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是「跨海政商聯盟」這襲華麗袍子上的一隻虱子(ZT)

套用張愛玲的名言「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虱子」，龍應台就是「跨海峽政商聯盟」這襲華麗袍子上的一隻虱子。

「跨海峽政商聯盟」這個概念是學者吳介民發明的，警示橫跨台海兩岸的政商關係，特別指向權力與商業利益（資本）的交易，例如在國共合作模式下獲得特殊利益的權貴政客（連戰家族、江丙坤家族等），實為北京對推動「兩岸整合」有功者的打賞。近年來，中共利用這些關係建立起影響台灣內政的槓桿，這種操作已相當純熟。

吳介民指出，中國因素想在台灣國內產生政治效應，需要在地力量的配合，才能產生具體的行為作用。也就是結構（貿易依賴結構）與網絡（政商關係網絡），必須通過行為作用而發揮影響力。在台灣協助中國的行為執行者，包括政治人物（如退休的顯赫政治人物、各地行政首長、立法委員、各級議會議員等）、新聞媒體、工商人士、宗教界、文教機構、ＮＧＯ與社會團體、地方派系樁腳等。一個龐大的「在地協力者」網絡已悄然形成，嚴重危害台灣的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

相對於「跨海峽政商聯盟」所獲得的巨大經濟利益而言（如旺旺集團），龍應台在中國出版市場上的所得，只是其九牛一毛；但她作為超級暢銷書作家在中國所獲得的版稅，在文化圈內則是讓人羨慕的天文數字。經濟學者何清漣形容李敖為「兩岸制度套利者」，龍應台也是如此：她利用在台灣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在香港和中國換取優渥的待遇；然後再將在香港和中國取得的崇高讚譽投射到台灣，使台灣民眾對其「國際地位」仰之彌高。甚至她在海外華人世界也儼然有「太后」的尊貴地位：一個在西方的華人文化社團邀請她去演講，她提出的待遇是飛機頭等艙和酒店總統套房。

那些能在中國走紅的海外文化人，都是有統戰價值的人，也是願意配合中共統戰和大外宣的人。中國並沒有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其文化和出版市場由黨國牢牢控制：什麼書可以出版，什麼書不可以出版；什麼人可以在媒體露面，什麼人不可以在媒體露面（甚至能不能入境中國），統統都由黨國宣傳部、統戰部、國安部說了算。貴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秘魯作家略薩，因為在西班牙媒體上撰文批評中國隱瞞武漢肺炎真相，其作品就立即被中宣部下令從所有書店和網站下架，這就是批評中共必然付出的代價。台灣有不少長期遊走於兩岸三地文化人，比魯莽的略薩聰明多了，他們知道什麼話中共喜歡聽，什麼話中共不喜歡聽。他們在中國說中國人喜歡聽的話，在台灣說台灣人喜歡聽的話，在香港說香港人喜歡聽的話。

二○○四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批評龍應台對中國的獨裁暴政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我是華文世界最早批評龍應台的公共知識份子之一。我還批評過的類似文化名流還有：余光中、陳映真、葉嘉瑩、李敖、饒宗頤、白先勇、何炳棣、楊振寧……這張名單可一直開下去。他們顯赫的名聲、等身的着作、橫溢的才情，都無法遮掩「不為蒼生說人話，只為帝王唱頌歌」的本質。

龍應台是其中隱藏最深的一個，她不像陳映真那樣堅持極左立場喪失台灣言論市場而移居中國，不像李敖那樣露骨地跑到天安門城樓上宣佈「歸隊」，也不像葉嘉瑩那樣公開賦詩稱頌習近平是一代明君，她曾在《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被停刊後撰文追問胡錦濤「請用文明說服我」，還寫過一生中最勇敢的一篇聲援天安門母親的文章，在中國自由派知識圈內享有一定美譽度。而中國與台灣之間在信息和觀念上存有一個時間差，台灣在太陽花運動之後大步邁向本土化，中國自由派公知則一直停留在「民國粉」的階段，所以龍應台的那種大江大海思維和文字頗能引發中國讀者的共鳴。他們基本上不知道龍應台當了馬英九的文化部長之後，在台灣已被年輕一代和民主力量所拋棄。

在三地的制度差異、矛盾衝突尚未全面凸顯的年代，這些「制度套利者」可以左右逢源、幾邊通吃；但當習近平執政以來對港台喊打喊殺、蠶食鯨吞之時，「跨海峽政商聯盟」華麗的袍子越來越遮不住袍子下木乃伊的腐臭，依附於袍子上的虱子也一個個曝光於天下。此次龍應台的反戰論在台灣招致一致的批判，也為作為一個傳銷品牌的「龍應台」畫上了句號。

(以上轉自台灣自由時報-余杰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