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中國人評論美國，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為物隨意轉，境由心生，褒貶鄰里，卻揭了自己的家底；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結果只是提供了面鏡子，照出自己的尊容，是件挺滑稽的事。

八年前，那位如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王歧山先生訪問美國。他好像不知道世界上有種叫“政治正確”的東西，信口開河地把奧巴馬，希拉里和麥凱恩之間的總統之爭，稱為“一場黑人，女人和老人的戰爭”。就像趙本山到紐約演出，拿出看家本領肆意嘲弄殘疾人，自以為幽默一樣。八年後，“黑人”辭官歸故里，“女人”星夜趕考場。只是，這次“女人”另有諡號，被稱為“騙子”，開打一場“騙子和瘋子的戰爭”。

“戰爭”結束，“瘋子”勝利。“指點江山”的“激揚文字”們，一股腦地跑到“瘋子”一邊。這次，眾星拱月般首先捧起的是“瘋子”的女兒伊萬卡，如何漂亮，如何聰明，如何時尚，如何能幹……，幾乎把不久前用在無產階級國母彭麗媛身上的一套溢美之詞，原封不動地搬到了這位房地產大亨的千金小姐身上。更有甚者，有人意猶未盡，發掘出了“千金”家的先生，也即“瘋子”的女婿，又是一頓狂夸，如何帥氣，如何聰明，如何時尚，如何能幹……。夸的雖是洋人，展現的卻是巍巍中華“成則為王敗則寇”，“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人獲罪滿門抄斬”的民族精神。

特朗普勝利，給中國人民送來了一個新詞：政治正確。就像當年俄國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特朗普為什麼勝利？據說因為他政治不那么正確，或者說他瞞嘴跑火車，敢於藐視“政治正確”。於是，“激揚文字”的筆端下，也開始流露出對“政治正確”的不屑。一時間，甚囂塵上，“政治正確”好像成了貶義詞，成了活該痛打的落水狗。雖然對“政治正確”究為何物，“激揚文字”們，似乎並不比王岐山先生更為瞭然。

什麼是“政治正確”？“政治正確”就是：當奧巴馬和希拉里辯論時，那是因為他們政見不同，不是他們性別或種族不同。他們辯的是理念，爭的是治國之道，不是在打一場“黑人和女人”的戰爭。“政治正確”在美國非常敏感，往前多跨一步，犯的不是錯誤，而是罪行，即仇恨犯罪(hate crime)，遇到是可以報警的。很多中國司空見慣的現象，不要說以前的屠殺黑五類，消滅階級敵人，就是現如今普遍存在的招聘用人規定性別年齡，路上吵架辱罵對手“外地人鄉巴佬”，以及其它一切漠視“人人生而平等”，不尊重個體人權的言行，都不符合美國的“政治正確”。“政治正確”當然有其缺陷，有其盲點，也有被濫用的時候。但就總體而言，它是美國人民歷經幾代奮鬥，通過反覆政治博弈達成的共識，它在美國有強大的民意基礎，不能隨便輕薄。八年前，當王歧山嘴裡的“黑人”奧巴馬脫穎而出，成為第一位非裔美國總統時，全美國欣然接受，波瀾不驚。而今天，當嘴裡不時藐視一下“政治正確”的特朗普當選總統後，整個美國炸開了鍋，遊行示威此起彼伏，這不恰恰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政治正確”的強大實力嗎？

“政治正確”過於強大，讓特朗普上台摸摸老虎屁股，並非壞事。歷史不是在試錯里發展，民主不是在妥協中誕生嗎？特朗普當選的出乎意料，可能就和“政治正確”的過於強大有關。當代政治學的驕傲之一，是能準確預測總統選舉。這種預測自1948年杜魯門競選總統後，歷經68年從未失誤，而這次卻在特朗普身上錯得如此離奇。是什麼使各大新聞和民調機構威信掃地，導致了需要改寫政治學教科書的失誤？“激揚文字”們的答案，不是慣用的“陰謀論”，就是自媒體的興起，傳統媒體的衰落等等，這些回答全都文不對題。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存在任何“陰謀”或技術上的失誤。其實，這次民調的失誤可能和一種稱為“布雷德利效應”(Bradley Effect) 的現象有關。布雷德利是洛杉磯的一名非裔市長，在1982年的加州州長競選中，民調曾一路領先，但最終卻競選敗北。人們後來發現，布雷德利所以民調領先，是因為受訪者在“政治正確”的意識支配下，羞於坦承自己將支持布雷德利的白人對手，從而誤導了民調。特朗普這次會不會因為藐視“政治正確”，使他的部分支持者在民調中羞於啟齒？如果真是這樣，“政治正確”不是太強大點嗎？真理多跨一步，就是謬誤。

特朗普上台，會對美國乃至世界產生什麼影響，造成多大變化，是不少“激揚文字”關注的焦點。“激揚文字”之所以“激揚”，是因為他們總要驚天動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心裡裝的不是翻天覆地，就是改朝換代。正像美國人心裡總有一道抹不去的“政治正確”，中國人心裡也總裝着忘卻不了的集體記憶。在那裡，不是毛主席的“文化革命”把鄧小平的兒子害成永久殘廢，就是鄧小平復出把毛主席的老婆搞成終身監禁。風雲突變，口蜜腹劍，腥風血雨，在叢林裡待久了，就容易相信叢林法則是全世界的常態。特朗普會帶來多大變化，現在回答為時尚早。但“激揚文字”筆下那種激動人心，天翻地覆，那種“砸爛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變化，在具有穩定民主制度的美國，多半不會發生。

特朗普能不能成為另一個里根？就具體政策而言，尤其在與奧巴馬反其道而行之的領域裡，譬如減稅，削減福利，對外作風強硬等方面，特朗普非常可能成為另一個里根。但就大的歷史背景而言，特朗普未必能成為另一個里根。里根和撒切爾夫人所以能領一代風騷，是因為在他們背後有一股世界範圍的巨大思潮在涌動，他們扮演的角色，是那股方興未艾的“新保守主義”思潮“騎在馬上”的代言人。特朗普背後有什麼？有的最多是“利益”。特朗普是商人，認的是真金白銀。他有點像一位從古代穿越而來的重商主義者，他又有點像鄧小平那樣的現實主義者。看問題看得近，但看得很清楚。你想叫他吃眼前虧，門都沒有。幾個月前，當選戰正酣之際，流傳過一句米歇爾·奧巴馬發明，希拉里·克林頓一再重複的名言：“當他們變得下流時，我們變得高尚”（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特朗普心裡或許想，在一個充滿“下流”的世界上，“高尚”頂個屁用？但是，“下流”最多只能是手段，“高尚”卻和“政治正確”一樣，你用不用它，它都在那裡。當今世界，不會回到重商主義時代。全球化的浪潮，像高新技術，也像“政治正確”，可能潮起潮落，可以時隱時現，但不管你願不願意，它都在那裡。所以，特朗普和奧巴馬一樣，只是一個鐘擺。特朗普和奧巴馬，或許代表了那個左右搖擺的鐘擺的兩個極端，但他們同樣離不開的，卻是那個始終在那裡的軸心。

陳翰聖

（2016年12月4日）  

（原載香港《動向》雜誌2016年3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