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企老職工揭一揭國企改革屢改屢敗真實原因 |
| 送交者: 羅宗華 2006年02月06日21:10:0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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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83年進入國企工作,至今已經有22年了,除了1999年至2003年三年強烈要求下崗在廣州深圳IT公司及CIS策劃機構打工外,絕大多數時光都是在武鋼國企度過的,可以說,我親身體驗了國企改革的全過程。 鄧小平同志倡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國內主流經濟學家着手制定的國企改革理論及高層實踐是否經得住檢驗,我們這些國企老職工感同身受,最有發言權。 所謂張維迎、歷以寧、吳敬璉等主流經濟學家狡辯的“國企的民營化是`被逼出來的',只有私有化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之嗟詞,而我通過20多年的親身體驗得出的結論是:國企只所以會衰敗到目前這種田地,完全是主流經濟學理論黔驢技窮,醫藥無章之結果! 自80年代早中期開始的,由主流經濟學家主導的國企改革,只所以屢改屢敗,致使國企衰敗到目前這種任人宰割的死地,完全是因為主流經濟學家一直在用靜止的、孤立的觀點和理論脫離實際的態度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所致,貽害政府及國企! 微觀上,在國有企業責權利關係尚未理順的前提下主流經濟學家就慫恿國家貿然啟用了物質刺激(發獎金)辦法,致使企業迅速走上了拚設備拚能源濫發獎金的危險道路;此路不通後,仍然在未理順好責權利關係的前提下主流經濟學家又慫恿國家啟用了廠長經理負責制,由於這些廠長經理都是上級任命的,職工代表大會的監督職能又被極大的弱化,這些廠長經理們自然會只為官,不為民,只為己,不為國的產生短期化、內耗、貪污腐敗行為,不可挽回地造成了國有資產的迅速流失和企業全員團隊精神的消耗殆盡,而主流經濟學家對此卻置若罔聞;就在國有企業陷入進退失據,內部問題突出暴露的緊要關頭,主流經濟學家又慫恿國家匆匆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於打破行業管理界限,放任一切經濟成分參與幾乎涉及一切行業的全方位的競爭,造成了國有企業除了要背負責權利不明的體制包袱外,又背負着離退休人員負擔、4050人員負擔、賦稅不均負擔、財務管理受限制等負擔帶病上陣,與那些輕裝上陣、可偷稅漏稅、能送回扣拋紅包的、優惠政策優厚的各種私有民營三資等經濟成份昏天黑地展開了一場規則不一的、顯失公平的激烈競爭,致使國有企業元氣喪盡,滑落到目前這種任人宰割的死地;由於銀行的商業化改革慢於企業改革,各級官員為了突出政績又不暴露劣績,就敦促銀行用貸款給奄奄一息的企業餵奶,長期維繫着企業明盈暗虧的局面,致使後來出現了銀行斷奶後,企業殭屍問題和金融壞帳問題的凸現。 在行業管理上,主流經濟學家慫恿企業一會兒搞橫向聯合、一會兒造航空母艦、一會兒又搞兼併重組,拉郎配式的包辦婚姻最終抖散了企業的筋骨;在市場管理上,完全不顧市場容量的大小,放任自流各種經濟實體在各個行業重複投資,重複建設,使得社會總資金的利潤率迅速下降,致使技術含量低的行業的競爭迅速進入白熱化,而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和項目卻無人無力問津;讓人費解的是,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主流經濟學家竟然又慫恿國家在同一個時期幾乎同時出台了全員合同制、職工住房改革、醫療制度改革、教育高收費等需要讓城鎮居民捂緊錢包、拚命儲蓄才能應對的所謂產業化市場化改革,一下子把城鎮居民的消費熱情打入到九泉冷宮,再加上銀根收緊和銀行的商業化,中國需求不足的巨大冰山終於浮出了水面;主流經濟學家慫恿國家開設股票交易市場的初衷是讓國有企業籌集資金,但是主流經濟學家卻根本沒有預料到股市*作的難控和股民過分投機的惡果,更沒有提前採取預防措施,目前銀行、企業、個人紛紛把有限的資金投入股市,更加劇了實體經濟中的貨幣短缺,更加劇了需求的不足。更為可悲的是,由於大多數公司都是經過喬裝改扮包裝上市的病態公司,責權利不明的病源並沒有根除,而違規資金又天量入市,中小投資者又難識廬山真面目,這種種的陰差陽錯終於給中國的股市種下了騎虎難下的禍根,那些能夠上市融資的企業,卻是以圈錢為目的,圈得的資金,大多被任意揮霍,真正能用到生產經營上的卻很少。本來,克服這種亂象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行財產登記、帳戶唯一、貨幣電子化,利用中央銀行觀控數據庫進行有效監管,但是主流經濟學家們卻故意南轅北轍,淨出些如獨立董事、二板市場、全流通、開放基金、銀行民營化等弄巧成拙的損招。