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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其貌不揚,能力不強,憑啥呼風喚雨?
送交者: 小思 2020年10月27日18:38:4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鄧小平一個你不懂的人,一個沒人懂的人。

今天不費筆墨乾脆ZT一個故事,證明隨機應變的鄧小平。似乎沒有什麼三頭六臂,智力過人,但是就是操控了四個接班人,選擇了第五個領導人。好像只有一個副總理,但是掌權二十年。真的不簡單。下面的故事也許可以看出能人不一定驚天動地。但是就是可以權傾一時,呼風喚雨。一定程度上比毛澤東那個虛張聲勢,更有力量。


法拉奇尖刻提問鄧小平:您為何總是副總理?鄧小平的這句回答 記者啞口無言!【記憶】施燕華我萬分佩服你的才華,能把雙方的意思百分百地傳遞,如像現在有一些香港的媒體,無中生有,斷章取意,顛倒黑白,那就壞事了。感謝你對中國的前途所做的供獻!🙏

1975年我從紐約奉調回國,逐漸開始為中央領導做翻譯,高層會談政治性強,要求完整、準確,有時甚至要犧牲語言的美。

我參加的政治會談,涉及的議題並非都是爭議很大的,有些會見或會談內容比較平淡,也比較好翻譯。有些涉及的問題敏感,雙方爭議較大,對翻譯的挑戰較為嚴峻,精神壓力也大,但是完成任務後,感到很充實,很有成就感。

意大利著名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對鄧小平的採訪,是我翻譯生涯中最重要、也最具挑戰性的任務。重要,是因為其特殊的國內外歷史背景;挑戰,是因為採訪全文要在世界各大報刊發表,等於是面對全世界的一場考試。

法拉奇其人

1980年8月20日上午,我在辦公樓走廊上遇到英文處的領導,他正要找我。他通知我說:“明天上午鄧副總理禮節性會見意大利記者,你去做翻譯,這記者有時說話不太禮貌,必要時你把握一下。今天下午她要求先見你。”

我覺得很奇怪,外交部有很好的意大利文翻譯,為什麼找一個英文翻譯?回答是:“記者本人要求的。”

法拉奇是什麼人?我從未聽說過。要談什麼問題,領導也沒有交代,這倒是自然的,因為鄧見外賓,從不照本宣科,他自有主意。

那天下午,按事先約定,我到民族飯店去見法拉奇。

法拉奇個子高挑,上身穿黑色針織圓領衫,下身穿一條緊身藍布牛仔褲。我坐下後她鄭重其事地談了這次採訪的重要性,她說要讓世界得到關於中國的第一手信息。現在全世界都對中國感興趣,許多人揣測中國要走當年赫魯曉夫的路了,中國正處於大變革時期,而開始這一變革的是鄧小平。世界不大知道鄧小平,究竟鄧小平要幹什麼?她覺得要了解中國的走向,鄧小平是關鍵人物。

法拉奇還自我介紹了一番,她是意大利《晚郵報》的記者,也是世界各國重要報紙的自由撰稿者。她曾採訪過世界上許多領導人,包括基辛格、西哈努克、以色列前總理梅厄夫人、約旦國王侯賽因、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伊朗精神領袖霍梅尼等,寫了一本書。法拉奇坦言,她對採訪對象的評論、印象都會毫不留情地寫在前言中。她把基辛格說成是“傲慢、詭秘、多疑”。基辛格曾說,接受法拉奇的採訪,是他一生中“最愚蠢的事”。

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法拉奇非常關注中國發生的事,特別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產生強烈的興趣。她搜集了鄧小平的資料,看外國人寫的鄧小平傳記,對鄧小平的生平有所了解。

法拉奇向我解釋了用英文翻譯的原因。她已與世界上十家報刊簽了合同,她對鄧小平的採訪將全文刊登在世界著名的十家報刊上,例如:美國的《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法國的《世界報》、英國的《泰晤士報》、德國的《鏡報》、南斯拉夫的《政治報》等。從效果和時間考慮,她要求用英文翻譯,否則她還要從意大利文譯成英文,很耽誤時間。

法拉奇詢問了一下我的翻譯經歷,特別問我是否給鄧小平做過翻譯,得到滿意的回答後,她拍拍我的肩膀說:“好,我相信你!”她還一再要我保密,不要泄露她的行蹤。

“天安門城樓的毛主席像要永遠保留下去”

