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之聲》（131）談自誤誤人的托派

新的形勢必然帶來新的觀點、戰略和戰術，列寧和傑出的前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執行的路線方針政策之所以正確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列寧），“科學是不斷發展的，不斷用新經驗豐富自己、使舊公式更加完善”以及“一切以條件、地點和時間為轉移。”（斯大林）

“列寧所以能夠發現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真理，因為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他沒有做字句的奴隸，他善於抓住馬克思主義中主要的、基本的東西。”（斯大林）

“如果要求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對每一個別國家在50-100年以後可能發生的一切理論問題給我們作出現成答案，使我們這些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後代可以安然地躺在暖炕上來咀嚼這些現成的答案，那就太可笑了。但是，... 最後並學會根據這個經驗和馬克思主義的實質，把馬克思主義的個別的一般原理具體化，使其更加確切和完善。” （斯大林）

 “列寧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得出結論：在新的發展條件下，社會主義革命在單獨一個國家內完全可能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切國家或大多數文明國家內同時勝利是不可能的，因為在這些國家內革命成熟是不平衡的恩格斯的舊公式已經不適合於新的歷史條件了。...馬克思主義者不能不知道，這兩個結論都是正確的，但不是絕對正確的，而是每一個結論對於自己的時代 [以前的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相對於現代的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前者具有興盛發展和團結與共的時代特徵，而後者處於垂亡之際，四分五裂和戰爭頻仍的時代特徵] 是正確的：...”（斯大林）

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獻》中抨擊布朗基主義者不要中間站和妥協為中介的錯誤也間接地駁斥了托洛茨基派的錯誤。

列寧在《打着別人的旗幟》一文中說，“只有在這種基礎上，即首先估計到區別不同“時代”的基本特徵（而不是個別國家歷史上的個別情節），我們才能夠正確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認清了這個時代的基本特徵，我們才能以此為根據來估計這國或那國的更詳細的特點。”這就從側面批評了托派。

列寧在《我們的當前任務》裡說，“西歐社會主義運動和民主運動的歷史、俄國革命運動的歷史、我國工人運動的經驗——這些是我們在制定我們黨的適當的組織形式和策略時所必須掌握的材料（黑體）。... 俄國工人運動的條件與西歐工人運動完全不同，所以在這一點上抱某種幻想是很危險的。”列寧指出托派和一些小資們要民主不要專政的狂妄與荒誕之處。正確的辦法不是托派的一條腿走路的工人民主絕對論而是馬恩列斯毛主義的人民民主革命專政。列寧還主張利用杜馬的講壇；教育和組織；秘密組織同合法組織相結合；普及革命經驗；認為政策是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應當把對共產主義思想的無限忠誠同善於在實踐中一切必要的妥協、機動、通融、迂迴、退卻等等的才敢結合起來... ...。1927年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背叛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發動反革命軍事政變、導致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是極為深刻的，特別是當我們結合四十四年來中修叛復盜集團的時代基本特徵來看，尤其值得一再反思其經驗教訓，然而這與托派無理指責斯大林沒有任何共同之處，正如同與托派無理指責毛主席和繼續革命論所謂失敗的觀點毫無共同點一樣。

“辯證法要求從相互關係的具體的發展中來全面地估計這種關係，而不是東抽一點，西抽一點。”這是對左右反對派所犯錯誤一針見血的批評。（列寧：《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

“一切發展，不管其內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發展階段，它們以一個否定（黑體）另一個的方式彼此聯繫着。比方說，人民在自己的發展中從君主專制過渡到君主立憲，就是否定（黑體）自己從前的政治存在。任何領域的發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從前的存在形式。”（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托派拿着工人階級民主不放，卻不知道工人階級民主和專政是在不同發展階段各有其側重點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這是托派所犯的顯而易見的常識性錯誤，這是因為托派排斥辯證法。附帶地說：托派對於變化了的問題的解決失之機械或抽象論定。我們必須懂得對無產階級政治問題正確的提出與社會學問題、藥方、公式即偏離具體情況提出的問題是極大地不同的。托派則剛好相反，他們使用一般的抽象公式代替具體分析。列寧在《表明工人運動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觀材料》一文中對包含托派在內的各種知識分子集團的“一個主要缺點，甚至可說是最主要的缺點（或者說對工人階級所犯的罪孽）就是主觀主義（黑體）。他們處處把自己的願望、自己的‘意見’、自己的估計、自己的‘希望’當作工人的意志，當作工人運動的要求”。

[Mark Wain 2021-01-20]

