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先生寫過篇文章，題目是“數人頭勝過砍人頭”。意思是民主選舉的政治，勝過“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政治。因為，“選舉”是數人頭，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是砍人頭。其實，世界上還有一種比“砍人頭”更壞的政治，那就是“借人頭”的政治。“砍人頭”雖然殘酷慘烈，但遠不及“借人頭”來得陰森可怖。

中國歷史上“借人頭”最早最著名的人物，大概要算那位“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曹操曹孟德先生。在舊戲文里，曹先生一般不太有“正能量”，常以奸雄的面目出現。但共產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後，那位“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毛主席毛先生，對曹先生另眼相看。於是，便讓要燒自己作品的郭沫若先生做翻案文章，將曹先生由奸雄“翻”成了英雄。但不管是奸雄還是英雄，曹先生“借人頭”的事，在所謂正史上，如《三國志》魏書武帝紀里，並無記載。說曹先生“借人頭”，根據來自小說《三國演義》。

據《三國演義》第十七回，曹先生和袁術大軍酣戰多日，忽然糧草告急，入不敷出。曹先生便讓軍需官王垕用弄虛作假剋扣斤兩的辦法維持局面，王垕猶豫，怕動搖軍心。曹先生便鼓勵他解放思想，膽子不妨再大點。王垕信以為真，認真執行曹的指示，結果軍中怨聲四起。於是，曹先生密召王垕，說向他借樣東西，以穩軍心。王問何物？曹答“閣下項上人頭”。王大驚，說屬下無罪。曹淡然說：“知道你無罪，但非如此，不能挽回大局”。言畢，喝令左右，將王垕推出斬首。曹先生大概也知道，奪取政權，需要槍桿子和筆桿子，兩桿子缺一不可。於是吩咐文書昭告三軍，列數王垕種種劣跡，誓言這種腐敗分子，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三軍將士見曹先生大刀闊斧地反腐敗，自然群情振奮，士氣高漲，以一當十。果然，不日便將敵軍一鼓蕩平。殺一軍需官，不僅解決了糧食問題，而且換來了整場戰役的勝利，這要怎樣的韜略，才能創造出如此驚人的投入產出？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對一種稱為“婦人之仁”的人類情感，特別鄙視。婦人是否真的就“仁”？古有河東獅吼，今有如虎之媽，所以難下結論。但在中國傳統中，婦人參政機會不多。偶有幾次，也大多不成功。如最近那次，以“還看今朝”的夫人江青女士為主角，就很失敗，自己被打成了“反革命”。因為婦人參政機會少，“借人頭”之類的謀略不夠嫻熟，就給人一種印象，似乎“婦人”是因為其“仁”而不宜從政。這，可能是顛倒了因果關係。但不管怎樣，在中國，因此就有人以“婦人之仁”為教訓，刻意培養一種與之截然相反的政治文化。經過歷朝歷代積累發展，終於修煉出一套以“借人頭”、“殺人樹威”、“借刀殺人”等等為特徵，統稱為“無毒不丈夫”的政治倫理道德。

司馬遷的《史記》，歷來被視作中國史學著作的經典，是所謂“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而《史記》中有關楚漢爭霸中劉邦、項羽兩個人物形象的塑造描寫，更被視作經典中的經典，名篇中的名篇，多少年來被一代代讀書人傳頌在口，爛熟於胸。劉邦是勝利者，但他同時是一個沒有人性的人。敵人要烹煮他父親，他說請分一杯羹給我喝；被敵人追殺時，他把親生骨肉從車上推下，以便自己逃命；被包圍時，他強迫婦女假扮士兵，去吸引敵人注意，為自己突圍當人肉誘餌。項羽是失敗者，但在他身上卻體現出尚未泯滅的人性。鴻門宴上，他對殺害昔日的戰友明天的敵人劉邦，於心不忍；烏江渡口，因無顏面對江東父老，拒絕東歸；敵軍叢中，他悲憫胯下戰騎，想方設法放其一條生路；死到臨頭，更是牽腸掛肚兒女情長，發出了“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哀鳴。劉邦是“無毒不丈夫”的化身，而項羽是“婦人之仁”的典型。正是通過這兩個人物的塑造，司馬遷用他的春秋史筆一字褒貶為中國的傳統文化，留下了影響深遠的教訓：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征途上，在“成則為王敗則寇”的歷史環境中，什麼樣的人才能取得最終勝利。