甚至最近,當股市出現劇烈下探行情的時候,一些最著名的主流經濟學家竟公然指責政府要為此承擔責任,故意挑撥股民對政府的不滿,以此來推卸自身責任;面對市場疲軟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主流經濟學家根本不從根源上找原因,而是慫恿國家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擴大基建投資規模,產生滾動效應,以拉動經濟增長,擴大就業,但是,明白人算算帳就可以清楚,在腐敗昌盛,財產往來不透明的環境下,國家每投資一個億,真正能落在普通人手中而能變成實際購買力的貨幣能有幾何呢?而其中的大獲利市者是不會熱心於用賺來的鈔票大量購買實體商品的,他們對儲蓄,對股票投機,甚至對資金出逃,或者購買能保值的房地產更感興趣,政府千辛萬苦通過向老百姓借債,向銀行告貸,甚至通過超量印發鈔票籌集到的,寄希望於集中優勢兵力打運動戰的寶貴資金,猶如泥牛入海,打了水漂,或者是變成了加劇經濟過熱金融危機的炮彈;當實施多年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在2003年至2004年引發投資過熱後,吳敬璉等主流經濟學家仍然不從積極財政政策的理論缺陷上找原因,反而把投資過熱的責任推卸到政府和國有銀行身上,極力慫恿國家對國有銀行實行民營化。宏觀經濟的劇烈波動和產權改制的前景誘惑,讓國企的上級官員和國企的管理者更加的魂不守舍,所剩無幾的國有資產成為了腐敗者最後的一頓可供瓜分的豐美晚餐……“朗顧之爭”引發的國企產權改革的大討論,引暴了全社會,引起學術界、政界對於產權國企、產權改革的極大關注及修正,這無異於是一場產權制度的大啟蒙、大討論,對主流經濟學家理論實踐產生質疑。 由此可見,正是主要由於主流經濟學家所謂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的一次又一次的水土不服、難圓其說和弄巧成拙,才一次又一次加劇了國企的衰敗。正如郎咸平先生所總結的那樣,主流經濟學家所做的決策是靠“拍腦袋”拍出來。其實,張維迎在《張維迎回應郎咸平:善待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文的《民營化是“被逼出來的”》的章節中,已經在無意中坦白了主流經濟學家在理論上的無能。讓我看,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其實根本就沒有自己的理論,幾乎完全都是舶來品,完全是用東施效顰和屁股決定腦袋的方式來為政府出謀劃策主導國企改革的。 目前這些主流經濟學家之所以不願意從自身理論缺陷上找根源,而是把國企衰敗的原因歸結為產權不明所有制缺位,企圖通過化公有為民營,搞產權改革身份置換的股份制,一是說明他們的理論已經黔驢技窮、二是說明他們想推卸歷史責任、三是說明改制將讓他們中的很多人獲得更多的切身利益。 國企已經支離破碎,儘早讓殘餘的部分進入市場自由組合吧,以免刮干殆盡,百姓重負後逼迫政府再無能力承擔了。 吳敬璉日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出,在消弭國企員工的不平等方面,一件眼前能夠做、也完全應該做的事情,是劃撥部分國有資產來償還國家對國有企業職工的社會保障隱性負債。這件事情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決定在養老保險中引入個人賬戶制時就曾經擬議過,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實現。2001年再次提出,但是陰差陽錯,“劃轉”演化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情——“減持”。而“減持”由於違反了程序公正的原則也不可能進行下去,於是償還政府對職工的隱性負債問題也束之高閣了。 吳敬璉本人已經感覺到理論偏離對廣大國企員工造成的巨大傷害和對社會的負面影響。 吳敬璉認為,向職工劃轉國有資產對於縮小貧富差距,消弭社會矛盾的好處可以看得十分明顯。不僅如此,它對2005年資本市場等其他方面改革也會產生重大影響。 首先,這有助於解決國有企業國家股一股獨大的問題,改善我國大企業的所有制結構。在原來的國有資產劃撥給老職工以後,老職工集體的代表機構,比如說社保基金理事會可以自己經營或者交由基金管理公司託管。作為機構投資者的社保基金理事會或託管的資產管理公司派董事進入董事會,對推進國企改制和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好處極大。十五大要求“努力尋找能夠極大推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廣大職工通過社會保障基金持有大企業的股份,正是這樣一種公有制實現形式。 其次,這也有利於在規範的基礎上發展資本市場。我國資本市場的管理層提出過“中國資本市場需要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的口號。但是,機構投資者也是各式各樣的,例如追求高回報、專做投機和短炒的對沖基金就不見得有利於資本市場的穩定。不過社保基金是不一樣的。受託管理職工“養命錢”的社會保障基金,只能追求低風險的中度長期回報,因而是資本市場的穩定力量。 由此可見,如果國家和人民依靠這些主流經濟學家繼續主導中國經濟改革的大方向,將是差之釐毫更謬千里了!當今就是如何補償,以便使工人階級重新真正奪到控制權! 國企員工悲矣!但並非無希望!
