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文化革命”背後的 思想根源
2020年，美國社會的種族矛盾因弗洛伊德之死再次被激化。隨之而來的是部分國會議員集體下跪；“白人至上”、“種族主義”和“系統性種族歧視”等詞彙成了媒體討論的熱點；建國先賢和南北戰爭的歷史人物的雕像被紛紛推倒。一場“文化革命”在美國上演了。其實，這場文化革命已經在美國醞釀已久。“批判性理論”（Critical Theory）是這場運動的指導思想。“批判性理論”應用於美國的種族問題，就形成了“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在過去幾十年，“批判性種族理論”悄悄地進入了美國的學校、媒體和政府等許多領域，為2020年的激進運動預備了精神土壤。在最近兩年，“批判性種族理論”在教會界也引起了熱烈討論。為何“批判性理論”引起如此劇烈的社會動盪？教會界為何如此關注這一理論？這一理論對基督徒的信仰有何衝擊？本文將探討這一話題。談到“批判性理論”的起源，不得不談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和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安東尼奧·葛蘭西是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也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擺脫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提出了“文化霸權”的概念。他認為，資產階級把對他們有利的文化推廣成為社會規範，被大眾所接受。無產階級也把這種文化當作了常識，便甘願臣服於資產階級的壓迫之下。葛蘭西稱之為“文化霸權”。他主張被壓迫者必須發展出自身的文化，反抗資產階級的“文化霸權”。這一思想正是“文化馬克思主義”的來源。1923年，正當葛蘭西在意大利為共產主義努力奮鬥時，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又稱歌德大學）成立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社會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該研究所的學者們被稱為“法蘭克福學派”。他們的思想被認為是“新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在很大程度上借鑑或認同了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發展出了“批判性理論”。1935年，由於希特勒在德國的執政，這所社會研究中心搬遷至美國紐約，加入了哥倫比亞大學。1953年，社會研究中心重新搬回德國法蘭克福。但他們把“新馬克思主義”的種子留在了美國。葛蘭西的著作於1970年代在美國出版，並迅速產生影響。葛蘭西和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成了“批判性理論”在美國發展的思想泉源。1980年代開始，美國的一些法學院老師（Derrick Albert Bell, 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 Richard Delgado, 等）將“批判性理論”運用在美國的種族問題上，發展出了“批判性種族理論”。2011年，奧巴馬總統頒布行政令，在聯邦部門推動“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培訓項目。之後，“批判性種族理論”悄悄地進入了聯邦政府的培訓中。直到2020年9月，川普總統得知這個推廣“批判性種族理論的項目，便立即終止了數百萬美元的培訓預算。媒體人Glenn Beck在2020年8月報道，加州一個教師培訓項目就給公立學校的老師教導“批判性種族理論”。至今，“批判性理論”仍然在美國許多大學的課堂里被講授。“批判性理論”之所以用“批判”命名，是因為新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西方社會的傳統文化只是資產階級維護權利所使用的工具，即葛蘭西所說的“文化霸權”。所以，為了實現全人類的解放，西方傳統文化需要被批判並顛覆。由於美國有蓄奴的歷史，種族問題成了“批判性理論”專注的焦點之一。如果說“批判性種族理論”是新馬克思主義為美國量身定做的殺器，這並不過分。下文將從世界觀、道德觀、救贖觀和國度觀，四個方面闡述“批判性理論”的思想，並與聖經真理做對比。“批判性理論”用權力和壓迫的眼光看待世界。它把人類分成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一個人的身份，如種族、性別、宗教、移民身份、性取向等，決定了他/她是壓迫者還是被壓迫者。根據“批判性理論”，美國的社會制度是專門為白人的權利設計的霸權系統。美國的種族歧視是系統性的，深入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系統性種族歧視”這一概念就是在這種觀念中產生的。