1980年8月21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118廳會見了法拉奇。這次採訪的安排很特殊,過去鄧小平會見外國記者時,中國記者都有“特權”,他們可以攝像、錄音,而且可以發表,有時甚至在外國記者之前。但法拉奇提出她要獨家報道,不讓任何其他新聞機構的人參加,包括中國記者。所以,這次會見時,中國攝影記者只拍了幾分鐘就退場了。當時在場的只有鄧小平、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錢其琛、法拉奇和我,還有一個記錄員,共5個人。

法拉奇畢竟是一位有經驗的老記者,一坐下來,就把錄音機放在茶几上。其實,第一次坐下來面對這位世紀偉人時,她對採訪能否成功,心裡也沒底。似乎為了給鄧小平一個好印象,她說:“明天是您的生日,我要祝賀您,祝您生日快樂!”

鄧小平幽默地說:“明天是我的生日?我從來不關心什麼時候是我的生日。”法拉奇說:“我是從您的傳記中知道的。”鄧小平說:“就算是吧,也別祝賀我。我已經76歲了,到了衰退的年齡啦!”法拉奇說:“我父親也是76歲,我要這麼對他說,他肯定會打我兩巴掌的。”鄧小平說:“是呀,當然不能對你父親這麼說。”

採訪就在這樣輕鬆的氣氛中開始了,但並不是整個過程都是輕鬆的。寒喧結束,一場緊張的交鋒開始了。第一次談話基本上是圍繞對毛主席的評價進行的。

法拉奇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鄧先生,最近您曾經說過,中國正處在轉折點,可以說是第二次革命。事實上,今天來北京的人,可以親眼看到中國已發生的變化。人們不再穿制服了,標語消失了,毛主席的像少了,幾年前我到北京來,到處可以看到毛主席的像,今天我從飯店到這裡,只看到一幅,掛在紫禁城(故宮)入口處。以後你們還會保留毛主席像嗎?”

鄧小平立即看出了這位女記者的意圖,斬釘截鐵地說:“永遠要保留下去!”他指出,過去到處掛毛主席的像是不嚴肅的。儘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

法拉奇讀過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書,對毛主席的評價心存懷疑,她以犀利的提問風格緊追不放,她說:“今天人們把很多錯誤都歸咎於‘四人幫’,這符合歷史事實嗎?聽說中國人說‘四人幫’時,伸出的卻是五個手指!”

鄧小平對如此唐突的問題並不計較,只是報以一笑,說:“必須清楚地區別毛主席的錯誤和‘四人幫’的罪行,性質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

鄧小平列舉了毛主席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不僅在政治理論和軍事戰略方面,而且也在哲學、文藝方面。他同時也指出了毛主席在50年代後期開始犯的錯誤,“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了許多不幸。如毛主席的家長作風導致了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

法拉奇又繞着彎子問了許多關於毛主席和“四人幫”的關係問題。她說:“當你們審判‘四人幫’和開下一屆黨代會時,都會提到毛,如果其結果與你們預期的相反呢?”鄧小平回答說:“我要對你說,審判‘四人幫’不會影響毛主席。當然,用‘四人幫’,毛主席是有責任的。但我們要對毛主席一生的功過做客觀的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毛主席有許多好的思想,我們要繼承下來,他的錯誤也要講清楚。”

“把我比作赫魯曉夫是愚蠢的!”

當時天安門廣場上還掛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像。法拉奇對掛斯大林的像很不理解,她認為赫魯曉夫反斯大林,是英雄,在這個問題上她與鄧小平爭論起來。最後鄧小平一針見血地回答:“我要告訴你,我們決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鄧小平指了指法拉奇的筆說,請你一定要把這句話記下來。在鄧小平整個談話中,兩次指着法拉奇的筆,讓她記下來。這是第一次。

法拉奇對鄧小平的話不能理解,她坦率地說:“這是您剛才說的許多話中,第一個我不能理解的問題。但我有一句話,希望您聽了不要生氣,這不是我說的,西方有人說您是中國的赫魯曉夫!您對此有何看法?”

