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西式民主和非西式民主分野的一些思考

必須承認，現在世界上已經發展到至少是基本成熟階段的民主只有西式民主一個類型。其它類型的民主都還在發展途中，遠未成熟，還沒有足夠規範的樣本可以概括。但我們還是已經可以看到兩類民主之間的一些區別。這個最明顯的區別，就是，西式的民主基本上都擁有三個特徵：普選、多黨、輪替。下文把這種民主稱之為西式民主。缺乏這三項特徵至少之一的民主，則稱之為非西式民主。

其實，西式民主還有許多其它更本質的特徵，比如憲政、法治、分權制衡、服從多數、但一系列基本人權（比如人身自由權和財產權）不受任何多數的侵犯等。不過這些特徵都比較難於界定，不方便拿來直觀地區分兩類民主。這些特徵的普適性和絕對價值比前三點都要高得多，可以或應該甚至必須被非西式民主吸納。

一、西式民主的普適性

這個現代理念的理論起源，那當然是聞名遐邇的法國人盧梭的《人民主權論》。然後就是《美國獨立宣言》中那段振聾發聵的斷言：“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證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則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壞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權利改變或廢除它，並建立新政府；新政府賴以奠基的原則，得以組織權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進民眾的安全和幸福。”在這之後，還有法國1791年公布的《人權宣言》。還有還有更早一些的其它著作比如出版於1689-1690年的洛克的兩篇《政府論》等，共同構成西方民主理論的基石。

個人以為，這些文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雖然這套理論本身有一個無疑的發展過程，但它們本身的論證的基點都是來自純粹的理性（天賦人權）甚至上帝的啟示，並不援引歷史發展的過程，也不聯繫一定的社會條件。它們都是，“不證自明“地，至少在理性上應然上，“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萬代而皆靈”的。

這個特徵，讓這套理論，變成一種信仰，無需實證。就像摩西從西奈山上領來的“十誡”，作為基督徒，奉行就好了，哪裡有那麼多的問題可問？

可是本人是無神論者，信仰科學，遇事總想從實證出發，多問幾個為什麼。

 筆者絕不否認，這個理想十分的崇高，也因此而至今對全世界無數的人民產生出巨大的感召力。本人也不否認，依據這個理念建立的政治制度，即使還有很多缺陷，在當今的西方，還是達至了一個很高的，足以讓大部分世界欽羨的整體成就。但是筆者還是要指出，這些理念其實並不與人類政治歷史的漫長真實發展相吻合，過於的理想主義，也因此其在近代以來的時間和空間的展現中，必然地受到許多的局限，一直經歷着事實上十分複雜的發展和傳播過程，似乎永遠也不可能達致圓滿和普及。

這些局限出現在很多的方面。首先，在時間上：它的真正擁有主權的主體（公民）的範圍，僅僅是在西方，其實也經歷了一個長達數百年的慢慢擴展的過程，從未做到“人人生而平等”。一開始時，選民僅限於一個很小的範圍，（比如在最純粹的西式現代民主的發源地美國，建國初期，選民也僅限白人男性有一定財產。）真正是直到二戰以後很多年，才擴展到一個國家內部的，除了外國人，未成年人，和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犯人以外的全民。但是，令人費解的是，一旦西方人在達到這個普遍選舉的階段以後，他們就斷言，任何不普遍的選舉，都不再合法。西方人走過的漫長發展道路不允許非西方人重複。這個要求，讓非西方的民主發展陷入了一種必須一步登天的境狀。“要麼全部，要麼全不。”像水變冰一樣，必須瞬間實現。

西式民主現在停留在代議制，無法再按邏輯繼續前進到（古代希臘曾經出現過的）直接民主。甚至無法前進到代議制內的普遍比例代表制（即各黨在全國單一大選區中按得票比率直接分配議會議席），在很多國家（包括法國）都在使用各種複雜的特別選舉制度，以求削弱主流認為極端的少數意見的影響力。

