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禍起蕭牆

林立果小集團是權力場上催熟的怪胎  

   毛的南巡講話，如此大造聲勢，卻客觀上對已經圖謀不軌的林立果小集團，起了打草驚蛇的作用。

 五年前，林立果還是個十分靦腆青澀的小伙子。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紅八月”，

就嚴令林立果不要參與北京的任何政治活動，為此，他特地把林立果送到遠離北京的上海，讓過去的老部下看護。

   但林立果回到北京後，畢竟是“副統帥”的兒子，地位實在特殊。1967 年，林立果參軍進了空軍，為討好林彪，空軍司令吳法憲不久後就讓林立果當上空軍作戰部副部長，並給予極大的權勢。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軍作“講用報告”。8月4日，吳法憲把錄音拿到空軍“三代會”上放，並吹噓放了一顆“政治衛星”，林立果的報告是“第四個裡程碑”；吹噓林立果“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是“第三代接班人”，是“全才、帥才、超群之才”。

汪東興後來回憶，毛得知後非常不高興，他說：“對二十幾歲的人就捧得這樣高，這沒有什麼好處，實際上是害了他。”在權力環境中薰染過的林立果，用他的姐姐林豆豆的話來說，在短短幾年裡，與過去相比，幾乎判若兩人。

副統帥之子當上了空軍作戰部副部長，這樣的巨大光環，吸引了一批追隨者。林立果身邊從此就擁有了巨大的可調動權力資源，其中最核心的人物是周宇馳（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於新野（空軍司令部辦公室處長），這些人並無實戰經驗，可以說，是部隊機關中對文革時局不滿的小知識分子型人物。在林立果身邊簇擁的這些人看來，只要林彪順利接班，林立果就可以在林彪系勢力的支持下，成為林彪的當然接班人。中國未來的最高權力非林立果莫屬。這些死黨的利益驅動力是極強的。

   九屆二中全會以後，他們認為“老派不行”了，用他們在私下的話來說，“這些老總(注: 黃吳李邱)政治水平低，平時不學習，到時胸無成竹，過去指揮軍事戰役可以，指揮政治戰役不可以。今後的政治鬥爭不能靠他們的領導，真正的領導權要掌握在我們手裡”。（《林彪事件：知情者證詞》，第147頁。）

   他們還自認為受格瓦拉影響，在政變失敗逃跑前，在他們沒有來得及焚毀的物品中，就有一本《格瓦拉傳》。他們自認為是“革命的行動主義”者。他們相信“唯意志論”，認定“天將降大任”於自己。

   林立果的未婚妻張寧後來回憶，有一次在北戴河，林立果讓她與自己一起聽音響，放出來的是張寧從來沒有聽到過的激動人心的搖滾樂，林立果在沙發上把頭向後一昂，說：“世界上這麼好的音樂，中國人聽不到，旗手總讓人聽那些‘下里巴人’，我總有一天要讓全中國的人都聽到這樣好聽的音樂。”更有政治經驗的周宇馳連忙打住他，連說“不談政治。不談政治”。

林立果與周宇馳、於新野等人相互影響所形成“勇武派”軍人的行動性格，自我期許為

“中國第三代接班人”的權力欲膨脹，對文革左的政策的不滿，對西方生活的驚羨，要做驚天動地事業的、“天將降大任”的使命感，所有這些都複雜地糾合在了一起。

自廬山會議（九屆二中全會）以及此後的“批陳整風”，他們認定毛信任的是江青左派，

和平接班要在至少五到六年以後，由於林彪地位明顯不穩，那時情況就更難說了。林立果這樣的“少壯派”覺得不能這樣被動，必須要有積極的自主行動，來保衛林彪的權力地位。急於行動，便成為這一小批人的強烈政治衝動。

   1971年3月，他們在上海秘密討論的基礎上，搞了一個政變行動提綱，由余新野執筆，

林立果取名為《五七一工程紀要》。林立果通過秘密渠道，得知毛澤東的南巡講話中點了林彪的名以後，就想用他的“小艦隊”來拼個魚死網破。

   一方面。林立果是一個精力充沛、想象力豐富的青年人，另一方面，林立果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他被權力欲膨脹起來，快速地升到那樣的位置，這讓他失去了一個正常人漸進地習得的具體政治經驗與知識，他對許多基本軍事知識都近乎無知。對體制運行方式毫無經驗，這就造成他的實際判斷力很差，軍事知識貧乏，頭腦中又充滿着不切實際的幻覺。這些致命弱點，在極左時代的林彪權力庇蔭下，根本沒有人會指出。

