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女領導：我始終對新冠病毒的來源持有懷疑，不吐不快！

哈佛參考（微信號：hafocankao）

發表於 2021年01月05日

熊蕾：新華社中國特稿社副社長、高級編輯，首都女新聞工作者協會副會長，中共情報英雄熊向暉之女

這個事情本來我都已經忘了，但是由於新冠疫情的肆虐，我又想起了這段經歷。

基因爭奪，是指20世紀90年代，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機構，以基因研究的名義，在我國各地大規模採集人體基因樣本。我只經歷了其中一段，遠不是全過程。

我接觸的其中一個很小的局部，就是美國哈佛大學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安徽進行的所謂基因研究項目。

我有一幅哈佛公共衛生學院上個世紀90年代，在全球採集基因樣本的一個地圖。圖中很多點，是他們的基因採樣現場，全球各大洲都有，主要在發展中國家。他們在中國的項目地區也有不少，但是安徽比較集中。

其實從1990年以後，在中國進行所謂基因研究，也就是基因採樣的不止哈佛大學一家，哈佛也不止公共衛生學院一個機構，歐洲和美國不少研究機構在中國都有項目，採樣地點也不限於安徽。

比如1998年3月，由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也就是著名的NIH出資、美國杜克大學和歐洲一些研究機構參與，中國老齡委協助，在中國開展一個所謂長壽老人健康調查的項目，在各地收集1萬名80歲到100歲中國老人的基因樣本，試圖破解所謂長壽基因的秘密。

這老齡委一位工作人員童增，參加這個調查的培訓時，一個歐洲專家指導他們如何採集老人的血樣，教他們把那些年齡在80歲以上的老人的手，先在熱水中浸泡，再搓熱，以促進血液循環，然後用針管從老人手指取血。

第一滴血不能用，要求從第二滴血開始，從每位老人手指上取的血，要能充滿直徑為12毫米，或一枚一分硬幣大小的5個圓圈。

這種取血辦法引起了童增的懷疑。

起初他擔心這樣採血，對高齡老人的健康和安全不利。

後來他發現，培訓的中文資料和說明，都似乎有意識地迴避英文資料中的基因字樣。

他認為，“這是在獵取中國的基因資源！”因此童增一方面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一方面把這事兒告訴媒體，呼籲警惕中國基因資源的流失。

結果，已經採到的4000份血樣，被中國政府主管部門下令封存，不許出境。但是實際上有沒有出境的，我們不知道。

項目好像是終止了，童增則因為得罪了他的頂頭上司，受到嚴厲處分，被老齡委辭退。

當時來中國採集基因樣本的事兒不止這一件。這些項目沒有一個公開說是採集基因樣本的。都是打着健康調查或者體檢的旗號，採集血樣。

在童增公開質疑長壽老人健康調查前後，國內很多專家也提出同樣質疑，媒體上就發出了很多警惕中國遺傳資源流失的報道。

然而很快，又有人向有關部門提出這樣的報道是炒作，干擾了正常的科學研究和國際科技合作。

於是，這種質疑的聲音在媒體上就看不到了。這方面的報道也一度成了禁區。

與此同時，國家科技部和衛生部開始聯合起草《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暫行辦法》，這是我們國家第一次專門為管理人類遺傳資源制定的一個文件。

在這個文件起草的過程中，國家下令暫停一切涉及血樣等生物製品的出口，有關國際研究項目也暫時中斷，這就引起了國際生物學界的譁然，有人說，中國要把這個領域的門關上了。

這時美國《科學》雜誌的新聞編輯就跟我們聯繫，希望我們就這個問題做一篇報道，解釋一下中國的有關政策。我就是在這個時候第一次接觸了人類遺傳資源方面的問題。

這篇報道在《科學》發表後，國內外反應都很好。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基因方面的報道。

當時給我印象比較深的，就是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暫行辦法明確提出，凡是涉及我國人類遺傳資源的國際合作項目，必須層層報批，最後向中國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辦公室提出申請，經審核批准後方可正式簽約。

