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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制走向共和 (反民主主義者的核心理論)
送交者: 和合 2006年01月12日09:14:00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從法制走向共和
和合
1/8/2004

1215年,英國的貴族和國王簽署了《自由大憲章》。其後的年代中,國王多次企圖違
反這個他自己簽訂的契約,和貴族們發生了強烈的衝突。貴族們在內戰中,把國王打
敗,又強迫國王重新遵守自己的契約。

英國的這段歷史,開創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新的社會制度-----法制社會。

法制社會的二個基本原則是:
一。法律最高原則
在法制社會裡,法律是最高原則。任何權力和權利都是受到法律的制約。同時,任何
合法的權力和權利又都受到法律的保護。

二。公平契約原則
法律來源於雙方(或者多方)之間的公平契約。法律之所以具有權威,是因為它首先是
得到被制約者的同意。

儘管英國的歷史盡人皆知,法制的這二個原則也似乎是人人都知道那麼一點。但是,
對這段歷史和法制思想的理解,卻並非那麼明確。

英國這段歷史的獨特之處在於,當貴族們一次又一次地戰勝國王的時候,他們不是推
翻舊的王權,然後建立一個新的王權,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強迫王權接受法律的制約。
這個法律,則是王權和民權雙方已定的契約。

假設英國的貴族們不是去用法制來約束王權,而是用新的王權取代舊的王權,那麼,
英國的歷史,就會是中國封建社會改朝換代歷史的重演。那麼,法制社會也就不可能
得到建立。

中國近代史中,無論是洪秀全,袁世凱,還是毛澤東,其發動的革命運動都
落入了這個權力更替的歷史怪圈。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所有革命都沒有能建立法制社會
的原因之一。

這就是所謂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你去爭取權力,就只能得到權力。你要想得到
法制社會,就必須以建立法制為目的,而不是以權力更替為目的。

英國《自由大憲章》的最具有深遠意義的成果之一就是法律最高原則。這事實上就是
把我們通常所說的法治發展到最高權力之上。中外的歷史上,都不曾缺少過法治。例
如,中國秦朝的法律就相當嚴格。秦國在法治的基礎上,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並最
終統一了中國。然而,這些法律是"刑不上大夫"的。它的最高原則不是法律,而是秦
始皇的個人意志。所以秦國歸根結底不是一個法制社會。

在法制社會中,最高權力必須接受法律的約束。這句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關鍵的
問題是,如果最高權力不接受法律的約束,人民怎麼辦?

很多人迷信民主,他們認為,只有讓大多數人來決定最高權力的任命,只有由大多數
人確定的法律,才能形成對最高權力的制約。然而,他們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
當最高權力,和法律都是由多數人控制的利益集團來確定時,你無法避免這個社會將
形成多數人的暴政。而這個多數集團也是完全可以把自身的意志,凌架於法律之上。
因為法律,就是多數人來控制的。這和以前的國王用他的個人意志來確定法律,是完
全一樣的。在這種情況下,原來的老問題就又回來了,面臨着一個和國王一樣強大的
多數暴政,占少數比例的人民,應該怎麼辦?

英國的歷史給我們這樣一個答案,如果最高權力不接受法律制約,那麼,人民就有權
利起來造反,強迫最高權力接受法律制約。應該說,這種對最高權力造反的壓力,在
任何時候都是存在的。而現代社會更注重的是採取分權的方法,來實現對最高權力的
制約的。

然而,無論是造反,還是分權,稍微不留神,它們就會把人們引入另外一個怪圈,那
就是認為,權力制衡靠得是不同"權力"之間的鬥爭。造成這個怪圈的原因是,他們沒
有理解到法制社會的另外一個原則----公平契約原則。

法制社會的第二個原則是公平契約原理。

法律來源於雙方(或者多方)之間的公平契約。法律之所以具有權威,是因為它首先是
得到被制約者雙方的同意。它不是靠各種力量和各個權力之間的鬥爭來實現制衡的,
而是靠每一方都必須對其他方的尊重,來實現制衡的。

契約往往是一種利益交換,或者妥協的結果。但是,其結果卻是雙方共同同意的明確
條文。因此,契約本身就代表着公平。
在契約的原則中,雙方是各自獨立的,互相尊重的。因此,它本身就體現了尊重個體
的權利和自由。所謂自由,就是指個體行為的獨立性。
契約之下的利益交換,不是一方用強力剝奪對方,而是真正的和平與共和。契約是雙
方共同遵守的。是同時約束雙方的。

