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

今年开始，感到不顺。新冠病毒开始在中国传播。当时在美国还可以看到许多国内的新闻节目，比如上海东方卫视的“今晚60分钟”和北京的“晚间新闻”(现在它们都消失了)。 连续几天，电视的节目都说没有人传人的迹象。

不久，就有人传人的报道。三十晚上我最担心的是，病毒在春运期间传播可怎么得了。我在网上看到了关于李文亮的报道。 徐静波在其“静说日本”的节目里报道了武汉封城前有中国游客逃到日本并说到了日本就安全了 。 我当时感到非常惊讶，这些国人怎么这样不顾及他人而且还公开地说(后来发现西方人在封城前也这样)。看到了方方日记。

我当时想起了国内1959年大饥荒的起因。一位曾获诺贝尔奖的美籍印度经济学者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大饥荒发生是由于没有信息的自由流通而造成的，因此大饥荒都发生在非民主国家而不在民主国家。根据对李文亮的报道，我想这个论点也适用疫情的传播：病毒的传播和爆发是由于没有信息的自由流通而造成的，因此病毒不会在民主国家爆发。

两个月以后，病毒不断逼近美国并开始爆发，我上面的假说完全错了。当时谁也不会想到，美国会有上千万人染上病毒，四十几万人因此而丧命。同时中国成功地将病毒控制住，10月份，人们已经在国内旅游了。

接下来就是制度之争：美国民主和和中国威权哪个更优？这在几年前是不能想象的，那时，民主优于非民主是不辨自明的。我接触的宣传中国制度优于民主是上海东方卫视由张维维主讲“这就是中国”节目。 他们把主张普世价值的知识分子偏低为“公知”。 我想，如果让张维维， 胡锡进，司马南这派与“公知”公开辩论，会非常有趣，且对中国有益。

疫情在各国传播与爆发有不同的原因：政治制度，文化，生活方式，历史，等等。 这几个变量同时作用，很难判断哪一个变量起主导作用。稍微细致的分析可以比较政治制度不同而其它方面相同的国家或地区的疫情爆发和危害程度， 这样能确定政治制度对病毒传播的作用。 比如，我们可以比较中国，日本，南韩，和台湾地区，它们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历史都与中国大陆相似但政治制度国不同。这样粗略比较还是可以看到民主优势： 这些国家和地区病毒传播的程度轻于中国大陆或相似，但没有大陆在武汉所采取的强制手段，也就是说，在那里控制疫情的代价要小很多。当然还有其它因素，比如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等等。

疫情完全改变了我们熟悉的生活方式。三，四月疫情爆发时候，我的确感到周围对我和家人的人身安全的威胁并感到担心了。我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去买枪，但有买的意愿了。真切感到了民主，自由，法治，对少数族裔的保护和尊重这类象征人类进步的制度即使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具民主传统的移民国家也是一个十分脆弱的均衡。

在国际社会里，对新冠病毒在世界的传播的问责有可能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的一个历史问题。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在疫情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撕破脸。那时川普还与习近平通电话并夸习近平抗疫得力。以后就急剧恶化，直到人们开始担心美国要对中国动武。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等在秋季基本上同时用前所未有的强硬语言指着中国和中共。我当时担心，美国在做战争动员并预测美国会在11月大选前在南海对中国动武（因为美国和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在南海没有法理）。其动机是，有利于川普连任，打击中国的发展势头因为美国其它打压中国的方式成效甚微，只有军事打击才能见效。万幸的是，到今天为止，和平还是在继续。美国是否考虑过在11月前对中国动武这个假设有可能在若干年后当事人的回忆或文件解密时得到证实。

有些美国精英已经开始认为，在中美竞争中时间在中国一边。这在几年前是没有过的。我没有看到川普和彭佩奥如何考虑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只看到他们攻击和打压中国。其结果是，一方面，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印象下降，另一方面，中国的民众丧失了以前对美国的好感和仰慕，在他们眼中美国已经成为一个下三滥的国家。 

彭佩奥在其中国助手的建议下开始攻击中共政权本身以挑起民众对中共的不满，引发动乱以削弱或推翻中共的统治。其结果是，国内的民众看清这不过是美国打压中国的手段，不但没有远离中共反而更加维护中国的利益。在国人眼里，中美之争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大国竞争或民族矛盾了(我也这样认为)；而且是美国以强欺弱。 美国高官的攻击不仅引起中共的警觉也激发了国人对外族的愤慨进而巩固了中共的领导地位。 彭这些人忘了托克维尔的一个著名论断，在一个非民主国家发生变更或革命的最有可能的时间不是在这个政府处在紧张或危险的时候，而是在这个政府开始改革，政治氛围开始宽松的时刻 （比如，1989年的六四）。

