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規則”也是一種“厚黑學”
早聽說有本講“潛規則”的書,但我一直沒放在心上。我想,它不外乎是那種《厚黑學》一類“看破紅塵”的、又亟具“中國特色”的書。它不外乎要告訴中國人:世上沒有真理,沒有道義,沒有高尚,因此也沒有任何“崇高理想”可以追求。在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規定一套,說一套,做一套。就是說:明文規定的“規則”是沒有用的,只有“潛規則”才真正統治着世界。
厚黑學出來後,特別90年代以來,中國那些貪官污吏、黑心劣商、及濫用各種權利的人們,不僅在“實踐”上開始厚黑,而且越來越在“心”中也日益厚黑起來。人們不難發現,以往所謂“見不得人”的、“暗室虧心”的勾當,現在越來越“公開”了。在電視節目中經常可以看到,不少人分明正生產着可致別人傷死的偽劣產品,卻能夠同時笑吟吟地應對記者,不僅毫無羞恥感,而且還透着幾分喜悅和千分冷酷。小偷們偷東西毫無恐懼,而被偷的人卻反而怕得要命。現在,什麼“光天化日”,“眾目睽睽”幾個字,對於那些存心作惡的人們,早就不可怕了。而這“不可怕”,對中國社會來說,才真正是可怕的。
中國在社會道德層面上,相比改革以前,已經天旋地轉,發生了巨變。
事情到了0年代,中國的厚黑情況似乎更糟。2004年出版了“潛規則”的書,正是這種社會進一步“道德淪喪”的反映。顯然,有人在繼續推動這種“淪喪”,並似乎要把這種“淪喪”合理化。目前流傳甚廣的吳思先生的《隱蔽的秩序》一書,就把史料、小說和傳說揉在一起,洋洋灑灑近30萬言,發明了多種“規則”和新術語,但人們從中卻沒有看到任何對勞苦大眾的同情和對貪官污吏的鞭撻,可作者卻自負地聲稱,自己的“潛規則”論說是“探照千年國史”的“一束強光”。我看了半天,作者分明是要告訴國人:貪官污吏對人民實施“合法傷害權”乃是千年不變的“潛規則”。而這種“潛規則”是破壞不了的。
現在,許多中國人心中,實際上已經認為:“厚黑”就是真理,“潛規則”則千古不易。
照理說,“潛規則”是不能上檯面的,但是最近我就親耳聽說有單位領導說,課題負責人多貪點錢是“潛規則”,無可厚非。這說明,現在中國人群已經廣泛地接受了“潛規則”的說法,接受了這樣一種“江湖理論”!而且,很多人已經自覺地身體力行:發現“潛規則”,摸索“潛規則”,研究“潛規則”,並一切照“潛規則”辦事。再漂亮的規定和規章制度,也不過是“冠冕堂皇”,可用來打哈哈,實際沒有意義,只能見鬼去。
我們不難發現,很多人遇到有人干“昧良心”的事後,最常講的一句話是:“嗨,還不就那麼回事!”表示了對“潛規則”的認可。還有,近年來常聽到人們說“說白了”三個字,什麼事都可以“說白了”,那也就是把“潛規則”說穿了的意思。但並不是反對“潛規則”,實際上大都是贊同。所以,我們的中華民族是有點可悲了。
老實說,這情形使我感到心寒。我為我的國民痛心。這令人想起了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先生,他在1943年分析“蔣介石開始喪失民心”的標題下寫道:“我認為中國的進步有兩個基本障礙……。一個障礙是缺少好人。在能夠升到頂層的那小批人之中,只有少數在思想或品德上有真正的活力。能力和誠實、勇氣是兩回事,勤奮、真誠也不能像在美國那樣,使人得到事業的一定成就。生活要靠花言巧語、陰謀詭計,在這裡比其它國家更甚。品德若不與狡黠結合,仍將一事無成。美國的偉人們照着練習簿上的格言去做,在美國可以出人頭地,在這裡卻會還未出世,便送了命。……因此,每一個行政負責人都苦於找不到既能幹又誠實的人來共事。……另一困難是宗派主義。……人們不會去關心全國性的政策問題,除非有傳統的個人關係。首要的問題是生存,而在政治上維持生存就要靠有用的個人關係。……政府官員繼承了‘滿大人’的傳統,‘滿大人’的權威是無止境的,除非環境不許可。他為推卸責任,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對他有約束力的,一是上級官員,二是怕老百姓造反。……今日的許多官員都是專制分子,部分原因是人們都認為這是理所當然。……”
最可怕的事情正是:“……人們都認為這是理所當然……”!
這段話寫得力透紙背,使我感到震驚。那是抗日戰爭時期,費正清先生正在中國。而那時,在中國歷史上還正是千千萬萬熱血青年奮不顧身的時候呢……
到了今天,費正清先生已經作古,但他的話仍然是“言猶在耳”。而在我們60多年後的今日中國,不幸,“潛規則”已經發展成一個時髦的理論了!
人類天生就應是“自私自利”的嗎?
我讀《隱蔽的秩序》,感覺它始終像籠罩在一片煙霧中。真真假假的材料全攢在一起,看了半天,到了也沒能把作者的意思看明白。到底中國社會的“潛規則”都是些什麼?該書並沒有任何清晰的、合乎邏輯的說明。
但我在這裡想專門討論一個問題,就是:皇帝到底是幹什麼用的?
