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

今年開始，感到不順。新冠病毒開始在中國傳播。當時在美國還可以看到許多國內的新聞節目，比如上海東方衛視的“今晚60分鐘”和北京的“晚間新聞”(現在它們都消失了)。 連續幾天，電視的節目都說沒有人傳人的跡象。

不久，就有人傳人的報道。三十晚上我最擔心的是，病毒在春運期間傳播可怎麼得了。我在網上看到了關於李文亮的報道。 徐靜波在其“靜說日本”的節目裡報道了武漢封城前有中國遊客逃到日本並說到了日本就安全了 。 我當時感到非常驚訝，這些國人怎麼這樣不顧及他人而且還公開地說(後來發現西方人在封城前也這樣)。看到了方方日記。

我當時想起了國內1959年大饑荒的起因。一位曾獲諾貝爾獎的美籍印度經濟學者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大饑荒發生是由於沒有信息的自由流通而造成的，因此大饑荒都發生在非民主國家而不在民主國家。根據對李文亮的報道，我想這個論點也適用疫情的傳播：病毒的傳播和爆發是由於沒有信息的自由流通而造成的，因此病毒不會在民主國家爆發。

兩個月以後，病毒不斷逼近美國並開始爆發，我上面的假說完全錯了。當時誰也不會想到，美國會有上千萬人染上病毒，四十幾萬人因此而喪命。同時中國成功地將病毒控制住，10月份，人們已經在國內旅遊了。

接下來就是制度之爭：美國民主和和中國威權哪個更優？這在幾年前是不能想象的，那時，民主優於非民主是不辨自明的。我接觸的宣傳中國制度優於民主是上海東方衛視由張維維主講“這就是中國”節目。 他們把主張普世價值的知識分子偏低為“公知”。 我想，如果讓張維維， 胡錫進，司馬南這派與“公知”公開辯論，會非常有趣，且對中國有益。

疫情在各國傳播與爆發有不同的原因：政治制度，文化，生活方式，歷史，等等。 這幾個變量同時作用，很難判斷哪一個變量起主導作用。稍微細緻的分析可以比較政治制度不同而其它方面相同的國家或地區的疫情爆發和危害程度， 這樣能確定政治制度對病毒傳播的作用。 比如，我們可以比較中國，日本，南韓，和台灣地區，它們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歷史都與中國大陸相似但政治制度國不同。這樣粗略比較還是可以看到民主優勢： 這些國家和地區病毒傳播的程度輕於中國大陸或相似，但沒有大陸在武漢所採取的強制手段，也就是說，在那裡控制疫情的代價要小很多。當然還有其它因素，比如國土面積和人口數量，等等。

疫情完全改變了我們熟悉的生活方式。三，四月疫情爆發時候，我的確感到周圍對我和家人的人身安全的威脅並感到擔心了。我沒有像很多人那樣去買槍，但有買的意願了。真切感到了民主，自由，法治，對少數族裔的保護和尊重這類象徵人類進步的制度即使在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具民主傳統的移民國家也是一個十分脆弱的均衡。

在國際社會裡，對新冠病毒在世界的傳播的問責有可能成為長期困擾中國的一個歷史問題。

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在疫情開始的時候還沒有撕破臉。那時川普還與習近平通電話並夸習近平抗疫得力。以後就急劇惡化，直到人們開始擔心美國要對中國動武。美國國務卿，國防部長，司法部長等在秋季基本上同時用前所未有的強硬語言指着中國和中共。我當時擔心，美國在做戰爭動員並預測美國會在11月大選前在南海對中國動武（因為美國和國際社會認為中國在南海沒有法理）。其動機是，有利於川普連任，打擊中國的發展勢頭因為美國其它打壓中國的方式成效甚微，只有軍事打擊才能見效。萬幸的是，到今天為止，和平還是在繼續。美國是否考慮過在11月前對中國動武這個假設有可能在若干年後當事人的回憶或文件解密時得到證實。

有些美國精英已經開始認為，在中美競爭中時間在中國一邊。這在幾年前是沒有過的。我沒有看到川普和彭佩奧如何考慮提高美國的競爭力，只看到他們攻擊和打壓中國。其結果是，一方面，美國公眾對中國的印象下降，另一方面，中國的民眾喪失了以前對美國的好感和仰慕，在他們眼中美國已經成為一個下三濫的國家。 

彭佩奧在其中國助手的建議下開始攻擊中共政權本身以挑起民眾對中共的不滿，引發動亂以削弱或推翻中共的統治。其結果是，國內的民眾看清這不過是美國打壓中國的手段，不但沒有遠離中共反而更加維護中國的利益。在國人眼裡，中美之爭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大國競爭或民族矛盾了(我也這樣認為)；而且是美國以強欺弱。 美國高官的攻擊不僅引起中共的警覺也激發了國人對外族的憤慨進而鞏固了中共的領導地位。 彭這些人忘了托克維爾的一個著名論斷，在一個非民主國家發生變更或革命的最有可能的時間不是在這個政府處在緊張或危險的時候，而是在這個政府開始改革，政治氛圍開始寬鬆的時刻 （比如，1989年的六四）。

美國國內危機和中國發展模式對民主的挑戰

80年代時，經濟的發展和中產階級的生活只限於在民主國家， 這是人們嚮往民主的一個重要原因。那時，民主優於專制不言自明。現在中國是個非民主國家，中產階級的生活也開始普及（據說已有四億中產階級）。 就連非常敵視中國的西方人也不得不驚嘆中國在經濟和技術等方面所取得的驚人的發展和提高。這意味着，非民主的發展道路也可以發展經濟讓大眾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這對西方民主制度的確是個前所未有的挑戰。

