選，我告訴他們，約翰遜的簽證早在第四周就被撤銷了。這是兩國政府之間針鋒相對的交流的一部分，兩國政府輪流驅逐對方的記者。

這學期後期，有些學生的作文提到了Freud（譯註：Sigmund Freud，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之死，起初我很困惑。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一個學生讀到關於George Floyd的中文新聞報道後，把這個名字通過機器翻譯成中文再翻成英文的結果。即使技術有了很大的進步，距離還是很重要，在這樣的時期，我渴望面對面的交流。我盡最大努力談論太平洋彼岸發生的事情，但學生們對通過音頻和文字發表自己的意見持謹慎態度。我記得在九十年代，我是多麼依賴視覺線索，當時某些話題能讓一教室的中國學生都垂頭喪氣：文化大革命，或者中國人的排外情緒，或者每次提到中國的貧困。

如今，在更加繁華的成都，人們在當面交談時，沒有那麼敏感，也沒有那麼拘謹。他們笑談特朗普，在很多人眼裡，他並不值得重視。隨着春天的到來，談話中常常包含一個標準結論：疫情表明，中國人重視生命而非自由，而美國人則正好相反。我不喜歡這種簡單化的說法，因為它沒有考慮到【…………】，也沒有考慮到政府在【…………】，也沒有考慮到任何一些【…………】國家在處理危機時都比美國人好得多。另外，美國也沒有國有煙草公司從事口罩搭配萬寶路的促銷活動）。我試圖傳達這樣一個觀點：目前美國人的失敗並不狹隘地反映出民族性格或價值觀，而是一種制度的崩潰：領導力和制度結構的危機。

而中國戰略的許多方面在美國或任何其他【…………】國家都不可能被採用。隔離測試陽性的個人的嚴格政策也適用於兒童，即使他們沒有症狀，他們也會與父母分開。6月，一名一歲的巴基斯坦人乘飛機抵達中國，檢測結果呈陽性。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這名嬰兒被扣留接受醫學觀察。

這種極端例子往往會分散對中國方法中更有用的內容的注意力。在上海的中國流行病學家也曾在美國工作多年，我問美國人是否有什麼可以從中國的現狀中學習的地方。“社區參與。”他馬上說。“我們在美國沒有居委會，但找到一些替代方案很重要。”他指出，如果美國的系統有適當的資金支持，公共衛生服務或許可以達到這個目的。約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的流行病學家Jennifer Nuzzo告訴我，在美國，接觸追蹤是一種失傳的藝術，“我們對2019年的麻疹爆發做了一項研究，他們在做非常基本接觸追蹤，它對資源的要求極度苛刻，而公共衛生已經土崩瓦解。”

從我的角度來看，也有教育和努力的問題。儘管中國的學校教育中涉及到政治灌輸，但這個系統教會人們尊重科學。勤奮是另一個核心價值，不知為何，社會更加繁榮卻不失鋒芒。近四分之一世紀前，我教過的年輕人都是被擺脫貧困的願望所驅使的；如今，我的中產階級學生的努力程度不減當年，因為他們的環境具有極強的競爭性。這樣的特質非常適合抗擊流行病，至少在政府機構有效引導的情況下確是如此。相比之下，美國人的反應往往顯得很被動，即使是開明的公民似乎也認為，遵守封鎖命令，在公共場合戴上口罩就足夠了。但任何控制病毒的嘗試都需要積極的、有組織的努力，而且需要強有力的機構指導。

相反，狼奔豕突的美國領導層似乎對尋找替罪羊更感興趣，有時還帶有種族色彩：“功夫流感”和“中國病毒”。整個春天，中國政府不時地做出反應，對美國和其他外國進行抨擊，但這種緊張局勢對我在成都的生活影響不大。日常交往仍然很友好，人們經常特意告訴我，政府之間的問題與我們的私人關係無關。

但我擔心我的女兒們，她們是這所擁有兩千多名學生的學校里唯一的西方人。整個春天，我們的孤獨與日俱增：我的大部分美國熟人都離開了，在街上很少能看到一個老外。五月底，我的雙胞胎孩子告訴我的妻子、Leslie和我，他們班上的一個男孩發表了一些反美言論，但我們沒有對老師說什麼。實際上，所有女孩的同學都對她們很熱情，而且，新聞上什麼都有，似乎難免會有零星的反美情緒。那一周，George Floyd被殺，美國因新冠而死亡的人數已經接近十萬。

不過，老師的反應很快。下周一，她站在全班同學面前，講了一個故事，用中國人的方式，強調科學、教育和努力。她談到了埃隆·馬斯克，她描述了他位於加州的公司如何在上周末成功地將一枚載人火箭發射到太空。在故事的最後，她說：“每個國家都有它的強項和弱項。”

在第十六周，我終於進入了教室。一個多月來，一直有傳言說本科生會回來，其他一些省份也是如此。但最終的決定權總是留給地方官員，因為在中國的體制下，一旦爆發，他們才是被懲罰的對象。在四川大學，管理者似乎決定，這不值得冒這個險。大四學生被叫回參加期末考試，還有其他提出特殊要求的學生，但大多數年輕的本科生被鼓勵留在家裡。我很失望，我本來希望能最終見到大家。我的大一學生沒有一個人回到校園。