這個辦法是國務院辦公廳1998年6月10日頒布施行的，它明確規定，文件出台之前，已經進行但是還沒有完成的國際合作項目，必須按規定補辦報批手續。

不管這個辦法現在看來如何不完善，也不管它實際執行的如何，它好歹是給了這個領域一定之規了。這是我們後來調查哈佛項目的一個利器。

哈佛大學起源是教會學校

我注意到哈佛大學在安徽的那些基因項目，是2000年12月，美國《華盛頓郵報》連發了兩篇揭露哈佛項目問題的長篇報道，引起了很大的關注。

據說哈佛項目在中國的血樣採集將“達到”2億人 。《華盛頓郵報》的調查相當深入，但是通篇給人的感覺是，中國地方官員貪婪，罔顧人權，聯手哈佛的華人副教授，把中國偏遠貧困山區老百姓的血樣賣給了美國的公司。

報道中提到的人很多，其中有兩個比較關鍵的人物。一個是美國的吹哨人葛文，Gwendolyn Zahner，她當時是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

葛文在1996年這個項目剛出台不久，就向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投訴，說這些基因項目沒有經過足夠的生命倫理評估，有違背生命倫理之嫌。

這是公認最早質疑哈佛基因項目的人。美國衛生部也根據她的投訴對這些項目開始調查。

但是在調查開始之前，或者在說調查得出任何結果之前，葛文就被哈佛解聘了。

另一個關鍵人物，就是負責哈佛在安徽這些基因項目的主要負責人，當時在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擔任副教授的徐希平。

徐希平是安徽人，當過赤腳醫生，後來就讀安徽醫科大學，成績優異，畢業後先後到日本、美國留學，成績也很突出。

我們當時了解到：截至2001年1月，中國國家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辦公室批準的，由徐希平領導的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等美國機構，在中國進行的國際合作項目一共是3個。其中沒有一個哮喘方面的項目。

但是，2001年美國NIH網站上列出的2000年財政年度，徐希平作為首席科學家獲得他們資助的項目就有9個，全部涉及在安徽採集基因樣本。

他們實際進行的項目是我們政府批准數量的3倍。其中兩項是與呼吸系統有關係。而2002年美方公布的調查是15個項目，是我們政府批准數量的5倍。

有多少血樣到了美國，至今還是未知數。僅哮喘病一項，徐希平本人承認拿到美國的基因樣本就有16000多份。而NIH批准給他的是2000份。

所以，他們總共拿走多少樣本，我們都不知道，拿走的樣本做什麼用了，我們更不知道。

哈佛項目的大部分採樣現場在安徽省的安慶地區。為什麼是安徽？為什麼是安慶？ 

徐希平來自安徽，在安徽有深厚的根基，各方面人脈極廣。這是一個原因，但是拿不上檯面。

他1996年在向NIH申請資助哮喘病基因項目時，寫了這樣的理由：剖析哮喘病和慢性阻礙性肺病這類氣管疾病中的基因“需要獨一無二的人口資源”。安徽、安慶的人口資源。

獨一無二在哪裡？在於人口眾多，是同種，他們絕大多數沒有用過藥物，因為常用藥物會使研究受到影響。

此外，“現場操作的費用低，使我們可以非常便宜而且迅速地篩選幾百萬受試者”。他還特別提出，“目前還沒有以亞洲人，特別是中國人為基礎的研究可以與之相比”。

與徐希平說的篩選幾百萬人可以“非常便宜”形成對照的是，在NIH資助之前，1994年12月，徐希平的哈佛團隊與1993年成立的美國千年製藥公司達成協議，由千年製藥資助哈佛100萬美元，他們向千年製藥提供中國安徽500個哮喘家庭的基因樣本。

