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是“六四”十五周年。十五年來，在當年政治較量的勝敗雙方間，存在一種奇怪的現象：即在“六四”後的輿論陣地上，雙方易位。敗者進攻，勝者防守。勝方“乾坤握在掌中，山河控於筆下”，卻偏偏對“六四”閃爍其詞，刻意迴避。敗方亡命天涯，浪跡他鄉，卻對“六四”窮追不捨，理直氣壯。敗方中不乏當年共產黨的追隨者，他們曾懷着紅色激情，“腳踏着祖國的大地，背負着民族的希望”，南北轉戰，戎馬生涯。如今，紅色不再，激情依舊，他們又腳踏着歐美文明的大地，背負着“終結歷史”的希望（1），“無處是家處處家，年年難唱年年唱”。

 但是，在這場漫長的論戰中，雙方似乎都無法解釋某些“六四”後產生的現象。譬如，勝方津津樂道“六四”後的穩定和增長，敗方反唇相譏隱於其後的腐敗和不公。但雙方都沒有解釋，何以“穩定增長”和“腐敗不公”能相安無事，並存至今。如果說當年“六四”在民間的真正動力，就是反對腐敗和社會不公的話。那麼，面對十倍於當年的腐敗和社會不公，“六四”英雄，今在何方？

 又如，按勝方宣傳，“六四”是四項基本原則對自由化的勝利。據敗方陳述，“六四”是從開明向專制的倒退。但雙方都無法回答，何以“開明”的或“自由化”的精英們和“專制”的或“四項原則”的鼓吹者如鄧力群們，“六四”後異途同歸，雙雙退出中國政治舞台？

 再如，“六四”前中國知識精英和大學生們普遍政治熱情高漲，人人議國事，個個罵政府。在將中國的一切棄如蔽履的同時，對西方文明的崇拜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一時間，出國留學取代金榜題名，成為中國學子的人生追求。然而，“六四”後短短幾年，中國知識界這種特有的人文景象頓然改觀。全世界被中國突然勃興的民族主義驚得目瞪口呆。從北京申奧的狂歡到圍攻美國使館的憤慨，都表明同一個事實：中國在遠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完成了從“河殤”到“中國可以說不”的轉變（2）。如果說坦克可以令人生畏，專制能迫人道路以目，但它們畢竟都無法改變人的內心感受，無法開創一代文人的風氣。“六四”當事雙方，對這一有目共睹的巨大轉變，同樣沒有回答。

 西方研究現代化的學者發現，徹底非現代化和社會動盪無關，徹底現代化和社會動盪逆相關。而從非現代化向現代化的轉變，亦即現代化的過程，卻和社會動盪正相關。現代化速度越快，社會越容易動盪（3）。現代化過程產生動盪的原因可以概括如下：開放社會產生橫向比較，發達國家對後進國家有強烈“示範效應”。但是，由於經濟增長趕不上欲望增長，多數人在現代化過程中往往失落多於滿足。與此同時，現代化初期，分配開始趨向不均，產生了著名的庫茲涅茨倒U (Inverted U-Shaped) 模型：即經濟不發達的社會分配比較平均，經濟開始發達的社會分配非常不均，經濟非常發達的社會分配重新趨向平均（4）。處於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在分配不均的同時，教育和媒體又趨向普及。教育和媒體的普及，使本來熟視無睹的社會不公變得不能容忍。教育程度越高，對社會不公越敏感。現代化初期，社會又缺乏靈活的政治機制和足夠的經濟實力吸納高教育的人才。游離在體制外、不被社會承認的知識分子，是現存體制最大的威脅。教育程度越高，威脅越大。用政治學流行語言說，便是小學畢業生街頭鬧事，高中畢業生密謀政變，而失落的大學畢業生醞釀革命（5）。

 以鄧小平“改革開放”為代表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不僅無法避免上述動盪因素，而且還有一個特殊的弱點，那就是鄧小平的現代化，開始於中國政府威信最低的時刻。在鄧小平大權在握以前，毛澤東已在對自己理想的執著追求中，將中國政府的威信揮霍殆盡（6）。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府曾在民眾中享有得天獨厚的威望。這種威望主要來自三個因素。第一，來自於中國百年滄桑的歷史。來自於一個古老而驕傲的文明，在近代被異族百般凌辱後的痛定思痛。任何個人或集團如能使這個文明重新充滿信心，使這個民族從屈辱中重新站起來，他和他們就理所當然地被本民族的大多數人視若救星。

