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家莫勒博士：

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是何等關鍵

文  | Albert Mohler

翻譯 | 木木

第一部分：一場爆炸性的政治爭戰：

大法官露絲·巴德·金斯伯格離世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位置將如何處理？

自星期五晚上傳出最高法院大法官露絲·巴德·金斯伯格的死訊以後，馬上占據所有新聞媒體的頭條報導，也引發起一場美國政壇近年來最引人矚目的政治鬥爭。其中絕大多數的焦點都是將她的死亡引向政治問題：她死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空缺將會怎麼處理？

一方面，這加快了某些政治進程；另一方面，有些分歧絕對沒有辦法可以化解。從兩個政治陣營都能看到今年總統大選的選情是多麼的白熱化，並且我們也看到美國最高法院的未來正面臨着關鍵性的挑戰。這簡直就像好萊塢推出的一部史詩性大片，這麼多重大事件都在最近頻頻發生，對共和黨人和保守派人士來說，尤其是對最高法院已經關注了超過半個世紀的保守派基督徒，我們正在面對一個無法逃避的責任。

我們來看看事件的歷史背景：最高法院有九個大法官席位，其中一位是首席大法官，加上其他八位大法官，每一位的任期都是終身制的。從過去的50到60年之間，法院中明顯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分歧，其實這種分歧遠比我們所知道的更久遠，但不能否認在最近半個世紀這種分歧更明顯了。你會看到兩類不同的法官坐鎮在國家最高法院裡面，代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法律內涵以及美國的兩個截然不同的未來。

就以墮胎來說，有些法官根據憲法正確地說：“這裡並沒有關於墮胎的參考內容，憲法並沒有支持墮胎的權力。”但也有另一些大法官持相反的判決，並且在很多案件中取得勝利，以1973年的Roe 對Wade案為例，爭取墮胎一方說憲法應該被視為靈活的文獻，可以從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權力，國家應該習慣適應這種新發明的詮釋憲法的做法。文化左派和右派在這方面有着深深的分歧。

說到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空缺，不是每個總統都有機會提名和任命大法官，而這個機會將能改變最高法院中兩派大法官的比例。

現在如果共和黨的川普總統提名一位保守派大法官並且得到美國參議院大多數共和黨參議員的確認，那就意味着保持了近30年由自由派大法官占主導的最高法院，從此將會由保守派大法官占主導位置了。因此這是完全改變美國司法根基的決定。兩個政治陣營的人都充分明白這一點，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民主黨和自由派的人為什麼如此氣急敗壞，也說明共和黨和保守派看到了歷史上不可多得的機遇，這是共和黨選民很難單靠選票來爭取到的。在令人震驚的周末過去以後，更有意思的是要看我們國家的文化相爭到底會轉往哪個方向。

舉個例子，華盛頓郵報刊登了一篇Linda Hirshman寫的文章，標題寫道：“露絲·巴德·金斯伯格對美國的期望被她的同僚橫加阻擾”。Hirshman指出金斯伯格對美國有着堅定的進步主義自由派理念，只有與她在同一團隊的人才能夠阻擾她的理想實現。同屬民主黨的其他候選人都不能夠按照她期待的方向來行動。作者以左派的觀點為金斯伯格支持墮胎、同性婚姻而喝彩，不要忘記她是最高法院第一位正式認可同性婚姻的大法官，作者問道：“為什麼她不在奧巴馬執政時退下，好讓別人來代替她？”有數不清的自由派人士都在追問這個問題，尤其是奧巴馬總統任期將盡的時候，金斯伯格承受了巨大的壓力。當時她83歲，人們希望她從大法官位置上退下來，好讓民主黨的奧巴馬總統任命她的繼任者。她似乎受到了冒犯，她說她不打算這麼做，因為她想要由一位女性總統來任命她的繼任者，她以為2016年的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一定會當選，當然那並沒有發生，於是金斯伯格想要盡一切努力避免由川普總統來任命她的繼任者。

儘管金斯伯格自己沒有承認，但是Linda Hirshman 繪形繪色地如此描述：“我們都知道她在等候希拉里·克林頓選一位自由派大法官來取代安東尼·斯卡利亞大法官，她希望有人可以以更大的勇氣和決心來打這場進步主義的硬仗，不像奧巴馬所表現的那般軟弱。如果2016年以後有了五位自由派大法官，她就會成為自由派中最老資格的大法官，她就可以決策通過所有自由派的法案，這是在最高法院裡最接近首席大法官的地位。”