僅僅5個月之後，瑞典製藥公司阿斯利康Astra就給千年製藥投資5300萬美元，對呼吸道疾病的遺傳基因進行研究。

100萬美元的基因樣本換來5300萬美元的投資。

後來阿斯利康又追加投資5000萬美元給千年製藥做其他幾項基因研究，樣本還是來自安徽。到2002年時，千年製藥的雇員已從最初的100來人發展到超過千人，資產已達數十億美元。

2001年初，我們準備去安徽實地調查，看看這些項目有沒有問題？有什麼問題？

項目有沒有問題，當然要待調查之後才能得出結論。但是我們既然要調查，就要選擇一個側重點，主要調查什麼？

這些項目，調查重點的可選項有N多，諸如是否涉及國家利益的流失？是否涉及國家安全，項目運作是否有黑幕？是否如《華盛頓郵報》報道給人的印象，腐敗的中國政府官員聯手來自美國的華人研究人員，坑害貧苦的中國農民等等。

但我只選擇了一個重點，就是看看這些項目是否違規。

一個是，是否違反我們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辦法的規定，再一個，也是最主要的一個，是看它們是否違反了美國和國際公認的生命倫理準則。簡而言之，這些項目是否做到了知情同意。

2001年1月，我從北京到合肥，會同我們安徽分社的資深記者汪延一起調查。

我們的調查從徐希平的母校，也是哈佛項目的主要中方合作夥伴之一的安徽醫科大學開始。

安醫大主管科研的一位副校長說，當強調合作“必須經國家批准才能做”時，人家很快就能拿來批文。管理辦法出台後，就因為樣本帶不出去了，所以徐才把實驗室建在安徽。

但是，是否能控制住，他覺得不好說。而且，他以前究竟拿走了多少材料，誰也說不清。

這位副校長感覺到這些項目跨的單位太多，沒有一個單位能和他完整合作。而且，在這些項目上，中方力量比較弱，項目又分成幾塊，“我們的利益不容易得到保護”，中方合作者“沒有一家可以全程監控”。

對於美國千年製藥公司僅僅因為可以接觸安徽的基因資源，便在哮喘病等幾個基因項目上獲得投資一億多美元的事，副校長毫不知情。

他感到，合作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進行的。

我們接下來驅車從合肥到安慶再到岳西，了解被採過血樣的農民，是否知道他們是在為一個國際合作項目作“貢獻”。

在路上，汪岩接到我們安徽分社一位領導的電話，說省委宣傳部有人向分社查問我們採訪的事，好像有阻攔的意思。這位分社領導對汪岩說：你們好好調查，這個項目肯定有問題！

我們的目的地岳西縣頭陀鎮在大別山深處。在路上，縣醫院辦公室主任就告訴我們，1996年是安醫大在這裡做體檢，目的是“探討建立農村合作醫療體制的新模式，與徐希平和哈佛沒有關係”。

可是他又說，當時以頭陀為試點，抽了1400多份血樣。

1997年，徐希平讓他做哮喘病人的篩選，條件很嚴，要一家三代同堂，至少兩代有病人的家庭才能入選。頭陀鎮只挑出4戶。全縣40萬人口，只挑出50戶。主任還給了我們當初體檢時發給農民的“健康卡”和“知情同意書”樣本。

到了頭陀鎮，我們提出找一戶當時抽過血樣的農民。

他們說，這些農民不住在鎮上，最近的一戶要走十幾里山路，那裡不通車。山高路遠，雪後路滑，“你們上不去”。

我當時就有些猶豫，看向汪延。汪延患有心肌炎，走平路都常常會喘不上氣。我覺得這樣的山路會要了他老命！

可是汪延毫不猶豫而且很平靜地說，你們找個嚮導來，我們走上去。不聽聽農民怎樣講，我們心裡不踏實。

我當時非常感動。最後他們找來一位嚮導，我們在山路上走了兩個小時，到了松山村那位農民家。

這時我們赫然看到一條寬闊的車道直通村邊，雖然是土路，但是走拖拉機完全不成問題。

嚮導很不好意思地說，可以開拖拉機上去的，但是他們不讓我告訴你們。我和汪延都沒說什麼。這些基層幹部的擔心，我覺得也能理解。

我們找的那位農民老漢和他的妻子及兩個女兒在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參加了兩次“體檢”。

