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上海，盛行颱風。二00七年九月，上海更是颱風預警不斷。坊間流傳：那位後來成為中國新一代皇儲的習近平先生，此刻正從浙江省委書記任上，中轉上海主政。浙江是颱風多發區。習先生居浙有年，可能“積久成習”，可能要“提高執政能力”，反正到任不久，滬上警報頻傳。

這天，警報又起，言之鑿鑿：十一級大風晚六時襲擊上海。大概算對美國生活的“反動”，在滬期間，我素喜安步當車。這回借習先生光，親戚堅持駕車相送。上車一路駛來，但見路人行色匆匆。平日“車如流水馬如龍”的上海，交通更顯擁擠。車近居住小區，開始寸步難行。這時，本來前後有序每排一輛的車隊，逐漸變得肥大臃腫。接踵而至的車輛，不分先來後到，硬擠進來。前後左右，幾乎摩肩擦踵。不久，有人“歸心似箭”，開始借用對面車道，逆向行駛。再不久，有人衝上人行道，半邊車輪在“道”下，半邊車輪在“道”上，如雜技表演般，疾駛而去。親戚叫苦連天，抱怨被擠在中間。否則，一定也如雜技表演般，飛車向前。我暗暗感嘆，對上海汽車駕駛員技術之高超，行為之勇敢和法制觀念之淡薄，不勝驚訝。

終於拐上小區旁主幹道，誰知情況更糟。本來南北走向的大路，已被眾多“歸心似箭”的車輛，改造成單向行駛。“鄙車”所屬由南向北的車流，占據着整個路面。“一夫擋關，萬夫莫開”，任何對面駛來的車輛，休想從此通過。親戚久居上海，頗具經驗。眼看前有堵截，後有追兵，囑趕緊下車，徒步返家。下車前行幾步，回頭看，親戚的車已淹沒在巨大的車流中。復前行，路勢漸高。登高望遠，頓時被眼前景象所驚呆：原來，我剛離去的那股“車流”，只是滄海一粟。正對面，一股同樣“歸心似箭”、且遵循同樣行為原則的車流，也占據了整個路面，正從反方向撲面而來。兩股車流，組成兩個方陣，如兩軍對壘，交鋒於楚河漢界，旗鼓相當，陣營分明。放眼望去，如此“兩軍對壘”的方陣，不止一個。而是每兩個“方陣”組成一對，在霓虹燈、街燈和車燈的交相輝映下，猶如即將出征的羅馬軍團，蜿蜒伸展，一望無際。細觀“羅馬方陣”，公交車輛和出租車不多，多數是“私有”或“公有”的小汽車。在中國，能擁有私人汽車，或能享用公家汽車的人物，當屬“主流經濟學家”推崇的中產階級。百聞不如一見，原來“中產階級”如此開車。

路上擠滿剛從車中撤退，徒步返家的“中產階級”。大家議論紛紛，或咒罵警察，或嘲笑習先生，卻偏偏沒人指責逆向行駛的汽車。不遠處，一輛閃着警燈的警車，好似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圍困在“羅馬方陣”中動彈不得，顯得如此孤單、可憐和無能。幾位警察，擠在“兩軍對壘”交界處，聲嘶力竭地企圖疏導交通。而一位逆向駕車的“中產階級”，卻在和警察爭論不休。如果在美國，我暗自尋思，這位雄辯的“中產階級”，應該已被戴上手銬，押往警局。當然，近年流行“中國可以說不”，美國的故事，不足為訓。但是，就算在第三世界裡，在她們飽經憂患的土地上，在她們逃避敵軍炮火的人群中，我們可曾在電視上見過這樣的交通混亂？環顧四周，大上海高樓林立，燈火輝煌；“中產階級”紅男綠女，香車寶馬。我不禁想問，究竟是什麼原因，能在沒有外敵入侵的和平年代，在歌舞昇平風情萬種的夜上海，在典型的“中產階級”住宅區，僅為一個後來證明一場虛驚的颱風警報，就使一個現代化交通，在頃刻間退回到幾乎“無政府”的混亂狀態？

