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自開打以來，已一年有餘。期間，談談打打，打打談談。談判的癥結，是所謂 “結構性改變”，即美國不僅要中國多買美國商品，而且要中國在諸如國企補貼、知識產權、市場開放等“結構性”問題上作出改變。後來又有消息傳出，說談判中癥結的癥結，是“執行機制”問題，即“結構性改變”一旦達成協議，怎樣保證其有效執行？一旦違約，怎麼懲罰？條約還未達成，先談違約懲罰，可見信任度之低，也可見對“結構性改變”之難，雙方心知肚明。
中國人講起和西方打交道，總要回溯到1840年。這年，中國吃了大虧。因此，毛主席親筆起草，將這一年鐫刻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以志毋忘國恥。至於沒有這年發生的事，我們會不會還活在愛新覺羅一姓之天下里，以至毛主席都沒有做毛主席的機會，自然是不應該去想的事。1840年所以重要，是因為這年，中國和英國打了場中國稱為“鴉片戰爭”，而英國稱為“通商戰爭”的仗。結果，愛新覺羅家的大清皇朝完敗，迫於城下之盟，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既是城下之盟，自然是不平等條約，清政府簽得不情不願。但這不情不願，又不能一概而論。《南京條約》的內容，主要是賠錢、割地、五口通商、協定關稅、治外法權五條。按理說，這五條中，賠錢割地是真金白銀，治外法權是喪權辱國。但在愛新覺羅家看來，皇上富有四海，賠點錢，割掉個把連皇帝都不知道在什麼地方的香港，不算什麼大事。至於治外法權，那幾乎是占洋人的便宜。皇上管理臣民，本來是靠殺頭和打屁股。但洋人的頭不好殺，屁股也不能隨便打，是件讓皇上頭疼的事。現在好了，讓洋人的法院來管理洋人，皇上省不少心，符合“以夷制夷”的謀略，所以是件好事。《南京條約》真讓皇上鬧心的，是五口通商。這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成長起來的中國人而言，有點匪夷所思。五口通商，相當於辦經濟特區，是發橫財的天賜良機，怎麼可能鬧心？這種推己及人的想法，多少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簽訂《南京條約》那年，坐在皇帝寶座上的是大清的道光皇帝。道光皇帝和他家列祖列宗，甚至和歷朝歷代的中國皇帝一樣，搞外交講究政治掛帥。道光家打天下時靠金戈鐵馬，治理天下靠三綱五常加打屁股。金戈鐵馬所向披靡處，便建起一座上面是主子，下面是奴才的金字塔。皇上登高一望，下面跪着全是奴才，不禁豪情萬丈，制度自信幾乎爆棚。金戈鐵馬望塵莫及處，理論上便是“化外之地”，也即野蠻人住的地方。南方住的是“蠻”，北方是“狄”，東方是“夷”，西方是“戎”。再遠點，超出了皇上的地理知識，無以名之，一概統稱為“夷”。英國人是“英夷”，法國人是“法夷”。皇上有時也鬧不清楚，心想也許沒有這麼多國家，狡猾的“夷”們編出許多國名，為的是誑吃誑喝，想多討點賞賜。總之，在皇上心裡，中國是世界文明的核心，皇上是核心的頂峰。中國的皇上不僅是全中國的主子，也是全世界的主子。就像有段時間，毛主席是全世界的紅太陽一樣。現在，在這上下有序涇渭分明的世界裡，連屁股都不可以隨便打的洋人要來“五口通商”，這豈不是要搞“結構性改變”？
不要以為“結構性改變”一定是驚天動地的大事，或者是“海內外敵對勢力”精心策劃的密謀，不一定。更多時候，“結構性改變”更像是一場黑色幽默，它由一些小事機緣巧合地湊在一起，產生出意想不到的後果。譬如，屁股可不可以隨便打，便是此類小事之一。比起打屁股，下跪則更重要點。因為按照愛新覺羅家的觀點，人之所以有膝蓋，主要是用來下跪的。凡人類，見到皇上都應下跪。沒想到這樣天經地義的事，有時居然也行不通。那是英國人也即“英夷”的皇上喬治三世，派了位高級幹部到中國來商談貿易。那時，坐在金鑾殿裡的，是道光的爺爺乾隆皇帝。乾隆爺本來對貿易沒有什麼興趣，或者說腦子裡根本沒有“貿易”的概念。英夷運來貨物，那是“朝貢”；皇上回贈，便是“恩賞”。至於什麼國際貿易、比較利益、市場經濟等等，統統聞所未聞。但人家特使老遠跑來，中國既是禮儀之邦，萬方表率，自然不能拒人千里之外。再說，接待一個英夷特使，能花幾兩銀子？ 於是，恩准覲見。但萬沒想到，被恩准覲見的英夷，非但沒有感恩戴德誠惶誠恐，反而提出覲見皇上時不能下跪。乾隆爺活到八十多歲，從來沒有聽到過這麼荒唐的話。