在這樣的視角下，美國被描述為一個充滿了壓迫的邪惡帝國，比如，白人壓迫黑人，男性壓迫女性，異性戀者壓迫同性戀者，基督徒壓迫穆斯林（在美國境內），盎格魯薩克遜的後裔壓迫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總之，在“批判性理論”構建的世界觀里，美國天生就帶着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原罪。接受這種觀念的人並不為美國感到自豪，反而充滿仇恨。這就是為什麼在今年的街頭暴力中有抗議者焚燒美國國旗。在“批判性種族理論”中，美國的傳統文化是白人維護特權的工具。所以，為了實現黑人的自由和解放，摧毀歷史傳統是必要的革命手段。喬治·華盛頓和湯瑪斯·傑弗遜等歷史人物不再被視為英雄，而被視為壓迫黑人的種族主義者。於是，他們的雕像被推倒或者被潑墨。南北戰爭之前，美國的奴隸主不都是白人，也有黑人。據1830年的美國人口調查，當時全國共有是三千多名黑人奴隸主，他們擁有超過一萬名奴隸。當時全國的黑人自由民已超過三十萬人。南北戰爭之前，南方大約四分之三的白人並不擁有奴隸。歷史上，也有不少白人做過奴隸。據北美殖民地1680年官方估計，運往北美洲的白人契約奴隸每年約有一萬人。雖然從人口比例上看，黑人奴隸多於白人奴隸，白人奴隸主多於黑人奴隸主，但是，單純以膚色為標準描述種族壓迫，顯然有失公允。聖經啟示了神創論的世界觀。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人人被創造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人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一精神體現在《美國獨立宣言》中。所有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人格平等的基礎是人受造時承受了上帝的形象。在這一點上，黑人與白人並無差別，男女兩性也無差別。即使人類墮落之後，人仍然有上帝的形象，並因此應當得到尊重（創世記9:6，雅各書3:9-10）。人們經濟收入的差別不一定是壓迫造成的。多勞多得，少勞少得，這是基本的常識和公平機制。權力不一定是壓迫的工具，而是社會分工所必須的。我們不能否認世界上存在壓迫，但是，把財富和權力在不同人群中的不均等都解讀為壓迫，這是不合理的。使徒行傳17:26說：“祂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世上的民族出自同一位祖先。“五湖四海皆兄弟”這句俗語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不同膚色的人都有着血脈相連的關係。“批判性理論”把種族對立了起來，而聖經則把不同膚色的人連接了起來。“批判性理論”建立的世界觀是撕裂的。聖經啟示的世界觀是整體性的。聖經給我們提供了種族之間和睦相處的理由。“批判性理論”與後現代文化的相對主義契合在一起。它們否定客觀真理，拒絕神啟示的道德權威。按照這種思想，基督教不是絕對真理，伊斯蘭教就應該與基督教在文化領域均分天下；傳統的異性婚姻不是一成不變的倫理標準，所以同性婚姻就應該與異性婚姻享有同等的權益。“批判性理論”並不對少數群體的文化進行價值判斷，因為它認為沒有道德權威可以做出這樣的評判。“批判性理論”與相對主義的結合產生了一套 “政治正確”的社會規範。 “政治正確”要求人們尊重少數群體，追求多元文化。遵守 “政治正確”的人顯得很寬容，具有道德上的正義性。違背 “政治正確”的人則被定義為“歧視”或“種族主義”。所以，前些年當基督徒不被允許在公立學校禱告的時候，一些學校卻保護穆斯林禱告的自由和權力。在“批判性理論”看來，歷史上占據優勢地位的文化都對少數群體造成了壓迫。為了實現人類的平等，傳統文化應該讓位給少數族群，權利也應該交給被壓迫者來享用。也就是說，一個人一旦有了被壓迫的身份，他就具有了獲得權力的正當性。這就是為什麼參選總統的麻省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曾竭力證明自己有印第安人的血統。“批判性理論”重新定義了道德標準。它認為，被壓迫者長期以來被忽視，他們的觀念得不到表達。他們對世界的認知是享受特權的人不能發現的。所以，只有認真聆聽被壓迫者的故事，你才能認識真理。真理是由被壓迫者定義的。更確切地說，是被壓迫者的主觀感受定義了真理。所以，邀請黑人、同性戀者、穆斯林移民講述他們遭受歧視的主觀經歷，是人們認識真理的重要方法。當一個人以被壓迫者的身份講述他被歧視的遭遇，他的話就帶有權威性，他的控訴就具有道德性，他的反抗就具有正義性，只因為他是被壓迫者。如果一個白人質疑一個黑人被歧視的故事，那個白人就可能被扣上種族主義者的帽子，因為他顯得缺乏憐憫，還有維護白人特權的嫌疑。白人因為膚色令人聯想到奴隸主，所以，他們天生帶着罪咎，缺少陳述真理和評判道德的資格。同樣的原則也適用在男性和女性之間、異性戀和同性戀之間。這就是為什麼布雷特·卡瓦諾接受大法官確認的過程中，一位名叫福特的女人對他的性侵指控明顯是無事生非，卻仍然受到許多好萊塢明星的讚揚。這也是為什麼當一個黑人在白人警察執法過程中受傷或死去時，人們並不關心這個黑人的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而只因為他是黑人便為他喊冤鳴屈，甚至把他標榜為道德英雄。“批判性理論”的錯誤在於，它用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來定義人的身份，又用身份定義一個人的道德。“批判性理論”顛覆了維繫人類秩序的道德基礎。上帝借着聖經啟示了道德律法，也借着人的良心賜給人普遍的道德意識。如果上帝啟示的自然法被拋棄了，那麼人類社會必將陷入混亂與罪惡。