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華早報稱「拜登比川普強硬」 王丹：騙三歲小孩(ZT)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25日致電祝賀拜登（Joe Biden）當選美國總統，《南華早報》27日社論指出，儘管拜登與習近平關係良好，但對中論調可能更強硬。中國社運人士王丹對該社論痛批「扯淡」。

 《南華早報》社論指出，儘管拜登宣稱與習近平建立良好關係，但就過去在國會的表現，拜登具有濃厚的「對中鷹派」背景。或許拜登比川普能夠更冷靜地處理美中關係，但川普時期的「轟炸」並不會停止。

王丹對該社論表示，民主共和兩黨對中強硬的共識「尚待觀察」，而稱拜登對中會更加強硬「徹底是扯淡了」。王丹指出，南華早報的中國大外宣背景不是秘密，這個時候用社論放這種風聲無非是「為拜登打掩護」。

王丹最後痛批，這種伎倆「也就騙騙三歲小孩子」，只顯示出拜登與北京政府之間的默契。

(以上轉自台灣新頭殼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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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真相初探――共產黨從來不合作(ZT)

一，「聯俄容共」，共產黨附體國民黨

「國共合作」辨名

共產黨的說法是歷史上有兩次國共「合作」：一次是1924到1927年國民革命時期，以「四一二」清黨告終；一次是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46年因國民黨開內戰而破裂。1949年前的國家政體中，國共兩黨關係不對等，因此他們的共處關係不能以「合作」概論。其次，第二次兩黨共處事實上和形式上都隨抗戰勝利而結束，共產黨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段的劃分，掩蓋了歷史上確有其事的第三次、即1945到1949年的國共合作與破裂，這一次才是最接近現代國家政黨政治中政黨合作意義的；之所以如此劃分，恐怕是要遮掩共產黨對內戰的責任並迴避其政權合法性的問題。

民國期間國共兩黨的共處一般分為三段：第一段在國民革命期間，共產黨附體國民黨而發展壯大；第二階段是聯合抗日，1937年到1945年，共產黨假抗日之名、行摩擦之實、得壯大之利；第三段以1945年「雙十協定」始，以1946年底共產黨拒絕立憲國民大會止，共產黨逼蔣內戰，奪取政權。

「聯俄容共」是利益政治，不是孫文的「主義」也不是國民黨的「宗旨」

北伐期間國民黨對共產黨的關係，或曰「聯俄聯共」或曰「聯俄容共」，似乎已成定論，我於是求證這個說法。

遍尋當時國民黨的種種文件―無論是號稱開啟「聯俄容共」的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文件包括修改後的國民黨黨章，還是其前籌備國民黨改組的文件包括1922年起草修訂1923年元旦發表的「中國國民黨改進宣言」，找不到一處「聯俄容共」的字眼。相反，「改進宣言」明確強調「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為制度之綱領」，國民黨「名稱雖有因革，規則雖有損益」而「主義則始終一貫」。這樣的論述見於國民黨一切基本和重要的文件之中。

孫中山首開先例，1922年改組國民黨，吸收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自此國民黨循例接受共產黨個人加入國民黨。而孫中山與蘇俄的接觸在一年以前就已開始。1921年底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桂林曾與孫中山見面會談。馬林，荷蘭人、曾參與主持中共一大，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是時辛亥革命已經十年，中國陷於軍閥混戰之中。孫中山急望重整革命黨，建立革命軍，掃平軍閥，統一中國。他向西方國家求助，沒有回應。其時建國不久的蘇俄，為它在遠東的利益及其世界革命的「東方陣線」，試圖利用中國彼此對抗的軍事及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扶持一個對蘇俄友好的政府。蘇俄駐華全權代表越飛1922年8月抵京後先與北洋政府談判建交，未果；後又尋求與當時實力最強的軍閥吳佩孚合作，又遭拒絕；這樣才找到孫中山。1923年1月4日，聯共政治局決議「全力支持國民黨」，1月17日越飛與孫中山正式談判，26日簽署《孫文越飛宣言》。孫中山要求俄國援助200萬金盧布，5月1日得越飛自東京轉來蘇俄政府電報，同意援助並許諾提供軍事物資和幫助開辦軍校。

「聯俄容共」孫中山當時的利益政治，毫不意味着他政治理念的改弦更張。恰恰相反，孫中山鮮明地對蘇共的主義與制度保持距離並明確地見諸文字，《孫越宣言》第一條就是，「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者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

黨內有黨―共產黨在國民黨內成長

國民黨內本無左右，非要分別，不如說親共及反共派更確切，因為這種分別因共產黨人進入國民黨內而起。

國民黨反共並非1927年才從蔣介石開始。共產黨人一進入國民黨，就引起國民黨內的反對。國民黨一大召開之前，1923年11月就有黨員上書孫中山「彈劾」共產黨。1924年初一大之後，先有孫科等向中央黨部提案要求「制裁」共產黨；繼而上海國民黨員又致電孫中山請命共產黨員退出；這一年各地彈劾共產黨議案上百件，中央監委會提交執委會的十件議案中有四件反對容共；反共恐怕不止於一小撮「右派」吧。反對「容共」者結成一個派別是在1925年，11月23日戴季陶、鄒魯等國民黨元老十四人在北京西山碧雲寺為孫中山超度誦經，集會通過議案要求取消共產黨員的國民黨籍、撤銷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會的職務、解僱顧問鮑羅廷等議案，宣布共產黨為非法；這就是「西山會議派」。