然後在空間上：瞻望世界，一個非常清晰的現象就是，西式民主，在西方文明的範圍內，運作大致良好。在西方文明的地域之外，除了東亞很少的幾個（日本、韓國、中國台灣。）例外，其運行成果，都遠遠達不到普遍西方或部分東方的水平。簡單地說，就是即民主，又富裕。（東亞三個西式民主政體達至的富裕，比起西方，其實都還顯有距離。）事實上，非西方非東方（稱南方）的國家，如果達到西方等級的富裕，都是依靠大量出口資源的小國，都沒有成熟的西式民主。反之，無論有何等的民主，南方國家，如果沒有足夠資源供出賣而又足夠小，都遠遠達不到西方的富裕水平。這種沒有富裕伴隨的西式民主，本人稱之為次級西式民主或者窮民主。（以印度為代表。）這種次級西民，在非西方，尤其是南方國家中，實在太多。箇中原因，需要深刻探討。

其實這種現象，中國古賢早有準確描述：“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不過現在的主流西方，並不承認此點。

在空間的發展上，西式民主還始終停留在國家的層級內。現在也還看不出何時會產生一個全世界的公民集體，擁有對世界的主權。這似乎不會符合現在西方人的利益。哪怕現在這樣按國別產生的一個權利十分有限的聯合國，都經常讓西方國家覺得其利益受到非西方多數的壓制。特朗普美國因此已經退出了其下的許多個分支機構。

二、西式民主與良治（善治）

西方主導的世界話語體系有一個迷思，就是把民主與富裕，與良治等量齊觀。似乎認為這三者必然共存，互為充分必要條件。以為高度民主必然帶來高度富裕和良治，反之亦然。這其實並不符合事實。在除了那三十來個西方富裕民主政體之外，還存在至少兩個政體群不符合這個高端規律。第一是東亞的兩個城邦政體新加坡和香港。這兩個城市無疑具有富裕和良治，但民主的水平則西方顯不認可。還有就是阿拉伯半島上的那七八個富裕的石油君主政體。這裡就更不要談民主了。事實上，高度（西式）民主並不是高度富裕/良治之因，而是其果，是眾多原因共同造就之果。（限於篇幅和主題，無法哪怕稍微詳述這裡的複雜因果關係。）

問題更複雜的是在這三十來個西式高端民主國家以外。根據任何一份西方人開出來的民主程度列表，其它大量國家的民主分數和富裕水平都太不齊一，畫在一個直角坐標上，就是滿天星。相關性非常弱。（這樣的圖在附錄中，請稍後參看。）如果我們要考察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長期發展速度，會發現發展明星們與其民主分數就更無關聯。民主分數很低的一些國家發展得最快而且長期。

相反，良治善治與發展的相關性可就好的太多。簡言之，一個政體如果有三十年良治，必能從貧窮髮展到小康，或由小康發展到初步發達。如果有五十年良治，無論它的起點有多低，則一定可以步入至少初步發達。

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良治與長期持續的至少正常速度的發展，才是互為充要條件。有長期良治就會有長期的至少正常速度的發展。有長期的正常速度的發展也必有良治。

發展中國家，顧名思義，發展是它們的第一要務。只要有了長期的持續的發展，一切，包括真正的（富裕的）（西式或非西式的）民主都有機會到來。否則，始終貧窮的民主，永遠不會成真。

而單單的西式民主則並無此功能。數不勝數的國家有遠超半個世紀甚至一百年二百年的西式民主共和歷史，但依然貧窮落後如故。

在許多非西方的人士看來，良治（或稱善治）是在民主之上的一個更有包容性的概念。民主應當是一種追求或達至良治的一種途徑或工具。它不保證一定能夠達至這個目標。同時，非西式民主的其它民主類型，甚或半民主或非民主的政體，也可能達至即或是不十分完善的良治（比如中東產油國）。