這個有點魯莽的問題瞬間使會見廳的空氣凝重起來。我心裡有點兒嘀咕,她怎麼問這麼不禮貌的問題?我很擔心鄧小平聽了會不高興,心裡拿不準翻譯時是否需要打點折扣,“把握一下”。但是從採訪的氣氛來看,雖然有時雙方意見不可調和,但沒有敵對情緒,所以我就大膽如實地把問題翻譯出來。

翻譯完這個問題,我不安地看着鄧小平的表情。鄧小平聽了不但沒有表示絲毫的怒意,相反卻報以爽朗的大笑,他以平靜的語氣,從容地回答說:“哦,在西方他們稱我什麼都可以,但是我對赫魯曉夫是了解的,我個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這個人的,把我比作赫魯曉夫是愚蠢的。”

鄧小平概括了赫魯曉夫對中國做的種種壞事:中斷援助項目,干涉中國內政,企圖控制中國,要求在中國設軍事基地等。他知道這些例子不一定能說服法拉奇,繼續爭論毫無意義,於是寬容地說:“看樣子,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達不成協議了。這樣吧,你保留你的觀點,我保留我的。我們不談赫魯曉夫了。”

法拉奇雖然不再提赫魯曉夫,但仍然對改革開放會把中國引向何處,疑惑不解。她問鄧小平:“您是否認為資本主義不都是壞的?”她還覺得鄧小平主張保留農村的自留地與共產主義理論有矛盾。這些問題不僅國外關心,國內也有不少人覺得難以解釋。

鄧小平明確地回答了法拉奇的問題:“首先要弄清什麼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要比封建主義優越,有些東西並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的。”他列舉了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生產管理等,任何社會、任何國家都應學習,是沒有階級性的。他指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階段,必須把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結合起來,才能調動積極性,發展社會主義。

“為什麼您總是當副手?”

使法拉奇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毛主席領導期間,鄧小平幾次遭貶,受到迫害,但他仍那樣尊重毛主席。法拉奇忍不住問:“鄧先生,我確實感到困惑,因為一方面您譴責他(指毛主席),另一方面您又維護他。而且,在他批准下,您兩次被貶下台。”

鄧小平爽朗地笑了,他說:“不是兩次,是三次,也不是毛主席批準的。我這個人經歷了三下三上。”他提到第一次是王明極“左”路線把他整下去的;而第二次是“文革”初期,林彪和“四人幫”痛恨他,把他送到江西勞動,當時毛主席想保護他,沒成功,但對他的安全還是很關心的;第三次,1976年初,是“四人幫”篡權,又一次把他打下去。

鄧小平說:“為什麼我會三下三上?就是因為我喜歡說點實話。”

法拉奇佩服地說:“您說話心口如一,任何時候都是這樣。但是一個人經歷三下三上而活下來,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很多領導人可能只有一上一下,二上二下,拿破崙也只有一下一上。當然您不可能同拿破崙比,也不好比。您經歷三下三上而復生,有什麼秘密?”

鄧小平愉快地笑了:“沒什麼秘密。就是有時候他們覺得我還有點用??外國朋友也常問我,怎麼能經受這麼多的坎坷。我想因為我比較樂觀,但這還不全面,全面的回答是,因為在我內心深處,對毛主席寄予希望,我知道他了解我。”

法拉奇可絲毫不留情面,繼續追問:“但是毛主席並不喜歡您。他說,您耳朵不好,開會時卻總挑離他最遠的位置坐。也不問他的意見,自行其是。”鄧小平坦然地說:“他是說過這些話。不過也不是針對我一個人說的。他經常說別人不徵求他的意見,不聽他的意見。這是因為他後期有家長作風,不容易聽進不同意見。他確實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封建主義性質的作風。如果你不了解這些,你就不會理解為什麼會爆發‘文化大革命’。”

法拉奇又轉到鄧小平的個人生活問題上來,她問:“您在江西做什麼?”鄧小平答:“一天勞動兩個小時。”法拉奇問:“當時您是否非常氣憤,希望報仇?”