 第二，這種威望來自於馬克思主義的宗教特色。政教分離，即政治的理性化和宗教的私人化，本來是現代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馬克思主義本身雖然是工業文明的產物，但在二十世紀的政治戰場上，馬克思主義又被“革命的手”塗上了宗教色彩。當然，革命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宗教特色的原因，而只是其外部條件。馬克思主義宗教特色的真正原因，深藏在馬克思時代德國哲學家所謂的“思維徹底性”裡面，深藏在他們邏輯完美無所不包的體系裡面。黑格爾哲學本身就是一個在內部充滿邏輯完美的小宇宙，而其“世界精神”更與上帝只有一步之遙。因此，當馬克思將他所謂黑格爾“頭足倒立”的辯證法重新顛倒過來後，一個塵世宗教的降生，已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革命，只是及時地扮演了“東風”的角色。至於二十世紀下半葉，社會科學日益意識到歷史發展可能並沒有可預見的模式，任何“完備”的思想體系企圖帶着道德優越感來指導歷史發展，都可能導致災難，那是後話，按下不表。但在當時，憑着馬克思主義的宗教威力，中國的革命領袖在被人民視若救星的同時，再被奉為神明，卻似乎是命中注定，在劫難逃。

 第三，這種威望來自於中國民眾的素質。中國民眾的現代政治意識並不成熟。象世界上任何不成熟的東西一樣，政治不成熟的突出表現之一，也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而當人民處在愚忠這一極端時，就為政府的無比威望和濫用這種威望提供了強大的基礎。

 毛澤東執政的二十七年中，中國政府從未用坦克和野戰軍鎮壓不同政見者。這不是因為毛澤東比鄧小平仁慈，而是因為毛澤東沒有這種需要。毛澤東執政時，中國政府只要一個“政治運動”，就能使任何政敵頃刻間陷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使他們遭到包括至愛親朋在內的全體公眾的鄙視和唾棄。只有擁有這樣能力的政府，才能實行所謂的“全面專政”，才能要求它的臣民不但在行動語言上，而且在思想閃念間對它保持忠誠。

 鄧小平開始執政時，中國政府顯然已喪失了這種能力。造成中國政府威望的三個因素，前兩個已不復存在。第三個雖不幸未變，卻正在從愚忠這個極端迅速滑向另一個極端。與此同時，“文革”結束對鄧小平為首的老幹部猶如浴火重生。在“文革”中，他們第一次體驗了民間疾苦，親歷了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重掌大權後，他們對“政治運動”自有切膚之痛。因此在自己獲得解放的同時，他們真心誠意地希望給予人民所謂的“第二次解放”。於是，他們宣布中國不再搞“政治運動”。磨難或許使老幹部有了新的人生感悟，滄桑或許讓革命者都渴望常態。可惜，這種渴望來得不是時候。

 毛澤東執政的早中期，人民對政府既愛且怕。愛是因為這個政權給了他們國家的統一，生活的穩定和做人的自豪。怕的是稍有閃失，即會在“政治運動”中淪為人民公敵。這種統治與被統治間既愛且怕的關係，要靠人民感恩戴德的心理和對官方意識形態的認同來維繫。當毛澤東的威望如日中天時，他的統治思想中兼有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成份，翻譯成他自己的語言，便是“馬克思主義加秦始皇”。現實主義的他，相信“半部論語治天下”，王霸兼用，恩威並施，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古籍所記載的帝王權術中，激發當代統治的靈感。但理想主義的他，更相信真理確實在自己一邊，相信人民終究會接受他那半馬克思主義，半康有為的大同理想。在毛澤東身上，理想主義又往往超過現實主義。因此，他更多地希望人民“關心國家大事”，在不斷的政治運動中脫胎換骨，鍛煉成長。但是，沉醉在巨大威望中的毛澤東，顯然忽視了這種在全民中推廣的泛政治主義的危險性，忘了這是一種只有在人民衷心愛戴的瞬間才能玩的遊戲。要求人人關心國事，無異於玩火，其中人心便是風向。有朝一日，風雲突變人心轉向，始作俑者難免引火燒身，玩火自焚。鄧小平上台時，人心已變。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任何善意的“親民”措施，都只是火上澆油，是在人民不愛政府的同時，再讓人民不怕政府（7）。

