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revolution）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历史设想中，主要的思想是以一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各个时代彼此更迭的思想；革命从它最全面的意义来说，是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剧变性的跃进。在陈旧的制度同争取自由的新的生产力之间，进而从人的关系上来看，在旧秩序内部的上层阶级同下层阶级之间，在以前的阶级同向它挑战的新的阶级之间，各种冲突的汇合，会带来革命，直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原来被剥削的阶级同新的统治阶级合而为一。后来，只是对于现代欧洲的革命，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有时间认真加以考虑。马克思在1843年已经开始研究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他的笔记中说明了这一点）。所有这些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美国的革命也是民族的革命），是由中等阶级中野心勃勃的一部分人领导的，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扩大的需要促成的。
　　在所有这些除旧立新的尝试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考虑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1524—1525年伴随它最初的最豪迈的阶段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在这方面写了一本书──，认为这是最早的革命；虽然作为市民和农民打破封建优势的努力只获得很有限的效果。17世纪40年代英国的暴动要成熟和成功得多。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没有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竭力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战斗，它不会推进到如此程度；这也就向他们暗示这样一个一般原则，所有一切造反的运动必须推进到远远超出资产阶级自身利益所要求的目的，如果不可避免的反动不要超出像1688年那种结局所代表的限度的话（参看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另一个一般特点是，走向前台的新的有产阶级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就能以反对旧秩序的全民代表的姿态出现，甚至在当时自认为如此。
　　1848──1849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左派方面参加了德国的激进运动，有机会从内部看到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对终于导致失败的犹疑不决和软弱无能深感厌恶；后来他们在这方面思考了并写了许多东西。对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使马克思深信，欧洲的革命以1847年的商业萧条为背景，群众的不满掀起了革命，在下一次衰退和再次发动群众以前，新的叛乱不会有任何机会。事实上，中欧和东欧的资产阶级甚至对支持他们的工人比对他们面前的政府更加惶惶不安，决不会再冒险试验，除非是半心半意，如1905年在俄国。它能够在旧的框框内获得一种地位，尽管不是政权，使它能毫无阻碍地发展工业，这也就是对它有实际意义的一切。
　　恩格斯曾经企图（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中）把这种情况纳入马克思的设想，就德国而论，把俾斯麦的“统一”描写成“革命的”，这个例子说明他和马克思使用这个词多么灵活。另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关于印度农村被不列颠的压力所破坏是亚洲历史上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的说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但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概念方面，产生了许多问题，虽然这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已由马克思主义学者生动地加以阐明。在英国，还无法颠扑不破地证明阶级之间和它们所代表的经济体系之间的冲突。甚至1789年法国的情况（这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或诸如此类的观点得到比较广泛地承认）仍然很有争论。然而人们承认，马克思的假设所起的最大的作用是促使人们去探讨整个问题。
　　另一种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在很长时间内萦回于少数人的脑际，但是，马克思经常强调，在它的物质条件具备之前，不可能有实际意义。那就是说，共产主义只能是继资本主义而来的事物，它带来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它第一次有可能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因为它不代表另一种所有制形式，而是摆脱一切所有制。它的执政将是一种道义的改革和社会的改革，因为它会清算过去，扫除人类的肮脏东西，使它从新开始（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第1部分B3）。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形成而且从不背弃的另一个信念是，伟大的变革不可能在这里和那里个别地方发生，而应当是决定性数量的工业国同时行动的结果（同上，第1卷第1部分A1）。
　　马克思从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失败中作出结论说，这只是像一个犹太人在沙漠中的旅途那样漫长的斗争开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8页）──后来这成为斯大林特别喜爱的形象。在以后的年代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承认，1848年他们被青年的急躁情绪所左右，在资本主义在大陆的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就指望推翻资本主义，这是很不成熟的。政权是不可能靠少数热烈分子，即没有整个阶级的力量作后盾的战斗先锋队的突然袭击来夺取的（参看恩格斯为1895年版《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序言）。
　　恩格斯后来认为俄国可能是这条原理的例外。1875年他考虑到那里的革命可能会被战争所促进而迫在眉睫（《俄国的社会状况》）4；1885年他告诉一个俄国记者，如果说布朗基主义的幻想（由一批密谋者推翻整个社会）可能在任何地方有些道理的话，那肯定是在彼得堡，因为沙皇制度如此不稳定，猛然一推就可以把它推倒（致维·查苏利奇，4月23日）。在其他地方，事情会缓慢一些，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高潮也许是武力的较量。马克思可能认为，少数国家，首先是英国由于其长期的政治传统，可以避免最后的严峻考验。但是，英国的发展情况令人失望，工人阶级在宪章运动失败之后退到了非政治的工联主义，缺乏社会主义的“责任”感。在法国，政治精神比较活跃，但1848年以后不久，马克思懂得，在一个主要具有农业性质的国家，没有农民的援助，有限的工人阶级不可能取得政权，他估计，农民日益加深的贫困将保证这种支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七）。