鄧小平笑說:“我這個人從來不大喜歡氣憤。因為這是政治問題,沒有氣憤的必要,氣憤也不解決問題。”法拉奇還問鄧小平,在被“清洗”後,他是否擔心被謀害?鄧小平回答說,林彪和“四人幫”一直想謀害他,但毛主席保護了他。在江西,毛主席專門安排人保護他的人身安全。

法拉奇露出欽佩而又迷惑的神氣,當然她是難以理解一位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胸懷的。這是一個在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歷盡磨難的人,又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說的話。他本人和家人都曾遭受很大的冤屈,但他不是從個人恩怨來看這個問題,而是從政治的高度,從國家、民族的前途來考慮問題。我當時聽了鄧小平的話都很感動。

整個談話中,鄧小平從不談自己對革命的貢獻。當談到毛主席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時,他還指出,毛澤東思想主要是毛主席的思想,但其他老一輩革命家,如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也作出了貢獻。

法拉奇忍不住打斷他的話:“您怎麼不提自己的名字?”

鄧小平笑了:“哦,我算不了什麼,當然我總是做了點事情的,革命者哪能不做事?”

在第一次談話結束前,法拉奇還不知道鄧小平會同意她再談一次,她有一個問題,如鯁在喉,不吐不快:“鄧先生,像您這樣的人為什麼總是處於二把手的地位?為什麼您總是當副手?”

鄧小平似乎覺得這問題問得很沒有必要,他笑着回答:“現在的崗位沒有影響我的工作。”他進一步透露,為了打破幹部終身制,他和一大批老同志都將退居二線,讓較年輕的人來擔任國家領導人。

法拉奇想知道鄧小平對自己是怎麼評價的?鄧小平坦然地回答:“我自己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但有一點可以講,我一生問心無愧。”

鄧小平第二次指着法拉奇的筆說:“你一定要記下我的話,我是犯了不少錯誤的,包括毛澤東同志犯的有些錯誤,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說,也是好心犯的錯誤。不犯錯誤的人沒有。”

鄧小平有話要說

法拉奇曾要求採訪兩次,我方沒有同意,只允許她採訪一次。第一次採訪,法拉奇開門見山,提出了對毛主席的評價問題,她像連珠炮似的一個問題接着一個問題地問,鄧小平胸有成竹,從容回答,雙方交流十分快捷、順暢。談話從上午十時開始,直到十二時十分,不知不覺到了吃飯時間。

通常鄧小平會見外賓的時間都掌握得很準,到吃飯前就結束。這次超過了十分鐘,鄧小平似乎言猶未盡。他主動提出:“怎麼樣,到吃飯時間了,肚子要‘鬧革命’了。看來你的問題還沒問完,我們找時間再談一次吧。”

他可能覺得關於毛澤東的評價問題還沒談透,所以主動提出來再談一次。法拉奇喜出望外,幾乎從沙發上跳起來,連聲說:“好啊,好啊!”

8月23日上午,鄧小平又見了法拉奇一次。兩次加起來約有4個多小時,鄧小平重點談了對毛主席的評價,並對國際形勢作了深刻的分析。第二次談話結束時,鄧小平高興地站起來,與法拉奇握手告別。他幽默地說:“怎麼樣,我考試及格了吧?”法拉奇連忙說:“精彩極了!”

鄧小平說話簡練,直截了當,見外賓時間都不太長,這次卻如此“慷慨”,主動提出再見一次,可能在座的中國人誰都沒有料到。

鄧小平似乎要通過這位意大利女記者,向世界傳達一個信息:中國將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繼續支持發展中國家維護獨立的鬥爭。同時向中國人民表明,必須客觀評價毛澤東的功過,保持團結穩定的局面。

“zhege,zhege,是什麼意思?”

4個多小時的採訪,用文字記錄下來就是一篇很長的文章。法拉奇不愧為一位嚴肅的記者,有的地方她沒完全聽懂,為節省時間她沒有進一步問,因此要求我幫她整理記錄。

採訪後接連三個下午,我冒着烈日到民族飯店法拉奇住的小房間。我們一起聽錄音,她聽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停機問我:“這是什麼意思?”??

有一次,法拉奇突然把錄音機停了,問:“我聽到鄧小平經常說zhege,zhege,是什麼意思?”她指的是“這個,這個”,是鄧小平的口頭語。我想這位記者真不簡單,仔細到聽出“這個,這個”。我笑着回答:“這是有些人的口頭語,相當於英文中的You see, You know,或者well。”

她說:“好極了,我要把它記下來。這些小東西很重要,你知道嗎?它能使談話更生動。”

(本文作者為翻譯家,曾長期在外交部供職。轉摘時有刪節)

摘自《我的外交翻譯生涯》, 施燕華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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