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量政治學”（polimetrics），一聽便知是從“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衍生而來。自“科學主義”在近代盛行以來，自然科學向物理學看齊，社會科學向自然科學看齊。社會科學中，因為經濟學是向自然科學學習的標兵，所以社會科學也要向經濟學看齊。就像“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那樣，政治便學經濟，“計量”起來。是為“計量政治學”。

例如，美國選總統，政治學家便要“計量”一番。通過隨機選樣、試卷問答、編碼量化、數據分析等程序，他們能準確預測誰成為當選總統。中國不選總統，計量政治學，自然沒有用武之地。但中國有另一類“計量政治學”，這類“計量政治學”與西方不同，是一片尚未開墾的處女地。迄今為止，因學界尚無系統研究，筆者不敢信口開河，妄作論斷。所以，在中國計量政治學前，按上“戲說”二字，是為“戲說中國計量政治學”。

毛主席時代，是“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時代。那時侯繼續革命，運動不斷。搞運動，總得有人幹革命，有人被革命。多少人可以“幹革命”，多少人不幸要被“革命”干，這就成了一個無產階級的計量政治學問題。毛主席親自計算的結果，是每次運動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可以成為幹革命的好人。而剩下的百分之五，則是要被革命幹掉的壞人。這百分之五，通常稱為“一小撮”。但問題是，毛主席喜歡的“運動”太多。每次“運動”幹掉百分之五，累計起來數量驚人。所以，連毛主席親密戰友的兒子，中國最正宗的紅二代林立果都看出了問題，說：“一小撮加一小撮，最後成了一大片”。

其實，如果不用林立果的加法“計量”，改用除法“計量”，也有問題。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以毛主席最高指示“八億人口，不鬥行嗎”為準，便不幸分母過大，百分之五除下來就是四千萬人。毛主席再寬宏大量，“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從這四千萬人中再“救”出百分之九十九，剩下還有四十萬人。以毛主席的氣魄，殺四十萬人，本不算件太大的事。歷史上秦始皇“焚書坑儒”，毛主席很瞧不起，以為虛張聲勢，一共沒“坑”幾個。但毛主席的胸懷氣量，自我評價又在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之上。為此，殺人不宜過多。所以，從這四十萬中，曾否又“救”出幾位，未詳待考。

總之，毛主席代表大多數，大多數人是跟着毛主席幹革命的。那些被革命“幹掉”的，只是“極少數極少數”敗類。至於“極少數極少數”竟有幾十萬之多，那不怨毛主席，要怪中國人口太多，“國情”不好。但毛主席的代表大多數，也有負面影響。因為這一來，毛主席就不像他的吹捧者宣傳的那樣前無古人。古今中外，凡能爬上皇帝龍椅的，都聲稱代表全體子民。用外國話講，這叫“朕即國家” (L'état, c'est moi)。用中國話說，便是“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即便流年不利，要下“罪己詔”，說的還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字裡行間，那胸懷氣度，和毛主席差不多，代表着全體子民。毛主席因為中馬克思階級分析的毒，所以只代表百分之九十五。雖然少代表五個百分點，但沒有什麼本質區別，畢竟明確無誤地代表着大多數。

如果毛主席是位異想天開的男人，那接下來的小平同志就有點像是女人。鄧小平的特點是現實卻難免短視，對眼前的利益看得特別清楚。所以，鄧小平時代是一個急功近利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摸着石頭過河”，“摸”出來最重要的真理，便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句話，充滿鄧小平特色。它舉重若輕，通俗易懂，經濟實惠，高度概括出了鄧小平當政期間的時代精神。

但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中的“一部分”，究竟是多少人？這就成了繼毛主席的“百分之九十五”之後，又一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計量政治學問題。“一部分人”和“百分之九十五”不同，它的特點是不確定，可多可少，充滿彈性。你說它多，它可以很多；你說它少，它能少到只剩一小撮寡頭。聽上去它不像多數，但又沒有證據肯定它是少數。總之，它留給人們的是一個懸念。