《隱蔽的秩序》裡標題中就說,“老百姓是個冤大頭”,接着又說“皇上也是冤大頭”。好像這一下子,就把問題說到頭了。其實,到這兒,問題離“說清楚”還遠着呢。
為什麼老百姓和皇帝統統是“冤大頭”呢?好像是因為他們都被官吏們糊弄和擺布了,為什麼官吏們能如此張狂、能總是得手,就因為官吏們掌握着一種看不見、摸不着、但能在暗中操控一切的“潛規則”。老百姓拿他們也沒辦法,皇帝拿他們也沒辦法,所以,這裡的潛台詞就是:認了吧,人民是只有倒霉,沒有辦法的;皇帝們尚且拿他們沒轍,人民還能有什麼用呢?你沒有“本事”,做不了官吏,那就只有受苦,世界就是不公正的,這就是說到頭了的“潛規則”。
但依我看,這種對人類歷史的解釋,與“社會科學理論”是根本不沾邊的。
而且,也不是事實。
人類是由“動物界”進化而來的。現在人們可以看到,物種之間雖然充滿着殘酷的生存鬥爭,但在許多動物內部,卻有着追求“公正”的傾向。而且,越是高等的、如靈長類動物,這種追求越是明顯和強烈。在猴群中,受到不公正對待的猴子,也會生氣,甚至發動政變,把欺壓它們的猴王從其“最高地位”上推下來。
在我看來,人類的歷史也是一部追求公正的歷史。多數人在追求公正,而少數人則往往在壓制公正、以滿足自己。因此,對於以前在學校中所學的“階級社會”是由人類有“剩餘產品”才開始出現的論說,我一直感到頗感懷疑。人類在數百萬年間遠古時候,他們的生活沒有文字記載,現在的學者說那是“無階級社會”,好像簡直是人人平等,但真的很均勻嗎?不一定的。不管在食物充足還是食物短缺的時候,總會有“部落首領”或酋長一類的人物們,對群居着的一群人進行某種“管理”,這樣才合乎邏輯,就像猴群也會有個猴王那樣。
人和老虎不同,不是離群索居、獨步天下的動物。像狼群和猴群一樣,人是群居動物。人的“個人體力”很有限,一個人獲取食物不易,必須共同群居、“團結奮鬥”,才可能獲取飽暖。因此,在像一個部落那種“小社會”里,個人利益有不同,但人們的“根本利益”決不是相斥,而是相互依存的。這就是群體的整體利益。顯然,在古代,一個人脫離了社會和集體,就不可能生存。就是現代,其實也如此。但是不少當代中國人爭辯說,人天生來就是“自私自利”的,因為別人的多了、自己的就少了,所以人們永遠是在為爭奪“自己的利益”而奮鬥。這個淺層次上的、貌似有理的說法,其實並不真有道理。顯然,在遠古原始社會的嚴酷生存條件下,絕對需要人們有獻身精神,男人們去打獵、或用其他方式獲取生活資料,那也是為了本部落的婦女兒童能夠生存延續,而婦女則多負責編織等內務和生兒育女。分工合作,在原始狀態下也是絕對需要的,這樣,部落的人類才有可能生存和延續。
而生存和延續,正是地球上所有物種的基本衝動。
在部落之外呢?我想,在遠古,爭鬥和互相殺戮大概是主要的交往形式。依我想象,遠古時搶劫、戰爭和吃掉俘虜等,是經常發生的,只是那時候沒有文字記載。
後來,正如人們所了解的那樣,由於大腦和發聲器官的進步,人類有了語言和文字;由於工具的改進,人們修造房屋、開墾土地、牧放牛羊;文明開始了,不同群落的人群也開始進一步和平交往,各種貨品的交流貿易也發展起來,人們還需要修路和造船等。當然,由於利益也有激烈衝突的時候,可能也就有了更大範圍的戰爭和“國防”。
總的來說,逐漸地,在人類“社會交往”不斷擴大中,人們走出了部落的範圍,於是,人類的生存方式日益發生着巨大變化。和平和交易,逐漸成為主要的交往方式,而戰爭,則成了非主要的交往方式,特別是在一個特定地區範圍之內,例如村子裡、春秋時諸侯國內部。“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是存在的、經常的,但大多數時間裡還是和平的。部落間“打冤家”,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幾千年前就很少見了。問題的實質是,人們利益的“相互依存度”在更大範圍內得到實現。我不明白,當代中國學者總是強調的“物質利益原則”,其着眼點往往是不同個人的物質利益的“相斥性”這一點上。其實,人們利益的“相互依存”,卻是整個社會生存的基礎。不難明白,在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人類更不能像老虎那樣,“一條好漢單打獨鬥闖天下”,就是一個家庭“單打獨鬥”也不會有多大力量,但是我們當代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對於“家庭經濟”,那真是情有獨鍾、愛意濃濃。
當着遠古的人們逐漸走向更大範圍的“社會交往”時,就開始出現了交往的“規則”,但我這裡說的,並不是“潛規則”。“潛規則”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取代公開的、成文的規則,既不可能取代成文規則的地位,也不可能取代成文規則的範圍和深度。
在中國腹地,大概到了殷商和西東周之後,終於出現了一種“國家管理”。在我看來,所謂國家管理,更不是什麼“潛規則”所能一語道破的。
皇帝是幹什麼用的?