假如2016年是希拉里·克林頓當選美國總統的話，我們就會有一個自由派的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和聯邦法院裡的法官都是由他們自己決定什麼時候辭職，他們的任期是終身的，也就是說除了他們自己以外沒有別人可以幫他們決定何時退休，因此大法官們決定何時退休也成為一個高度政治化的重要議題。

華盛頓郵報還有另外一篇Robert Barnes所寫的文章，標題是這樣的：“金斯伯格的死引發了一場關於接替她的政治大戰，這也關乎到最高法院的未來。”他們的立場很明確。紐約時報發了一篇由Michelle Goldberg撰寫的文章，標題問道：“怎樣能阻止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文章的副標題說：“如果共和黨以一個聯邦黨人學會狂熱分子來代替露絲·巴德·金斯伯格的話，民主黨應該好好地擴張法院。”真不可思議，聯邦黨人學會的成員竟然被視為“狂熱分子”。

這就是我們國家的現狀，左派已經掌控了最高法院那麼久，他們現在一想到將來的法院很可能由穩定的保守派占大多數，他們就驚恐莫名。現在聯邦黨人學會大多數由法律系學生和畢業生組成，他們都在法律界擔任檢控官和法官，或者是法律教授，他們可以說都是嚴格的建構主義者，或者可稱為原旨主義者、文本主義者，就是嚴謹詮釋憲法內容的人。以前在美國從來都不需要用到這種稱呼，因為那個意思就是按照憲法來理解憲法，按照作者的意思，透過文字和章句來理解其中內容。

但是如今，進步主義者和自由派將憲法定義為一個活的文獻，法官可以按自己的想法任意詮釋憲法，這就是左派和右派在最高法院問題上最大的分歧。除此以外我們還在面對着直接的威脅，這個威脅從紐約時報文章的副標題中透露出來，他們說如果共和黨成功地確認了保守派大法官，民主黨就有責任要擴張法院。

洛杉磯時報撰稿人埃爾溫·切梅林斯基Erwin Chemerinsky，也是美國最具影響力的自由派法律專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法律系院長和教授；所以，我們談論的是美國意識形態自由主義的中心，遠超一代人的事情。切梅林斯基發了一篇文章，標題是這樣寫的：“民主黨擁有阻擾短期內接替金斯伯格位置的秘密武器，他們應該使用它”，他指的是擴張法院的威脅。

其實這個位置根本不屬於任何人，那是最高法院中的一個席位，但是對於左派來說，那是屬於金斯伯格的位置，因此切梅林斯基寫道：“民主黨應該表明自己的立場，他們絕對不會容忍共和黨在總統大選之前嘗試填補這個位置，應該要求他們承諾：如果他們在11月時拿下了白宮和參議院，他們就要將最高法院的席位從10個增加到13個。”注意這是他們在威脅。洛杉磯時報和紐約時報都發出這樣的文章——威脅要擴張最高法院，也就是要增加大法官席位到13位。為什麼是13呢？因為那就需要增加4個席位，意味着如果民主黨總統當選的話他會提出大法官人選，然後又得到民主黨掌控的參議院的確認，後果將會是壓倒性的，法院將完全由自由派掌控。

第二部分：

對憲法秩序的嚴重威脅：“擴張法院”指的到底是什麼？

擴張法院這個說法到底從何而來？那要回到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時期。羅斯福總統想要讓最高法院通過他的新政立法，然而他對最高法院處理案件的速度太慢而感到不耐煩，因此他想到要增加法院席位，讓他委任更多法官使法院效率更高，假如他無法說服法官的話他就可以增加新法官。但是即使是權力大到如羅斯福總統（他曾經四度當選為美國總統），結果還是無法如願。

但是現在的自由派卻揚言如果不按照他們的心意來處理大法官的接替，他們就要擴張法院。其實在2020年的總統初選期間，民主黨中已經不斷有人提出擴張法院的要求，比如其中一位2020年總統候選人，前印第安納州南市市長皮特·布特吉奇（Pete Buttigieg）就以增加最高法院席位為他的競選政策。這其實是對憲法秩序的根本性的破壞，即使是羅斯福總統的幕僚和團隊在爭取擴張法院時也清楚明白這一點，最後的結果也歸結於此。