因為良治有兩個非常基本而且容易判斷的特徵就是要能保證社會秩序良好，也要能保證經濟的正常發展。這兩條在西式民主下並不能當然保證，在非西式民主下也未必不能達成。政治權利和言論自由等方面，是對一個政體完善程度的更高一階的要求，應當只有在滿足第一階的安定與發展之後才有意義。過於擾攘不安的（比如紅衫軍黃衫軍時代的泰國），或過於貧窮的民主（太多不舉例），都不是成功的完善的，可以讓人產生嚮往乃至景仰之情，因之也值得推廣的樣板民主。

三、西式民主與中產階級

西方的人民主權學說，秉承“天賦人權”，不承認任何民族，任何文明，或任何社會發展階段，在此存在任何不同，也因此堅稱，他們的制度是當今世界唯一合法正確制度。他們認為，他們的制度應該，甚至必須從亞馬孫的叢林部落，一直實施到可以想見的任何未來高科技社會。他們不認為，任何的文明/文化傳統，社會發展階段，富裕程度，工業化水平，或內部的種族民族宗教結構，會對他們的制度的正當性或可行性產生任何影響。他們尤其不願意承認，其實中產階級在公民群體中的比重，對那個制度的運作，有着重要的影響。

民主制度和中產階級的本質關係，其實古希臘最偉大的學者亞里士多德在他的曠世名著《政治學》中，就已經有精闢而顛撲不破的論述：“據我們看來，就一個城邦各種成分的自然配合說，唯有以中產階級為基礎才能阻止最好的政體。中產階級（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階級都較為穩定。中產階級的人們還有一個長處，他們很少野心。很明顯，最好的政治團體必須由中產階級執掌政權；凡邦內中產階級強大，足以抗衡兩個部分而有餘，或者至少要比任何其他單獨一個部分為強大——那麼中產階級在邦內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他兩個相對立的部分（階級）就誰都不能主治政權——這就可能組成優良的政體。”

把這段話的核心意思用現代語言重述一遍就是：中產階級是民主制度的根本社會基礎，同時必須是民主制度的主導力量。中產階級強大，民主制度就可以強大。中產階級弱小，民主制度絕不可能健全。只有中產階級當家，才可能同時照顧到所有階級的利益。窮人或巨富人當家，都只能導致專制。

亞氏的洞見，力貫千古。其實，數百年來，西式民主中選民範圍的擴大，就與中產階級範圍的擴大一路並行。在選民範圍內，中產階級大體一直擁有多數。也因此才保證了這個制度的一直的有效運行。有橄欖型社會可以依賴才是西方戰後民主體製得以成功的真正秘訣。而這個橄欖型社會的形成又有賴於諸多並不能普世、也不能隨時保證擁有的主客觀條件。現在西方社會的橄欖型正在渙散，這就是西方的民主制開始走下坡路的根本原因。

進而筆者認為，這很可能正是西式民主制度無法在世界成功普及的根本原因。因為要在全世界所有或大多數國家建成橄欖型社會，或把全世界建成一個橄欖形社會，非常可能是一個永遠也無法完成的任務。

筆者近來還發現，上述的判斷可能還有漏洞。因為比如中國當下的中產階級至少在東部沿海地區，已經相當的龐大，但是他們並未出現明確的（西式）民主要求。（把這僅僅解釋為受到壓制是不確切的。）（這應當和華夏文明缺乏亨廷頓所言八大西方文明特質傳統有關。請參看附錄四。）這也是美國人現在表現得急不可耐的重要原因。事態會如何發展，還要耐心觀察。

四、西式民主與合法性/超級合法性。

西式民主的最大優點是根據普世很容易接受的天賦人權的理念，它可以為經過合法程序選出的政府和領導人提供充足的合法性，甚至是超級合法性。

所謂合法性，意思是只要合法當選，哪怕把執政搞砸，當選者只要鞠躬下台，就可以免除一切更多責任。至少在西方的範圍內，選民們另選高明，願賭服輸。

所謂超級合法性，是指體制本身的合法性，在執政一再失敗之後，都不易受到衝擊。如果因此受到衝擊，那總是會讓（至少是西方）人感覺非法和不義。（比如在泰國，今天的軍政府執政。）但改回西式民主，依然不能保證施政成功。