心想見到皇上不下跪，簡直是無父無君，近乎禽獸。結果，中英雙方貿易沒談成，不歡而散。貿易不成，本倒也無所謂。因為在乾隆爺看來，“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唯一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何以區區一介英夷，咫尺天威下，竟敢不跪？於是，君臣間便流傳出一種猜測，以為英夷一定膝蓋有問題，僵硬麻木，根本不能下跪。這種猜測，傳到乾隆爺的孫子道光皇帝時，竟然演變成了一項軍事理論，以為英國人既然腿腳不方便，自然不能擒拿格鬥，一旦開戰，絕非清軍對手。一時間，大有“打，奉陪到底”的氣概。結果一打，打出了中英《南京條約》。
繼中英《南京條約》後，道光的兒子咸豐皇帝，又和英法聯軍簽訂過《北京條約》。這次更慘，連首都北京都被打淪陷了。按理說，都讓別人打得找不到北了，要人家磕頭下跪的事，總該算了吧？這種常人的邏輯，用江澤民的話講“圖樣圖森破”（too young too simple太年輕太簡單）。咸豐皇帝先自稱要御駕親征英法聯軍，“以伸天討而張撻伐”，等到敵軍真來了，他卻帶着大小老婆，包括那位後來成為慈禧太后的葉赫那拉氏，逃到熱河“巡狩”去了。咸豐所以要逃跑，多半倒不是怕死，而是怕洋人不給自己下跪。他不怕賠錢，凡能用銀子解決的都不是大事。他最怕的是洋人跑到北京這個“輦轂重地”來面交國書，覺得那是洋人心懷叵測，狂悖之極。別人來交國書，又不是交戰書，怕什麼？怕別人不下跪。讓天下人下跪的規矩，本是愛新覺羅家靠金戈鐵馬打出來的，是硬道理。就像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江山，是靠“幾千萬人拋頭顱灑熱血”灑出來的一樣，道理硬得很。但問題是現在“硬道理”沒了，自己還被別人打得滿世界跑，卻還要別人下跪，是不是有點滑稽？一個自己捏造出來的政治規矩，“規”着“規”着，異化成天羅地網，把自己“規”進去動彈不得，自己把自己綁架了，是不是有點荒唐？世上的戰法本有兩種，一曰“棒殺”，一曰“捧殺”。“棒殺”簡單，如愛新覺羅家的金戈鐵馬，或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之類便是。“捧殺”迂迴，先把你抬高，然後威脅說：“不聽話把你摔下來”。咸豐帝的窘境有點像“捧殺”。但是，是自己把自己“捧殺”，爬上神壇，居然沒法下來了，是不是有點黑色幽默？
大多寫中國近代史的歷史學家們，事後聰明，通常把前清君臣們這種不可理喻處，歸因於他們的昏庸，冥頑不靈和對外部世界的無知。說皇上“天縱英明”，自然是拍馬屁的話。但皇帝大多自幼接受最好的教育，名儒啟蒙，飽讀詩書。群臣們更在科舉道路上過關斬將，鳳毛麟角，能夠靠買官賣官做到軍委副主席的，可能沒有。說這麼一批人，都是酒囊飯袋，有點不近情理。那麼，究竟是什麼使他們顯得如此不可理喻？他們究竟有什麼難言之隱？這就牽涉到了“結構性改變”。“下跪”，對清政府而言不僅僅是禮儀，而是體統、象徵，是一個神化的符號，是統治合法性的表現，是國家機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它是一個“結構性”的存在。它的存在，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大臣們不可以不下跪，皇上也不可以讓大臣們不下跪。對它的任何改變，都是“結構性改變”。它所引起的多米尼骨牌效應，可以癱瘓整個國家機器。就像一塊鋼化玻璃，碎一個角就會整塊玻璃分崩離析。舉個例子說，共產黨是不可以被批評的，但那不是因為它“偉大光榮正確”。不是因為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所以它才不可以被批評；而是因為它不可以被批評，所以它必須自稱“偉大光榮正確”。共產黨的不可以被批評，就像見到皇上不可以不下跪一樣。包括皇上在內的任何人，都不可以廢除下跪的規矩；包括共產黨在內的任何人，也都不可以開放對共產黨的批評。這不僅可以被邏輯證明，而且也已經被歷史證明。1957年從“整風”到“反右”的轉變，有人說是“陰謀”，有人說是“陽謀”。其實都不對，根本就是“無謀”，是始料未及，是不懂得共產黨不可以被批評的道理。
