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睿：殘酷的青春（上）
七彩娘娘
一枚新園地坦鳴心聲，聆聽良知。我手寫我心。
題圖：作者近照。
僅以此文獻給那些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日金水橋前死去的人
願他們的靈魂安息
殘酷的青春（上）
沈睿 | 文
駕車撞人致無辜群眾重傷死亡，罪犯姚錦雲伏法
新華社 (1982.02.19) 新華社北京2月19日電: 原北京市出租汽車公司一場汽車駕駛員姚錦雲因犯以駕車撞人的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人重傷、死亡罪，已被依法判處死刑。姚錦雲是在1月10日擅自駕車在天安門前撞人犯罪的，經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批准，由北京市公安局於1月15日將其逮捕，經北京市公安局偵查終結，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於1月17日向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1月30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公開審理了姚錦雲危害公共安全一案。被告人姚錦雲聘請律師萬敏為其出庭辯護。審理查明，姚錦雲的罪行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法庭認為，被告人姚錦雲對本單位領導有意見，不採取合法的途徑解決，竟目無國法，無視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公然在天安門廣場駕車向密集的人群衝撞，致使在場無辜群眾5人死亡，19人受傷，罪行嚴重，必須依法嚴懲。依照《刑法》第106條第一款、第53條第一款之規定，當庭宣告判決:姚錦雲犯以駕車撞人的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人重傷、死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判決宣告後，姚錦雲表示認罪服法。姚錦雲在法律規定的期限內，沒有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中級人民法院於2月10日報送市高級人民法院覆核。
今天，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宣布了市高級人民法院於2月17日核准被告人姚錦雲死刑的裁定和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簽發的執行死刑的命令，並於當日將罪犯姚錦雲執行了死刑。
1、
多年來我一直想寫姚錦雲，卻從沒真正動過筆。
是的，多年前我寫過一篇短篇小說似的東西，記錄我和姚錦雲一九八一年夏天在北戴河海邊度過的七天。那篇寫於一九八二年三月的文字，是在姚錦雲剛死後，我在極度悲傷絕望的心情中寫的，寫得更像哀歌，而不是小說。
後來不久，一個那時在北京《當代》文學編輯部作助理編輯的人，與我當時的男朋友正往來，(他們都是湖北人)，男友便把我寫的東西給他看。結果，我寫的東西就再也沒有回來。因為極度害羞，我也不好意思問他怎麼想我的小說，也許他是吃吃喝喝時忘掉了。
愚笨、害羞的我，也沒有底稿。那些稿件，連同我的其他五六篇小說，都丟了。那還是在複印機出現在我們生活之前的時代。
如今想起來，那好像是史前時代。稿子都是寫在薄薄的稿紙上，歪歪扭扭的字是因為我寫得太快。我如今都不知怎樣寫字了，只會打字。多年來我也沒有再見過那個編輯。奇怪的是，前幾天我竟從網上看到那個編輯的名字，他如今也在寫小說。我在電腦屏幕上看那個名字，看了好幾遍，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是多麼大的奇蹟啊。我以為早就過去的人，那我覺得好像是遠古時代的人，如今還活着，還活躍着。他拿走了我的小說，那些寫在方格子的稿紙上的短篇小說，丟棄在他也沒有意識到的某個垃圾箱裡。而那裡盛的是一個直到今天，二十多年過去了，我還不敢打開的激情的暗箱。
多年來我經常想到姚錦雲。她死後的最初幾年，我常常夢見她。直到有一天她在夢中對我說，我再也不回來了。就再也沒來過我的夢中。多年來我一直想寫她但卻沒真正動筆，因為我無法用言辭表達我的切膚的愛和生命的喪失。
“喪失的藝術是不難掌握的！”美國詩人伊麗莎白·畢紹普自嘲地一遍又一遍地嘆道，“每天都失去一些東西......我失掉了兩座城市......我喪失了一片大陸......喪失的藝術是不能掌握的!”