假設共和黨現在能夠在大選日前提名和確認一位保守派大法官，根據民主黨的計劃如果他們贏得了白宮和參議院，然後他們說要終止參議院對此動議的阻擾措施並且要擴張法院，就是要將大法官增加到13位。然後我們假設再過幾輪的大選和輪替，共和黨又再贏得白宮和參議院，他們就可以說：“我們要把法院擴張得更大，我們要讓美國最高法院有25個大法官席位！”這當然就會變成憲政上的失控了。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某種憲法上的錯位。你不能把最高法院說成是聯邦政府中最不危險和最不政治化的部門，卻又使之如此明顯地政治化。左派應該為政治化最高法院而負起最大責任，他們將最高法院變成一台立法機器，因為在正當誠實的立法程序下他們將永遠無法通過那些法令，因為那將需要由眾議院和參議院通過，再由總統簽署，不管是墮胎法還是同性婚姻法都應該如此。這麼多的事情都這麼過關了，現在他們把這些法令視為國家法律，不是因為國會通過了這些法律，而是因為美國最高法院傲慢地將立法權加在自己身上，他們將自己設定為第二立法機關。

立法是政治性的，而司法機關卻不應該受政治影響，當法官開始行使立法職能，他們就把自己變成政治人物了。再轉回來看看主流媒體的報導和全國性的討論，你可以看見代表這個國家的人顯示出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巨大分裂。有人視大法官露絲·巴德·金斯伯格為英雄，有人則認為她是一個強勁的對手，也是一位誠實的對手，因為她言行一致，立場清楚，從來不隱瞞她的憲政哲學。在她獲得提名為DC特區巡迴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法官之前，她已經是一名具影響力的律師，曾經六次在國家最高法院中擔任訴訟律師，為ACLU（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和女權運動爭取權利，沒有人能否定她的立場和成就。

現在全國的文化左派人士正在面對莫明的恐慌，這種恐慌來自兩個方面：第一，這些年來他們通過法院爭取到許多他們視為最寶貴的東西，他們知道這些東西通過國會是肯定得不到的。第二，他們認為歷史巨輪必須不可逆轉地向左行駛。對於左派來說這個國家有太多事情是他們無法理解和接納的，這要追溯到黑格爾主義的源頭，就是在啟蒙運動以後的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思想，還有馬克思主義為左派所奠定的進步理念。這些理念也關乎到誠實的問題，歷史是否真的應該轉向自由派的方向？這些信奉左派意識形態的人誠實地相信成千上百萬的人其實是永遠不會認同他們這個理念的。但他們認為如果有任何形式的保守主義迴轉傾向，那一定是一種病態，一定要儘快撲滅這種現象，他們絕對不能容許這個國家向右迴轉。

第三部分：

川普總統考慮提名的三位大法官候選人是誰？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看川普總統已經指明要提名為高院大法官的三位候選人是誰。目前除了總統本人以外沒有人能夠下任何定論，而總統已經表明他會委任一名女性法官。這不是一個空穴來風的決定，白宮和參議院中的共和黨代表、聯邦黨人學會和其它全國性保守主義者都曾經仔細考慮高院大法官的提名人選。記得在2016年，當川普總統還是總統候選人的時候曾經列出一份大法官人選名單，如今當他要角逐連任，他也在幾個星期前提供了這樣一份名單。

現在有三位女性候選人，她們都是由川普總統任命擔任美國巡迴上訴法院的法官，都是立場清楚的保守派。她們分別是第七巡迴上訴法院的艾米·康尼·巴雷特法官（Judge Amy Coney Barrett），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的芭芭拉·拉歌雅法官（Judge Barbara Lagoa），還有第四巡迴上訴法院的艾莉森·拉欣法官（Judge Allison Jones Rushing）。最終被提名的可能來自這三位，也有可能不是，但是這三個人選是來自權威的消息。