中國歷史上，“砍人頭”的，往往只有匹夫之勇。只有“借人頭”的，才能“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最後君臨天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已退入歷史的濃蔭之中。“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如要評論誰對當代中國政治最具影響，那當然非鄧小平莫屬。但鄧小平就不僅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同時也是“借人頭”的專家級人物。八十年代初，面對日益惡化的治安環境，他發動過一場“從重從快打擊刑事犯罪”的運動。這場運動“從重從快”到什麼程度呢？“從重從快”到誰對警察不恭，誰兩性關係稍有不慎，都可能招致殺身之禍的程度。這期間，究竟有多少人被冤殺，在中國自然和其它許多事情一樣，是“國家機密”。就是在西方，這事也乏人問津。因為，鄧小平殺的，畢竟不是親西方的“民主戰士”。八十年代初，中國正在提倡“法制社會”。鄧小平不會不知道，所謂“從重從快”，從語言風格到精神實質，都是對“法制”的粗暴踐踏。那鄧小平為什麼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呢？那是因為當時他另有一盤大棋要下，他絕不允許“治安”這個小局，干擾他“改革開放”的大局。所以，“從重從快”，不僅是“砍人頭”，也是“借人頭”。

八十年代末，鄧小平殺到了“民主戰士”頭上。這次，終於殺出了世界級新聞，殺出個永載史冊的“六四”。但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對“六四”的評論，都還停留在“砍人頭”的層次上，很少有人深入到“借人頭”的層次。面對天安門廣場幾千名絕食學生，手握全部國家機器的鄧小平，有無數種辦法可以對付他們。他手上有不止一千種辦法，可以以更低的烈度、更少的流血、更不令人側目的方式平息事態。但他為什麼偏偏要選擇最醜惡、最凶暴、最明火執仗、最令全世界反感的方式終結“六四”呢？他明明知道，他的做法會遭到全世界譴責，這對他有什麼好處？這個問題，如果光從“砍人頭”的角度，就無法講清。但如果換個角度，從“借人頭”的角度去看，就會豁然開朗。

“六四”時的天安門廣場，不是戰場，是舞台。鄧小平的敵人，不是坐在廣場裡的幾千名學生，他們不夠資格做鄧小平的敵人。鄧小平的敵人，是當時瀰漫於全社會的一種不再敬畏權威的心理。鄧小平要通過天安門廣場這個舞台，傳達一個明確的訊息：中國存在着不可冒犯的權威。他要借廣場內外學生以及其他“賤民”的頭，消滅全國那種不敬權威的心理。因為，在他看來，這種心理在當時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障礙。鄧小平成功了。他成功的第一道喜訊，不是來自軍隊成功地收復了天安門廣場，而是來自那位中國第一持不同政見者，那位不久前自以為可以挑戰鄧小平的方勵之教授，因為“六四”槍聲，嚇得逃進了美國大使館。軍隊收復天安門，鄧小平未必高興，因為這本來不是什麼難事。方勵之逃進大使館，鄧小平高興得要喝茅台，因為這證明了“借人頭”的成功。如果鄧小平是“砍人頭”，方勵之確有安全之虞。但鄧小平是“借人頭”，方勵之其實安全得不能再安全。所以，方勵之一逃，鄧小平高興得不能再高興。事後，鄧小平曾說，有人建議衝進美國使館抓方勵之，被他制止。他說了一句話：“方勵之有那麼重要嗎”？這是作為勝利者的鄧小平，對方勵之公開表示的最大輕蔑。

“六四”的實質不是“砍人頭”，而是“借人頭”，也許可用這樣一組數據作為證明：即所有在“六四”中不幸被砍掉“人頭”的，全是無名小卒；而所有被列入政府“要犯”名單的，無論是學生領袖，還是知識精英，全部毫髮無損。這是一組對比多麼強烈的統計數據？這裡面包含着什麼樣的統計意義？用社會科學實證研究的方法說，這是異乎尋常的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戊戌政變”後，慈禧至少砍了譚嗣同的人頭。慈禧太后畢竟是女流，“借人頭”的把戲，不夠嫻熟。所以，殺人主要靠“砍人頭”。而譚嗣同，又是個不僅嘴上要“流血革命”，而且真準備為革命“流”自己“血”的主。維新失敗後，日本大使館曾主動請他去避難，被他斷然拒絕。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到了“六四”時，情況完全不同。敵我雙方，一方沒有人願意做譚嗣同，一方根本不想殺譚嗣同。兩者結合，才創造出了上面這組幾近悖論的統計數據。