簡言之，選舉民主可以保證合法性，但並不保證成功。在發展中、尤其是不發達國家群體中，這種制度不（夠）成功的比率實在過高。

不過必須承認，西式民主的選舉合法性非常直觀，容易讓人理解並接受。東方的效績合法性並不那麼直觀和穩固。當政者一旦執政出問題，合法性就會立時受損。而且由於沒有更換執政黨那層換馬甲程式的保護，政體本身的合法性也易於受到衝擊。

五、非西式的民主的可以是的核心理念——民心主義

普選、多黨、輪替是西式民主的三個表層本質特徵。缺乏其中哪怕之一，西方人就不承認是合格的民主。（其實也有例外，比如瑞士，長期多黨聯合執政，從不輪替。奧地利、丹麥等，都有過一黨連續執政數十年的紀錄。）

這種定義造成我們在討論非西方的民主時的困難。比如在討論現實的中國制度民不民主時，雙方就陷入了無法達成基本共識的困境。中國學界和官方的說法是中國現在的制度當然是民主的一種，叫做中國特色的民主，更具體是以制度化的協商為主要特徵的協商民主。

本人覺得中國的特色民主的最核心特徵其實還不是協商，而是向人民負責。有一個聞名遐邇的口號就是為人民服務。這個口號太過口語化，以致讓人無法注意到其實它比民主這個概念更有包容性。它可以包容西式民主和中式民主，或者更多式樣的其它民主。西方有一個傳播極廣的民主口號，叫做民有（of peuple）、民享（for peuple）、民治（by peuple）。這個向人民負責可以直接或十分近似地相等於民享（為了人民），大體上包含民有（屬於人民）的實質。所明顯不同者，就是民治，即在多大程度上通過人民，讓人民自己來治理自己。

在這裡我們已經可以使用中國的傳統思想資源了。在華夏的意識形態傳統中，與民主最接近的概念是民本。其基本意思是：人民是國家的根本。在中國的傳統中，人民被稱作“蒼生”、“黎民”，整體地位極高。人民安居樂業，從來是一切良治的最高目標。但中國傳統的確從未把人民視作天下的主權者，認為主權者是抽象的非人格化的“天”，皇帝以“天子”的身份統治天下。但又承認“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自秦以來，雖然君權極盛，但君主的合法性始終或最終還是建立在他能否為蒼生黎民提供善治上。

依筆者觀察，這個民本主義，已經被當代的中國良好地繼承。現實的意識形態就是：為人民服務，就是民主的本質。中式的民主，十分地近似於民本。當然還有發展。這個發展的主要內容就是協商。就是怎樣為人民服務，怎樣向人民負責，要與人民協商。

現在筆者來解釋一下，若干非西方（至少有中國和新加坡兩例）國家不願意接受以多黨、普選和輪替為基本特徵的西式民主，讓人民直接“自己當家做主”的主要理由。這涉及到下面要討論的一對更深入的概念：民意和民心。

這一對政治學概念比起民本和民主複雜許多。主要是它們還沒有被討論清楚。

民意好懂，就是通過選舉、民意測驗、公眾輿論等表達出來的直接的公眾願望。民心也是一個中國傳統的古老政治概念，比如“得民心者的天下”。它表達的是人民心靈深處的對某一政治勢力或政治主張的整體的認可或不認可。實踐證明，民意是完全可能出錯的。而民心則可靠得多。得民心必須符合人民的整體長遠根本利益。那麼民心也就應當可以等效於人民的整體長遠根本利益。

2000年，中國時任主席總書記江澤民先生提出一個三個代表的思想：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似乎可以視為這個中國人民的整體長遠根本利益的一種恰當表述。

民意在表層，時時變動，是現象。民心則深刻和穩定得多，它可以相當於民意的本質。當代的民主政治實踐表明，它並不能被民眾用選票簡單地表達。兩者之間，經常有着遙遠的距離。怎樣跨越這個距離，對西方的民主政體和東方的民本政體而言，都是一個極大的難題和考驗。