他們每人有兩本當年發的健康卡，分別記錄了兩次檢查的項目。抽了血，第二次比第一次多，但“不知有多少”。

他說，“胳膊從一個小洞伸進布簾里，醫生在布簾後面，看不見”。兩次都給了誤工補助，頭一次每人10元，第二次20元，外加兩包方便麵——而NIH給哈佛項目的資助說的很明白，每個抽血人員的補貼標準是10美元。

第二次“體檢”是有選擇的，村里只有他們一家被挑上，而且不要兒子和外孫女，只要老兩口和兩個女兒去。他們願意去，“因為大女的病情比較重，一到春天就咳喘得厲害，希望她能得到治療”。

但是他們沒有得到治療。只給了一個健康檢查報告單。另外說老漢有高血壓，給了兩瓶降壓藥。

他們一家都非常肯定地說，沒有人給他們看過、念過知情同意書，他們也不知道與哈佛的合作。

我們拿出給我們的那個知情同意書樣本給他們念，他們聽了，連聲說，“不知道，不知道。”血樣送到哪兒去了，他們也不知道。老漢記得簽過字，不過是為了領誤工補助。

回到合肥，與哈佛合作的中方負責人、安醫大一位教授還是說，當年在岳西的體檢是他主持的，與哈佛的項目“沒有關係”。

那“不是為哮喘來摸底”，而是“基線調查”，“基線調查是預調查”，“主要是看老百姓對合作醫療的恢復是否滿意”。

我們問這位教授這個調查是誰資助的？他說“是衛世項目（即衛生部與世界銀行搞農村衛生人才培養的項目）的錢”。

我告訴他，世界銀行的項目是有記錄的。他馬上改口說，不記得錢是哪裡來的了，因為“也沒花多少錢”。

為什麼搞合作醫療的調查要抽血，而且要抽兩次，而且第二次專挑有呼吸道疾病的家庭？他答不上來。兩次調查有什麼結果，有沒有研究報告？他依然是“不記得”，只是一再說，“那是個很小的課題”。

回到北京，我們詢問了世界銀行北京代表處。答覆是，世行在中國從沒有資助過需要抽血體檢的衛生項目。

從安徽回到北京，我收到了安醫大生物醫學研究所、岳西縣醫院辦公室主任等同時發來的四份傳真，主要內容是說岳西縣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的兩次“體檢”都“與哈佛大學無關”。

如在岳西縣，支喘課題是1997年9月9日簽定的協議，所以9月前的地方工作與哈佛大學無關。

這也是我們安徽調查一個很奇葩的地方：凡是你發現的問題，就會有各種否認。

農民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抽了血的。他們就否認這個違規抽血是哈佛項目。抽血之後才與哈佛簽約，所以簽約之前的抽血與哈佛無關。

1999年12月一期《美國呼吸保健醫學雜誌》的論文，《一個中國農村社區的肺功能族群》，有8個作者署名，徐希平、安醫大那位教授、安慶市衛生局長都在其中，參加單位有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群體遺傳研究計劃及哈佛和波士頓大學的幾家機構，還有幾家中國單位。

文中說明，這項研究的“現場調查是與中國安徽醫科大學和安慶衛生局合作完成的，特別寫到採樣的地點：“哮喘病指標家庭是通過一個多階段的過程在8個縣（樅陽、懷寧、潛山、桐城、太湖、望江、宿松和岳西）收集的。”

岳西赫然列在上面。而且論文寫得明明白白：現場調查是在1994年7月1日到1998年1月26日完成的。

這能說岳西的“體檢”與哈佛大學的項目沒有關係嗎？

當時，我感覺更應該提高我們國內的認識，決定還是先寫一篇對國內的報道，除了披露項目違背生命倫理的問題，還側重利益方面的問題，不是宏觀的國家利益，而是中方作為合作方的利益和農民的權益。