 顯然，當鄧小平的現代化起步時，中國政府的有效統治已面臨挑戰。鄧小平可能很快意識到了問題，於是祭起“四項基本原則”。“六四”後鄧小平講“兩手都要硬”，確實不是事後聰明或文過飾非，而是一貫主張。但是主張是一回事，要找到一種有效的方式貫徹主張是另一回事。後者不僅需要政治家的決心和智慧，還需要形勢。要使人民重新愛政府，即便可能，短期內也難以做到。因此，要保證中國政府的有效統治，就只有讓人民再怕政府。令人害怕，需要實力、決心和舞台。三者缺一不可。中國政府有實力，鄧小平有決心，但展現實力和決心的舞台，卻只有形勢才能造就。

 鄧小平不可能製造舞台，也沒有我們今天事後聰明的條件，於是只好摸着石頭過河。從批苦戀、清污、反自由化直到“六四”，將近十年便這樣一路摸了過來。其間，鄧小平屢戰屢敗，最大敗績便是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將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開除出黨,並登報宣傳，顯然帶有鄧小平的個人色彩。但是，鄧小平的認識落後於形勢。他推己及人地、一廂情願地以為，開除出黨必定痛不欲生，登報宣傳可以殺雞警猴。不料事與願違，開除出黨，方、劉、王毫無痛感。登報宣傳，人民更不懼怕。相反，三人一夜之間平步青雲，成了民間英雄。鄧小平付出了沉重代價，戰績不是零分，而是負數。

 經此挫折，鄧小平大概決定改弦更張。有件事可作間接佐證。在反自由化和六四間的一九八九年初，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破天荒地將中宣部明令禁止，內容與當時中央方針相左的蘇紹智講話公開見報。事後趙紫陽為難，決定整頓導報。千鈞一髮之際，鄧小平突然傳話：“不予理睬”。短短四字，弦機無窮。既不斷是非曲直，卻又語義生硬，斬釘截鐵。究竟意欲何為？如今回首，謎底格外分明：鄧小平不是法外開恩，而是吸取了“反自由化”的教訓，決心不再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用錯誤的方式，和錯誤的對手較量。

 幾個月後，學生上街，進而絕食。萬民聲援，秩序大亂。鄧小平苦苦等了十年的機會，終於來了（8）。“六四”為中國政府恢復有效統治，為鄧小平展現實力和決心，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舞台。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這是一個註定為腥風血雨的舞台。於是，一聲號令，三軍待命。“喑鳴則山嶽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在實彈射擊和坦克轟鳴聲中，軍隊直搗天安門廣場。大功甫定，三軍戰鬥形象，便通過中央電視台送進千家萬戶的客廳。電視熒屏上，只見鐵騎成群，坦克一字擺開。炮口陰冷沉默，直指鏡頭。這次人民嚇破了膽，全國鴉雀無聲，一片沉寂。

 冷戰時期，美蘇兩國靠“核威懾”維持和平。“核威懾”的成功依賴三個條件：核力量（實力）、使用核力量的意志（決心）以及雙方互信對方具備力量和意志的共識。共識這條最難把握，因為它依賴的是心理因素。如果雙方都具備力量和意志，但有一方懷疑這點，“核威懾”照樣失敗，戰爭還會爆發。“核威懾”理論可以原封不動地移用到“六四”的天安門廣場。人民如果見識過軍隊開槍，他們就會相信軍隊開槍；人民如果相信軍隊開槍，軍隊或許不必開槍。這是一個似非而是的悖論。算命先生說：“信則靈”。政治威懾的邏輯卻是“信則不靈，不信則靈”。可惜，共產黨統治的鼎盛時期，人民沒有見識過軍隊開槍。軍隊不必開槍，是因為共產黨意識形態“看不見的手”在實行有效統治。陰差陽錯，在共產黨意識形態教育中，又確有一條叫“人民軍隊愛人民”。正是這千古遺恨的一條，在意識形態失效，開槍成為可能的關鍵時刻，迴光返照般地欺騙了政府和人民，使他們無法正確判斷形勢，無法進行正常溝通。試想，一群公開反對政府的人民，卻相信一首政府昔日編制的童謠；他們一面抗議一個專制政府，一面卻相信這個政府理當養育一支“決不對人民開槍的人民軍隊”。這是一個何等荒謬的場景？這場景不僅體現了一個邏輯悖論，更可嘆的是它濃縮了那一代中國人的不幸！