我們來看“國家管理”。在二千年裡,無疑,皇帝是“國家管理”的重要部分。
在“潛規則”的作者看來,皇帝是冤大頭。但為什麼會有“皇帝”這種東西產生?皇帝的歷史作用是什麼?該書作者卻一點都沒有談及這個問題。看來,該書還遠遠沒有像賈惜春那樣、達到緇衣頓改昔年妝“將那三春看破”。
在我這個低水平的研究者看來,這正是社會科學工作者應當搞清楚的兩個問題。但全國的社科研究人員至今沒有誰回答這兩個問題。為什麼當“國家管理”出現時,會出現“皇帝”、“王”、或起碼“諸侯”這樣的東西?是他們自己想出現、想登台,他們就跳出來了嗎?他們就跳上“寶座”,大家就高呼萬歲?不會這麼簡單吧。凡是出現了的東西,肯定有它存在的道理。當然,他們更不是由於“潛規則”發作,才跑出來當“冤大頭”的。
在我看來,皇帝的出現,一定有它的道理,一定有它的社會需要,否則是不會出現的。它出現了,一定是這一時間段的人類歷史需要它發揮某種作用。
這樣才合乎邏輯。
皇帝,在目前中國的眾多文章中,已經是一個貶義詞。對皇帝不再敬畏,這當然是歷史的進步,是民族擺脫精神鎖銬的開始。但是,當我們認真思考一下歷史時,就會發現,皇帝曾經有它的巨大歷史作用。
看看約3000年以來的人類社會,不難發現,雖然在總體上全人類存在“共同利益”作為人類生存的基礎,但是,在社會生活中,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階層、或者個人,他們的具體利益,會在社會交往中彼此衝突,會發生各種爭鬥……。儘管有“規則”,但是通常,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爭鬥各方誰也不會認為自己錯、違反了法規,而且,“爭鬥各方”誰也不可能當裁判。那麼,誰能夠來裁判呢?顯然,只能是一個“超越和凌駕於社會之上”的人或機構。在中國古代,情況是:雖然爭鬥中的各方互不服氣,但最後“縣太爺判了”,那大家就誰也別爭了。該賞該罰,人們只好認賬,就是自認晦氣,也只能各自回家。那麼,這個縣太爺憑什麼“權力”來判呢?他憑的就是“國家的權力”。
所以,國家,就是這樣一種構造。它來判斷、調整或解決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使社會歸於平靜。如果沒有“國家”,那麼顯然,爭鬥會沒完沒了,社會就會始終像在遠古那樣,只能在部落內部由孚眾望的酋長解決爭端。而部落內的交往總是狹隘的,沒有“國家”的話,人們也就無法完成更大範圍的社會交往。而這是不合於3000年來這個歷史階段的人類根本利益的。所以,正是人類的總體利益,需要有國家這個“構造”產生並存在。
但國家這個構造,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縣太爺也是人肉長的,既有七情六慾,而且也要吃喝消費。他又掌握着“警察和監獄”這樣厲害的東西。所以,如果他也想獲得那些利益集團的“利”,那老百姓是擋不住他的。而如果本該“超越社會”的政府官吏成了“社會之中”的利益集團,那他們將比其他的任何利益集團都凶,如果他們橫搶豎奪,人民就沒法活,接着就是造反,天下大亂,暴動的人民就要推翻這個國家。人們可能還會說,要使天下為“有道者”得之。所以,要使官吏們能夠完成“社會之上”的國家職能,而基本不成為“社會之中”的強盜和兇犯,那就還要有一種更強有力的因素來“制約”他們!
這個因素,就是皇帝。顯然,在古代,由人民制約官吏比較難,除非官逼民反,造反了,貪官污吏就會被人民所處置。顯然,在沒發生“暴亂”的多數時間內,要由皇帝來制約官吏。因此皇帝和皇權制度的產生,是當時人類總體利益的需要。
有人說,人們的利益最重要,如果“幾何學”觸犯了人們的利益,人們也會廢掉它。但幾何學並沒有觸犯人們的利益,而掌握着“國家權力”的貪官污吏,則經常在侵犯多數人們的利益。因此,人類社會就會有一種“選擇”,來制約國家權力中的貪官污吏,從中外古代史(印第安人、毛利人、瑪雅人等除外)里,人們不難發現,皇權和王權的普遍存在,說明這是一種近3000年來的歷史階段中人類的一種普遍選擇。也可能,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因為直到13世紀英國出現限制王權的“憲章運動”和“國會”,特別是18世紀偉大的美利堅共和國開創了人類“全體公民選舉總統”的制度之前,絕大多數不同民族的人類社會,一時還很難有別的選擇、來實行這種對於“國家權力”的制約。
歷史地說,皇帝們在大多數時間裡,完成了這個“制約”,當然並不理想。但若是沒有皇帝,那麼事情就會更糟。
所以,從道理上說,皇帝的主要功能,是用來“制約”貪官污吏的,使得官吏階層能夠基本維持住國家的功能。過去的教科書常講,皇帝是地主階級的總代表,而且是維護腐敗的貪官污吏的總根子。其實是不合邏輯的。除了極少數親近的人外,皇帝要維護貪官污吏幹什麼?要維護“土地主”的利益幹什麼?這不合乎邏輯。因為在皇帝心中,最神聖的是他的“天下”,是他的寶座;而且他要把這“天下”傳給他的兒子、孫子、重孫子以至萬代。傳天下,這才是他們的最高原則。可能,皇帝需要許多有錢的地主們來支持他的朝廷,他也會制定一些有利於富人的政策。但如果貪官污吏當道,地主逼得窮人活不下去,引起天下大亂,皇帝和他的子孫們的天下還能有嗎?皇家的利益還能有嗎?所以,毫無疑問,就是為了他的寶座,為了皇家自身的利益,在需要的時候,有為的皇帝就會遏制或打擊貪官污吏,會提倡或獎掖清廉,而且會制定一些讓官員周期性“調動工作”(希圖避免官員和當地豪紳勾結)或一定級別的官員上任“不得攜帶家屬”(希圖防止告“枕頭狀”和“裙帶風”)等“規則”,來盡力使官吏們的工作能夠有利於天下的大致安定。這才是合乎邏輯的。
通常,若不在革命時期,官吏們不會怕老百姓,但是會怕皇帝。所以,正是皇權,對於政府官吏們的權利,形成了一個比較有力的“制約”。
因此我發現,自歷史上國家權力出現以後,“制約”這種國家權力,就成了“國家管理”制度的精髓。所以,“制約”是根本大計,“制約”是靈丹妙藥。不受“制約”的國家權力是最可怕的,任何失去制約的“國家權力”肯定都會帶來災難。那麼,皇帝本身的權力,是否受到制約了呢?