最後，我和汪延的這個調查報道，以《令人生疑的國際基因合作項目》為題，發表在2001年3月26日出版的當年第13期《瞭望》周刊。

我們在文章中，對安徽方面有些人不遺餘力否認明顯有失誤的工作，同一個研究項目的外國主導機構和主要負責人有關係的做法，提出疑問：

美國哈佛大學一個機構在中國偏遠農村進行的基因研究項目，沒有完全遵守生命倫理原則，我們為什麼要幫着他們來遮掩和否認？

我們這篇報道後來被《中國青年報》、《南方周末》等多家報刊和網站轉發或引用。國家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辦公室有關領導也表示，新聞媒體的這些報道，對普及知情同意的生命倫理原則，起了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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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西斯也一樣。它們的資料全部被米國占有

這個事情到了2002年3月，出現過一個小高潮。就是美國政府發表了對這些項目的調查通報。

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下設的“人體研究保護辦公室”2002年3月28日，分别致函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等機構，通報了初步的調查結果說：

哈佛大學徐希平所主持的12個人類基因研究項目，在生命倫理、監督管理和確保參與者的安全等多方面，存在“廣泛而嚴重”的違規 。

哮喘病項目在進行三年之後，才提交哈佛有關機構進行倫理審查。那就是先斬後奏了。

美方的調查通報公布之後，應《瞭望》周刊之邀，我和汪延就此再次做了一篇報道，題為《哈佛大學在中國的基因研究違規》。

在這篇報道中我們再次提出了一些問題：

這些最終被證明違規的研究項目，為什麼會在近十年的時間裡在中國的土地上通行無阻？

中國方面正式批準的項目與實際進行的項目數量能夠差出這麼多，說明了什麼？

怎樣保護我們在基因研究中的權益？

我感到，雖然美國政府調查承認哈佛項目違規，但是他們主要把板子打在研究者個人的身上，而迴避了機構的責任。

我認為這是遠遠不夠的。

所以，我在2002年4月29日的《中國日報》再次發表了一篇英文評論，我原來的題目是“Institutional Indecency”，批評美國有體制性的不良行為。中國日報的編輯把題目改成了Harvard project violates farmers’ rights。

哈佛項目踐踏農民權利，委婉一些，但也很尖銳。

我在文中說，我們在中國，看到來自哈佛大學這樣著名機構的研究人員，從事有違生命倫理原則的項目長達十年之久，深感震驚。

我提出，這麼大範圍的違規，不能僅僅追究項目負責人個人的責任。美方有關機構的不道德也應追究。

比如以審核嚴苛著稱的NIH，為什麼會批准一個人這樣多的項目？徐希平所在的哈佛大學，最早給項目投資的千年公司，作為管理方和出資方，難道沒有責任？

中國一有什麼問題，美西方的媒體報道都會歸咎於政府。而哈佛大學的基因項目有問題，美國媒體的報道一開始還是把板子打在中國政府身上。

到我們介入調查了，我們才看到這樣的事實：美國存在嚴重的機構性或者制度性違背生命倫理的問題。而他們對此卻置若罔聞。

我在《中國日報》的這篇文章，美國人體研究保護聯盟網站全文轉發，並在按語中認為我的質疑有道理。

這也說明我一開始選擇的調查重點是對的，調查哈佛項目是否違背生命倫理原則，更容易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和共鳴。

