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經濟學諾獎肯定市場外部性計劃

202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10月12日揭曉。今年的諾貝爾獎頒給了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兩位教授——保羅·米爾格羅（Paul R. Milgrom）和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B. Wilson），獎勵他們對拍賣理論做出的貢獻, 而他們的拍賣理論的普遍意義就是市場需要頂層設計，需要整體計劃，才能避免混亂，消除失靈，促進效益。

諾貝爾頒獎辭中評價認為，他們為難以用傳統方式出售的商品和服務設計出新拍賣形式，使世界各地的賣方、買方和納稅人受益。  對經濟學意義就是放任自由的市場導致的內生性失靈和危機，必須通過外部機構預設規則，才能避免混亂，為買方，賣方，和用戶帶來最大效益，這就補充了經濟學的外部性理論，說明外部性因素可以是良性的。

拍賣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代，拍賣已經從人們熟知的在拍賣市場人們公開競價的傳統英式拍賣，轉變為廣義的形式多樣的拍賣，

例如企業的碳排放交易現在也是通過拍賣，將有限的碳排放許可交給能創造最高利潤的企業。

拍賣現實生活影響廣泛，經濟學界對拍賣理論研究已久。

199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William Vickrey等，以獎勵其對完全私有估值拍賣理論及機制設計的貢獻。

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Roger Myerson等，獎勵其對機制設計理論的奠基和發展。

2012年，因在市場設計實踐的研究貢獻而獲諾獎的Alvin Roth提出，經濟學家應當作為“經濟學工程師”，運用機制設計、激勵理論的基礎為社會設計出有效的市場，解決市場摩擦，提升社會總體福利。

而今年的兩位諾獎得主，則是在私有估值拍賣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共同估值”（common value）：同時存在私有估值和公共估值的情況下的最優拍賣設計。

拍賣的核心是通過一定方式的機制設計，將有限的商品分配給潛在買家。影響拍賣結果的要素有：拍賣機制（一價拍賣、二價拍賣、英式拍賣、荷蘭拍賣），買家對商品的估值（相同估值、不同的獨立估值、共同估值）以及市場上的信息（人們對其他參與者對商品估值的預期）。

對私有估值的研究來自於Vickrey，他證明了在買家獨立估值的情況下，市場上流行的不同拍賣機制——英式拍賣、荷蘭拍賣、一價、二價拍賣——將帶來同樣的結果。在此基礎上，威爾遜首次提出了共同估值的市場結構：人們對商品的估值不僅僅取決於自身的信息，同時取決於競價競標的其他買家的信息。

比如油田競標拍賣，每位開採商對油田產油量、開採難度都有有限的私有信息，但每個開採商的信息都會對其他所有人的估值帶來影響。開採商在競標的過程中不僅需要考慮自身所掌握的信息，還需要考慮其餘買家通過競標或退出拍賣所釋放出的信息來調整自己的估值。

威爾遜提出了“勝利者詛咒現象”：競標成功的人基於自己的信息報價最高而奪標，但真實價值很可能低於競標成功者所掌握的信息，導致競標成功者出價過高而交易受損，也就是市場有效性受損。

而米爾格羅在此基礎上將買家獨立估值與共同估值結合，在此基礎上比較了不同拍賣機制的有效性。米爾格羅提出，由於英式拍賣中拍賣從最低價開始上升，通過參與競拍者的競價與退出行為的觀察得到不同買家的估值，提升市場有效性。

而荷蘭式拍賣由於從最高價開始下調，買家無法通過其餘參與者的行為得到有效信息，最終成交價格更低。在這樣的拍賣市場中，英式拍賣比荷蘭拍賣有效性更高。這個結論可以被推廣為：賣家在交易過程中應當儘可能向買家提供足夠多的信息，幫助買家做出正確的決策，降低由於信息不對稱帶來的買家退出意願，提升市場的有效性。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強調了新經濟學理論——市場設計理論。傳統經濟學的“看不見的手”的買賣規則早已無法應對現代經濟社會的複雜性。尤其是隨着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愈發複雜的交易規則、難以量化的差異化商品和服務，以及愈加龐大的數據信息，使得大量的市場交易存在着失靈現象。

今年的諾獎獲得者通過機制設計，成功地使難以發生交易的市場重新組織了起來，並達到了較好的交易結果。通過重新制定市場交易的制度規則，使得勢力不均衡的交易雙方獲得相對平等的地位，在保障權益的同時促進私人信息的流通。

這種在市場層面對機制進行頂層設計、讓市場既有效率又有公平是未來經濟學的重要方向。這就需要經濟學家則需要為不同的市場制定不同的規則，而不是停留在自由主義市場供需均衡的老一套理論。

在對拍賣理論做出貢獻的同時，兩位諾獎得主為現實中的市場設計出了全新的分配機制，其中最為出名的即美國無線電頻率拍賣。

20世紀初，無線電的頻率分配主要通過企業遊說官員進行分配，企業將巨額的成本花在遊說上。由於技術的發展和公司的增多，遊說制度不再能完成分配，政府嘗試採用搖號的方式分配頻率。但因為美國各州對無線電頻率的分配是獨立完成的，國家公司無法在各州得到統一頻率的使用權，所以跨州公司的發展受到極大的阻礙。

為了解決這一無效率分配問題，同時為彌補美國財政赤字問題，美國通訊局於1993年開始啟用拍賣機制。

當時拍賣的難點在於，由於買家不知道自己在其他州會拿到什麼樣的頻率，無法估計不同頻率對他的價值。例如某公司將在麻州、賓州和加州提供無線電服務，假設他首先參與賓州頻率拍賣，由於他不知道他會在馬州和加州得到哪一個頻率，因此他無法在賓州進行有效的頻率估值，從而導致他的出價競標意願很低，最終拍賣成交價格偏低，賣方即政府收入受損。

米爾格羅和威爾遜提出了“多商品多輪拍賣競標”（Simultaneous Multiple Round Auction），將不同地區不同頻段的拍賣同時進行，通過運用英式拍賣，允許多次競標，降低了由於不確定性和“勝利者詛咒”帶來的福利損失。

新的拍賣形式在1994年第一次投入使用，當時美國通訊局賣出了10個頻率，獲得了6.17億美元的財政收入。在之後的二十餘年，這一新拍賣形式為美國政府帶來了1200億美元的財政收入，同時提升了無線電頻率使用權在公司之間的有效分配。新的拍賣方式也被英國、加拿大、德國等眾多國家所效仿，並被應用到電力系統、天然氣等眾多領域，可見交易方法設計者對市場的干預並不是壞事。

未來需要更多的經濟學家致力於這些領域，通過市場設計手段提升市場效率，計劃，管制和市場效率並不矛盾，關鍵在於內外結合的合理化，看不見的手必需看得見的手的設計和規制。  像哲學一樣，經濟學家不能停留在解釋經濟現象階段，而是要迎合社會發展，不斷創造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