每次讀到詩的結尾，我都禁不住淚水湧出，“喪失的藝術是不難掌握的!” 真的嗎?真的嗎?喪失的藝術是不難掌握的！畢紹普反諷地、自嘲地、用一種故作的無所謂的語言表達無法彌補的喪失的悲傷。也許是的。喪失的藝術是我們不得不學會、掌握、嫻熟的。是的，喪失的藝術是不難掌握的！喪失是我們生命的里程碑。當我們喪失了一切，包括我們自己的時候，生命就畫上了句號。
是啊，我至今還記得我寫的故事，那些故事的梗概。誰能不記得自己最初寫作的激情呢？沒有人要你寫，可是你覺得非寫不可，好像有一個聲音在你的頭腦里督促你，寫，寫，寫。你拿起筆來，寫下在你的頭腦中的聲音。柏拉圖說，寫作是神靈的惠顧，是被神靈攫住了，在那一霎，你是神靈的代言人。你一邊寫，嘴中一邊念念有詞。你不僅僅是在寫字，你是在把那些字說出來。說的時候，你感覺到那些字的份量，那些字中隱含的激情。
寫作是一種巨大的快感，是身體的、頭腦的快感的同時到達。但是，剛二十歲出頭的人寫的小說，即使故事還在，那些血肉一定都已變成了日久風乾的臘腸，二十多年的風雨把臘腸也風幹得不能咀嚼了。用張愛玲的話說，三十多年前的月亮，就是回憶，掛在那裡，也是一團模糊了, 模糊得好 像是一團月暈。
哦，那個故事的題目是《等》——此刻，在月暈模糊的回憶里，那篇小說的題目閃出來了，是《等》。是的，《等》。這是怎樣的讖言?我一直在等，等，等到今天，等到我可以說一切而不必痛哭失聲而因噎廢言。等我年齡得足夠而回憶往事，往事因回憶而變得溫馨，美好，就是痛苦也成了財富。
多麼荒謬的財富！我寧願一貧如洗，也不願貯藏痛苦這種財富。然而生活從來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也許這世界上真有從來沒有痛苦這種財富的人。我在任何一個所謂重要的會議上看到那些躊躇滿志的人，常常猜測在那些腆起來的肚子裡是否有這種財富?
痛苦壓迫我們。最大的喪失是我們說不出來的喪失，是無法言說的，是不想與任何人分享的。二十多年前，在姚錦雲的事件震驚了中國，在聽到她是我的朋友後，一個著名的詩人對我和我那時的男朋友說，“操，這真夠你們寫的了。”我靜靜地坐在一邊，沒有說話，而心中卻在尖叫，“寫？這不是寫作！不是寫作！”
等。是的，我一直在等。等到今天我可以回憶而不必因喪失吞噬的身體的痛楚而寫不下去，等這一天我可以慢慢地把一切寫出來，等我可以把故事坦然地講出來。
姚錦雲被處決之後，我精神幾近瘋狂。我當時大學剛剛畢業，被分配到國家的某個部委。幸運的是，頭幾個月我不必上班，可以完全沉浸在我的悲傷之中，而沒有人懷疑我的悲傷。我到天安門去，在嚴寒的廣場上走來走去，一個人絮絮叨叨地跟姚錦雲說話。我到撞車的金水橋邊，檢查被撞裂的橋欄，仔細查看那些裂紋，好像那是姚錦雲留給我的字跡。我在天安門前走來走去，說來說去好像只有一句話，那就是，這是真的嗎？這是真的嗎？震驚中我無法回過神來。
記憶在記憶的隧道里閃現着陰暗的光芒。一個人可以回憶童年，少年和過去，但是無法找回的是一個如今已中年的人在二十歲時對生活的感覺。如今我白髮散落在發間，過去的男友成了丈夫又成了前夫。那生於斯長於斯的古老且綠蔭掩映的靜謐的北京，成了一個現代得不知如何是好的骯髒雜亂而華麗的城市。一切都變了。我每次回到中國，中國都在變化，變得讓我吃驚。但是中國也沒有變，中國的根本好像還沒有變。用我兒子的話說，“媽媽，中國好的，都變了。壞的，什麼都沒變。”
真的嗎？我問。
2、
姚錦雲和我都成長在北京城內西北角地區。這是古老的北京城內最老北京的一個地區。從我們的家走到北京的城牆不過五分鐘，穿過斷壁殘垣的城牆，就是碧綠的護城河。護城河的對面就是太平湖公園。太平湖公園因為老舍的自殺而成為中國的文化記憶之一，而公園本身，大概在一九七零年左右就不存在了。
姚錦雲的家，直到死前她還在住的家，是五根檁胡同八號，我的家是石碑大院胡同十一號。兩家相距不過二百米。一九九三年在我離開中國之前，那個地區拆遷了。我隨後離開中國，就再也沒有回到石碑大院和五根檁胡同去看過。聽說新建的小區保留了我們院子裡的那兩棵棗樹。我一直想去看。
一九九八年冬，我中學時代的好朋友楊勝，開着車，帶我在夜晚的北京閒逛，如同多年前我們騎着自行車閒逛一樣。我說，“咱們去看石碑大院吧。”他說，“看什麼看，什麼都不在了，沒必要看。”我們就沒去。一晃，楊勝突然腦血管迸裂，跨入死亡的門檻，雖說他又回過來了，這位我少年時代唯一的異性好朋友，卻再也無法開車了。
今年我回北京，他拒絕見我。打電話給我說，“你別來看我。沒什麼好看的。”我舉着電話，假裝輕鬆，答應不去看他。我那刻正站在大柵欄大街里的一個自行車商店外。大柵欄大街還沒有變，還是那麼人群熙攘，貧窮的背景下繁榮的市場招牌好像在呼喊着買、買、買的口號，我卻什麼也聽不見，好像失聰了。姚錦雲、楊勝、小學、中學和古老的北京，是我的少年時代。我的少年時代一去不復，古老的北京也已經不在。人生已是人成各，今非昨。而誰獨語斜闌，在這角聲寒的時刻?