鄧小平為人沉默寡言，惜墨如金。用字遣詞當然綿里藏針，工於心計，極其嚴謹，增一字則太多，減一字則太少。你看，他既不說“讓一大部分人先富起來”，因為這做不到；他也不說“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因為這不得人心。他講的恰恰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聽上去雖不多，但也沒把話講絕。因此，它讓人心存僥倖，抱有幻想，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擠進“一部分”中去。所以，鄧小平的話就像一張彩票，雖然中獎機會不大，卻在人們心中引起陣陣躁動，激起一片波瀾。從那時起，中國人民不怕飛蛾撲火，不懼斧鉞之禍，“雖九死其猶未悔”，毅然決然地沖向“先富起來”的征途，寫下了中國近二十年來最為波瀾壯闊的歷史。

“一部分”究竟是多少人的謎底，終於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二00八年，由中國首席經濟學家于光遠先生揭開。於先生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與會者，又是鄧小平在會議閉幕式上講話發言稿的起草人。據於先生回憶，鄧小平曾交給他三張親筆書寫的發言提綱，共羅列八大問題。其中之一便有“讓一部分人先好起來”。鄧小平原話用的是“好”，不是“富”。經於先生等人加工，將“好”定義為“富”，自然進一步明確了鄧小平的思想。可見，在鄧小平當初腦海里，“好”與“富”本無甚差別，“富”即是“好”，“好”便是“富”。粉碎“四人幫”後，上海為了搞臭王洪文，曾揭發他老婆崔根娣如何沒有文化，如何低級庸俗，以至講過“錢越多越好”這類小市民的話。沒想到愚夫愚婦的鼠目寸光，與“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設計，竟也相差無幾。看來，錢這東西，真的雅俗共賞。

不管是“富”還是“好”，“一部分”究竟是多少，在形成文字的鄧小平講話中都無跡可尋。但在修改講話稿的過程中，鄧小平曾與胡耀邦及于光遠多次談話。在談話中鄧小平曾透露所謂“一部分”，指的是人口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三十年後的今天，回頭檢驗鄧小平的目標是否達到，實在是糊塗賬一筆。因為，按鄧小平當年的“計量”，所謂“富”是指月收入達到人民幣一百元。如按這個標準，豈止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全國人民早就都“先富起來”了。但若按近水樓台先得月，躺着便能吃盡“改革紅利”的人群算，那從八十年代早期聽到“先富起來”便聞風而動的胡喬木公子胡世英算起，一直算到去年先是“唱紅打黑”後來自己也被打成“黑”的薄一波公子薄熙來為止，怎麼算，也算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五。所以，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衡量，認真計較起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設計上的誤差之大，實在驚人。但不管是百分之五還是百分之二十，都揭出了“一部分”是少數人的老底。鄧小平不願形成文字，關起門來在“老同志”間講講的私房話，竟被于光遠閒着無聊，掉文袋給“掉”了出來。就憑這一點，于光遠足以被定為共產黨的叛徒，罪不可赦⁽¹⁾。

如果說毛主席是男人，小平同志像女人，那接下來的“江核心”江澤民就是小人。江澤民既無理想，也沒有學問，為人的基本原則是“有奶便是娘”。上台後，為了表示自己真是“第三代領導核心”，也想獨創一套“計量政治學”。於是，網羅幫閒，搜索枯腸，炮製出個“三個代表”理論。“三個代表”是個很滑稽的東西。從“計量政治學”角度看，如果“代表”作名詞用，那就是站在台上的只有三位代表，如總書記、軍委主席、政府總理等三位。如果“代表”作動詞用，則是說台上的“代表”，只代表台下三種人或三股勢力。不論哪種情況，“三個代表”都明確承認了自己屬於極少數，或只代表極少數人的事實。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家避之唯恐不及的東西，沒想到江澤民竟一把搶過來貼在自己臉上。“三個代表”不知是哪位幫閒“幫”出來的餿主意，江澤民居然渾然不覺，還沾沾自喜，就像被人賣了，還在幫人數錢。所以，在這件事上，江澤民的行為，借用他怒罵香港記者的話講，是十足的“那亦腐”（naïve英語“天真”的意思），可笑的很。

“三個代表”的第一條，是代表先進的生產力。誰是先進的生產力？是清華、北大，還是中石油、中石化？那不那麼先進的、普通的、甚至落後的生產力誰代表？下崗工人、失地農民、成千上萬進城謀生充當“賤民”的打工妹打工弟們，都不擁有“先進生產力”，他們的發展方向或利益誰代表？無論從邏輯、語言、常識，還是統計學上講，在任何正態分布的人群中，“先進”永遠只可能是極少數。一個執政黨憑什麼只代表極少數？美國總統不可以因為“微軟”具有最先進的生產力，就說只代表比爾·蓋茨的發展方向。相反，他總是講要代表大都數中等收入的或弱勢的人群。