的確,皇權制度出現後,比較困難的是對皇帝本身的“制約”。在歐洲,中世紀的貴族分封制度(即封建制feudal society),對國王有一定分權作用。宗教機構的權力也比較大。特別是英國出現“憲章”運動和“國會”以後,對皇權的“制約”找到了一條更好的、並將引起深刻改變的道路。而在中國,對皇權的“制約”是比較微弱的。但這裡有兩個情況可以考慮:一是,皇帝要享受是肯定的,不過皇帝一家子畢竟比較人少,他一家人的享受由全國人民供應,難度不會太大。中國蓋宮殿、服勞役,人民負擔有時比較沉重,甚至會引起民變。但多數情況下還是由於貪官污吏需從中撈取。貪官污吏人數眾多,直接面對人民大眾,所以仍應當是被“制約”的主要方面。二是,中國明朝以前一直實行“諫議制度”,而諫議大夫的工作不是別的,就是專門負責給皇帝提意見。可見人們並沒有認為天子是“一貫正確”或“洞察一切”的,而是需要“諫”的,就這一點來說,皇帝也是個普通人,會做各種蠢事,遠不是“天才”或達到了某種“思想頂峰”。如果皇帝不“納諫”,那是因為他剛愎,他掌握着生殺大權,而並不是因為他有智慧、能夠制定“正確的富民政策”。在中國古代的朝廷,不僅是諫議大夫,似乎凡是作“臣子”的,也就是全體高級幹部隊伍都有向皇帝“進諫”的義務,進諫才是所謂“忠臣”。向皇帝提意見,皇帝發了火,諍臣諫臣有可能被憤怒而愚蠢的皇帝殺掉,但這時,人們(以及皇帝本人)都會認為他們仍是忠臣,盡了做臣子的本分,而不會認為他們是“反黨反中央”或“反對偉大領袖”。有這一點社會“共識”,那是很要緊的,因為這也體現了對皇帝自身的一種“制約”。
這種制約,的確比較弱,但畢竟是一種制約。如果完全沒有制約,中國的皇帝制度不會存在這麼久。
皇帝為什麼會對社會長治久安比較關心?因為他們是“家天下”,他們是“世襲制”。當所謂“天命所歸”後,皇位便要傳給開國皇帝的兒子、孫子、重孫子……。皇帝制度的精髓,就是“世襲制度”,所以,家天下、世襲制,有着很大的歷史功績,它在中國二千多年時間裡,對保持國家權力比較正常地實施,對保持人民生活在各種“律”(不是“潛規則”)之下基本安定,是重要的槓桿。
如果沒有“世襲制度”行不行呢?