（續上）

列寧教導我們說：“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一種革命，在取得勝利以後就可萬事大吉，高枕無憂。誰認為有這樣的革命，誰就不僅不是革命者，而且是工人階級的死敵。這樣的革命從來沒有過，甚至次等的革命，即只把政權從一個有產者少數轉到另一個有產者少數手中的資產階級革命，也不是這樣的革命。革命越深入，舊制度復辟就越困難，即使發生復辟，保留的成果也會越多。革命把舊地基掘得愈深，舊制度復辟就愈困難。我們的‘防止復辟的保證’是把革命進行到底，而不是同反動派妥協。”（《蘇維埃政權的成就和困難》）托派剛好相反，更確切地說是背叛了馬克思和列寧的學說；大肆詆毀反修防修和衝破重重困難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偉大導師和領袖毛主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托派別無長項，但挖革命與革命家的牆腳卻是少有的能手——革命越深入，托派就越反對，這不但對中國革命如此，即使對前蘇聯的革命及其傑出的革命家斯大林也是這樣的。

托派狂妄自大，不知道自己的斤兩，竟然對中蘇兩國的偉大革命嗤之以鼻，謾罵二者從失敗走向失敗，沒有任何成就可言。據說這完全是由於採用了所謂斯大林主義而沒有採用托洛茨基主義及其策略的關係。他們悍然拒絕承認斯大林幾乎沒有自己的主義可言，他的全部思想政治路線和理論來自對馬列主義盡其可能地貫徹執行的事實。

托派是不准許革命失敗的，哪怕暫時的攻擊頓挫也被指控為所謂全盤失敗，其荒誕不經、昏話之多和主觀主義之嚴重程度，早已經不可救藥，令人只好一笑置之。但是謊話連篇累牘也會有些微的影響，因此予以駁斥還是有些助益的。

即使次等的革命，例如十七世紀中葉開始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十八世紀末葉開始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在通過暴力革命取得政權後，政權並沒有就此鞏固，鬥爭也遠沒有就此結束。兩國的革命都經歷了長期的、曲折的革命與反革命、前進與倒退、復辟與反覆辟的激烈鬥爭——英國從一六四零年發動，到一六八八年資產階級專政確立，曾出現過兩次內戰、一次復辟和一場政變，長達四十八年之久；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則經過了七次同反法聯盟進行了反覆較量，兩次封建王朝復辟，前後經過四次資產階級革命，經過八十多年的反覆而激烈的生死搏鬥，資產階級才鞏固了自己的專政政權。（參閱：《英法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復辟與反覆辟鬥爭》，華中師範學院歷史系編寫，人民，1975）

次等的革命尚且如此反覆不定，無產階級的革命作為頭等的革命要推翻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要同私有制關係和私有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其反覆和激烈的程度何止十倍甚至百倍於前者。

按照托派的反革命邏輯，只要出現反覆或任何攻擊頓挫就說明革命理論、戰略、策略錯誤，非處死那些該死的革命家不可。從英國的弗朗西斯·培根、托馬斯·霍布斯、約翰·洛克、奧利佛·克倫威爾到法國的啟蒙運動思想家讓·雅克·盧梭、伏爾泰（即弗朗索瓦-馬利·阿魯埃）、查理·路易·孟德斯鳩、狄德羅、魁奈、梅葉和革命家讓-保爾·馬拉、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雅克·魯、安東萬·路易·德·聖茹斯特、喬治·雅克·丹敦、拿破崙·波拿巴都將被一一批判或被放逐，因為革命失敗如同戰爭一樣普遍，據說都是由於革命或戰爭理論犯了大錯所導致的。

無產階級之怒：沒這個條件，不能刻舟求劍。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現在都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了，是走資派專政，怎麼文化大革命？

無套褲漢：上面提到：二次文革的特點之一——在資產階級專政下進行反覆辟革命鬥爭，而不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反覆辟鬥爭。但是，最終會產生一個無產階級革命黨是必須的也將是必然的。二次文革與一次文革最大的不同點也在這裡。一次文革首先由革命黨領導才發動起來；二次文革則是首先由群眾自發鬥爭發動起來再組成革命黨。這個“先群後黨”的革命實踐具有重大的革命性意義，不宜一筆抹殺；也應該靈活運用毛主席的教導，不要把馬克思主義死於句下或當成教條，而要看作是行動的指南。（參看：http://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zMwNzQ4  或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6863  ）