 西方比較政治學把當代政治體制分為民主、專制(authoritarian)和極權（totalitarian）三種。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專制主要指非共產黨的專制國家，如七十年代的亞洲四小龍和南美軍人獨裁國家，而極權則是指共產黨國家。專制和極權的區別主要是兩點：第一，專制承認合法的私有制，有一個在私有制基礎上相對獨立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以及隨這種社會而來的利益多元化。第二，專制沒有極權那種意識形態統治。意識形態與宗教不同，宗教醉心彼岸和天國，意識形態看守此岸和塵世。意識形態又和宗教相同，因為它們都管理靈魂。一個在塵世管理靈魂的機構，例如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宣部，便是極權的特色（9）。意識形態使極權帶上宗教色彩，使極權對人民產生了與專制不同的要求。專制只要求行為語言的服從，極權還要求內心的服從，否則，就可能被認為“打着紅旗反紅旗”。因此，極權是更為苛求的專制。專制和極權對敵人同樣無情，但他們對敵人的界定不同。專制認為：不是敵人，便是朋友。極權信奉：不是朋友，便是敵人。因此，極權是不允許中立的專制。專制和極權的管理範圍不同，專制只管政治，極權卻無所不管，從單位管到里弄，衣服管到髮型，肉體管到靈魂，搖籃管到墳墓，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因此，極權是全面的專制。九十年代蘇東劇變後，大多數人都關注從極權或專制向民主的轉變，卻很少有人關注從極權向專制的轉變。鄧小平在“六四”槍聲中所完成的，正是從極權向專制轉變的政治體制改革。

 “六四”這場政治改革的第一個成果，便是在人民中重建了“畏懼”。世界上任何政治制度都離不開“畏懼”。對不同政治制度而言，畏懼只有程度多少和性質不同的區別，沒有有無的區別。政治需要畏懼，但是政治並不僅憑畏懼。政治這種特點不由政體決定，而由人性決定。如果人是天使，便不需要政治，從而也不需要畏懼。如果人是野獸，便只有畏懼，從而談不上政治。因為人介於天使和野獸之間，所以只要有兩個人，便會產生政治。有了政治，畏懼便在其中。馬基雅弗利是將政治畏懼表述得最充分的哲學家，他認為統治者在被“愛戴”和被“畏懼”兩者必居其一的情況下，應該選擇後者。因為愛戴轉瞬即逝，畏懼萬古不變。一個不忍建立畏懼的統治者，最終會因政治混亂導致生靈塗炭，因此遠不及殺一儆百，建立政治秩序的統治者仁慈（10）。毛澤東曾講自己的心和魯迅相通。雖然皇恩浩蕩，但魯迅畢竟無法成就毛澤東的霸王基業，毛澤東也寫不出魯迅的錦繡文章。鄧小平未必讀過馬基雅弗利，但憑“人才難得，綿里藏針”，輔以熟讀三國，偶涉金庸，心可能與馬基雅弗利真的相通。

 “六四”的第二個結果，便是明確了“遊戲規則”。從此，沒有人再懷疑政府的實力和決心，再將“穩定壓倒一切”等同於“五講四美”之類的空話。“六四”一舉解決了鄧小平最討厭的問題：遊行示威，上街請願。經過近十年的“思想混亂，信仰危機”，“六四”終於解決了“真理標準”等討論永遠無法解決的常識：即人民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底線在哪裡，代價是什麼。通過“六四”確立的“遊戲規則”是否公正是一回事，但“規則”本身是否明確是另一回事。趙紫陽時代不是提倡過“政治透明度”和“人民知情權”嗎？通過“六四”槍聲，鄧小平使中國政治完全“透明”，人民徹底“知情”。

 “六四”的第三個結果，是讓中國政府徹底地拋棄了“意識形態”。自從中國政府和人民在“六四”那天拋開溫情脈脈的面紗，脫下莊嚴神聖的外衣，赤裸相見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便在中國喪失了最後的生存條件。這對中國政府來說求之不得。因為，意識形態和權力一樣，是雙面利刃。正像權力總和義務相聯一樣，意識形態在統治人民的同時，也必然規範和約束政府。譬如，有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存在，對諸如公平分配、社會正義、勞保福利等等，政府總要心存顧忌。當人民信仰馬列時，意識形態固然幫助政府進行統治。但當人民失去信仰時，意識形態就變成了對政府單方面的束縛。“六四”使政府一勞永逸地擺脫了如今已成廢物的意識形態。從此後，中國政府失去了教旨的約束、擺脫了良心的不安、克服了正義的衝動，百無忌諱地朝着名為社會主義，實為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奮勇前進。