在考古沒有發現、但傳說中有的夏朝,有所謂“禪讓”制度。堯舜禹之間,並非祖孫,沒有血緣關係。但是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指定了“接班人”。但我估計,這只是一種傳說,也可能全系人們的想象。可以看到,在猴山上,猴王的兒子並不能成為下任猴王,說不定在數百萬年間的遠古人類部落中,各代首領之間不一定有血緣關係。那時,性關係的混亂和隨意,也使得血緣成為一件不甚清楚的事。但是,自有了文字的文明社會到來後,男女間關係逐漸明確起來,血緣比較容易確定了。血緣之間有親情,是一個動物性的性質。儘管在古代中國,父子兄弟為爭王位相殘,殺得昏天黑地,不勝枚舉,但是總體來講,皇帝所以要把皇位傳給兒子,還是因為“親”的緣故。虎毒不傷子,老牛舐犢,動物都是這樣。而太子對父親,則可能反會狠些,歷史上多是如此,當然也不盡然。多樣性是世界的本質,世上什麼樣的事情都可能發生,偶然發生的事不達到一定的量,就無法證明其中是否含有規律。古代的規律是:皇帝通常是指定長子或兒子之一為太子、即接班人,任何皇帝都不可能在血緣關係之外,去指定接班人。劉備在白帝城“託孤”時,對諸葛亮說“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那不是他的真心話。但是這已經把正統的諸葛亮嚇得要死了。所以,如果最高人物在血緣關係之外指定“接班人”,那麼不是被篡政者所逼無奈(實際上被“推翻了”,不禪讓就會被造反者殺掉),也就只能是皇權制度的“變種”了。
還有,皇帝和政府官員們之間,除了相互制約的關係,顯然也還有相互依存的關係。這不難理解,過去的學校教科書裡已經講得很多,這裡就不必細述了。
總之,我認為,指責中國歷史上的皇權制度不難,問題是為什麼會有皇帝?為什麼會有皇權制度?它肯定是適應某種“人們的需要”而產生的。不是誰想有,它就有;誰想沒有,它就沒有。
當然,人們完全可以像《隱蔽的秩序》那樣找到許多故事,來證明中國的皇權制度低效、沉悶、草菅人命、使人民沒有人身自由,甚至沒有思想自由和幸福感。但是兩害相較取其輕,歷史本身所選擇的,自有它的道理,有它的邏輯。它表現了人民的無奈,也表現了當時在不知不覺之中,人民對這個制度只能接受。當然,這個制度決不是永恆的,在人類千百萬年的歷史河流中,它是一個過程。其實,任何制度都是過程,和世上所有事物一樣,發生了,也終歸會走向滅亡。
民族國家,毫無疑問,最終也會消亡的。
而國家權力,最終也會隨之消亡的。
民主,是全球的政治歸宿
在《隱蔽的秩序》410頁上,作者說他發明了一條術語,叫“元規則”,他說從秦漢到明清都適用。什麼叫“元規則”?對於喜歡發明各種奇怪說法的作者,生造些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是易如反掌,但對於讀者就為難了。好在他有一段解釋:“中國的歷史經驗表明,所有規則的設立,說到底,都遵循一條根本規則:暴力最強者說了算。這就是元規則,決定規則的規則。”
但是,應當很遺憾地通知作者,他創造的“元規則”全然不是什麼新東西,而是典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國,曾有一本書很出名的,叫《反杜林論》。我年齡太大,也就讀過這本書。杜林先生就認為“本源的東西”是直接的政治暴力、而不是間接的經濟力量。這引起惱怒的恩格斯先生連續寫了三章《暴力論》。所以,這種老掉了牙的理論問題,我想不用在這裡再咀嚼一遍了。
但是可以順便說說:“暴力最強者說了算”,也並不是歷史事實。
在1946年,蔣介石集團的暴力強度,遠超過當時的共軍,但是這個“暴力最強者”最終沒能在大陸“說了算”。這是為什麼?朝鮮戰爭時,美國的軍事力量是“暴力最強者”但最後也沒能“說了算”。這又是為什麼呢?現時的例子是,暴力最強者 —— 美軍在伊拉克能否“說了算”?那還得看。再說古代,秦始皇無疑是當時的“暴力最強者”,但這個殘暴政權只存在了14年,竟然被“暴力最弱者”揭竿為旗、斬木為兵就將它打翻了。
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真理是鮮明的:就是“軍紀”好的軍隊,總是能夠戰勝軍紀壞的軍隊,而不管它是否“暴力最強者”。初時弱小的漢光武劉秀完全沒有號召農民革命,他之所以能最終取勝,就是由於軍隊紀律好。只要軍紀好,老百姓就不怕你,就會怕對方,就會幫助你。三國時曹操是“暴力最強者”,但在官渡之戰中顯示了極其殘暴的品質,荊州地區和江南的人民怕他,於是赤壁之戰他就失敗了。中國歷史學家都認為,他的失敗是由於周瑜和諸葛亮的智慧所致,實際上,失敗的根本原因是因為當地人民拒絕他的結果。曹操活着的時候,再也沒能夠征服南方。所以,我在很多地方,都想重複一部美國二戰電影上的一句話:“將軍只能贏得戰役,只有人民才能贏得戰爭。”
正因為如此,舊中國一切軍閥部隊都難以和軍紀良好、幫助老百姓挑水掃院子的解放軍對打。縱容軍隊搶老百姓東西,暴力最強者能夠一時得到一些“好處”,但最終只會失敗。假如在老百姓面前,解放軍和其他軍隊比“暴力”,看誰更暴一些,也隨便搶東西,或隨意殺老百姓,那無疑它也就只能失敗。
現在,讓我們再回到中國歷史上,講皇帝問題。
在近代史上,英國最早出現了憲章、國會和共和國,而美國是世界第一個“民選”國家,在政治形式上,開了萬世師表。可以說,從這時起,新的、反皇權的、由人民來決定“國家執政集團”的方式出現了,它在一二百年間,以不可阻擋的銳勢,幾乎席捲了全球。現在在世界上不舉行“大選”的國家,已經成了少數。而且將會越來越少,以致近於滅絕。當然,我說的是“和平示範”的巨大作用,而不是“暴力輸出民主”的兇惡做法。而後者,我認為將適得其反。但顯然,狹隘的國家利益還常常阻礙着這種“和平示範”。
這樣,在人類歷史上,後人將看到:數百萬年原始社會,是酋長領導社會;在約3000來年至今的一個歷史瞬間,是世襲的皇帝和國王領導社會;而此後,百年或數百年後的千萬年裡(如果人類還能存在的話),將是由人民的多數來投票決定誰來領導社會。
在中國,皇權制度比起歐洲的國王,還要專制極端得多。在工業化的西方撞進來之前,中國是一個頑固的皇權國家。無論有怎樣的革命和動亂,皇權制度始終如舊,老皇帝倒了,又來了新皇帝。中央集權的皇帝垮了,就出現若干大小皇帝,這些皇帝們垮了,中央集權的皇帝就又回來了。但是,歷史證明:它也並不像想象的那麼穩固。西方侵略者來了以後,西方文明在“中學為體”的強烈阻擋下,依然比想象的要強大得多。可以說,西方的衝擊,其規模是如此之小,但力度是如此之大。挾某種外國天主教思想的太平天國,這麼大的革命,沒有撼動皇權,但一個小小的辛亥革命,忽然就打倒了皇權。而且,奇異的是,很短時間裡,中國從根本上掀翻了“皇權”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幾乎一下子,就把二千多年的皇權變成了“反面教材”。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都迅速了賬,說明了這種變化的深刻。
過去將辛亥革命稱為“資產階級革命”,我認為完全是張冠李戴,“辛亥革命”根本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資產階級革命”。這一頂好看的帽子,是中國學界硬按到辛亥革命的頭上的。但它的確可以被稱為一次“民主革命”。
中國根本沒有發生過資產階級革命,也沒有這種歷史的要求,但這是另一個研究題目。實際上,是西方的“資產階級革命”也為中國皇權敲響了喪鐘。後來馬克思主義的進入,也是一種西方思想,我認為,則進一步擊碎了皇權在人們心中的“法理”地位。就這一點來說,它還是有非常的進步意義。
但皇權是否會這樣輕易地退出中國的歷史舞台呢?