托派觀點的錯誤除了以上所說的，還包含以下方面：例如：

列寧着重指出：“我們的右翼民主黨人常常忘記這一真理。他們還常常忘記，革命中的階級對比關係是隨着革命的進展而變化的（全句黑體）。任何真正的革命進步都要吸引更廣大的革命群眾參加運動，也就是說，要求更清楚地認識階級利益，更明確地劃清各政治黨派的界線和更確切地描繪各個不同政黨的階級面貌；也就是說，要求以更加具體的、明確的、各個階級的不同要求（黑體）來代替一般的、抽象的、模糊不清的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談談全民革命的問題》）托派不能發展地看問題，更不能做到排除主觀主義和排除關於所謂斯大林主義的無理指控、謠言和污衊及對毛主席所謂犯錯誤的反對中蘇革命即反革命錯誤觀點。

“... ... 馬克思主義者可能犯的最大的最致命的錯誤就是把空談當作事實，把虛假的外表當作實質，或者一般地當作某種重要的東西。”（《拿破崙主義的開始》）托洛茨基主義者空談了幾乎整整大半個世紀的所謂斯大林主義的危害，事實上，斯大林主義完全是階級敵人的捏造，所謂危害恰恰是對革命的偉大的貢獻，托派卻把它們視為實質和重要的東西，與階級敵人互相共鳴。

“閃光的東西不一定都是金子。托洛茨基的詞句雖然燦爛奪目，娓娓動聽，可是沒有絲毫內容。”（列寧：《論高喊統一而實則破壞統一的行動》）托氏以後的流派等而下之，連動聽的靡靡之音都消失了，剩下的或不堪入目或強詞奪理或是些污衊革命之音。

工人階級並沒有希望公社做出奇蹟。他們並沒有想靠人民的法令來實現現成的的烏托邦。他們知道，為了謀得自己的解放，同時達到現代社會由於本身經濟發展而不可遏制地趨向着的更高形式，他們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必須經過一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完全改變的歷史過程。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麼理想，而是要解放那些在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裡孕育着的新社會因素。工人階級充分認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滿懷着完成這種使命的英勇決心，所以他們能用鄙視的微笑回答奴才報人的粗野謾罵，回答好心腸的資產階級空談家的訓誡，這些資產階級空談家用先知者萬無一失的口吻宣講其不學無術的濫調和宗派主義的臆造。（馬克思：《法蘭西內戰》）托派好奢談公社，自以為是先知者，大肆詆毀上海公社，以便宣講其不學無術的濫調和宗派主義的臆造，自覺與奴才報人和資產階級空談家並駕齊驅。 

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哲學與與托派不同，就是說，專政與專政階級是否多數無關，即便是少數也有專政的力量。他說：“因此，當無產階級占人口少數時（或者說當覺悟的的和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占人口少數時），它也能推翻資產階級，然後把半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群眾中的許多同盟者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因為這些群眾從來不會預先擁護無產階級統治，不會懂得無產階級統治的條件和任務，而只是根據自己以後的經驗才確信無產階級專政是必然的、正確的和合乎規律的。”（《立憲議會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

“我不知道有第二個革命者善於象列寧這樣無情地打擊那些傲然批評‘革命的混亂狀態’和‘群眾的胡鬧行為’的人。 ... 相信群眾的創造力，——這就是列寧活動中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使他能夠理解自發勢力，把自發運動引上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斯大林：《論列寧》）由於階級鬥爭日益深化，資產階級不得不調整其對付無產者的鬥爭策略——除了繼續剝削和壓迫之外，另加籠絡、收買和迷惑，到列寧革命時期，群眾的自發鬥爭轉化為政黨領導下的自覺運動。托氏不理解時代特徵對鬥爭策略的重大意義，因此是脫離時代的。托派個別人竟然說今年華盛頓特區發生的美國人民一月六日占領國會起義是所謂法西斯反革命事件，可見托派分子落後於時代的窘況絕非傳聞，他們言必稱托氏《信條》綱領，豈不知他的綱領早就被時代拋棄了。

列寧說：“革命不是按訂單進行的，也不會正好在這個時候或那個時候發生，革命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成熟起來的，是在許多內部原因和外部原因湊在一起的時候爆發的。”（《在莫斯科省工廠委員會代表會議上的報告》）這就是說托氏革命訂單是不行的，革命何時爆發由不得托氏的綱領。

托洛茨基“理論”就1927年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反革命叛變大肆埋怨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一事很形象地說明托氏及其派別排斥辯證法到了多麼荒唐的程度。恩格斯說：“對歷史事件不應當埋怨，相反地，應當努力去理解它們的原因，以及它們的還遠遠沒有完全顯示出來的（黑體）後果。”（《<卡爾·馬克思在科倫陪審法院面前>一書序言》）

以上很簡潔地說明托洛茨基主義是一個失敗而沒有根據而又急於逞強鬥狠的反對中蘇革命也就是反對革命的和反動的宗派綱領。[Mark Wain 2021-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