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的民主人士即便是不那麼粉川的人也會下意識地去偏袒極端反共的班農並以主觀想象看待民主黨（潛意識裡還有人治社會遺留的東西），壓根忘記了還有法治這回事，這說明了中國要實現民主還有很遠的路要走，也說明了中國的未來無法依靠這些不靠譜的海外民主人士，因為這些人來到西方多年，卻一點沒有真正學到（也看不到）西方民主法治社會的精髓。】

sparker博文涉及不少有意思的問題，我想就在美華裔“民主人士”擁川現象展開一下。在我看來，海外民主人士同華裔教徒擁川是同樣荒謬而且值得人們討論、深思的現象。
所謂“民主人士”的稱謂恐怕來自中共的政治詞典。49年中共建政那時，毛澤東為了粉飾他的政權具有民主性質，所以把49年前在國統區就存在的“小”黨稱作民主黨派，並把他們統統籠絡到政協裡面。在毛澤東看來，統治權力是否通過不同黨派之間的競爭、由民眾投票上台決定不重要，只要形式上中國不只有他中共一個黨，中國就是民主社會了。49年後，中國的民主黨派就是在那樣的政治背景下（不能挑戰中共絕對權力）尋求另外一種形式來監督執政黨，那就是辦報。這樣，民主黨派辦報算是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表現形式，而“報人”就是民主人士了。
1980年代後期中國社會有過一陣要求中共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自由化”運動，運動在89年遭到鎮壓，不少人流亡海外。在海外，這部分人開始辦報、辦雜誌，發展中現今在網絡里辦自媒體，他們繼續批評中共一黨獨裁，期望中國儘快走上民主道路。所以“民主人士”的稱謂就一直用到現在。
回顧民主人士通過媒體來實現監督權力的責任義務時，那就不能不提《光明日報》的儲安平。在《往事並不如煙》裡，章詒和專門寫了儲安平。儲安平認為，“光明日報要成為講壇，創造條件......推動對共產黨發言，從政治上（實行）監督。”“報紙就是報道消息的。只要是事實，我就要發表。”他在報社裡公開講：“揭露，揭露，再揭露，我們的目的就是在於揭露。”57年整風時，他在政協作了一個《向毛、周提些意見》的發言，矛頭直指中國“黨天下”的現象，結果讓毛感到《事情正在起變化》，儲因此被打成右派，......。
如果說，像儲安平那樣的民主人士應該是所有處於權力之外的民主人士楷模的話，那麼像江峰，文昭這樣就可以算是“三不像”了。至少可以說，他們來到海外後，對自我身份的定位、認同和轉換都做得不好。
同所有具有反共底氣、意識的華人一樣，民主人士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功能和職責是對執政党進行批評監督。由於華裔的淵源背景，華人反共首先可以而且應該繼續遠距離對中共進行批評。而批評中共的目的是推動中國朝民主社會發展的方向和速度。如果民主人士批評中共、推動中國民主的目的是堅定的、是明確的，那麼這就應該成為（華人）一種原則。而一旦成為原則，那麼這種批評精神就可以而且應該適用所有違反民主原則的人和事。尤其當（違反民主原則的）這些事情正在自己生活的社會，國度中發生。如果這樣，這就反映出一個人（不管是否反共）人格、原則的統一性。
當然另外一種情況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即華裔民主人士只反中共，而對身處的民主社會兩黨政治保持中立。在我看來，這樣做依然沒有違背人格的完整和統一。可是我們知道事情遠不是這樣。
比如當華人生活在一個民主社會，當看到這個國家總統不需要任何事實根據、把向權力行使監督功能的媒體打成人民的敵人時；當總統把他不喜歡的新聞統統說成是假新聞時，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警覺起來。不管是職業還是業餘反共人士都應該警惕：這是獨裁者慣用的手法，如果這成為一種常態，那麼這個社會已經開始偏離民主制度的原則了。現在的情況是，在反共華人中間，他們不僅不警惕而且同流合污、自甘成為這種反民主的幫凶。他們要麼罔顧事實、要麼缺乏事實根據，要麼不顧美國仍然還是一個法治國家，開始懷疑攻擊司法程序。這樣的人怎麼能夠繼續頂着民主人士的頭銜還繼續反共呢？
民主不是沒有缺陷，媒體不是不會犯錯誤，輿論不是不會導向。如果美國媒體已經是人民的敵人了，我們每一個人要麼根據總統的指向，去揭露批判民主社會裡媒體的虛偽，要麼不畏強暴，挑戰這個詆毀糟蹋民主制度的總統，就是不能無動於衷甚至同流合污或者一邊反共一邊擁川。可現實是，這些年來，網絡里幾乎所有的川粉都早已經跟着特朗普攻擊、責罵媒體了。這樣博人在萬維很多。最荒謬的是，這些博主往往同時也在隔洋竭力反共。
在我看來，民主社會言論自由。不喜歡華郵、紐時？狐新聞、大紀元已經問世二十多年了。討厭傳統媒體的面目、腔調？現在人人都可以對着錄音機把自己的觀點說出來成為自媒體的主人。不管怎樣，像江峰，文昭這樣“為了保川普連任而不惜放棄客觀理性原則”後，他們就不應該繼續享受民主人士的桂冠，他們就不再有反共的信譽和資格。
誠如sparker博所言，法輪功的遭遇值得每一個人的同情，對他們的反共行為我們都應該支持。但如果我們稍微退後一步就可以看到，89年後西方社會接納中國流亡人士最多的，一個是美國，另外一個是德國。不幸的是，這些年來，這兩個國家華人嘴裡“白左”最猖獗的國度。設想一下，如果1989年美國總統是川普；或者“天安門事件”發生在2017年之後，那麼還會有這麼多華裔輾轉找到一個願意接受我們的天空和大地，讓我們在海外成為民主人士從而繼續反共嗎？其實正也只有西方崇尚民主、自由的理想主義者們才會對他人如此感同身受，在中國人遭到強權鎮壓的危難時刻不計任何代價伸出他們的雙手，敞開他們的懷抱來接納中國的民主人士。可是30年後，這些民主人士對西方自由進步的人文情懷棄之糟糠、嗤之以鼻，反而卻同美國保守主義文化，同特朗普自私、邪惡、骯髒、排外的靈魂沆瀣一氣。這是一幅怎樣的畫面？
一個人要怎樣扭曲自己的人格和靈魂才能在反共的同時還能擁川？所以，“為了反共而粉川最後將是一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