   通過二年催熟式的權力欲膨脹，心智不健全又雄心勃勃，自以為“天降大任”，又缺乏最起碼的軍隊實戰經驗，經驗與知識能力與自己野心極度不相配。林立果小集團就是這樣一種在文革軍隊權力場中被催熟的怪胎。

   例如， 1971年9月8日從北戴河回北京後，在策劃政變的秘密會議上，林立果情急之中，甚至口不擇言，問會上的人，為刺殺毛澤東，能否進口一支小型原子彈？或讓油庫着火，即使讓沿途鐵路上的工人全燒死，只要能行弒成功都行。

又如，林立果問江騰蛟，能否用噴火器攻擊毛乘坐的專列？當江告訴他，噴火器對密封的列車一點沒有用，他才知道自己原來設想的種種方案，由於基本軍事知識缺乏，竟然沒有一件是可行的。

   後來有政變參與者回憶，他們搞的水陸兩用戰車，實際上就是五十年代工程兵的一輛舊吉普車，破破爛爛，好多管子用膠帶纏看，第一次下水就熄了火，只能與警衛下水推着走，說來說去就是個大玩具。(《林彪事件：知情者證詞》，第148頁，“採訪吳新潮記錄”。) 林立果策劃政變後，他們確定的第一方案，是刺殺毛；第二方案，是政變失敗後去廣州組織“臨時中央”，實在不行，再退到香港指揮；第三方案，是逃到蘇聯去。他們把這些方案稱之為“上中下”三策。這三策在當時的體制下根本沒有任何實施的可能性，正如邱會作等人後來反覆強調的，不通過軍委辦事處，在中國要調動一兵一卒都不可能。

首先，要刺殺毛，就面臨一個無法避免的矛盾：毛在全國軍民中有巨大的威望，一旦下達這樣的命令，沒有一個士兵“殺手”會聽從這樣的命令。

其次，在廣州搞“臨時中央”同樣荒唐：在毛的巨大威望下，在文革時代，任何公開對抗毛的行動，立即會“天下共誅之”， 根本不可能在軍隊中調動起參與者。廣州軍區立刻會在幾個小時內下命令，派軍隊把這些小集團分子包圍起來，逮捕他們易如反掌。林彪的威信在那時將毫無作用。

至於萬一情況緊急，可以讓林彪到香港去，在香港形成反毛的“軍事指揮中心”，這一方案更是痴人說夢。可以想象的結果是，一旦這批人流落到香港，香港殖民地當局肯定會立刻將他們移送大陸，驅逐出境，以求自保。

由這樣的一批人來搞一場政變，任何有理智的人都知道註定不可能成功。只有逃往蘇聯這個“下策”倒是有可行性，如果能讓飛機起飛，並在空中控制住了駕駛員，又有足夠的燃料，確實有可能的。不過那已經是逃命之舉了。離政變者掌握國家權力的初衷目標已經甚遠。

現在有爭議的，是所謂的“林彪手令”，熟悉林彪字跡的人中，有好幾個人認為“手令”

不像林彪寫的，林彪的字更草一些，倒像是林立果模仿的，比較生澀。“九一三”事件前，林豆豆曾說：“老虎（林立果）模仿首長的筆跡，我們都很擔心。”(引前書，第231頁，採訪林立衡記錄。) 

   有學者認為，所謂的“林彪手令”根本不能作為林彪策劃政變的證據，因為如果是真的，那就等於讓統帥過百萬大軍的林彪，去支持一場相當於幼稚園智商的政變，這是絕對不可想象的。

所謂林彪給黃永勝的要他“有事多與王飛商量”的所謂親筆信，同樣被李作鵬認定是偽

造的，因為林彪與黃永勝有直通秘密電話，根本無須多此一舉。且這封信並沒有交給黃永勝，卻保持在政變當事人手中。由此可見，偽造它的目的，只不過是林立果挾林彪權威，以令其死黨去幹事而己。

   李作鵬在回憶錄中指出，林立果小集團的具體措施、具體辦法是很低能的，是白日做夢，志大才疏，像“小孩玩家家“一樣的胡鬧，根本不像是指揮千軍萬馬的軍事家、國家元帥、著名戰將林彪的作為。（《李作鵬回憶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886頁。）