以上就是我作為一個新聞人對美國的機構在我們中國獵取遺傳基因的一個記錄。

這個基因爭奪和現在還沒有結束的新冠疫情有沒有聯繫呢？

直到2003年非典以前，我對這些基因項目的關注角度，除了它們違規，踐踏了我們的知情權之外，就是誰得利？誰受益？

他們做基因採樣的目的好像很明確，就是將來形成治療有關疾病的專利藥物。

中國老百姓提供了這麼多血樣，中國方面能否從這些專利藥物中獲利？最終成果能否惠及提供基因樣本的中國老百姓？

而利益分享，就是benefit sharing，也是生命倫理的一個原則。我們拿這條在國際上講，是很能講得通的。

但是2003年突如其來的非典，使我和很多國人不能不更多地把關注點放了生物安全方面。

生物安全在英文中有兩個表達，中文都是生物安全，但兩個概念是有區別的。

一個是biosafety，基本上是指研究過程和結果的安全性，比如生物實驗室是否安全，有害物質是否會泄露，所產生的結果比如疫苗是否安全，不要有嚴重的副作用。

另一個是biosecurity，那就是國家安全層面的意思了。

我認識的生物學家，都否認非典病毒是人為製造，否認它是實驗室產生的。

但是2003年非典爆發後我見到一位生物學家，他說了一句話給我印象非常深：非典不是一場生物戰，但是它完全達到了生物戰的效果。

非典的詭異，就在於非典病毒的針對性太強了，感染者絕大多數是以中國人為主的亞裔。

非典之後，童增在2003年10月出版了一本書《最後一道防線：中國人基因流失憂思錄》。

他以美國那些科研機構那些年獵取中國基因樣本的事實，結合華人對非典病毒特別易感的現象，提出一個假設：非典可能是針對中國人的基因武器。

他因此受到了鋪天蓋地的謾罵。對此，童增說：“我只是提出了一種可能。我有懷疑的權利。”

我個人認為，童增提出的問題的確很重要。中國人應該保持這樣的警惕。

科學研究當然需要證據。但是像基因武器這樣的問題，真要拿到證據才可以懷疑，那什麼都晚了。

如果美國可以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炸中國的大使館，童增和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對非典的來源提出懷疑？

這次的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有人說，這就不是僅僅針對華人的了吧？但是我依然有懷疑。

首先，世衛組織直接把它和非典病毒聯繫在一起，說它是類SARS病毒。

其次，它和非典病毒一樣，主要還是針對我們的呼吸系統，讓我們窒息。

想想哈佛拿走了我們多少哮喘病基因的樣本吧。

反過來，中國拿過哪個國家的基因樣本？所以美國說新冠病毒是我們武漢的生物實驗室製造的，簡直就是笑話。

對於新冠病毒，主流的觀點當然否認它是人為的。

但是那位生物學家又說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話：這個新冠病毒是最流氓的病毒，顛覆了我們對已知病毒的所有認知。

經歷過那場基因爭奪，我始終對新冠病毒的來源有懷疑。

至於它為什麼從類似只針對華人到全球流行，那可以說它失控了，有人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病毒沒有按照既定的劇本演。

而中國有了非典的教訓，將自己的優勢發揮到極致，成功抗擊了疫情。

而那些玩兒火的人，本來想着隔岸觀火，根本沒有防備。結果引火燒身，杯具了。

對於受疫情折磨的廣大人民群眾，我們的確深表同情。世界不安寧，我們也不得安寧。

但是有一句話應在某些人身上，就是玩火者必自焚。

還有一件事，讓我對基因項目和新冠病毒的聯繫也產生了很大的懷疑。

還是在2003年非典的時候，有一個藥物的名字第一次進入我們的視野，就是達菲，Tamiflu。

當時有專家說，世界還沒有針對非典的特效藥，但是比較有效的是達菲。

2006年，又鬧起了禽流感H7N9，雖然還是沒有特效藥，但是世衛組織推薦了一款針對禽流感最有效果的藥物，又是達菲。

我當時心裡就咯噔一下。

當時在北外講課，上網搜集材料的時候發現，早在2005年10月，加拿大一個網站就發表了美國Joespeh Mercola博士的調查：《誰擁有達菲的權利：拉姆斯菲爾德將從禽流感鬧劇中獲利》。

據Mercola博士揭露，達菲的生產廠家是瑞士的羅氏集團，但是開發這個藥的是美國的Gilead Sciences公司，它仍然是達菲知識產權也就是達菲專利的擁有者。