最後，它變成了另一種類型的戲劇：服裝彩排。大學引進了發燒帳篷、送貨機器人和面部識別掃描儀，但我感覺到，管理者主要是在測試系統，為秋季做準備。中國的流行病學家告訴我，他們擔心第二波感染的可能性。儘管該國目前取得了成功，但他們似乎從未感到滿意。“沒有長期計劃，”上海一位流行病學教授直言不諱地說。“沒有一個國家有長期計劃。”另一位流行病學專家對社會疏導的缺失表示擔憂，認為中國需要準備好使用比封鎖更不積極但比戴口罩更有效的措施。“這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他告訴我。“中國疾控中心有一些聰明人意識到了這一點。”

回學校第一個星期，只有四個學生來上我的非虛構課。Serena, Emmy, Fenton和Sisyphos. 這就像有一個演播室的聽眾，我們五個人來回交談，但我們用耳機和麥克風與其他還分散在全國各地的人連線。每個回校學生都有回來的理由。Emmy是唯一一個來自農村的學生，和Serena一樣，她已經厭倦了在一個又吵又擠的家裡生活。Fenton需要在校醫院完成一些口腔治療。而Sisyphos作為大四學生，也需要回來參加考試。

他來時戴着口罩，但他看到其他人都沒有戴口罩，就把口罩摘了下來。他個子很高，頭髮微微捲曲，他說秋天他將在在上海繼續就讀經濟學的碩士項目，看來大部分大四學生都要繼續讀研，政府為了減輕就業市場的壓力而擴招。

即使在網上，我也感覺到Sisyphos很害羞，我從來沒有點名，問他起名的故事。但現在我問起了，他微微紅了臉。他解釋說，他是在高中時選的，因為他喜歡希臘神話。

“那現在石頭在哪裡？”我問道，“在上面還是下面？”

Sisyphos把他的手放在胸口。“它在中間。”他說。

我常常在想，春天的經歷對這年輕一代“新冠的小孩”來說意味着什麼。“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離歷史如此之近，而且我實際上是在報道歷史，”Serena在她最後的一份作業中寫道。“我想我從現在開始要開始記筆記了。”她說，與居委會相處，看到官員和警察在抗擊疫情，也讓她對上一學期的研究有所思考。她意識到，過去這樣盡心盡力、勤勤懇懇工作的居委會官員，卻被天主教徒和同性戀社區等群體所反對。“他們都是好人，”她寫道。“他們只是碰巧立場不同，有時會起衝突。”

整個學期，我一直試圖與耳機里的聲音聯繫起來，我知道這樣的交流在未來會變得更加困難。有不少學生放棄了出國留學或去美國讀研的計劃。7月，在特朗普政府下令關閉中國駐休斯敦領事館後，中方作出回應，關閉了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中美關係中的一些傷害必然是長期的，無論如何，國家經驗已經出現了分歧。到7月初我登記期末成績時，美國每兩天記錄的病例比中國在整個流行病期間報告的病例還要多。

而年輕的中國人從危機中得到的教訓，很可能與年輕的美國人截然不同。在我的學生的最後一篇文章中，許多人表示對他們的政府有了新的信心。從牛津大學逃到上海的羅德學者江熹霖告訴我，他也注意到了來自復旦大學精英階層的同齡人的變化。“即使是我最反政府的朋友也開始對政府產生了信任。”他說。在我最後一次調查中，我讓學生們對未來的感受進行評分，評分標準是1到10，其中1是最悲觀的。中美關係的崩潰、大流行病的爆發、全球50萬人的死亡……在發生了這一切之後，平均評分為7.1分。

最後一節非虛構課，在第十七周，只有三個學生來參加。Sisyphos走了：像所有的大四學生一樣，他提前畢業了。不知怎的，Serena、Emmy和Fenton知道了我的生日在前一天，他們舉辦了一個驚喜派對。機器人給他們帶來了氣球、彩紙和組成生日標語的字母，他們還讓人把蛋糕和一種叫冒菜的四川辣菜送到了一個大門口。Serena把遠方同學的留言和照片打印裝訂成冊。用中國人的方式，這些留言是自嘲的。“謝謝你看了我的粗文（對你來說相當折磨）。”一個學生寫道。

四個月來，我從他們的聲音、他們的文字和他們的項目中認識了他們。現在，在書頁中，我終於看到了他們的面孔。Cathy，她在河北調查了轉行送奶的男子；Elaine，她在西安的女同性戀酒吧呆過；Hongyi，她做了成都的銀行經理的小跟班。細節很重要，我們一學期都在強調:Patrick戴着眼鏡，Dawn留着齊肩長發，Meredith帶着一隻狗站在沙灘上。所有的學生都面帶微笑，姿勢自然，不像以前的照片。我最希望我們還是能親自見面，但知道他們存在於遠處某個地方也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