葉群在林彪事件中的作用

有必要指出的是，葉群深度參與了這個小集團的秘密活動，她與林立果合在一起共同構築這些圖謀。葉群的參與，使這個小集團進一步蒙上了林彪的巨大光環，因為葉群有着直接挾林彪以自重的更大空間與能量。

葉群在其中表現的狂熱與荒唐，也同樣超出人們的想象。由於葉群是成年人，在體制內頗有經驗，她為什麼會參與林立果近乎弱智的政變陰謀，似乎有點令人費解。然而，人們可以從古今中外的歷史上知道，強烈的權力欲望會使人瘋狂，利益欲的薰染會使一個有常識的人，也會陷入弱智狀態。

 葉群是政變集團中兩個主角中的一個，她在接到周恩來電話後，由於驚惶失措中誤判，

而決定當夜北逃蘇聯，這是整個事件的最大關鍵。葉群是如此重要，就有必要分析一下林彪與葉群關係，以及葉群何以能扮演特殊角色。

   眾所周知，林彪性格孤僻古怪，不讀書，不看報，坐在房間裡一動不動，也不說話，怕風怕水，怕陽光，且長期病態。林彪脾氣發作時會失控，有一次居然在家裡把毛頒發給他的委任狀撕掉。又有一次，江青親自來林彪家問候，因一言不合，林彪居然憤怒地當面叫江青“滾出去”。這樣的人是無法處理政治敏感問題的，也是無法適應文革複雜局勢的。

   葉群則不斷在林彪身邊起保全修補作用，不斷糾正林彪，避免林彪犯嚴重政治過失。葉群也習慣於通過欺騙、隱瞞的方式，抑制林彪過度的衝動，避免引起林與毛的直接衝突。病中的林彪既不能控制葉群的做法，冷靜下來後，也知道葉群的做法對自己還是有利的，於是也就容忍、認可了葉群的做法。然而，葉群本人又是一個不安份的人，不滿足於僅僅作為林彪助手與家庭主婦，她的野心隨着林彪權勢的高漲而日益膨脹。葉群也藉此機會與條件，在林彪的名義下，夾帶自己的私貨，滿足自己不斷膨脹的野心。林彪的前秘書關光烈後來回憶說，這個女人是有野心的，也有手段。林彪對“出山”並不積極，甚至有些迫不得已。但是葉群喜歡，林彪不“出山”，她就沒法出頭。說到底，她是想當第一夫人。

久而久之，由於政治利益上的一致性，林彪夫婦就形成互相依靠的模式：林彪地位越高，

同時又因病而處於日益失能的狀態，葉群也就越有機會以這種方式謀求自己的私利。林彪是個病人，不能不依靠葉群打理與處理問題。另一方面，這個虛榮、強勢，控制欲極強的女人，也在這一過程中越來越膽大妄為。

   林彪對葉群不斷控制自己、違反自己意志的欺瞞行為，既惱怒，又不得不容忍，而葉群則以“這一切都為林彪好”的名義，不斷以說謊欺騙林彪，這已經成為葉群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有一次，林彪要去南昌舊地重遊，葉群為避免江青抓住把柄，不讓林彪去南昌，居然在飛機上全程欺瞞，直到飛機將在大連着陸時，林彪才知道自己到的地方，不是自己原來要去的南昌，他對此也無可奈何。從表面看，葉群還是怕林彪，順從林彪，討好林彪，但是，她有一套對付林彪的有效辦法。葉群干的很多事情，林彪是被蒙在鼓裡的。

在畸形的文革權力場，在林彪的副統帥羽翼下，逐漸滋生出林立果與葉群這樣的畸形人，

也就並不奇怪了。文革時代的中國的命運，就不得不承受這種畸型格局的影響，理解了這一點，“九一三”事件中發生的種種問題。也就容易解釋了。

林立果請姐姐將秘密計劃告訴林彪，遭到拒絕  

1971年9月7日是林立果政變中的一個重要日子，此前兩天，即9月5日與6日，他從兩個渠道知道了毛已經在南方點了林彪的名。林立果當時在北戴河林彪寓所，就決定要進行政變。為進行政變，他先打電話給在北京的林豆豆，以慶賀林豆豆訂婚的名義，要她立刻乘飛機回北戴河。

9月7日，林立果對剛到北戴河的姐姐林豆豆透露了他的全部秘密計劃。他明確對姐姐說，從毛的南巡講話中可以得知，父親將被當作劉少奇一樣打下去，其後果與劉少奇、賀龍一樣悲慘，父親身體不好，像被捉的猴子一樣，肯定活不下去，與其等死，不如發動一場政變。他實在咽不下這口氣，哪怕魚死網破。他已經為此做好了一切準備。他還稱，自己會得到野戰軍的好幾個軍的支持。