Gilead公司創辦於1987年，它的創始董事當中，有一個人，叫拉姆斯菲爾德。

鬧禽流感時候，也就是世衛組織說達菲是禽流感特效藥的時候，拉姆斯菲爾德任美國國防部長。

拉姆斯菲爾德在出任國防部長一職之前，從1997年起一直是Gilead公司的董事長。

公司對他的評價非常高，說拉姆斯菲爾德在幫助建立這家公司和確定其方向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儘管Gilead公司在1996年把達菲的獨家銷售權賣給了羅氏集團，但是作為達菲的開發者和知識產權的擁有者，它仍然會從達菲的銷售中獲取巨額利潤。

拉姆斯菲爾德在就任國防部長之後，依然是Gilead公司的大股東。

僅2005年第一季度，達菲的銷售額就達3億3千萬美元。達菲給他帶來的財源也是不言而喻的。

一位國防部長擁有一種傳染病的特效藥意味着什麼，再沒有常識的人，也應當有點感覺了。

到了今年新冠病毒疫情剛剛爆發，就冒出來又一款特效藥，瑞德西韋。

瑞德西韋是誰家的？還是Gilead公司。

左一個右一個誰都沒聽說過沒經歷過的新病毒新疫情，他們家老有特效藥。他們怎麼那麼有先見之明呢？這裡要是沒有貓膩，那真是活見鬼了。

這樣一個背景，美西方很多大媒體一直似有意似無意地忽略着，我們中國的媒體也是從來不聞不問。

如果我們只注意美西方媒體注意的東西，卻忽略人家忽略的東西，我覺得就不大對頭。

此外，美國在生物戰方面，不是沒有前科的。

朝鮮戰爭期間，他們就向北朝鮮和我國東北投放過細菌彈，他們還不承認。

我1984年在美國進修時，曾在課堂上問一位很liberal的歷史教授，朝鮮戰爭時，美國政府為什麼要向中國發動細菌戰？他竟一口否認，說沒有此事，因為“至今還沒有看到任何證據”。

我告訴他當時國際紅十字會曾派人到現場調查，搜集到充分的證據，證實美國在中國境內投放細菌彈是千真萬確的。他聽了仍然半信半疑。

說到這裡，基因爭奪和新冠病毒有沒有關係，我就覺得我不用再說什麼了。

不管怎麼說，2019年7月1日，我國第一部《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開始實施。2020年10月1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我國第一部《生物安全法》。

一共10章，其中第六章專門為“人類遺傳資源與生物資源安全”立法，明確規定，國家對我國人類遺傳資源和生物資源享有主權；

採集、保藏、利用、對外提供我國人類遺傳資源，應當符合倫理原則，不得危害公眾健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

境外組織、個人及其設立或者實際控制的機構不得在我國境內採集、保藏我國人類遺傳資源，不得向境外提供我國人類遺傳資源。

從這一點來說，我們從國家安全、生物安全（biosecurity）的層面回顧哈佛基因項目，很有必要。

回顧20年前的那場基因爭奪，再看眼下的新冠疫情，我有幾點不成熟的思考。

一、西方不是老跟我們講人權嗎？其實他們所謂的人權是虛偽的。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基因組宣言明確和人權聯繫在一起。

你研究人體的生命科學，拿人體的遺傳基因樣本，要做拯救生命的藥物，那參與其中的人的基本知情權，當然就是人權，是非常具體而不是虛幻的人權。

我們在哈佛項目當中，看到哈佛大學、NIH這些機構以及美國政府有關部門對我們這些權利的尊重了嗎？

沒有。

在他們自己承認項目違規的情況下，調查依然只是走過場，根本沒有對項目涉及的中國農民公開認錯的意願。

他們始終漠視我們的知情權，怎麼可能會真正關心我們的人權？

二、對哈佛，NIH這些大名鼎鼎的機構，我們不要太仰視了。應該像孟子說的那樣，“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毛主席說的更好：糞土當年萬戶侯。