那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為什麼可以被批評？美國總統天天被媒體罵，為什麼照樣做總統？梁漱溟批評毛主席，問毛主席能不能有點“雅量”？毛主席說“這個雅量我沒有”。是不是美國總統比毛主席有“雅量”？不是。不是美國總統更有“雅量”，而是美國政治和中國政治間，存在“結構性”的不同。美國總統無權禁止別人罵他，但別人罵他，他照樣做總統。毛主席有權禁止別人罵他，但一旦別人可以罵他，他就做不成毛主席。這和“雅量”、人品、性格無關，只和體制的“結構”有關。一種體制是平面的、網狀的、多元的；另一種是垂直的、一元的、金字塔式的。平面網狀的結構看起來無序、低效、混亂，但不會轟然倒塌，碎一個角，整塊玻璃還在。金字塔式的結構看起來高大、雄偉、整齊劃一、動不動“舉國體制”，但牽一髮而動全身，隨便一件雞毛蒜皮的事，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對它產生不可承受之重。這種星火燎原的事，從前清的保路運動到蘇聯東歐的劇變，從阿拉伯的茉莉花革命到香港的“反送中”遊行，曾在且正在被歷史一再見證。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整個中國沐浴在“思想解放”的春風裡時，有學者提出中國歷史上存在一種“超穩定的結構”。現在看來，這種“超穩定結構”，其實是一種超穩定的“不穩定”結構。這種穩定的“不穩定”，從秦始皇的鑄十二金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全面專政”，幾千年來始終無法突破貌似銅牆鐵壁，卻又“一碰就碎”的統治模式。
從這個角度看中美貿易戰，就可以知道所謂“結構性改變”有多麼困難。別的不說，就說網絡媒體，中國能全部開放嗎？如果谷歌、臉書和其它美國主流媒體，都可以像企業那樣在中國正常經營，那不就是毛主席可以被罵，共產黨可以被批評了？ 美國向中國媒體開放，中國也向美國媒體開放，看起來很對等，其實不對等。因為一個罵不倒，一個卻可以被罵倒。中共領導的報紙，現在就在美國公開發行着，但它能做到的，最多就是放在超市地攤上，任人免費撿取，就像一滴口水吐在大海里，掀不起一點風浪。中宣部就是把整個紐約時代廣場包下來做廣告，除了暴露自己的無知和愚蠢外，還能起什麼作用？中國可以把天安門廣場讓別人包下來嗎？自家幾個學生占着喊幾句口號，就“國際大氣候國內小氣候”地呼天搶地，受不了了。所以，中美貿易戰既不是單純的平衡貿易赤字那麼簡單，也不像陰謀論所說的那麼複雜，是一方處心積慮地要整死另一方。更可能的是，雙方存在“結構性”的差別，而且一方的“結構”容易調整，另一方的“結構”很難調整。一調，就可能要命。中國外交部一再說，要考慮對方的“核心關切”，這是不是正是中方的“核心關切”？
亨廷頓講過“文明的衝突”，不那麼“政治正確”，常被人詬病為種族主義。但亨廷頓更敏銳的地方，是他講技術進步全球化等趨勢帶來的文明間的交往，不一定只帶來同化、和諧、普世價值。相反，它也可以加劇文明的衝突。兩個不同的人，各居一方，老死不相往來，再不同，他們起不了衝突。時代進步地球變小，他們有了見面的機會。但他們的見面，帶來的未必是互相理解，也可以帶來互相誤會，互相猜忌，互相衝突。中美貿易戰，講到底就是這樣兩個人的見面。或者說，是把兩個根本不同的東西，硬放到了一個體系裡。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美打不了貿易戰。現在，雙方打得如火如荼，方興未艾。兩邊都在放狠話，一邊說要“脫鈎”，另一邊據說準備“吃草”。其實，都是講講而已。對中美雙方來說，都已為時太晚，回不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了。面對中英“鴉片戰爭”後的國勢日衰，李鴻章曾感嘆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今天的中美貿易戰，雖稱不上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但至少也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未有之大變局”。這個“局”將變向何方？看來和李鴻章時代一樣，向後變的可能性不大，總還是要向前變。
陳翰聖
2019年9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