   林豆豆問林立果，形勢真有那麼糟糕嗎? 首長（林彪）的態度怎麼樣? 他知道嗎? 林立果說，首長還不知道，事情沒考慮成熟前，不能跟他說。

   林立果進而要求林豆豆把自己的全盤計劃報告給林彪，請求得到父親的支持。(《林彪事件：知情者證詞》，第 227 頁，“採訪林立衡記錄”。)

   由此可見， 9月7 日以前，林彪根本不知道林立果要搞政變的事，為什麼林立果在如此關鍵時刻，本人不去對林彪說，卻偏要剛從北京來的姐姐去轉達？原因是，他骨子裡還是有些怕父親，在家裡只有林豆豆才與父親說得上話，林彪也最相信林豆豆。

   林豆豆立刻意識到事態嚴重，林立果要林豆豆轉話的要求，直接遭到林豆豆的拒絕。林豆豆作為林家中的唯一清醒者，憑常理就知道，這個計劃是多麼荒唐，林立果說他掌握了好幾個軍的指揮權，一聽就根本不值得信。憑這麼幾個空軍辦公室的小幹部，搞小兒科的政變，必然失敗，失敗後全家遭殃，她當然不會同意弟弟的冒險行動。

她警告林立果：“你可不能幫着主任（葉群）騙首長!不經首長點頭，誰也不能輕舉妄動，你不要相信主任的話，惹出事來，你也跑不掉，首長是不會原諒你的! ”

   林立果說：“你看你，那就坐看等死啊! 我咽不下這口氣，一組（毛澤東）翻手為雲，復手為雨，想整誰就整誰，別人不敢反，我就反! 你就眼睜睜地看看首長挨整? !”

林立果於9月8日，即第二天晚上，再與林豆豆談過一次，林立果的想法仍然被姐姐反對，林豆豆還是想阻止林立果再次回北京。然而，到這時，無論林豆豆怎麼說，林立果都不開口了，不過神情上卻流露出一點點猶豫。林立果藉故去北京看牙醫，當夜就乘飛機回北京組織政變去了。

林豆豆為什麼不向林彪報告

   林立果離開北戴河回北京後的四天裡（9月8日至12日晚上），在北戴河林彪寓所中的林豆豆，是有充分的時間與機會，向林彪報告這一嚴重情況的。如果她能及時地把弟弟要政變的圖謀，直接告訴林彪，情況就可能完全不同了。共和國的這一段重要歷史，可能要重寫了。

林豆豆一旦這樣做，而林彪又確實相信了，最大的可能是，他會讓他的衛士長李文普把林立果與葉群秘密關押起來，不讓林立果再回北京，然後大事化小。這一切當然林彪肯定會向中央隱瞞的。處於副統帥這樣高的地位，根本不存在黨組織對林彪的監視與組織約束。在相當一個時期內，要隱瞞真相，是完全可以辦到的。從當時知情人的回憶來看，北戴河的中央警衛團即8341部隊主要是外勤，根本無權探聽、也不可能知道林彪家中正在發生的重大事情。而在北京的政變死黨們，一旦失去林立果指揮，群龍無首，也是不敢輕舉妄動的。即使行動上有蛛絲馬跡，至少在一個時期內，在林彪的權勢下，小集團不會立刻暴露。

   然而，林豆豆在此後四天時間裡，卻左顧右盼，顧慮重重，始終沒有勇氣與魄力，跨進近在咫尺的林彪房間，把林立果政變的驚天計劃，直接報告給林彪。關鍵時刻，一個權勢家庭中的弱女子，由於不能當機立斷，苦果只能此後終生自己品嘗。這應該是她此生中最應該悔恨的事，也是她失去的最重要人生機會。

   林豆豆為什麼在關鍵時刻不向林彪告發自己的弟弟？林豆豆在自己的回憶中披露了當時的考慮。

   首先，她最害怕的是，林立果與她私下的秘密談話，是兩人之間進行的，口說無憑，對質起來，林立果與葉群都不會承認，林彪也可能不相信。她本人就會遭到弟弟與母親的嚴重報復與迫害，成為弟弟“大義滅親”的犧牲者。過去她也因為家中生活瑣事，而被葉群禁閉過。歷史上骨肉相殘的事還少嗎？