 最後，“六四”使一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民社會在中國迅速崛起。據說，在社會轉型和產權需要重新分配時期，一個權威政府能降低交易成本。因為公眾不敢輕易吱聲，人民沒有討價還價的資本。在中國，經濟學似乎很少作過如此準確的預測，有過那麼輝煌的驗證。果然，憑“六四”餘威，借“南巡”東風，不久一場席捲中國大地的私有化運動鋪天蓋地而來。亂世英雄起四方，有錢便是草頭王。滿天過海、明火執仗、巧取豪奪、暗渡陳倉，你方唱罷我登場。一部分資本家入黨，更多黨員幹部變資本家。在一幕幕令人眼花繚亂的魔術表演後，一部分人終於先富起來。在這樣的私有制上建立的市民社會，究竟是否符合韋伯（Max Weber）意義上的基督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是一回事（11）。但這種市民社會是否確實存在，並且存在得奼紫嫣紅，風情萬種，則是另一回事。只要存在這種市民社會，利益多元化必然隨之而來。

 本文開頭的疑問，到此應不解自明。十五年來面對日益嚴重的腐敗和不公，為何沒有大規模的群眾抗議？這不僅僅是因為建立了政治畏懼和遊戲規則。還因為當年憤憤不平的知識精英們，如今要麼早已被現存體制吸收，從民間良心一躍而為黨國棟梁；要么正在剛剛崛起的市民社會中，玩得如魚得水，腐敗得樂而忘返。試問，今天誰還記得十五年前的名言：“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不過“賣茶葉蛋的”仍在賣茶葉蛋，一樣的胼手胝足，一樣的淒風苦雨。“造導彈的”卻早已今非昔比，氣象萬千。醫生收紅包，教授賣文憑，一個個忙得不亦樂乎。“六四”鎮壓，殷鑑不遠；紅塵誘惑，就在眼前。骨子裡多少帶有儒家現世主義的中國知識分子，夾在兩者中間，誰能避利趨害，捨近求遠？

 為何左右兩派雙雙隱退？因為意識形態已被政府拋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有意識形態存在，左右雙方總能為“姓社姓資”爭得死去活來，雖然雙方都以“爭論”為業，吃着同一政府的俸祿。鄧小平“不爭論”一經發明，爭論領域百業凋零，從此各奔前程，另謀生路。更何況，鄧立群的“四項原則”和方勵之的“全盤西化”，雖然貌似南轅北轍，其實同為書生之見。於國於民，本來百無一用。

 為何民族主義勃興，“中國可以說不”？因為人民喜歡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既然“全盤西化”不成，索性全盤東化。更何況這次“東化”對呼風喚雨的知識分子寵幸有加。他們躬逢盛世，同時享受西方的物質和東方的腐敗，左右逢源，滋潤瀟灑，樂在其中。江山如此多嬌，豈容他人“說不”？再說，生活在極權和專制下的人民本來就心理不同。推倒柏林牆的東德人民可能渴望西方，而已經生活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下的南韓人民，卻在抗議西方。因為對前者來說，西方是可以任意發揮想象的彼岸世界。而對後者來說，西方卻是此岸世界中不公正的既得利益者，是他們廉價勞動的剝削者。因此，對剛從極權變為專制，又剛被WTO接納的中國而言，今天盛行的民族主義，其實相當自然，與其國內形勢國際地位，吻合得恰到好處。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對內順應民情，對外和世界從容“接軌”的另一種表現。

 比較難回答的，是為何“六四”後敗者張揚，勝者沉默。其實這也不難回答，只是多數人不願回答。“六四”後西方政要同聲譴責鎮壓，但在私下場合和他們內心深處，這種譴責聲恐怕遠為模稜兩可。“六四”後對鎮壓敢公開“持不同政見”的，全世界只有新加坡李光耀一人。他說他反對中國政府大規模使用武力，但學生所作所為，使鄧小平感到必須教訓他們。鄧小平只是用了不必要的武力來證明自己是老闆。但如果學生成功，中國就會更糟（12）。

 李光耀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民主聲浪一邊倒的時刻，真正向西方“說不”的人物，一時間成為東亞“軟權威”（Soft Authoritarian）向西方價值挑戰的代言人。李光耀所以能向西方“說不”，並能說得有聲有色，說得被人聽到，說得西方媒體頻頻轉載，自有他的條件。第一，九十年代初，東亞經濟尚好，講話頗有資本。第二，李光耀有無可爭辯的反共歷史，根“白”苗正。第三，李光耀在西方現實主義政治家眼中才能卓越，被尼克松、基辛格稱為當代丘吉爾。第四，李光耀對西方價值有深刻了解，其程度遠高於中國“全盤西化”的鼓吹者。第五，新加坡是小國。李光耀再肆無忌憚，美國不會出動航空母艦。因為新加坡不對美國構成威脅。正像在廬山會議上，如果只有李銳發發牢騷，而沒有彭德懷的意見書，中國歷史就可能改寫一樣。