“三個代表”的第二條，是代表“先進的文化”。這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什麼是“先進文化”？唐詩宋詞和搖滾樂，哪個先進？《紅樓夢》和肯塔基，莎士比亞和抽象繪畫，又是哪個先進？罵街，有人擅長“國罵”，有人喜歡洋涇浜的“那亦腐”，誰代表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代表“先進文化”比代表“先進生產力”更荒謬的地方在於：生產力至少可以有先進落後之分，而文化根本不能也不應該有先進落後之分。文化是各個民族在歷史長河中世代相傳積累起來的知識、信仰、風俗、習慣、行為規範的總和，它們各有特色，互不相同，根本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可以互比高低。中國有漢文化、藏文化；世界有希臘文化、印度文化、法蘭西文化，它們哪個更先進？不要說“代表”，就是光講“先進文化”，就帶有強烈的種族主義色彩。哪怕用十九世紀末的標準衡量，這種說法也不僅是“落後”的，而且是反動的。可見，所謂代表“先進文化”，其實代表的既不是“先進”，也不是“文化”，而是驚人的狂妄和同樣驚人的無知。如果沒有太強的表現欲，本來與其學洋涇浜的“那亦腐”，倒不如學學漢文化的啟蒙讀物，至少可以知道“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的道理。

大概代表“極少數”時間長了有點心虛，“三個代表”最後一條，終於想起要代表“廣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廣大人民”自然不錯，聽上去頗像人話。但唯一費解的是什麼叫“最根本的利益”？“利益”本來易懂，趙錢孫李去市場買菜，要價一元，還價八毛，爭取的是自己的利益。如果要價一元，還價一元二，那就不僅“那亦腐”，而且扭曲價格信號，擾亂供需曲線。至於“最根本的利益”，那就如同“終極真理”、“共產主義”等東西一樣，因為沒人見過，無從知道是方是圓。但可以肯定的是，“最根本的利益”一定和“利益”不同。否則，何必脫了褲子放屁，白白加上“最根本的”四字？那麼，什麼是“最根本的利益”呢？莫非是要價一元，還價一元二？要不，就是縱容子弟，操縱股市，倒賣土地，“悶聲發大財”？再不，“最根本的利益”對“廣大人民”來說就是：下崗雖不符合工人利益，但卻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強占耕地雖不符合農民利益，但卻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城管打人雖不符合小販利益，但卻符合“最根本的利益”；貪污受賄、侵吞國庫雖不符合全體人民的利益，但還是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反正“鞋子穿在腳上，只有自己知道是否合適”。可惜，腳不會說話， 非得偏勞習主席代言不可。

如果歷史到此為止，撇開製造“和諧社會”的胡主席和最近挺身而出當“腳”代表的習主席不論，光看毛主席、小平同志、“江核心”三位代表的“中國計量政治學”，由此及彼，浮想聯翩，雖屬“戲說”，難免“滿紙荒唐，假語村言”，但慢慢梳理，細細品味，卻也能悟出一點道理。從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再到最後只剩下“三個代表”，這種從狂熱夢幻中的多數，到冷酷現實中的少數的轉變，勾劃出的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半個多世紀以來歷史發展的一條主線。它體現的是紅色理想主義崩潰後，向叢林現實主義的迅速蛻變。它是一個雙向發展的合成，一種喜憂摻半的歷史跨越，是進步，也是倒退；是升華，也是墮落。它雖有時貌似滄海巨變，天上人間，但其核心價值，卻可能貫穿始終，一成不變。習主席最近號召大家“做夢”，但一碰到核心價值，便夢中驚心，睡意頓消，變得異常清醒，說道“改革開放”前後兩個階段，實乃一母所生，如兄若弟，斷不容隨意切割。可見，連習主席，也即當今聖上，都是“一成不變”論的粉絲，可喜可賀，亦可悲可嘆！

注釋

（1）于光遠，《1978 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 – 185頁。

陳翰聖

（2013年5月2日）

（原載香港《動向》雜誌2013年3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