　　1870年以后，德国迅速的工业化使它似乎成了工人阶级将率先行动的国家。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久开展起来，在帝国国会的议席不断增加。恩格斯更加注意它作为选举力量的增长，因为他作为军事问题专家，也意识到新式武器正在加强各国政府的武力。1892年11月3日，他曾写信给拉法格说，巷战和街垒已成为过去的事情；在同军队作战时，社会主义者肯定要吃大亏，而且他承认，他还找不到解决这种困难的好办法。但这就更有必要把群众吸引进来，尽可能扩大运动的范围，在德国，要把它推进到军队的主要征募地区，如东普鲁士。
　　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强调了这些告诫。然而，他的文章被编者由于担心书报检查而大肆删改，他对此极为不满；他在写给考茨基的一封信（1895年4月1日）中抱怨说，这使他容易被歪曲为“合法斗争的崇拜者”。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久就发生了。1898年，即他去世三年之后，伯恩施坦开始提出导致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的种种主张（参看修正主义条目）。在这场复杂的争论中，伯恩施坦的主要论点是：资本主义在最近的将来的所谓不可避免的崩溃，只是愿望中的想法；但是，按照一般的理解，争论是关于原有意义的革命究竟是否仍然是一种实际可能性，或是说，现在是否只应依靠宪法的方法。
　　在俄国，在1905年革命以前，不存在宪法权利，以后也没有多少宪法权利。列宁决心创立一个能够准备、然后领导革命的政党；和所有的前人不同，他最充分地贯彻了事先筹划的革命主张。在1905年主要带有自发性的暴动中，他的党太小，没有经过考验，无法取得很大成就，它无论如何未能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和泛泛的土地改革。但是，它的失败表明了软弱的俄国资产阶级的不坚定，正如1848—1849年表明德国资产阶级不坚定一样。因此产生这种似非而是的说法，它的革命要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的群众代替它、甚至撇开它进行。这种思想自然而然导致“不断革命”的策略，毫不停顿地从资产阶级革命（比较确切些说，现在的民主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这里，存在够多的复杂情况促使左派方面进行无穷的争论，正如修正主义在西方那样。
　　1914年当欧洲按照它的统治者的命令服从地拿起武器的时候，列宁试图反击这种责难，国际曾经愚蠢地预言战争意味着革命。他写道，它从来没有保证这一点，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导致革命，革命不能自行到来（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620—621页）。只有在号召已经准备暴动，而上层阶级无法在旧秩序下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可能发生。这是一些不以政党和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1916年3月，在战时的另一次论战中，列宁宣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设想为一次迅速的打击：它是一切战线上一系列的紧张战斗（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717页）。
　　在俄国，1917年发生了列宁所期待的总危机。托洛茨基在他的历史（见“参考书目” ⑧，附录2）中写道，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充分符合它的发动者的意图，但十月革命却比它以前的任何革命都更充分符合一些。在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它却离开正道。他和列宁曾经指望它成为欧洲暴动的讯号；对于他们如同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胜败要在国际舞台上决定。但是，东方和西方相距过于遥远，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者并不太乐意仿效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感到被人离弃，首当其冲。不久发生一场争论，列宁以考茨基为主要论敌。问题是，这是否是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谴责他的批评者背离马克思主义而信奉改良主义。考茨基却谴责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曾经认为任何革命后的过渡必不可缺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借口凭籍恐怖主义执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恐怖主义有别于这种专政的观点，在1870年9月4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得到说明，其中把1793年的恐怖政治看成是人们自己惊恐而从事简直无用的暴行来支持他们自己的信念的一种制度。
　　以后几年欧洲另一些地方举行暴动的尝试失败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在狱中悠闲岁月中思考经验教训，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葛兰西。他根据19世纪意大利的种种事件，区分出马志尼的积极的起义和卡富尔所倡导的“消极的革命”，后者以耐心准备作为通过人们头脑中的“分子变化”造成社会力量改变构成的方法。他设想，也许二者对于意大利都是必要的，他认为欧洲的其余部分在1848年以后倾向“消极”类型。他论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在1918年以后，更慎重地说，在1945年以后，欧洲社会主义可以说有一个类似的转变。在西方，对革命目的的追求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相信社会的彻底改造，以别于仅仅用零星的改革来修补旧社会的任何办法。在苏联，可以看到向这个方向的缓缓移动；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苏联理论已愿意采纳下列这种观点，随着社会主义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建立，它有可能在其他地方通过和平手段取得政权。
　　这个论点是在毛主义（参看毛泽东条目）的偏激学说的压力下得到承认的。毛主义同莫斯科争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并一再重申斗争的国际性质。较近几年，北京已经放弃它的极端革命姿态。但是，自从列宁在1914年以前认为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很有希望，乃是对欧洲革命运动的支持以来，武装斗争已经从欧洲转移到第三世界。在那里，这始终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因为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有外国背景的右翼军人统治，似乎没有留下选择余地。社会主义和民族情绪或农民情感往往交织在一起，但在许多地区，提供指引线索的是马克思主义或它的某种改头换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