   其次，林豆豆認為，父親林彪已經不是正常的健康人，林彪的神經系統疾病已經相當嚴重，也已經不能正常思維，往往剛聽到的事情，馬上就會忘記得一乾二淨，過去發生過許多這樣的事。林彪的判斷力實在令人可憂。這樣的父親會配合自己作正常人的理解嗎？

第三，她對弟弟還抱有些許不切實際的期待，因為她在與林立果兩次秘密談話過程中，

已經注意到林立果本人對搞政變還有些猶豫不決，似乎還沒有下定最後決心。她想，說不定他這次去北京後，發現成不了事，自己也會改變主意。如果她把事情先向林彪捅出去了，而林立果後來又什麼也沒有干，不是讓弟弟遭到不必要的麻煩嗎？

所有這些複雜的個人考慮，都是人之常情，會在一個特定時期，支配着個人的關鍵選擇。這讓林豆豆失去了改變林彪家族命運的最後機會。

   反覆考慮之後，就在9月7日當天，她只是把林立果的秘密計劃，告訴了林辦衛士長李文普與警衛參謀劉吉純。她要求他們既不要去報告林彪，不要去報告他們的直接上級汪東興，所有這些考慮都表明，她想在內部解決問題。她要求李指示自己手下的警衛員去把葉群、林立果扣留起來，阻止他們外逃。她幻想內部解決後，林彪地位仍然不受影響，以為下面解決了，就不會有什麼後果。

   然而，林彪的這位衛隊長，面對如此嚴重的事態，他的反應是三點。首先，他根本不相信，他反覆說，你這麼說沒有證據呵，你也是聽林立果說的呀，我怎麼知道是真是假？其次，他認為，即使是真的，自己哪有權力去禁閉葉群與林立果這樣的現任高官？組織沒有交給我這樣的權力呀。這話也對，事實上。在嚴密的中央集權組織體制中，任何下級不可能自作主張去做沒有授權的大事。

   第三，李文普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只能進一步觀察，一旦他們要綁架首長，我一定誓死保護首長。

   林彪的這位衛隊長，長年跟隨林彪左右，謹慎忠厚，深得林彪喜歡。李文普對自己的評價是，文化不高，頭腦簡單，是個大老粗，對高層鬥爭不感興趣，也不懂，只想把林彪的食住行服務好。林彪也是多年來看中了他的這一點，對他十分信任。

李文普就是這樣一個不明白大事、膽小怕事的老好人。一旦面臨如此複雜巨大的緊急事態，他缺乏應有的當機立斷與判斷能力。李文普既沒有向自己的上級組織匯報，也沒有向林彪匯報，北京的中央更無從知道。在整整四天的寶貴時間裡，事情就這樣拖了下來。共和國的危機與重大事變即將發生。

在林豆豆的一再請求下，李文普只是答應，如果林立果要劫持林彪，他會拼命保護林彪

的。但如果是林彪自己主動走呢？李文普回答居然是：“到了飛機上，一旦我發現情況不對，我再與他們拼！我們警衛人多，一定拼得過他們。”某種意義上，小事謹慎，大事糊塗，不明事理的李文普，就這樣參與了共和國的大歷史。

   在以後的這幾天時間裡，林豆豆既沒有給林彪報告，也不採取有力措施控制事態，只是在林彪身邊少數幾個工作人員那裡兜圈子，要他們“提高警惕”，“保護好首長”，發現異常情況向她報告。而李文普既沒有向上級報告，也不敢在沒有組織同意的情況下獨立行動。關鍵的四天裡，無論是林彪本人，還是中央，都失去了按自己的意志解決問題的機會。

   在9月8日到12日這關鍵四天裡，在這個家庭的四個人中，林彪始終處於不知情狀態，葉群與林立果是政變死黨，林豆豆知道實情，卻六神無主，只能在心裡干着急。

   林彪是唯一蒙在鼓裡的人，四天的日子過得很安詳。直到9月12號上午，也即發生“九一三”出逃 事件10個小時以前，那時林立果還沒有回到北戴河，林彪還對尼克松即將訪華的事，發生深厚興趣，他還問秘書：“尼克松什麼時候到北京？”秘書告訴他以後，林彪還說，尼克松到北京後，他準備接見尼克松。這應該是林彪不知情的關鍵證言。

很難想象，如果林彪已經知道林立果在北京試圖刺殺領袖，此事將很快影響林彪本人及

其家族的命運時，他還會悠然自得，設想自己接見尼克松的榮耀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