普通的契約具有法律的效應。這一點,人們很容易理解。難以理解的是,被稱為社會
契約的法律是應該怎麼達成?因為,你根本就不可能實現每一個人都事先簽署一個契
約。

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點在於能夠理解到,這個社會契約,是二"方"(或者說,利益相
關的所有各"方")的契約,而不是雙方每一個單個人的契約。

從具體的社會群體中抽象出來的二"方"(或者多"方"),其中的每一"方",都是包含了
其中的全體個人,但是,表現為一個整體的單元。契約則是利益衝突或利益相關的二
"方"(或利益相關的所有各"方"),以對等的地位,經過公平地協商,妥協,和充份的
利益交換,達成的雙"方"(或多方)共同同意的條約。當把這個契約過程應用於公眾社
會時,就成為了公眾社會的法律。一旦契約建立,無論以後各方的人數比例是否變
化,或者其中的個體是否已經置換或者更新換代,契約卻是不變的。因為契約是以這
一"方"的名義來定立的。而不是以某個人的名義來定立的。而社會的法制體系,則是
經過一次又一次地契約,積累而成。

討論到這裡,我驚奇地發現,以社會契約機制訂立的法律,原來是共和的。我驚奇地
發現,法制制度原來就是共和制度。共和原來是和民主一樣,也是有明確簡單的操作
手段的。如果說民主機制是以多數決定作為判斷機制,那麼,共和就是以利益相關的
各"方"建立共同同意的契約,作為判斷機制。

共和機制下的立法過程,則是"尋找和建立公平契約"的過程。
立法的目的是為了建立雙方都能接受的契約,而不是迫使少數人的集團接受多數人集
團的意志。

作為每一個群體的談判代表,應該由本群體內部的契約來確定。可以是考試,推舉,
選舉,根據資歷,出錢請代理,或者幾種過程的綜合。儘管民主選舉制度是目前最為
流行的方法,但是,美國事實上,主要靠花錢請來的專業人士,作為說客(Lobbyist)
通
過"第三院"(Lobby),來實現本集團利益在立法院中的代表的。

議會的作用也不是以多數人強迫少數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立法者不能是任何一個利益
集團的代表。共和機制要求每一位立法者,議員,必須是處於超然於任何利益集團的
中性判斷者。立法過程則是通過組織和聽取利益相關群體各"方"的利益要求,進行公
平
協商,尋找和選擇最為公平的契約。許多人僅僅看到了議會的投票表決過程。其實,
議會最主要的功能不是投票表決,而是通過討論,尋找最為公平的解決方案。如果萬
不得已非要表決,也只能是在幾個都符合公平條件的方案中,選擇一個最佳方案。

由共和的機制可以看出,總統應該是由整個國家選擇出來作為對外國進行交涉的代
表。當然,對外的交易必然要影響到國內。在這種情況,需要修改國內的法律,或者
契約時,總統就作為利益相關的一"方",和國內其他的利益相關"方",進行協調,當
找到可以共同同意的條約時,定為新的法律。

在這種立法機制下,總統不是藉助自己背後強大的勢力,或者占大多數比例的眾多的
支持者,來壓迫對手接受自己的意志成為法律。而是,他只有找到能夠使各個利益群
體共同接受的公平契約時,才可能實現立法。因此,在這種機制下,儘管總統可以是
由多數人的群體選舉而出,但是,只有最聰明,最有智慧的人,才可能勝任總統。

因為,在共和的機制下,尋找能夠使各個利益群體共同接受的公平契約的能力,成為
考察總統候選人的標準。

只有在共和與法制的機制下,民主才不會變成多數暴政。

共和制度並不反對人民給政府製造壓力。事實上,一個社會永遠會有各種壓力的。產
生壓力,並非多數人的專利,而是有可能從各個方面出現的。但是在法制與共和的體
制中,既反對用獨裁的力量來鎮壓人民,也反對由多數人的意志強迫少數人的意志。
共和制度解決問題的機制,既不是由最高統治者自己說了算,也不是由多數人說了算。
共和制度要求的解決方式是,衝突的雙"方"互相尊重對"方",找到能夠讓雙"方"共同接
受的契約,來和平解決矛盾。

有人說,"民主國家之間很少發生戰爭",因為民主機制能夠防止戰爭。其實,這是看
花了眼。希特勒是由民主上台,並且有大多數德國人的支持,但是,他卻發動了歷史
上最殘酷的戰爭。南斯拉夫也是在民主的機制下,發生了戰爭,發生了分裂,也發生
了種族之間的互相屠殺。
事實說明,真正防止戰爭發生的,不是民主機制,而是共和機制。例如,當中美之間
發生利益衝突時,根據共和機制,不是靠哪一"方"的人多說了算,也不是靠誰的戰爭
機器更強大誰就說了算,而是要在雙"方"之間,找到最為公平的契約,這才是和平的
根本原理。