歲月和死亡，只有記憶在記憶的隧道里慢慢燃燒，卻誰也不能照亮。
我離開中國的時候，早已過了通常到國外開創新生活的年齡。我並沒有那麼積極地要到國外去。只是渴望離開，但是，父母、孩子和各種條件都不具備。雖說，我一直在期待離開的可能。離開，離開，離開這個我已經無法自由呼吸的地方。
然而，離開並不那麼容易。當機會來臨，我沒有猶豫地離開了。面對的是全然的無知和茫然。我那時夢想與之一起建立生活的人，不解而且惱怒地對我說，“你幹嘛來美國？這裡有什麼值得你來？你離開那麼好的工作，孩子，到美國這裡重新開始，你怎麼能開始？你不可能！”
我看着說這個話的人，我們正在陰雨綿綿之中走過俄勒崗大學的圖書館。從圖書館的台階上往下看，空無一人的校園在雨中等待學期的開始，好像十分寂寥。我剛來美國三個月，語言還不太通。我看着空空的校園中碧綠的草地，光禿禿的樹木，心中的雨水把我淹死了。我冷冷地對那個人說，“好吧，十年之後，我會是一個這裡的教授。我們走吧。”
我和他就此分手。
也許他是對的，我為什麼到美國來？是因為人人都嚮往的出國嗎？可是我已不再年輕。我一錢沒有，一文不名，還得從零做起，等待我的是一個茫然的未來。
可我還是來了。因為，一九九三年，我見到姚錦雲的一個至親的人。他對我說，“你知道嗎，我聽說姚錦雲去美國了？”
“什麼？”我大吃一驚。
怎麼可能？我親手把她血染的沙土捧起來，放到紙箱子裡。我親手在處決她的現場到處找她殘存的身體的遺物，揀起那些零零碎碎的頭骨碎片。我的雙手全是血。她怎麼可能去美國？姚錦雲至親的人說，“我也是聽說。聽說美國政府把她救了，和中國政府做交換，把她送到美國去了。”
我吃驚極了，不相信，“不可能。考慮到當時的政治情況，美國政府恐怕不會做這種事情。”我半信半疑。
美國，為什麼是美國？為什麼會對美國有這種希望，而不是別的國家？也許只有美國才會有這種可能。一個逃避迫害的人們組成的國家，一個擁抱流亡者的國家才可能救姚錦雲。我們對理智、民主和自由的嚮往。
來美國前，我一個人到天安門廣場去，在姚錦雲撞車的金水橋上向她告別。
那座橋還留有她撞車時的痕跡，那修復後殘留的裂痕，也許只有我才能發現的痕跡。
我手撫摸着那別人看不到的痕跡，對姚錦雲說，“錦雲，我要去美國了。我希望我的後半生在一個自由的國度里生活，不再害怕，不再恐懼。我希望我的孩子不再恐懼和害怕。”
嚮往自由，不再恐懼——一個多麼幼稚的想法，將我從中國連根拔起。如今我在美國已逾十年。我是教授了，也的確不必害怕政治的迫害，畢竟我離政治很遠。我對自由的理解也與過去不同。但是，恐懼卻永遠跟着我，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害怕有人看見我，即使在自己的房間裡，我也希望自己不存在。我希望誰都不注意我，很多時候希望自己消失。
無論住在哪裡，我都喜歡很小的房間，受不了大而寬敞的房間，站在那樣的房間裡，我覺得自己渺小而受壓迫。我需要在一個小而黑暗的房間裡，看書、寫作。這讓我覺得踏實。我住的房間，如果向陽，我就用窗簾蓋住，把房間變得陰暗起來。我躲避世界，因為，恐懼，莫名的恐懼，時時刻刻都跟着我，我無法擺脫。這是不是多年在恐懼中生活的後遺症?