艾米·康尼·巴雷特畢業於聖母大學法律學院，她在大學法律系任教達25年之久，她被川普總統親自任命為第七巡迴上訴法院法官。很多人曾經以為川普總統會任命她來擔任卡瓦諾大法官的位置，因此現在她的呼聲比任何其他人選都高。巴雷特法官是一名原旨主義者，她曾經為已經去世的斯卡利亞大法官當過助手，她對憲法的保守主義觀點是再清楚不過的。她不止是一名天主教徒，她也是一名著名羅馬天主教思想者，她一直與天主教學者們和其他保守主義者一起探討如何詮釋憲法以及其它課題，包括羅馬天主教對於生命神聖性的觀點。

艾米·康尼·巴雷特不止是第七巡迴上訴法院的法官，她還是七個孩子的媽媽，美國的憲法保守派都知道她也都信任她，他們都盼望她儘快被川普總統任命並坐上這個位置，但是如果這事真的發生的話，我們肯定會面對一場惡戰。她在上任第七巡迴法院法官職位而需要在國會面對確認聽證會時，其中一位參議員就公開貶低她的宗教身份和理念，當時的參議員說他能夠感受到“深藏在她內心的教條主義”，這對任何一個尊重信仰自由的人來說都是很不恰當的語言，如今我們更加可以預見一場艱巨的惡戰。

芭芭拉·拉歌雅法官來自弗羅里達州，她是一個古巴移民家庭中的獨生女，他們在古巴領袖卡斯特羅革命上台不久後就來到美國。她畢業於弗羅里達國際大學，然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法律學位，她在弗羅里達法院任職多年，最近她剛剛被佛羅里達州長Ron DeSantis任命到佛羅里達最高法院上任，再從那裡被川普總統任命到第十一巡迴法院。她也是非常明確地以保守立場來解讀憲法。我與在佛羅里達州的法律界權威人士談過，他們都熟悉拉歌雅法官，他們公認她對美國憲法的透徹認識以及對憲法的保守態度。

第三位常被提到的人選是艾莉森·瓊斯·拉欣法官，她也是被川普總統任命在第四巡迴上訴法院當法官。所以她們每一位都已經被川普總統任命過了，她們都在幾個星期前總統公布的最新候選人名單中。巴雷特法官和拉歌雅法官都是羅馬天主教徒，而瓊斯法官則是福音派基督徒，她在維克福萊斯特大學取得本科學位，再在杜克大學取得法律學位。她曾與捍衛自由聯盟組織合作，那是在美國爭取信仰自由最重要的一個法律組織。

有一點我們一定要意識到的，就是不管川普總統提名這三位中的哪一位，一場政治大戰肯定都是不能避免的，而且就在2020總統大選的骨節眼上。關於她們三位還有一件事情是讓人耳目一新的，就是她們的學歷：聖母大學、佛羅里達國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維克福萊斯特大學、杜克大學。除了哥倫比亞大學之外，其它全部都不是常春藤大學。為什麼現在的最高法院已經不能夠代表美國的普羅大眾？因為基本上每一位都是常春藤大學的出品。這意味着他們都在一個文化象牙塔中，被灌輸了非常自由派的精英主義思想，這些文化精英已經遠離美國大眾，而這些普羅大眾才是他們應該要去服務的。如果有一些被提名者是從非藤校（尤其是哈佛和耶魯）而來的，那就足以讓人耳目一新了。

這是法律背景的多元化，想像一下：拉歌雅法官，一名逃離古巴極權主義的新移民的女兒，來到美國並畢業於佛羅里達國際大學。或者一位在聖母大學法學院任教授的羅馬天主教徒，還有一位是曾與捍衛自由聯盟組織合作過的福音派基督徒。最重要的是，我們在有生之年可能會親眼見證歷史被糾正過來。然而其賭注也是前所未有的高！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清楚明白，最高法院在這個時候對於美國來說有多麼的重要，也就是說在11月3號的總統大選有多麼的關鍵，因為當天選出來的總統，他所委任的法官，將決定美國最高法院在未來的世代如何服務於美國人民。

法院不應該只是以憲法的名義來執法，而是要在執法時行出憲法的精神；法院應該尊重並持守美國憲法中的每一項公義的權力，而不能讓一群法官利用憲法說他們自己想說的話、發明出所謂“新權力”。

我們的節目還會繼續關注這個話題。請大家務必系好安全帶，因為這將是一段瘋狂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