美国国内危机和中国发展模式对民主的挑战

80年代时，经济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生活只限于在民主国家， 这是人们向往民主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时，民主优于专制不言自明。现在中国是个非民主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活也开始普及（据说已有四亿中产阶级）。 就连非常敌视中国的西方人也不得不惊叹中国在经济和技术等方面所取得的惊人的发展和提高。这意味着，非民主的发展道路也可以发展经济让大众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这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确是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最近听了曾获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 Joseph Stiglitz  的两本书 Power, and Profits 和 Rewriting the Rules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他对美国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和状况提出非常尖锐的批评， 指出美国目前的经济不可持续并提出改革方案。美国的经济困境，社会撕裂，疫情失控，选举中出现的危机和暴动都说明美国的确出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危机。这些问题绝不是换了一个总统就可以解决的，它们将长期困扰美国。

应了那句中国老话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不过，如果和平竞争的话，我还是相信民主优势。 在一个非民主国家，听不到不同声音是一个非常致命的危险。不要忘记，在习近平2012年反腐前，大陆的腐败已达到了要亡党亡国的地步了，那不过是9 年前的事。

香港的悲剧结局

由中央政府制定的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了。那里带头示威的人有的逃往国外，有的宣布退出运动。香港无法享受的2019年前所能享受到的自由。 中央政府要对香港的教育进行改革。

一国两制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均衡，需要大陆和香港双方的妥协，智慧以维持，否则不可持续（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被冲击说明，民主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是一种脆弱的均衡）。

我的看法与去年一样，如果香港民众在2019年港府做出让步，收回引发争议的立法或到最后取消那个立法的时候，见好就收 （胡平对89六四的总结），停止示威，停止暴力的话，香港有可能与中央政府开始某种良性互动（因为双方都互知底线），达到某种新的均衡。 那个失去的潜在均衡对那些示威者来说一定好于今天的结局。

记得几年前在香港占中运动失败时，胡平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中国的民运为什么总是以失败而结束，胡平的回答是：它不失败就不结束 （大意如此）。

香港的示威者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采用暴力手段，主张独立，都是我反对并使我对他们没有同情只有愤怒，虽然我希望香港能享受民主和自由。

港人有23年的时间制定自己的国安法，他们没有做出来，担心中央政府侵蚀那里的自由。其结果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制定的国安法已在香港实施。

我刚来美国时有一次和一对美国夫妇谈到了肖邦和波兰的悲惨命运。 这对美国夫妇对我说，在西方人们认为波兰人不会管理自己。我当时对这话感到非常不舒服。港人呢？

希望中共能悠着点：教育港人爱港，爱国，到此为止。不要要求他们爱党，人们爱自己的故乡是天生的，无法也不用选择。是否爱一个政党则是后天的选择，不能强迫。否则，适得其反。

台湾

台海局势比一年前更险恶了。美国为了打压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挑战一个中国的底线，与台湾开始了官方交往。他们的策略就是： 挑衅， 挑衅， 挑衅。 中国示弱，没有随之起舞。 如果台海开战，对中国是一个灾难，对美国有风险，但不构成灾难。武统台湾的势头有加强的迹象， 也就是说，从79年到目前的现状到了崩塌的边缘。最好的情况是，再过一二十年，如果中国的经济规模超出美国并大于其30% 到50%， 那时中美之间的对比和国际关系的大势都有利于中国和平收复台湾，那将是最佳的结果。

如果波兰人不会管理自己，生活在台湾上的人呢？

民运人士

我对海外的民运一直关注并同情，对其中的一些人也有敬意，特别是坐过牢，比如那位在70年代末就在西单民主墙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提醒国人防止新的独裁的先生 。 那时我还是对政治什么都不懂的学生， 佩服一位没有受到高等教育但有这样的洞见和勇气的人。他发表的篇短文我都读。 在我眼里，王丹是89民运领袖中最淳朴的一位，真正为民主的信仰而奋斗。

但今年，两人都出现在彭佩奥攻击中国的人权的场合并受到接见以显示美国对中国人权的支持和关心。如果两人受到老布什，克林顿，奥巴马或拜登的接见，我会为他们感到骄傲因为我相信这几位总统对中国的人权有几分关心和支持。特朗普，彭佩奥关心人权，关心中国的人权？ Give me a break! 仅一例就足以说明： 国际刑事法庭要对美国在阿富汗侵犯人权事件展开调查，彭佩奥马上宣布要制裁那个法官。

经历过那么多历练的两位民运人士看不出来吗？这让我不解和失望。 从此，我对他们没有兴趣了。还有谁能相信他们会在国内有影响力呢？

国内的脱贫

据央视的报道，国内的脱贫已经完成，中国人已经摆脱了绝对贫困。如果是真的，这当然是巨大的成就。但我担心的是，这个结果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力干预或支持所达到的。有没有浮夸？贫困是一个动态，也就是说脱贫后有返贫的可能。 保持全国远离贫困是与脱贫同样艰巨。

我原以为脱贫要靠市场而不是政府干预。 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来说，脱贫无法仅指望市场（market failure）. 但我同样怀疑政府干预的有效性。

自媒体

在国内时，一直受到媒体的欺骗。到了美国后一直相信美国的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 NPR 和PBS是客观的。但是在对2019年香港动乱和近年来对中国的报道中，我意识到了它们及西方媒体的偏见和双重标准，开始怀疑它的可信性了。这对我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转变。

同时，网络上自媒体开始频繁的出现在我的手机上。我发现自媒体的水平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