皇權的法律地位,肯定是完全沒有了。現在電視中雖然充斥着皇權時代的節目,清宮戲不少,使人們耳濡目染;而在學者中,也不少人有一股子“遺老”酸味,經常嘮叨說中國曾有“君主立憲”的歷史機遇,似乎很遺憾。但是,在今後的中國,建立世襲制的皇權制度,已經不可能了。中國人必須永遠適應“沒有皇帝的中國”,即使在國家消亡之後,東部亞洲的這塊土地上,也不可能再有皇權了。
就這一點來說,當代中國人正生活在從“皇權時代”進到“非皇權時代”的巨變中。能見證這個時代,能思考這個時代,能欣賞這個時代,我們這一代人還是非常運氣的。
但讀了本文前幾節後,人們不由會問一個問題:沒有了皇帝,但是貪官污吏還在,並正日益猖獗,那麼,靠什麼來“制約”他們呢?靠誰來對付他們呢?誰又能對付得了他們呢?這的確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西方國家的歷史證明:沒有皇權(王權)制度,完全是可以的。那取而代之的制度,就是民主制度。而且,顯然這是個更好的制度,人民心情更舒暢,生活更幸福,創造力更強。顯然,如果是完全的民主制度,就可以通過“人民制約總統”然後“總統制約官吏”這樣的程式,來重塑國家權力。同時,由於西方國家具有多個“獨立系統”,相互制約,使得貪官污吏的生存不易。除了獨立的立法、獨立的司法和行政之間的制約關係(所謂“三權分立”),還有獨立的工會、獨立的新聞、獨立的科研文化單位、獨立的商會(行業工會)、獨立的各種NGO組織(近年來多是環保組織)……,在整個社會形成了複雜而有效的“制約”關係。如前所述,“制約”正是任何國家管理的精髓。由於多種機構和權力的相互制約,“貪官污吏”問題很小,遠遠不能與許多吏治腐敗的“發展中國家”相比。
問題是:如果又沒有皇權制度,又沒有民主制度,那麼貪官污吏將會如何呢?
這是一個全新的、帶有獨特性質的問題。
顯然,由於官吏們掌控着很大的權力,在各種社會成分中完全是“暴力最強者”,依照什麼“元規則”和“潛規則”,在沒有受到有效“制約”的情況下,他們必將衝進社會,去爭搶自己的利益。那麼國家的“縣太爺”們實質上就會變成部落的酋長,成了利益爭搶中的幫派長老,那麼,“國家管理”就會完全走味,會遇到極大的危殆。社會就難以避免地陷入原始的混亂狀態中,就是在“政治上”回到了部落時代。人們不難發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可以;但官說官有理,民說民有理,那就很難了。官們有很大的力量,擁有暴力機器,在總體上,就是說在多數情況下,不會容得“民說民有理”。
這一下,問題就來了。因為官吏們頭上沒有皇帝了,官吏們失去了制約?
或許反駁者會說:在毛澤東時代,不是也沒有官吏貪污嗎?難道毛是皇帝嗎?