用契約機制立法的例子:

例一,
反托拉斯法的建立,就是建立在大企業,中企業,小企業,和消費者多"方"之間的,
以共和為原則的契約機制之下的。假如是以少數服從多數為機制的民主方法,那麼,
就會象共產主義制度的歷史中那樣,形成無產階級專政。
事實上,一旦共和的契約機製成為一種社會的法律制度,那麼,無論是經濟上,還是
政治上,都不可能產生獨裁和壟斷。

例二,
相比之下,台灣的用公投立法,就是一種以多數壓制少數的立法機制。顯然,這是不
符合共和原則的。

例三,
中國社會當前的主要利益衝突之一,就是農村和城市之間的利益衝突。如果按照民主
制度的多數決定論,那麼,必然造成農民強制城市居民的狀態。這種趨於平均主義的
機制,幾乎必然地對以城市富族為代表的新興的民族工業,造成衝擊。從南美諸國,
印度尼西亞,等國家的現實,就可以看到這一點。

但是,如果用公平契約為機制的法制原則,結果則是在農村和城市二"方"之間,尋找
最為公平的解決利益衝突的契約。農村和城市這二"方",地位是對等的。是過濾掉人
數因素的二"方"。只有用這種機制,才能"尋找"到能讓雙方都能接受的公平法律。

例四,
對於中國目前面臨的拆遷問題,就應該是由普通居民,城管局,房產局,房產商,被
拆遷戶,建築承包商等幾"方",進行公平協商,形成共同同意的契約,然後,再進行
拆遷。就不會形成如此的矛盾衝突。

根據新聞介紹,我個人分析,主要問題出在房產商對於被拆舊房的定價錯誤。在美
國,同樣面積的舊房和新房價格相差不大。房價主要是由地理位置決定。而不是由新
舊程度決定。比如我自己的房子,已經是七十年的歷史。但是,本地區相同面積的新
房幾乎是同一個價錢。而在國內的拆遷過程中,房產商付給被拆遷戶的舊房價格,卻
是按照幾年前,舊房的建築成本價格給的。這根本就不是房價的定義。

假如有關拆遷的法律,是根據契約機制建立,那麼,這些問題本來就會自然而然地被
提出來。法律也會是公平的。而現在的拆遷法律,卻是不公平的。我建議,中國政府
應該訂立新法,要求所有的房產商,對以前的被拆遷房產給予重新定價。然後,給已
經拆遷的住戶給予補償。

例五,
我一直認為,兒童教育問題和社會管理問題的機制是非常類似的。
在美國,無論是老師還是家長,在和孩子訂立獎懲制度時,都是事先把道理向孩子講
清楚,並且徵得孩子的同意。然後,再在行動中嚴厲實行。

其中,把獎懲制度首先徵得孩子的同意,就是一個契約的機制。

而在中國,通常是根據師道尊嚴,和家長制,強行要求孩子聽從命令。因此,常常引
起逆反心理。

二種教育方法的主要差別,就在於,中國的方法,少了一個契約機制。另外,中國的
家長常常過於庇護孩子。明明訂立了規章,也不嚴格執行。或者是,父親嚴,母親
庇。造成法治無法嚴格的後果。

例六,
讓我們來看看一些相反的例子。毛澤東時代不民主嗎?恰恰不是,毛澤東曾經贏得絕
大多數的人民的支持。他造成的災難,不是因為不民主,而是因為他沒有遵循契約精
神,或者說,共和精神。

現在的委內瑞拉不民主嗎?恰恰是民主的。在這個國家,窮人是占絕大多數的。而企
業主們卻是占少數的。民主的委內瑞拉人民,把私人擁有的石油企業,強行收歸國
有,然後用軍隊進行生產。不管企業主是否同意。造成了整個國家的經濟災難。這是
為什麼?因為他們只懂民主,而不懂共和的契約精神。

希特勒不民主嗎?恰恰是民主的。希特勒既是民主選舉上台的,其統治也是得到絕大
多數德國人的民主支持的。但是,他的暴政卻屠殺了人口占少數的猶太人。這是為什
麼?因為,他們只用民主的機制,而不用共和的契約機制。