“砍人頭”和“借人頭”的最大區別之一在於：“砍人頭”的對象，是正面的敵人。任何戰爭，任何暴力衝突，都免不了“砍人頭”。但“砍人頭”中的砍人者和被砍者，處於平等的地位，不是你死，便是我活。“借人頭”不同，“借人頭”的對象不是正面的敵人，而是自己內部的成員，是內部處於弱勢地位的成員，例如部下或臣民。“借人頭”的把戲，在中國官場十分流行。拿“六四”來說，不僅鄧小平“借人頭”，鄧小平的徒子徒孫們，也“借人頭”。例如，“六四”後上海當局就把一個叫“毛估估”的低能兒，送上了“借人頭”的刑場。雖然鄧小平的“借人頭”，胸有全局，而上海當局的“借人頭”，只是為向中央交差，雖然兩者目的不同，但它們體現的政治文化底蘊，卻完全一致。

“借人頭”的把戲，雖然為中國催生過許多叱咤風雲的人物，但如果換個視角，卻不難發現它的無比醜陋。九十年代中國曾發生過一件舉國震驚的刑案，案犯在某地綁架一富豪，企圖敲詐。不料九十年代的中國富豪，大多在黑白兩道上見過世面，不信案犯真敢“撕票”，因此不肯輕易就範。為了震懾被綁架者，迫其就範，案犯決定殺個人給他看。於是上街騙個小販進屋，當着被綁架者的面，將其殺害。案犯殺人無數，但破案後，所有新聞媒體，都集中報道了他殺害小販這件事，以示其喪心病狂，死有餘辜。但是，這種喪心病狂，說到底和政治家的“借人頭”，究竟有什麼兩樣？

外國是否也有“借人頭”，不甚清楚。但據霍布斯（Thomas Hobbes)先生的意見，人類經歷過最黑暗野蠻的時期，數史前的“自然狀態”。“自然狀態”盛行叢林法則，到處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但是，就是在“自然狀態”里，在人和人就像狼和狼一樣的叢林中，有的最多也就是“砍人頭”，不會有“借人頭”。所以，“借人頭”這種成熟的政治謀略，超出了西方最著名政治哲學家的想象。如果一定要在西方歷史中尋找“借人頭”的痕跡，那麼最可能入選的應該是十五、六世紀佛羅倫薩（Florence）的哲學家兼政治家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但馬基雅維利最多也就是勸說君主，在“被人敬畏”和“被人熱愛”兩者不可兼得的情況下，應該棄“熱愛”而保“敬畏”，他並沒有一套成熟的“借人頭”的謀略。所以，老奸巨猾如馬基雅維利，比起中國古法炮製的借人頭術來，也顯得無比稚嫩和陽光。

梁漱溟先生說，西方哲學強調遇事向前看，在外部世界中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中國哲學遇事向內看，在內部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因此，中國雖不能產生哥倫布這樣發現新大陸的開拓者，但卻善於隨遇而安，自我滿足。梁先生似乎沒想到，向內看的哲學，有時產生的未必總是自我滿足，它也能產生自我鬥爭，甚至自相殘殺。因為沒有外部發展空間，沒有向外開拓的習慣，一味向內求生存，“攘外必先安內”，結果只“安內”，不“攘外”，遇到小事窩裡鬥，攤上大事，就難免要“借人頭”了。

世上事，很難“從一而終”。同樣的事，總可以向不同方向發展。例如，“砍人頭”的刑罰，可以力求減少刑犯痛苦，甚至廢除死刑。但也可以相反，可以發明千刀萬剮、凌遲處死、五馬分屍。又如，提倡競爭的市場經濟，可以用技術進步、開拓創新的辦法，力圖通過“竟優”，用優勢戰勝對手。但是，有種市場經濟，也可以用壓低工資、破壞環境、貪污腐敗、行賄受賄的辦法，力圖通過“竟劣”，用“劣勢”戰勝對手。在“借人頭”的政治哲學和行賄受賄的市場經濟間，會不會有某種內在聯繫？至少，按梁漱溟先生的分類，它們應該同屬“向內部尋找解決問題辦法”的那一類。或許，向這個方向尋去，我們竟能發現某些思路。

陳翰聖

（2014年7月4日）

（原載香港《動向》雜誌2014年34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