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2萬億美元市場價值的Apple成為世界最大公司，其公司治理的重要戰略意義無需解說。2019年8月19日，我正式向公司提交第五次提案付諸2020年股東年會表決，要求大為降低NEO Pay Ratios/高層報酬與中間年收雇員的差距，此處NEO指除了CEO以外的Named Executive Officer/最高層官員。2018年，公司的四個NEO高管的收入比率高於478。這樣的貧富差距擴大趨勢不僅是個人貪婪的道德問題，也是不公平的社會問題，更是無法持續的美國經濟的系統問題。我提議參照日本、歐洲公司的現狀，減少高管與員工收入比率。[1]公司以提案“vague/模糊”、“indefinite/不確定”為理由排除我的提案，得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律師的認可，我的提案沒有進入股東大會表決。

今年8月11日，我雖然不同意，但還是按照SEC的律師的意見，修正提案內容，使公司無法挑出“模糊”或“不確定”的藉口，再次提交付諸2021年股東大會表決的提案，特別指出美國公司的高層報酬沒有合理的方法論，例如，Twitter的CEO報酬比率連續兩年低於0.001，而JCpenney的2018年CEO報酬比率高達1294是公司破產的原因之一。[2]

今天，我與公司的兩個官員就我的提案舉行電話會談。他們解釋說公司有很多銷售員工，所以中間收入不高（因此顯得高管收入比率偏高），90%以上的股東對公司的總體報酬政策是滿意的，公司的報酬政策是公平的，只強調高管收入意義不大。我指出，興許公司至今為止的報酬政策勉強可行，但今年的疫情危機帶來了全美、全世界、特別是美中關係的危機，還延續以往的政策，不公平也無法持續下去；而蘋果作為世界第一大公司，必須發揮領導作用。我介紹幾年前Intel/英特爾公司聽從我的建議，召開包括HP/惠普公司以及外部專家在內的“圓桌會議”，檢討並改進公司的人權政策的範例。他們說這樣不可行，但願意向報酬委員會（董事會成員、原副總統Gore/戈爾就在這個委員會）報告，並聯繫英特爾和Google/谷歌看看它們有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或興趣。當然，我和公司之間在高層報酬政策方面分歧如此巨大，能否達成妥協，無法樂觀。

雖然我有經驗和信心改進提案的內容不讓SEC的律師的又認可公司的排除藉口，但我更擔憂的是美國政治民主的進一步倒退。上周剛結束的民主黨全國大會沒有一個著名政治人物提到幾十年來越發嚴重的貧富差距這個造成美國、全世界對立動盪不安的根本原因，即使Biden/ㄅㄞㄉㄣ當選也不能指望民主黨會解決這個根本的社會/政治問題。而Trump/ㄊㄌㄚㄇㄆ之下的SEC比過去偏向公司，已經提議把股東能夠提案的股份資格一舉提高11.5倍、意圖就是取消至今為止相對民主的小股東提案政策。對於我們這幾個被媒體稱為“gadfly”[3]的小股東而言，現在正在猛烈展開的美國選舉還直接關繫到保衛美國經濟民主的言論自由命運。不管什麼人執政，我們都不抱幻想，繼續堅守在戰場的第一線。因為除此之外，人類社會不會有自由平等的未來。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20年8月24日]

[1] http://cpri.tripod.com/cpr2019/apple_proposal_2020.pdf

[2] http://cpri.tripod.com/cpr2020/Apple2021proposal.pdf

[3] A gadfly is a person who interferes with the status quo of a society or community by posing novel, potentially upsetting questions, usually directed at authorities. The term is origin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 Socrates, in his defense when on trial for his life. (Wiki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