我暫住的小區，和上海許多“中產階級”住宅區一樣，設有稱為“保安”的門衛。門衛身穿制服，頭頂蓋帽，腰系皮帶，好似三軍儀仗隊。一日，一輛外地人貨車欲進小區。“儀仗隊”盤問，雙方發生口角。不知何故，“儀仗隊”突然動怒，揮拳相向。“外地人”不敵，逃竄報警。警察到，聽完原告訴述，警察甲劈頭問道：“你要怎麼辦”？“外地人” 一怔，不防有此問題。稍頃，答要“驗傷”。警察甲好象學過“主流經濟學”，頗懂“機會成本”，聲言驗傷麻煩，耽誤送貨得不償失，不如讓“儀仗隊”道歉。幾經討價還價，“外地人”讓步，但莊嚴地堅持道歉必須態度誠懇。於是，警察甲通知“儀仗隊”道歉。孰料“儀仗隊”態度雖然“誠懇”，卻是同樣“莊嚴”地拒絕道歉，理由是“外地人”罵人在先。於是，警察乙介入調查，經過權衡，改判雙方“互相道歉”。警察乙判案，猶如法院判決甲方賠償乙方一萬元，同時判決乙方賠償甲方一萬元，雙方都有收益，雙方均無損失，轉眼間便創造出“雙贏”結局，構築起“和諧社會”。此案自警方介入到警察乙宣布改判，歷時超過一個時辰，經歷了一場零加一再減一的遊戲，終於回到起點。到我離開現場，警方對此案調查仍在進行。

中國有龐大的警察部隊。近年來，這支隊伍更引進西方技術，建築起舉世聞名的網上長城。“金色盾牌”外匯鑄就，在網絡這個幾近虛擬的世界裡，他們在意識的疆域裡站崗， 在靈魂的邊境上放哨，保證只有最衛生的思想方能流入中國。但是，裝備如此精良，能將互聯網封鎖得滴水不漏的國家機器，卻不能有效管理最起碼的城市交通和張三李四的吵嘴鬥毆。莫非，中國警察也兩極分化了？

今天，中國警察或許可分為幾種。第一種專門對付包括“動亂精英”、“維權人士”在內的“國家公敵”。他們肩負黨國興亡，身系社稷安危，拱衛京師，猛不可擋。網絡警察，是這支精銳部隊中與時俱進的新秀。第二種警察一般出沒於邊遠地區，他們黑白不分，兵匪一家。朋友曾投宿於海南某酒店，當地警方或許也想“提高執政能力”，公然布告於酒店：“如遇騷擾，請打警局電話；如遇警察騷擾，請打局長電話”。“警察騷擾”，如此罕見的案例，居然大言不慚地出現在警方的友情提示中，實為曠古奇聞。第三種警察，介於前兩種之間。他們基本信奉老莊哲學，身體力行“無為而治”。精明的上海警察，大多屬於這一種。在他們臉上，既沒有往日“無產階級專政”的兇狠，也沒有現代專業警官的威嚴，新添的是一層小販的猥瑣和油滑。靠這等警察，既不能嚴肅綱紀，更不能除暴安良。“沒有白沒有，有了也白有”。

經濟學上有一種稱作“停滯膨脹”的現象（簡稱“滯脹”，stagflation）。這是一種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並存的現象。本來，在經濟周期中“停滯”和“膨脹”互相矛盾，此消彼長。經濟停滯時，一般不會有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時，一般不會有經濟停滯。因此，政府可以交替使用經濟“擴張”和經濟“緊縮”這兩個相反的手段，分別對付兩個問題。經濟停滯時，採用“擴張”政策；通貨膨脹時，採用“緊縮”政策。但是，一旦“停滯”和“膨脹”同時出現，也即“滯脹”出現，政府的經濟政策就會陷入兩難局面。今天，中國是否存在一種政治學意義上的“滯脹”？

本來，一個能有效地對互聯網實行新聞檢查的制度，是標準的專制制度。專制制度因為不需要分享權力，沒有平衡制約，所以比較容易產生權威。即使從詞源學意義上說，“專制”（authoritarian）和“權威”（authority）也是同根所生。但是，今天中國的“專制”，卻似乎正在失去“權威”。上述所見所聞，不過是民間隨處可見的冰山一角。這種喪失“權威”的現象，同樣存在於中共上層，體現在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傳說中。這種強“專制”和弱“權威”同時並存的現象，無以名之，姑且稱為“沒有權威的專制”（authoritarian without authority）。這種現象，頗象經濟學上的“滯脹”，也是一種兩難局面。因為，如果中國政府想朝“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方向前進，就可能冒進一步喪失“權威”的危險。相反，如果中國政府要加強“權威”，則可能和“民主是個好東西”背道而馳。

上世紀七十年代西方經濟“滯脹”的原因，眾說紛紜。多數學者似乎認為和石油漲價有關。後來西方經濟“滯脹”得以緩解的原因，同樣莫衷一是。有人說和“高利率”有關，有人說和技術進步，代用能源有關。今天，如果中國真存在政治意義上的“滯脹”，原因是什麼？對策在哪裡？這些問題對有緣目睹上述那場“交通奇觀”的芸芸眾生來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是，這些問題對象習先生那樣的當朝重臣、袞袞諸公而言，卻無疑是需要認真思考的課題。

陳翰聖

(2008年1月29日)

（原載香港《動向》雜誌2008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