有的人可能會說,希特勒時代,沒有人權。但是,他們忘記了,所謂人權,其實不過
是憲法或者法律的一部分。而如果你迷信民主,那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群體,是可
以為所欲為地修改這些法律的。民主後的南斯拉夫就是最好的例子。你能說他們沒有
民主嗎?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他們最充分地使用了民主,才造成了民主的災難。他們
的錯誤在哪裡?在於他們沒有把法制機制或者說共和機制,放在在最高原則。

例七,
為什麼美國和西歐的民主制度就能夠成功呢?因為美國和西歐的實質機制是共和機
制,而不是民主機制。有些人的眼睛僅僅盯在了議會的投票過程,而根本地忽略了議
會的討論過程中,討價還價的利益交換,和對正確和錯誤的判斷過程,才是真正尋找
公平契約的實質機制。英國就是共和制度的典範。英國的歷史告訴我們,真正的共和
不是用多數人征服少數人。而是尋找雙方能夠共同接受的契約。

比較一下不同的歐洲,也可以看出,共和機制占主導的國家更加進步一些。而革命,
和民主機制越多的國家,就越相對落後一些。

民主人士發生這種判斷錯誤的原因是,他們的觀察不夠仔細。讓我再一次引用本人以
前的一篇短文,來說明這個問題:

=======民運人士對民主的誤解==========

  在民主政治的試驗課課堂中,坐滿了民運人士。每個人的課桌上放着一隻盛
有淡黃色液體的燒杯。

  山姆老師走進課堂,向大家問好後開始講課:"同學們,學習民主政治不僅
要求觀察仔細,而且要求勇敢嘗試。"

  他伸出右手,張開五指,從母指到小指依次講解道:"這五指,分別代表了
自由、民主、法制、私有制、和人權。"

  "你們桌上的燒杯和我桌上的燒杯一樣,裡面的黃色液體都是人尿。現在,
我要求你們跟着我做。"他邊說邊把食指浸入淡黃色液體裡面。

  課堂中的民運人士紛紛都把食指插入燒杯中的淡黃色液體裡面。

  山姆老師抽回手來,立即把指頭含到嘴裡。

  台下的民運人士學生們立即勇敢地把浸過尿液的食指含進嘴裡。

  山姆老師把同學們看了一邊,評論道:"你們的確是很勇敢。但是,你們都
沒有注意到,我浸入尿裡面的是食指,而含進嘴裡的卻是中指。"

例八,
對於中國的政治改革,只要做到如下三點,就可以保證政治的穩定:
1。堅持法治。建立法制社會。
2。法律既不是最高統治者的個人意志,也不是多數人的意志,而是能夠讓利益相關
的各"方"都能夠共同接受的契約。
3。制訂法律的人不是最高統治者,也不是占人口比例的大多數的利益集團的代表。
制訂法律者必須是超然於利益團體之外的人。制訂憲法者也同樣必須是超然於各個利
益集團。憲法既不是由最高統治者制訂,也不是由大多數人來制訂。而必須由利益超
然者來制訂。這一點,也可以從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中可以看出:

"憲法草起人在所有方面都是國家中非凡的人物,如果因為他的才華他本應是如此,
那麼他的職能使他同樣應是如此。這種職能既不是行政的,也不是主權的。它建立
了共和國, 但又不在共和國的任何機構之內。它的職能是獨立而超然的, 和人類
世界無甚瓜葛;因為,如果治人者不應該制訂法律, 反之制訂法律者也不應該治人;
否則,他的法律就會為他的私人情感所控制,往往只是要維護他的不公,他的個人
目的也就不可避免的沾污了他的工作的聖潔性。
當萊科古斯為他的國家制憲時,他得先讓出了王位。大部分的希臘城邦習慣上請
外國人為他們制憲。。。。" (引自《社會契約論》第二卷第七章)


總結:
我認為,大陸為什麼遲遲不能進行政治改革,是因為對民主這個怪物的恐懼。我們都
知道,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革命,就是以民主的名義進行的。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貧農和
無產階級,用民主的機制,把地主和資本家打翻在地,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也造成
了巨大的社會災難。儘管他建立的國家名稱是共和國,但是,他實行的實質卻是用多
數人強暴少數人的民主制。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民主這個怪物,其危害不得不防。
但是,如果我們不是去推動以少數服從多數為機制的民主制,而是去推動以契約機制
為主導的共和制,我相信大陸政府必將會樂意實現政府和人民的共和的。

台灣儘管已經實現了民主化,但是,島內的政治鬥爭如此激烈,群體之間的矛盾如此
激化,也足以說明民主機制的缺陷。

我誠心希望,大陸和台灣的政治都能避免社會群體之間的激烈鬥爭,而採用共同契約
的機制實現共和。也誠心希望,台海二岸之間也能夠走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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