責編:路石
作者:希望之聲
不念歪“經”就是對人民負責 現實生活中,我們常常看到這樣一種現象:當一些組織或幹部不按規則出牌遇到“阻力”或“非議”時,就搬出所謂的“法寶”:“我是對上級負責”,“對領導負責”。 對上負責對不對?從理論和“規矩”上都講都是對的。我們黨的締造者毛澤東主席是這樣告誡我們的幹部的:“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對上級負責,說到底就是要把下面的事情辦好,因為我們所從事的一切工作都是對人民負責。只是我們的一些人把“對上負責”演繹成了不正之風的擋箭牌,把“經”念歪了,他們口頭上喊“對上負責”,實際上他們真正的是對自己“負責”。為了達到個人的目的,不惜勞民傷財搞虛假政績、數字政績、泡沫政績。到底合乎不合乎群眾利益,合乎不合乎黨的政策,那是全然可以不管的。只要能贏得領導的青睞,只要能平步青雲,大話、空話、假話儘管講;強迫命令、違法亂紀都可以干。這種幹部的工作出發點,只對上級或某領導“負責”,而對群眾是極不負責的。這種態度不是真正對上負責的表現。真正的對上負責,應在於群眾是否滿意,只有把“對下”的工作做實了,才會有“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的良好局面。 如何對下負責呢?有三條基本原則:一是對下負責,就是要敢於解決基層沒有能力解決的問題。基層是黨和政府領導群眾、依靠群眾、聯繫群眾、服務群眾的紐帶,是我們各項工作的基礎。各類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也往往以不同的形式首先從基層反映出來。所以,上級領導要敢於直面矛盾,要十分重視關心和幫助基層及時化解矛盾,只有把基層的各類問題和矛盾解決好了,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化解我們前進道路上出現的各類困難和風險。二是對下負責,就是要善於解決好人民群眾關心的問題。“萬事民為先”,是我們黨的執政理念,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符合人民的意願,體現人民的利益。想問題,辦事情,都要從維護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出發,時刻把群眾的冷暖疾苦掛在心上,遇事徵求群眾意見,尊重群眾意願,不計較個人得失。凡是向群眾承諾的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圍着群眾轉,順着民心干。三是對下負責,就是要解決好基層組織想不到的問題。基層工作千頭萬緒,難免有掛一漏萬的時候,有琢磨不到的地方。各級領導要針對基層的實際,撲下身子搞調研,摸實情,把握決策依據,及時幫助基層解決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各類困難,最大限度的調動基層的積極性,“一級帶着一級干,一級做給一級看”。 評價一級組織或一個人,檢驗的標準只有一條:是否有所為。這個所為,不能單靠自我表白,也不能輕信所謂的政績材料,而要靠實踐和時間來檢驗,要由群眾說了算,看群眾對他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承認不承認。那些自我標榜得天花亂墜,而實際上腐敗叢生的例子,這些年我們見的實在不少。所以看一個幹部是否有所為,不僅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不僅要看他的今天,也要看他的昨天和明天;不僅要聽他會上怎麼說,更要聽會下群眾怎麼說。凡是自我評判與群眾評判相差甚遠的人,都要引起我們的足夠警惕。我們黨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管是對上負責也好,對下負責也罷,只要不把黨的群眾路線這個“經”念歪,就是真正的對黨負責、對上級負責,也是對人民群眾負責。 地址:陝西安康鐵路辦事處:羅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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