我們應該關愛少數族裔。但少數族裔不一定都掌握真理。我們應該關愛窮人，但窮人的貧窮不一定是別人的錯造成的。我們也應該關心弱勢群體，但“弱勢”並不能賦予這個群體道德上的正義性。道德來自於上帝的律法，而不取決於一個人的身份。雖然“批判性理論”不使用“救贖”一詞，但本質上，它提出了人類自我救贖的方法。首先，“批判性理論”將世界描述為不平等的壓迫型社會。然後，它把問題的根源歸咎於制度性的權利結構和“文化霸權”造成的壓迫。消除壓迫的方法是拆毀舊制度，消除傳統文化，重新分配權力和財富，進而實現全人類的解放。這相當於一場人類的自我救贖。為了這個目的，“批判性理論”在美國推動了一場“醒悟運動”（Woke）。“批判性種族理論”要求白人為自己享受了白人特權而懺悔，並行動起來為了讓黑人得到與白人同等的權利和財富而摧毀傳統。這種懺悔可以增加一個白人的道德感，這種行動可以為自己“贖罪”。相反，不懺悔的白人就有種族主義者的嫌疑。懺悔並順服於這場文化革命的白人則體現出了道德覺悟。弗洛伊德事件之後，佩洛西和多位國會議員集體下跪，正迎合了這種文化氛圍。“批判性理論”提供的救贖方法是錯誤的。它錯誤地診斷了社會問題的根源。根據聖經，社會問題的根源是人類的罪。聖經並不否認人類社會存在壓迫。聖經也反對壓迫。聖經更指出人類自相壓迫的根源不是制度和文化，而是人的罪。制度的缺陷和文化的敗壞只是人的罪導致的結果。人需要為自己的罪懺悔。但基督徒悔罪的標準是上帝的律法。聖經不僅借着律法顯明了何為罪，也借着福音提供了戰勝罪的能力。人只有接受基督的救贖才能戰勝罪。如果沒有基督的救贖，人類即使重新分配權利，也必然產生新一輪的壓迫。如果文化不被基督的福音更新，一種文化霸權被摧毀，另一種新的文化霸權又會產生。事實上，美國的“政治正確”已經成了一種文化霸權。保守主義的聲音在大學校園已經受到嚴重打壓。如果新馬克思主義最終得勝，那麼，集權專制是必然結果。“批判性理論”提供的人類自我救贖必然以災難收場。“批判性理論”的終極目標是實現人類完全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它認為人類不需要救世主，只需要通過社會變革就能實現人間天堂，比如通過階級或種族的劃分把同一類人聯合在一起，推翻舊制度，建立新世界，最終構建起彰顯人類榮耀的理想國。這種烏托邦的夢想最早可追溯到創世記第11章記載的巴別事件。人類試圖建立一座城和一座塔，目的就是彰顯人類的榮耀。這是人類對上帝的集體背叛。為了阻止人類的計劃，上帝變亂了人類的語言。人類被分散到世界各地。於是，世界上就有了不同的民族。從這層意義上講，民族性的差異阻止了人類集結起來背叛上帝。在地上建立一個沒有上帝的完美新世界，這本質上是巴別之罪的復辟，是人類敵對上帝的屬靈爭戰。耶穌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翰福音18:36）這個世界終必滅亡。在上帝的救贖計劃里，基督第二次降臨後完美的國度才會實現。但那不是人本主義的國度，而是基督掌權的國度。基督作王，實行絕對公義的統治。那裡不再有壓迫，因為人的罪被徹底清除了。這是基督徒盼望的國度。雖然這個世界終將毀滅，但基督徒並非坐以待斃。基督徒是天國的子民，也應當承擔世上的社會責任。當世界的思潮在抵擋上帝的真理，基督徒有責任反對錯謬的思想，宣揚並實踐聖經真理，在基督再來之前竭力維護良善和公義。威伯福斯和他的同伴在福音真理的驅動下堅持不懈地推動英國的廢奴法案，並最終獲得成功。莫拉維亞弟兄會的基督徒為了給黑人奴隸傳福音，自願賣身為奴，住在黑人中間，實踐道成肉身的真理。美國內戰尚未爆發的17世紀，貴格會的基督徒就已經持續為反對蓄奴制度而大聲疾呼。人類文明的進步離不開上帝啟示的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在拯救人靈魂的同時，也借着福音對文化的更新將普遍的祝福帶給了世人。盧梭也鼓吹自由平等。但被盧梭精神驅動的法國大革命實現的是殘酷的暴政。俄國的布爾什維克用“和平、土地和麵包”的口號發動革命，結果卻是另一種壓迫和慘無人道的殺戮。類似的歷史悲劇也發生在中國。日光之下無新事。今天的美國，新馬克思主義同樣高舉着道德旗幟引領人們走向自掘墳墓的結局。因為我們都是貪婪而自私的罪人，我們不可能在地上建立沒有上帝的理想國。基督徒應該關心弱勢群體。對於歷史上黑人遭受的不公待遇，基督徒應該予以同情和理解。教會也有責任關懷貧窮社區。但基督徒應當站在真理的根基上實踐愛人如己的律法。這個世界的確不完美。蓄奴制度和男權文化的確存在過，並對現今世界仍有影響。問題的根源在於人背叛上帝的罪。耶穌來到世上就是要解決這個根本問題。基督的福音並不是實現人間天堂的革命手冊，因為天國不屬於這世界；但是，基督的福音可以更新墮落的文化，在這個破碎的世界裡彰顯出天國的美好。教會以及基督徒個人要在這個世界裡見證天國的真實，就必須抵擋謊言，堅守真理，祈求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當根植於新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理論”在美國掀起一場文化革命的時候，基督徒需要勇敢地對這股風氣說不。當世人都屈服於這股 “政治正確”的潮流時，基督徒應該逆流而上，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
(參考資料略）慕榮以待 牧師，現在美國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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