1922秋年共產黨員進入國民黨後，在國民黨內迅速擴張。中共三大1923年6月特別提出國民黨問題決議案，要求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保持和壯大自己的組織、努力使國民黨接近蘇俄，即扶持國民黨內親俄親共勢力。1924年國民黨一大上，共產黨一舉進入國民黨最高機構中央執委會，四十一名委員及候補委員，中共產黨員占了四分之一，總共三席的執委常委共產黨占一席。兩年後1926年國民黨廣州二大上，親共派和共產黨員代表已成優勢，組織部長、外事部長、農民部長，宣傳代理部長都是共產黨，各部負責實際事務的秘書全是共產黨員擔任。共產國際指揮下蘇聯顧問鮑羅廷領導共產黨在國民黨內迅速膨脹，儼然黨內有黨。

面對國民黨的「主義」和共產黨的組織、制度、路線不相容這個明白的事實，國民黨「右派」反對共產黨在國民黨體內膨脹，再自然不過了。

中山艦事件―遏制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膨脹

孫中山「聯俄容共」事實政治的夭折始於他逝世一年後的「中山艦事件」。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下令廣州全城戒嚴，扣押異動的中山艦，包圍蘇聯顧問團駐地和共產黨機關，要求撤銷蘇俄軍事顧問團長季山嘉，取消第一軍黨代表，扣押周恩來並免去其副黨代表和政治部主任職務，驅逐第一軍共產黨員250餘人，史稱「中山艦事件」。

共產黨斥之為蔣介石蓄謀策劃、排斥中共、攫取權利，比較「開明」的說法渲染為蔣汪個人之爭，說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事實上事變對汪沒有觸及、事變後蔣對汪也全無留難，3.20的矛頭明白地指向蘇聯顧問和共產黨。倒是蘇聯方面的反應引人注目，他們滿足蔣的要求立即撤職了季山嘉。1996年出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第2卷公布的資料證實，蘇聯顧問長時間以來一直疏遠蔣介石，不讓他染指國民政府事務。這一次迫不得已「吃一點虧，做出一定的犧牲」是「一個策略，以便贏得時間，做好準備除掉這位蔣將軍」。是時蘇聯訪華使團團長、蘇共中央書記布勃諾夫指示俄國顧問不得發號施令觸怒中國將領，必須改變在國民黨內強化共產黨的做法，代之以利用國民黨左派做工作。

蔣介石的對抗產生了效果。中山艦事件兩個月後1926年5月廣州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一致通過《整理黨務案》，規定國民黨各級領導機構內中共黨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共產黨對其加入國民黨黨員的指示，須事先提交國共兩黨聯席會議通過方能下達等。「容共」的最終結束還要經過一年之後的清黨，不僅是蔣介石，還有此前始終親共的汪精衛。

二，假抗日之名，行摩擦之實，圖一黨之利

中國共產黨從蘇聯發出抗日宣言

國共分裂後，1927年8月1日周恩來在南昌武裝暴動，9月毛澤東在湘贛秋收暴動，12月葉劍英在廣州起義；武裝對抗、土地革命、奪取政權―共產黨的政治路線。1930年起，國民黨開始圍剿湘贛「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慘敗、紅軍幾乎盡滅，共產黨撤離江西北上。

共產黨「抗日」始於1935年《八一宣言》，發表宣言的「中華蘇維埃政府」當時還在「長征」路上，《宣言》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奉聯共之命從蘇聯發出的，一紙政治宣傳而已。兩個月後，1935年10月發表抗日宣言的黨和「政府」才抵達陝北，「抗日」還遠未列入日程。

共產黨催生了「西安事變」

共產黨一直說它和平調解西安事變，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明白「抗日統一戰線」下共產黨的本相，就不能不了解「西安事變」的始末、真實的始末。

1935年9月西北剿匪副總司令張學良帶東北軍入陝甘剿共，11月直羅一戰敗給紅軍，損失慘重。根據第三國際統一戰線保衛蘇聯的指示，共產黨不失時機地於1936年1月發出《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又釋放了被俘的張學良愛將高福源，還予東北軍柴糧道路之便。於是張學良開始和共產黨秘密接觸，4月9日飛抵延安會見周恩來；9月與共產黨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結束雙方敵對狀態；又雪中送炭向紅軍提供食物、棉花等大量物資，解決了紅軍過冬之難。共產黨聯合張學良與楊虎城結成一個「統一戰線」鐵三角。

1936年11月紅軍山城堡戰役擊退胡宗南更增強了張學良聯共的決心，從低調秘密合作轉向高調公開聯共。12月9日共產黨組織大規模遊行示威紀念「一二九」一周年，軍警開槍打傷一名小學生，群情激憤。12月12日凌晨5時，張楊兵諫，在臨潼華清池活捉蔣介石。共產黨要殺掉蔣，但史達林堅決要求釋放蔣介石，「聯蔣抗日」拖住日本，不使北上進犯蘇聯。壓力之下，共產黨接受史達林的要求派周恩去西安協商放蔣

「西安事變」前台張學良發動，幕後共產黨慫恿；張學良盡得其咎，共產黨盡取其利：雖未如願除掉蔣介石，卻也圍剿解除，得離困境；披「聯合抗戰」虎皮，得發展擴張之實。「西安事變」迫使國民政府開門揖盜，共產黨的禍患就在後頭。

「聯合抗日」―共產黨逼蔣就範

共產黨從來趾高氣揚，雖還在逃亡之中，「八一宣言」仍斥蔣為賊寇。「西安事變」後共產黨搖身一變，主動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為抗日統一戰線立下四項保證，「七七事變」後《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再度重申：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現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條條背離共產黨的主義、出賣共產黨的利益、危及共產黨的生存，不禁令人疑竇叢生：共產黨是別有所圖，還是會言信行果？儘管一切疑慮，國民政府已別無選擇，在共產黨揮舞的「抗日統一戰線」旗下，它只有聯合共產黨，接納共產黨，供養共產黨。

(以上轉自網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