西方的選舉民主，太過算數化、太過形式主義，太過追隨民眾的眼前利益，對社會的中產勻值化程度，對選民的理性精神（懂得為整體長遠根本利益犧牲局部眼前直接利益）要求過高，對一國內部的種族/民族、宗教/教派、文化淵源的主導性，（必須有一個足夠強大的主流，不能太過勢均力敵或四分五裂地多元化。）也有相當苛刻的要求，真的很難是一個普世的優選。東方的民本主義，則還需要現代化。

人民整體長遠根本利益就是民心。如何去把握它，說句實話，這已經遠遠超出了西方民主理論在極大多數的時間裡試圖去解析的範圍。因為民主說來說去也就是要滿足民意。但民意（比如總是要求更少的工作時間，更多的福利。）並不一定符合人民的整體長遠根本利益。因此這個民心並不能僅僅存在於人民的心中。毋寧說，它更應當存在於一些能超越己身局限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或者他們的群體心中。他們肩負人民的重託，在思考中、實踐中，在與人民不間斷的密切的交流/協商中，慢慢地去摸索尋找這個最符合人民整體根本長遠利益的思想體系和施政方略。如果大體找到，他們就能得到民心。

而要達致此一根本目標，西式選舉民主，應當不是唯一途徑。

依筆者看，民本主義和民主主義是人類政治追尋民心的兩大流派。中國應當完全有資格把民本主義這個流派推向現代化。我們的確不妨把這個現代化的民本主義稱之為中國特色的民主或協商民主。筆者以為，這條路追求的實質更應當說是民心。或者可不可以說是民心主義？

六、遵循民主/民意還是民本/民心，能更好地處理疫情？

這次新冠疫情，很好地表達了這種追求民主還是民本，民意還是民心，局部眼前直接利益和整體長遠根本利益之間的差別。

事實上，幾乎所有的東方國家，（絕不僅僅是中國。）為了民本民心/整體長遠根本利益，實施了遠比西方民主國家嚴格的管控，更多地尊重了專業人士的意見，放棄了更多的個人乃至群體自由，犧牲了更多的眼前直接利益，但是的確是達到了好得太多的抗疫效果。這個界限其實並沒有劃在威權國家與西式民主國家之間，更明顯的是劃界在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在西方，顯然有多得多的民治，有民間更多的討論，議會更多的辯論，還有各種示威遊行，民意表達得比東方國家充分得多，政府也對民意有比東方更多的尊重。（注意，民意受到尊重的並不是等價於民心/人民的整體長遠根本利益。）可是東方的抗疫效果為什麼會比西方好出那麼多呢？

西方的各項普世價值（自由、平等、人權、尊重隱私乃至遊行示威的權利）和民主制度，在對抗這場疫病中，幾乎都沒有發生有益的效果。有人說，東方那幾個西式民主體制的國家/政體（日韓台），抵抗疫情也非常成功。根據形式邏輯，可以由此推論出：在西式民主體制下，正確抗疫依然可能。但西式民主和普世價值本身，並沒有自帶抗疫功能。東方國家，無論哪種政體，都能成功抗疫，這說明，這種文明本身帶有可以抗疫的功能，與政治體制無關。

關於為什麼西方國家的疫情那麼重，西方人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國情論。簡而言之，就是西方民眾更崇尚自由主義，無法忍受嚴格的管控，民主政府必須尊重民意等。這的確是實情。非西方人要問的問題是：為什麼在向全世界推行西式民主制度時，西方人卻並不接受國情論，反而要認為西式民主是唯一樣板，必須一體遵行？

當然抗疫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情形，並不能簡單地推而廣之就認為，東方文明或威權政體比西方文明或西式民主政體更優秀。西方文明或者西式民主政體還是有很多優勢的。（比如憲政、法治、分權制衡。這些等着法國朋友詳述。）不過生命安全無疑是第一人權，遠比各種自由，甚至經濟發展都重要。在這裡，“不自由，毋寧死“，”那能不是極其可笑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