當然我不能因為這一件事否定人家的全部，這些機構也確有其了不起之處。

但是必須看到他們的光輝背後也有很多陰暗和齷齪，起碼在獵取我們的基因資源方面是劣跡斑斑，所以這些機構並不值得我們那般推崇。

不要因為拿到哈佛的錄取或者獎學金就感覺多麼了不起了，一來就什麼哈佛女孩了。

哈佛出來的有精英，也有混蛋啊！

三、爭奪國際話語權問題。

既要有宏觀的考慮，也不要放過像知情同意權這樣似乎微觀或細枝末節的問題。

正是在許多這樣的具體的問題上，美西方一些機構更能暴露他們虛偽的嘴臉。

而在這樣的問題上，我們就要以事實為根據，用國際公認的準則據理力爭，還是能夠痛擊某些人的要害的。

四、對專利和所謂知識產權要有分析。

哈佛等機構在中國還有其他發展中國家廣泛獵取基因資源，除了可能的生物武器的考量，還是瞄準了形成專利藥物之後的巨大利潤。

比如抗艾滋病藥物，利潤空間有多大？

一位知情人告訴我，“如果一單位藥的生產成本是3塊錢，他們的賣價會達到300元。” 

所以國際上有很激烈的批評，矛頭直指那些製藥公司，說它“貪婪殺人”。

艾滋病有這個問題，其他疾病，尤其像新冠疫情這樣的罕見疫病，都有這樣的問題。

在巨額利潤的背後，還有一個被很多人忽視的問題。那就是，不少抗病毒藥物的基礎研究，最初是由公共資金資助的，之後才開發成抗病毒藥物。

包括NIH，它的資金屬於公共資金，所謂納稅人的錢。

它投給了很多基礎研究項目，像前邊提到的基因組學一個項目的資金達到6530萬美元。

可是這些基礎研究形成專利以後，利潤全部歸了企業。

投入基礎研究的公共資金數以億計。但是這些公共資金贊助的基礎研究後來，怎麼就成了私營公司的專利，很少有人去探尋究竟。

很多人認為，製藥企業對研發抗病毒藥物還是有很大投入的，所以理當獲利。

但是，它們的利潤是否應當有個邊界，或者底線？人命關天，利潤是否應當向人的健康權，或者說向人權，做一些讓步？公共資金的投入對研究所做的貢獻應當怎麼算？這都是我們應當不斷叩問的問題。

五、對資本的力量，必須有所警惕。

我在調查哈佛項目之前，接觸過很多科研工作者，地質學家，植物學家，古生物學家，古人類學家，土壤學家，氣象學家，地理學家，水利專家……

絕大多數可以說非常純潔，對科研的態度嚴肅認真。哈佛項目讓我第一見識到還有這樣不講科研倫理的所謂科研工作者。

我比較了他們與那些真正意義的科學工作者的不同，感覺是資本的力量扭曲了這些人的靈魂。

資本的力量，似乎看不見摸不着，但是它的確具有毀滅性。

真正的吹哨人童增以及美國吹哨人葛文為什麼沒有像李文亮醫生那樣成為“網紅”？這就是資本的力量在運作。

資本，特別是西方資本，需要否定我們這個政權合法性的吹哨人。資本不需要童增和葛文那樣真正的吹哨人，他們就被漠視，被炒魷魚，被邊緣化。

我們對哈佛項目的調查追究，其實是和資本力量的一次短兵相接的較量。

我們新華社的記者、瞭望周刊的編輯、中國日報的編輯，憑着本能和資本小小博弈了一把，留下了一份歷史的記錄。

但是我們當時並沒有深刻認識到資本的力量，所以那次較量，更多的是出於本能地順勢而為。

如今，我們主管部門的領導，已經很清醒明確地提出不能讓資本的力量控制我們的媒體。

隨着我們對這個問題認識的加深，隨着我們在國家層面對這個問題的重視，我們有可能在同資本的較量中更加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