最近聽了曾獲諾貝爾獎的美國經濟學家 Joseph Stiglitz  的兩本書 Power, and Profits 和 Rewriting the Rules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他對美國目前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和狀況提出非常尖銳的批評， 指出美國目前的經濟不可持續並提出改革方案。美國的經濟困境，社會撕裂，疫情失控，選舉中出現的危機和暴動都說明美國的確出了難以解決的問題和危機。這些問題絕不是換了一個總統就可以解決的，它們將長期困擾美國。

應了那句中國老話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不過，如果和平競爭的話，我還是相信民主優勢。 在一個非民主國家，聽不到不同聲音是一個非常致命的危險。不要忘記，在習近平2012年反腐前，大陸的腐敗已達到了要亡黨亡國的地步了，那不過是9 年前的事。

香港的悲劇結局

由中央政府制定的國安法在香港實施了。那裡帶頭示威的人有的逃往國外，有的宣布退出運動。香港無法享受的2019年前所能享受到的自由。 中央政府要對香港的教育進行改革。

一國兩制是一個非常脆弱的均衡，需要大陸和香港雙方的妥協，智慧以維持，否則不可持續（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被衝擊說明，民主即使在美國這樣的國家也是一種脆弱的均衡）。

我的看法與去年一樣，如果香港民眾在2019年港府做出讓步，收回引發爭議的立法或到最後取消那個立法的時候，見好就收 （胡平對89六四的總結），停止示威，停止暴力的話，香港有可能與中央政府開始某種良性互動（因為雙方都互知底線），達到某種新的均衡。 那個失去的潛在均衡對那些示威者來說一定好於今天的結局。

記得幾年前在香港占中運動失敗時，胡平在接受採訪時被問到，中國的民運為什麼總是以失敗而結束，胡平的回答是：它不失敗就不結束 （大意如此）。

香港的示威者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採用暴力手段，主張獨立，都是我反對並使我對他們沒有同情只有憤怒，雖然我希望香港能享受民主和自由。

港人有23年的時間制定自己的國安法，他們沒有做出來，擔心中央政府侵蝕那裡的自由。其結果是由中央政府主導制定的國安法已在香港實施。

我剛來美國時有一次和一對美國夫婦談到了肖邦和波蘭的悲慘命運。 這對美國夫婦對我說，在西方人們認為波蘭人不會管理自己。我當時對這話感到非常不舒服。港人呢？

希望中共能悠着點：教育港人愛港，愛國，到此為止。不要要求他們愛黨，人們愛自己的故鄉是天生的，無法也不用選擇。是否愛一個政黨則是後天的選擇，不能強迫。否則，適得其反。

台灣

台海局勢比一年前更險惡了。美國為了打壓中國，在台灣問題上不斷挑戰一個中國的底線，與台灣開始了官方交往。他們的策略就是： 挑釁， 挑釁， 挑釁。 中國示弱，沒有隨之起舞。 如果台海開戰，對中國是一個災難，對美國有風險，但不構成災難。武統台灣的勢頭有加強的跡象， 也就是說，從79年到目前的現狀到了崩塌的邊緣。最好的情況是，再過一二十年，如果中國的經濟規模超出美國並大於其30% 到50%， 那時中美之間的對比和國際關係的大勢都有利於中國和平收復台灣，那將是最佳的結果。

如果波蘭人不會管理自己，生活在台灣上的人呢？

民運人士

我對海外的民運一直關注並同情，對其中的一些人也有敬意，特別是坐過牢，比如那位在70年代末就在西單民主牆提出第五個現代化，提醒國人防止新的獨裁的先生 。 那時我還是對政治什麼都不懂的學生， 佩服一位沒有受到高等教育但有這樣的洞見和勇氣的人。他發表的篇短文我都讀。 在我眼裡，王丹是89民運領袖中最淳樸的一位，真正為民主的信仰而奮鬥。

但今年，兩人都出現在彭佩奧攻擊中國的人權的場合併受到接見以顯示美國對中國人權的支持和關心。如果兩人受到老布什，克林頓，奧巴馬或拜登的接見，我會為他們感到驕傲因為我相信這幾位總統對中國的人權有幾分關心和支持。特朗普，彭佩奧關心人權，關心中國的人權？ Give me a break! 僅一例就足以說明： 國際刑事法庭要對美國在阿富汗侵犯人權事件展開調查，彭佩奧馬上宣布要制裁那個法官。

經歷過那麼多歷練的兩位民運人士看不出來嗎？這讓我不解和失望。 從此，我對他們沒有興趣了。還有誰能相信他們會在國內有影響力呢？

國內的脫貧

據央視的報道，國內的脫貧已經完成，中國人已經擺脫了絕對貧困。如果是真的，這當然是巨大的成就。但我擔心的是，這個結果是通過自上而下的強力干預或支持所達到的。有沒有浮誇？貧困是一個動態，也就是說脫貧後有返貧的可能。 保持全國遠離貧困是與脫貧同樣艱巨。

我原以為脫貧要靠市場而不是政府干預。 從理論上和實踐上來說，脫貧無法僅指望市場（market failure）. 但我同樣懷疑政府干預的有效性。

自媒體

在國內時，一直受到媒體的欺騙。到了美國後一直相信美國的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 NPR 和PBS是客觀的。但是在對2019年香港動亂和近年來對中國的報道中，我意識到了它們及西方媒體的偏見和雙重標準，開始懷疑它的可信性了。這對我是一個非常痛苦的轉變。

同時，網絡上自媒體開始頻繁的出現在我的手機上。我發現自媒體的水平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