這話問得有理。毛不是皇帝,顯然,在法律上不是。所以,這個問題提出,就很需要分析了,不然真的弄不清楚。
從歷史的大過程來看,二千多年的皇權不可能沒有慣性。北洋時期,雖然軍閥混戰,但軍閥們還知道要“賄選”。在他們頭腦中,民國,大概終究要選舉的。但是蔣介石改變了這個新觀念。蔣可能從來沒有想過中國要成為“民選國家”。他要做領袖,要求人民“忠於黨和領袖”。30年代初期,他開始仰慕起德國法西斯理論,那時節中國牆上最常見的口號是:“服從領袖,擁護政府”、“服從領袖蔣主席”、“民族至上;國家至上”、“忠於黨和國家”、“統一理想,統一意志,統一力量”等。美國駐華外交官員約翰·謝偉思發現:在順序上,領袖要在政府前面,黨要在國家前面;有的標語和希特勒德國的一樣,如“一個民族,一個黨,一個領袖”,而德國流行的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元首”。
蔣介石和希特勒所要否定的東西是同樣的:就是世界的“多樣性”。他們所要的東西是“一”,而不是“一分為二”;是一個黨,而不是多黨制;是一個領袖,天無二日,而不承認反對黨領袖……。實際上,當然,多樣性是世界的本質。因此,蔣介石就失敗了。
蔣介石從沒有舉行過“大選”,到台灣以後也沒有舉行過。但蔣並不是皇帝,因此蔣實際上是“皇權的變種”。變種最大的問題是,他已不可能在法理上確立“世襲制”,就是說,假如他仍在大陸,他的兒子不可能做總統,李宗仁、閻錫山、孫科之流也都很難答應;即使在台灣,他的孫子也不可能做總統。我想,人們或許看不見,但民國以來國民的“民主意識”本身也自有力量,可能是一種“潛力量”吧。
問題是,沒有了世襲制,看來是一種進步,但是否有利於“制約”貪官污吏呢?事實是,在沒有實現民主“制約”的情況下,貪官污吏的確是有些難以被管住的。
蔣對於自己的官吏,在貪污問題上幾乎根本不加“制約”,因此,抗戰勝利後有“五子登科”之譏,造成人民的極大不滿。蔣的軍隊經常搶老百姓東西。蔣的金融系統一團糟,而超級通貨膨脹則從人民身上剝走了大量錢財。因此,人民不可能支持蔣介石,蔣只有失敗。蔣介石名義上並不是皇帝,但無疑是皇帝的變種。這種變種的特質,就是雖有皇帝的威風,但是對國家官吏卻失去了皇權式的“制約”。那些既不能實施世襲制、又無法長生不老的變種皇帝,按照邏輯,通常就不會真心關心千秋萬代,不會關心保護環境和資源,甚至也不會真心關心國家的長治久安和人民的死活,因為反正兒子不能合於法理地、自然而然地接班當下一屆變種皇帝。那怎麼辦呢?似乎是:就只有自己活着時撈足了算,最好子女和親屬也發大財,然後再將貪得的財產轉移國外……。因此,既非皇權、又非民主的制度,從邏輯上講,應當就會使得“變種皇帝”的精神降到一個普通貪官污吏的境界。
當然,有些問題仍需要具體分析。
例如在毛澤東先生身上,人們可以感到,他也具有某種“帝王思想”。“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是他詩詞中的角色。他主張“一元化的領導”,在農業合作化、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中,他都是一個人說了算。特別是在文革中對劉少奇的冷酷,深刻表明了他的皇權思想:他與法律上的“國家元首”劉少奇之間沒有公民意義上的平等,更不是同志關係。他是君,劉是臣,因此他對劉可以生殺予奪。當然這是在“反修防修”的幌子下進行的人身摧殘,但當時中國的“反修防修”並不是一種“制度建設”。本來,在民主和憲政制度下,應當人人平等。但“偉人”似乎歷來和人民很難平等。甚至在人民心中,也認了這種不平等。其實,本來意義上,所謂“憲政”,就是“限制最高權力”、即那個“為首者”的權力,不管他是皇帝、是國王,還是“變種皇帝”。毫無疑問,一個憲政國家,首先應當保證的,正是“人民的權利”,而不是帝王或變種皇帝的權力。否則,“憲法”就不是真的憲法了。
毛澤東成為國家最高人物後,在他的大量哲學思考中,一直沒有研究過如何把當時欣欣向榮的中國社會主義變成一個長治久安的、真正的民選制度國家,或者先行在共產黨內實行競選和選舉。在這一涉及國家和黨的命運的關節點上,他一直沒有能“高瞻遠矚”。
歷史上,在空前悲壯的中國革命中,在我們共產黨的革命隊伍中,開始的時候,人們只說“黨中央”,表現出對革命集體的力量與智慧的承認。後來,漸漸變成“黨中央、毛主席”,把領袖專門提出與“黨中央”並列。再後來,又漸漸變成“毛主席、黨中央”,領袖跨到了黨的前面。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成了唯一的紅太陽,因此只要講“毛主席”三個字就可以了。而凡提到黨時必說“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林彪死後,後半句當然不講了。但此後,這個句型卻成了習慣,“為首”二字似乎少不了了,好像不講以誰“為首”,人們就弄不清楚是哪個共產黨了似的。這本來是完全沒有必要的畫蛇添足,但為什麼始終有人在畫呢?