 然而，李光耀再有恃無恐，對“六四”也是點到為止，且不忘加個虛的前提：反對大規模動用武力。其實，李光耀何尚不知，規模大小，只是做戲，追求的是舞台效果。鎮壓幾個學生，真的需要幾個集團軍，大批坦克嗎？從雙方實力對比和純軍事觀點看，當然不需要。但從政治觀點看，就不但需要，而且機會難得。過了這村，再沒那店。一九八七年王若望講：“擁護鄧小平退休”。鄧小平最多說：“王若望太猖狂”，他能將坦克派去天安門廣場嗎？當然不能。這不是鄧小平沒有派坦克的實力，而是沒有恰當的政治形勢。

 “六四”後為何勝者沉默？因為勝者有難言之隱，因為開槍流血事關倫理道德。李光耀可以“反西方”，但他不會“反道德”。儘管他心裡明白，政治決策往往不是在道德(moral)和不道德(immoral)間選擇，而是非道德(amoral)的選擇。所謂非道德，意思是指“在道德以外”或“與道德無關”。但是，這種非道德的政治哲學，不是大眾哲學，可能永遠無法象好萊塢影片或麥當勞快餐那樣，成為大眾消費產品。在這方面，馬基雅弗利的名聲是一面最好的鏡子。他一方面是世界上公認最有影響的政治思想家；另一方面，他的名字即使在西方也是聲名狼藉、狡詐欺騙的同義詞。鄧小平如果知道馬基雅弗里的歷史地位，那麼“六四”前夜，他應是寂寞多於喜悅，悲涼勝過豪情。他可能不僅有“千秋功罪，誰與評說”的感慨，更作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準備。

注釋

（1）“歷史的終結”語出Francis Fukuyama發表於一九八九年的文章“The End of History”？大意是西方民主在二十世紀戰勝了右的敵人法西斯主義和左的敵人共產主義，已成為人類最終的政府形式和政治信仰，從而構成了歷史的終結。此語一出，學界譁然，反對聲浪迭起。但此公卻一舉成名。他後來又寫了一本內容更詳細，但讀者不多的書“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2）“中國可以說不”書名顯然沿用日本人的“日本可以說不”。但日本是戰敗國。今天的日本，是當年麥克阿瑟占領軍下的產物，至今在國際事務中唯美國馬首是瞻。經濟起飛後，心有不甘，想對西方“說不”，很可理解。中國自一九四九年後，從朝鮮戰場、越南戰場、一直打進天安門廣場，從來就沒有對美國為首的西方說過“是”，與日本不可同日而語。所謂“中國可以說不”，根本就是無的放矢。可見，不僅題目是抄的，而且抄得文不對題。

（3）Kornhauser, William. 1959.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Glencoe: Free Press. pp. 134-135.

（4）Kuznets, Simon. 1967.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 Janua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Huntington, Samuel.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48.

（6）爭論毛澤東究竟是追求權利，還是追求理想，意義不大。正像爭論一個演員是追求名利，還是追求藝術；一個企業家是追求金錢，還是追求事業，意義不大一樣。這是一個事物互為前提，互相依存的兩面。

（7）八十年代中期流行的那句：“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誰也不怕誰”。正是這種情形的寫照。

（8）這當然不是指鄧小平在主觀上“苦苦等了十年”，而是說這種機會對鄧小平十分難得。其實，鄧小平當初未見得已清楚地意識到，“六四”是一個歷史機遇。他可能到最後一刻還在“摸着石頭過河”。否則，歷史就不會給趙紫陽“亞行講話”的機會了。

（9）九十年代後的中宣部，已很難再管理靈魂。這不僅是因為靈魂不再接受管理，更因為中宣部本身也失去了靈魂。

（10）Machiavelli, Niccolo. 1999. The Prince. New York: Penguin. P. 54.

（11）Weber, Max.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2）Lee, Kuan Yew. “What Kind of New Order in East Asia”? In New Perspective (NPQ), winter 1992. “Culture is Destiny”. I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4.

（2004年10月12日）

（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05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