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的中央情報局（CIA）局長人選伯恩斯，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上作證時，列舉“人民、夥伴關係、中國、科技”為自己上任後的4項優先要務。他把與中國的競爭以及抗衡其“敵對、掠奪性的”領導階層，視為美國國安的關鍵。

“在未來的日子裡，勝過中國將是我國國安的關鍵。”他形容中國是獨裁勁敵，正在強化本身竊取智慧財產、壓迫人民、延伸勢力範圍、在美國境內建立影響力的能力。

他也提到，氣候變遷、全球健康議題、網路威脅構成巨大風險，而“一個敵對、掠奪性的中國領導階層，對我國構成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

曾任副國務卿的伯恩斯有超過30年的外交經歷，與中國多次交手，他曾在回憶錄中說，與中國官員的交往有時“讓人不舒服”。伯恩斯的任命若獲得通過，他將成為美國第一位職業外交官出身的中情局局長。

伯恩斯1956年出生於北卡羅來納州一個天主教家庭。他父親曾在陸軍服役，參加過越戰，官至二星少將，後在里根政府時期擔任過軍備控制與裁軍署署長。由於父親的軍事派駐工作，伯恩斯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經常搬家——17歲前搬過12次家，換過三所高中。

伯恩斯大學時期就讀於拉塞爾大學歷史系，大一暑假與他的高中好友在埃及度過三個月，當時他這位高中同學的父親是美國駐埃及大使，這段經歷讓他對中東產生興趣。大四時他獲得馬歇爾獎學金赴牛津大學學習三年，之後在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獲得國際關係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目為《經濟援助與美國對埃及政策，1955年—1981年》。

伯恩斯在其2019年出版的回憶錄中談到兒時經歷對他性格和待人處事態度的影響時寫道：“我對新的地方和人變得好奇，越來越習慣於試着換位思考，了解他們的視角和傾向。我養成了對於人和事件的一種超脫感，能夠保持距離進行觀察和共情，因為經歷過很多離別，也不願太過靠近或投入。我也逐漸對自己的國家有了更多了解，感受到它的遼闊、壯麗、多元和勃勃生機。”

在伊朗人質危機後不久，伯恩斯在位於倫敦的美國駐英大使館參加了美國駐外事務處的筆試，並於1982年正式踏入美國外交系統。他2014年從國務院副國務卿的位子上退休，之後擔任國際事務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所所長。

伯恩斯精通俄語、法語和阿拉伯語。在33年的外交生涯中，伯恩斯歷經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克林頓和奧巴馬五任政府，十位國務卿，在國務院擔任過多個高級職務，工作足跡遍布世界各地。這使得他對國際事務有着第一手的深入觀察，並深諳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執行。

他曾在克林頓總統任內出任美國駐約旦大使，在小布什總統任內擔任美國駐俄羅斯大使，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有過多次近距離接觸。

伯恩斯曾經歷過美國外交史上最痛苦的時刻——在2012年美國駐利比亞班加西領事館遇襲後，親自護送遇難的領事克里斯托弗·史蒂芬斯和其他三名美國人的遺體回國。他也是美國與伊朗核談判的核心人物，推動了伊核協議在2015年的最終達成。

伯恩斯的能力贏得華盛頓政治圈和情報圈的高度認可和賞識。他曾3次榮獲傑出服務總統獎章，以及國防部和美國情報界最崇高的公民榮譽。

參議院重量級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在拜登公布中情局局長提名人選後曾表示，伯恩斯是擔任這一職務的出色人選。他在推特上寫道：“我與他認識多年。他對我們國家在全球面臨的風險有深刻的理解。他在情報界是一位眾所周知的資深外交官，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

雖然從外交閱歷上來看，伯恩斯在俄羅斯和中東問題上的經驗更為豐富，但他對北京來說並不是陌生面孔。他在奧巴馬總統時期曾經常前往北京，就伊朗、阿富汗和俄羅斯等議題與北京磋商，並且在擔任副國務卿後更積極與直接地參與美中關係，是美中戰略安全對話的美方牽頭人。他在北京曾與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李源潮舉行過會晤。

