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啟蒙運動

余東海

中國需要一場新啟蒙運動。

昧於天理良知、昧於仁義道德、昧於中華文化、文明和歷史的蒙昧者太多了，中國成了愚人國，尤其是政治文化兩界，幾乎成了愚昧的兩大根據地和大本營。

清末以來，自由主義、三民主義派和馬列主義知識分子，紛紛以先覺者和啟蒙人自居，以喚醒中國人為自己的責任或光榮。然而，它們越是啟蒙和呼喚，中國人越是精神錯亂、思想顛倒和惡習深重，愚昧瘋狂愈演愈烈，到文革抵達巔峰狀態。

原因在於，這些所謂的啟蒙者，本身都是蒙昧派甚至反動派。所以他們的呼喚，負作用特別大，他們越啟，國民越蒙，所謂啟蒙，實為蒙人。他們不明中國文化和歷史之真相，不明道德良知之實相，而且不少自由派還被民主主義、平等主義、唯物主義之類歪理邪說遮蔽了心智。他們自己需要進一步啟蒙。

真正的自由派的民主自由啟蒙、權利意識喚醒當然有意義。但這種啟蒙對利益主義和利己主義者無效。對民主這種公益事業，弱勢群體有搭便車心理，特權利益集團必然頑抗---從利益角度考慮，民主化於他們有弊無利。

事實證明，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派的啟蒙是失敗的，而孫中山和中山派、即三民主義的啟蒙教育工作，無疑也是失敗的。這不是方法問題，更不是他們不努力，而是思想文化問題---三民主義的文化品質不高，不足以啟國人之蒙。

三民主義雖不歪邪，很不中正，對於儒家，屬於外道。儒家堅持中道原則，對於中庸之外的任何主義都保持警惕。儒家對民族民權民生高度重視，卻置之於仁本位之下，絕不允許它們主義化。而三民主義取儒家之枝節，賦予它們“根本性”地位，將它們本位化，過猶不及，流弊後患就很大。

《中庸》教導：“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三民主義顛倒本末，不知先後，喪根失本，就遠離了中道，遠離了政治之中正。論政治社會建設，它不如自由主義；論個體安身立命，不如佛道兩家，遑論儒家。同時，三民主義缺乏形而上依據，膚淺粗糙，收不住人心，攏不住豪傑。所以，孫蔣無論怎樣強調儒家道統，實質上都是另闢蹊徑而偏離正道了。

國民黨大陸失敗，“三民”難辭其咎；台灣進步主要拜儒家所賜。從大陸到台灣，從蔣公到馬君，國民黨於三民主義越來越淡化，對儒家則越來越尊重，其政治品質也越來越高，終於促進制度成功轉型。國民黨信仰三民主義，就離不開儒家的配合；若信仰仁本主義，完全可以拋開三民主義。在仁本主義中，“三民”都有合適的位子。把它們主義化反而有弊無利。

順便說說孫中山。《台灣民報》1925年2月以“革命領袖孫中山”為題的文章，詳細報道了孫中山北上進北京時受民眾熱烈歡迎的情形，將孫中山同列寧並列為“世界偉人”，並稱頌孫中山“是站在泰山頂上大敲其警醒之鐘，把四萬萬還在打鼾深睡的同胞叫醒”雲。

孫中山與拜物教教主和暴君列寧相比，當然好得多正得多，但是，說他“把四萬萬還在打鼾深睡的同胞叫醒”，卻是吹捧過度了。此君不是壞蛋，卻是個大糊塗蛋，文化政治雙重糊塗。略說孫氏幾大糊塗表現如下：

一是推崇洪楊幫。他號召同盟會員、革命志士宣傳太平天國，宣傳洪秀全，自詡“洪秀全第二”，褒稱太平天國諸領袖為“民族英雄”“老革命黨”。革命自有好榜樣，湯武革命最經典，何須藉助集邪教和暴政於一體的洪秀全？革命自有正道在，何須藉助民族主義邪旗？

二是敵視改良派。清朝若能主動從君主制改為君主立憲制，代價最低而收效甚大，原是國民國家之福。孫氏卻以改良派為敵，非置清政府於死地不可。這樣的革命，品質不高，私心太重，為了革命而革命，而不是真正為了國家民族。更不可容忍的是，孫氏甚至縱容其黨徒暗殺改良派！

三是苟合馬列派。其“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都是錯誤的。聯俄聯共是苟合北狄，比一般夷狄更加邪惡的惡勢力；扶助農工是苟同民粹。當時到處造反作亂的所謂的農工，大多是被啟蒙派和馬列派聯合煽動起來的愚民暴民地痞流氓，別說正人君子，連正派人正常人都罕見。

孫氏最大的糊塗是撇開仁本主義大道，另闢三民主義蹊徑。儘管他口口聲聲強調三民主義與道統一脈相承，實質上三民主義與儒家中道杆格不合。國民黨政治品質有限，文化教育失敗，軍事每況愈下，最後敗退台灣，無不根源於此。這也是孫氏革命黨大遜於儒家改良派的要點。

孫中山革命的成功，恰是中華民族更大災難的開始，他呼喚的聲音和影響越大，中國人越糊塗，根本原因在此。

馬列派的啟蒙和呼喚就更可怕了，純屬負面。毛澤東所說：“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到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毛澤東選集》第4卷）。

這不是喚醒是催眠，不是啟蒙是洗腦。因為馬列主義的錯誤是原則性的，無法彌補和修正的。換言之，馬學是古來第一邪說，其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都是邪的，都是違反文化正道、道德正理和政治正義的。

中國需要一場新啟蒙運動，這場啟蒙運動又必須以儒家為主，以佛道為輔。於個體而言，唯有以儒佛道為中心的文化道德啟蒙，才有可能讓人建立基本人格，超越世俗權力和物質利益，對精神利益、心靈財富和良制建設產生興趣。

於社會而言，沒有一定的文化和道德墊底，一切良風良俗良制良法都成為不可能：德治禮制不可能，法治民主制也不可能。良好的道德，必然綻放相應的自由芬芳，監獄何以展現道德的美好？良性的自由，必然依託一定的道德基礎，沙灘無法建設自由的樂園。

中華文化和道德良知啟蒙應該是新啟蒙的核心內容，這比民主憲政啟蒙重要得多，錢理群先生的話是最好的說明：“我們的大學，包括北京大學在內，正在培養一批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

試問，對於這些昧於天理良知的“有毒的罌粟花”來說，民主憲政知識懂得最多，有什麼意義和作用呢？

或說中國知識分子不缺少知識，缺少的是勇氣和反思！此言沒錯。實質上勇氣和反思是道德題中應有之義。中國知識分子嚴重缺乏文化、道德及歷史知識，連常識都欠奉，極其矇昧無知，極其缺心眼。這就是缺少勇氣和反思的根本原因。

或問：“為什麼中國政治轉型這麼難，比老大哥更難？”答：因為中國人特別蠢，比前蘇聯人更蠢，蠢到倒孔滅儒的程度，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在這樣極端非人化、叢林化的社會，別說禮制，民主制也不可能。道德低洼，百穢交集，眾惡所歸，古今中外的垃圾毒品都集中到這裡來了。

面對這種情況，覺後知覺後覺，就是先知先覺者和儒者的天賦責任和義務，無可推卸，無可逃避。不知道也罷了，知道了各種真相和真理，就必須說出來，不管別人態度如何，聽不聽從。否則，就是對文化道德啟蒙責任的放棄，就是對真相和真理的吞沒，就是罪過！20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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