歷史上,自從赫魯曉夫批判了斯大林,毛澤東就對中共是否會產生赫魯曉夫式人物充滿警惕和恐懼。因此,他的“高瞻遠矚”就不是在黨內和國家實施選舉制度、以保持黨的活力和領袖的合法性,而是為防止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出現、來否認前任領袖。於是,要選好一個“革命接班人”,成了壓倒一切的事情。也因此,本應在黨內出現的“黨內民主競選制度”,就完全被領袖選擇和指定“接班人”的程序所罩住、所掩蓋了。
指定製,也是一種推薦制。只是它比中國歷史上的推薦制更硬性一些,也更高級一些。因為當代是指定最高權利人物,而古時只是推薦各級幹部,例如蕭何臨死推薦了曹參,曹參臨死又推薦了周勃。而漢高帝當然不用推薦誰,他的兒子漢孝惠帝是自然接班的。在南北朝以前,由於實行“察舉徵辟”的幹部推薦制,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社會出現“肉食者”和“布衣”的尖銳對立,整個社會也出現很大的不穩定、以及發展的惰性。後來,隋文帝時出現、唐太宗時完善了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幹部選拔“科舉制”,是一個很大的歷史進步。所以我認為,現在應當改進和完善類似“科舉”的幹部選拔制度,而不是回到幹部“推薦”制度。在既沒有皇帝制約、又沒有民選制約的情況下,各級領導人若是大量地通過“推薦”產生,阿諛之徒和親信麇集,近親繁殖,只能使社會進一步出現腐敗溫床。
至於毛澤東時期為什麼貪污腐敗鮮見,依我看,還有特別的原因。一是,當時幹部隊伍的整體,是在嚴酷的戰爭條件下大浪淘沙選拔出來的一代優秀分子,這個隊伍中的絕大多數人素質良好,有自覺性的道德底線。他們中很多人,根本不能容忍自己存在“貪污”這樣的污點,認為這是人生的奇恥大辱。另外,周恩來先生領導的“國家財政制度”也相當嚴格。當時國家和各省市縣的各種幹部,包括負責幹部,除了工資,根本沒有別的收入。那時不能想象,銀行、電信、鐵路等部門“賺的錢”,可以給本部門帶來任何好處,更不用說因此給本部門的幹部職工能夠增發額外的“津貼”和什麼“獎金”了。而今天,顯而易見,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性改變。不僅是幹部隊伍的思想,不再以廉潔為立身之本,廉潔沒有光榮感,而且當個廉潔幹部,還往往“不好混”;此外,80年代至今,基於“搞活”和提倡“創收”之後的國家財經制度,在容忍貪污腐敗方面,也到處出現了制度性豁口,在當今的神州大地,可以說已經是千瘡百孔、難以打補丁了。
另外,毛澤東是開國第一代最高人物,像歷史上一切開國者一樣,鑑於前朝垮台的教訓,鑑於建立新天地的興奮,鑑於自己無上的權威,對幹部的“嚴格要求”是很自然、並很容易見效的。即使如此,黨內的高級幹部中也還是出現了少量生活腐敗、多吃多占的人,例如邱會作那樣一類人。黨內像彭德懷元帥那樣極其清廉簡樸地生活的人,也並不多見了。而到了文革中期,居然出現了一種“小節無害論”,表明“制度的制約”已經出毛病了。而仗勢橫行的江青居然膽敢將北京北海公園封起來,供自己一人玩樂。花花公子王洪文也不甘落後,隨後將玉淵潭八一湖也封起來,供自己獨享。人民在權貴的眼中是什麼?這樣的事就發生在毛澤東活着的時候,也是耐人尋味的。
文革中在北京官園為毛澤東修的房子是1萬平方米,毛沒有去住。毛澤東死後,據說汪東興動用國家財政為高級領導人修的房子是每套5000-7000平方米。這是怎樣的氣派呀。
毛澤東臨終前指定華國鋒先生“接班”,開了指定接班人的先例。但顯然,這種指定方式對濫用“國家權力”者們能否實行有效的制約,是值得研究的,也是大可懷疑的。因此,它實際上給予黨的生命力、活力、號召力和工作能力等,極可能具有致命的負作用。實際上這種“指定接班人”的程式,甚至會使黨從根上失去了清洗自己的能力。這個問題是需要有智慧的新一代人認真思考的。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如譚嗣同、秋瑾、宋教仁、李大釗、瞿秋白、劉胡蘭、董存瑞、江姐、歐陽海、林昭、遇羅克、張志新、史雲峰等無數壯烈之士。為了已經犧牲的先烈,為了還將永恆存在的人民,為了中華國家的穩定延續,理論家們也理當研究這個問題:在正式的皇權消失之後,各種“國家權力”是否都應當有受到“制約”的一面?應當怎樣才能有真正的“制約”?這個問題雖難,卻恐怕難以迴避。
據報載,劉少奇先生就曾考慮過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問題。對於優秀的共產黨人劉少奇先生,我個人有着深深的尊敬與同情。他是中國最早一代工會活動家,工人階級的忠誠朋友。我也非常贊同他在建國後對於工會、對於農業合作化、對於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判斷、對於工業托拉斯的見解。我很欣賞他在1940年12月所寫“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而後來,到了1948年12月“三大戰役”硝煙正濃時,劉少奇又講過一段話,我讀了後,也一直覺得非常震撼。我把它錄在這裡,作為本文的結束:
劉少奇說“……我們要管理全中國,事情更艱難了。我們打倒蔣介石,打倒舊政權後,要領導全國人民組織國家,如果搞得不好,別人也能推翻我們的。唐太宗曾與魏徵爭論過一個問題:創業難呢?還是守成難呢?歷史上從來有這個問題。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擔心,我們未得天下時艱苦奮鬥,得天下後可能同國民黨一樣腐化。他們這種擔心有理由。在中國這個落後的農業國家,一個村長,一個縣委書記,可以稱王稱霸。勝利後,一定會有些人腐化、官僚化。……”
這些如預言般的話語說出,至今已是57年時光逝去。
“……如果搞得不好,別人也能推翻我們的。……”
斯人已去,斯言猶在,惟願聞者足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