美中戰略安全對話是奧巴馬政府時期北京與華盛頓建立的討論安全議題的定期對話機制，由兩國的外交官、高級軍方和情報官員出席。伯恩斯在回憶錄《秘密渠道——美國外交回憶錄及其復興案例》中說，中方人員有時候讓人不舒服。他寫道，中方當時由時任外交部部副部長的張業遂牽頭，一些中國解放軍的將領和高級安全部門代表參加，“但是大部分人看起來一副不想久待的樣子。”

伯恩斯記述了一小段與北京進行戰略安全對話時，雙方就網絡間諜問題談判的情況。

他寫道：“交流鮮少是有趣的。我們有一次花了整整七個小時闡述和辯論我們掌握的有關中國國家機構實施商業間諜活動的具體信息，包括解放軍的。中國方面立即反駁我們的證據。但是這其中也牽涉更廣泛的認知不一致——對於中國來說，至少在那個階段，他們認為我們把以國家安全為目的的間諜活動和以商業利益為目的的網絡間諜活動區別對待看起來很假。在他們看來，政府可以使用任何手段構建優勢，無論是政治優勢還是經濟優勢。我們強調，我們堅決做這樣的區分，並展示出了這種強硬立場。當我們耗費口舌呈現的切實證據無濟於事，當總統的關切遭到斷然拒絕或無視之時，我們宣布起訴幾名中國安全官員。雖然把他們交給美國司法系統的概率幾乎為零，但是我們闡明了立場，中方最終與我們達成了大致的諒解，顯著減少了網絡商業盜竊活動。”

伯恩斯準備接掌美國最重要的情報機構之際，美國既面臨俄羅斯和伊朗等昔日對手，又要應對中國這個美國“最嚴峻的挑戰者”。

伯恩斯2019年在接受《駐外事務雜誌》採訪時說，他認為，當今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挑戰是要適應一個美國主導地位逐漸減弱的國際環境。他說，美國未來十數年仍將是世界舞台上的“關鍵大國”，但需要認識到美國“不再是地緣政治的唯一主要參與者”。

他說，相比主要的競爭者美國仍然更具優勢，“如果行動明智”。

伯恩斯認為，亞太地區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仍將是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重心，而管理與中國的競爭關係也將是今後數十年間美國治國方略的中心任務。但他指出，相比中國，美國在亞太地區仍有重要的資產與優勢，尤其是盟友。

他對《駐外事務雜誌》說：“我不認為，我們註定會與中國發生衝突，但是往後的風險是切實存在的。美國外交在這個地區的嫻熟運用將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為至關重要——不只是與中國直接打交道，還有遍布亞洲的廣泛參與者。他們也許並不都想要遏制中國，但是他們都希望確保，中國的崛起不以他們為代價。”

雖然伯恩斯長期從事的是外交工作，但是他因為經常作為秘密特使執行外交任務而被認為具有情報界人士身上典型的“灰色人”氣質。他的回憶錄《秘密渠道》也講述了他作為秘密中間人，如何促成美國與伊朗的最初接觸，讓伊朗核協議最終得以達成的經歷。

伯恩斯的外交生涯也與情報界有不少交集。他在回憶錄中說，外交官扮演着多重角色，其中之一就是軍事、情報和經濟這些治國工具的集成者。

美國前中情局局長約翰·布倫南曾表示，伯恩斯在擔任駐外大使時在海外與中情局特工有過多年的合作。他在推特上說，伯恩斯是當今最堅持原則和受人敬重的國家安全專業人士，“他具有與情報界合作的切實能力和廣泛經驗。”

有分析認為，由伯恩斯出任中情局局長將能更好地將中情局的情報搜集、分析和秘密行動與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相結合。

對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歷史頗有研究的美國記者兼作家蒂姆·韋納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拜登提名伯恩斯出任中情局局長，意味着拜登“有意讓美國的情報機構為美國外交服務，這是自1950年代杜勒斯兄弟領導那些部門以來從未見過的。這是一項緊迫和繁重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