3、
正是這種恐懼引導了我，看見姚錦雲站在他們家的院子裡。
那是一九六八年冬春的一個中午，也許已經是三月份了。因為我記得看見姚錦雲的背景是那湛藍的天空，是冬天清脆的但是你可以感到開始柔和的天空。那天中午下學的路上，我走過北草場胡同的時候，聽見人們吵吵嚷嚷地，“抄家了，抄家了！”
那個時候，我在西直門第一小學上二年級。我們家一九六七年底從東城區搬到西直門內的石碑大院胡同，不過幾個月的時間。搬家後，我們試圖進入新的學校，但是，附近的學校都不接收我們。認為我們在一九六七年底，文化革命抄家剛剛結束轉學，十分可疑。家裡不是被抄家的，就是有問題的。所以拖了好久，我們——姐姐和我，才最終都到西直門一小開始跟班上學。我插入他們的二年級班。
那天中午放學回家的路上，我聽見人們喧囂的時候，就莫名其妙地跟着人流跑去看抄誰的家。這真和我的性格不符。我是一個極其害羞的女孩子，連說話都不敢大聲。可是，一種我無法解釋的好奇心，使我向姚錦雲的家走去，那時我並不認識她。她的家坐落在南北向的北草場胡同內西邊的一條東西向的小胡同里。
一進胡同口，我就看到有人在一個坐南朝北的大門口出出進進。我知道那就是抄家的地方，就隨人流進去了。進去一看，是一所不大但是很整潔的四合院。院子中有幾棵樹，都光禿禿的。還有一個青灰磚的十字甬路，通向北房三間，南房也是三間。西方只有兩間，我面對着關着門的三間東房。北房有房廊，廊子下堆着很多書報，顯然是倉促地堆在那裡的。
我環顧四周，是我很熟悉的四合院落，我就是在這種院落中長大的，沒有什麼新鮮的。奇怪的是，院子中並沒有什麼人，我看見也聽見南房中人聲鼎沸，可是院子裡很安靜，安靜得不真實。
我突然害怕起來，怕人家抓住我說，小孩子到這裡來幹嘛。於是我就走下台階，向右拐，到南房中去了。南房中的陽光非常明媚。也許是正午的原因，房間中的面向南的大窗中流瀉着濃濃的陽光。我看見很多人都在伸着脖子看什麼，我也鑽到前面，伸着脖子看，好像是毛筆字，在發黃的紙片上寫的字，放在一個大的寫字案上。我並沒有看懂，也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退出來，我就向外走去。我聽見有人在說，“出去，出去，看什麼看，家都抄完了，還有什麼可看？”我聽見這個話，恐懼起來，就更急於溜走了。我被那個惱怒的聲音嚇得只想立刻從這裡消失。
我就站在外邊了。這時我才看到在北房的廊柱旁，站着一個女孩子，跟我差不多年齡大，她顯然早就看到了我，或者她剛才一直躲在廊柱子後也不一定，此刻我們四目相對。我看到的是一對恐懼的，但充滿憤怒的眼睛。她站在那裡，穿着一件合體的呢長大衣，看着我。
我也看過去，看見她和她半躲在廊柱後的身影，她的目光和她頭上湛藍的天空。陽光泄在她的身上。她好像是一個陽光中的一個影子。我們互相看着，我突然跑起來，倉惶地像受驚的兔子似的跑出來。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次見面。多年後，當我們成為無間的好朋友時，我向她講我是怎樣第一次見到她，以及我對她的印象。姚錦雲對此毫無概念。她說她根本就不記得在那天見到過我。她也是下學剛回家，見到家裡出事了，躲在廊柱後，不知做什麼好。“我怕得要命。那不是我們家第一次出事。我們家已經被抄過好幾次家了。每次我們家來人，我知道都有壞消息，都是壞事。”
出事對姚錦雲家來說不是新鮮事。我後來得知，那天我看到的情況是公安局來她家通報她的姐姐自殺了。她的姐姐，比她大三十多歲的姐姐上吊自殺了。公安局同時搜查了他們家，大概是在找證據。
她的姐姐是她同父異母的姐姐。四十年代，和一個美國人結了婚。那個美國人在中國大陸被“解放”之前，回到美國去了，她姐姐沒有來得及追隨自己的丈夫，結果鐵幕垂落，決斷了一切聯絡的可能。她的姐姐再也沒有機會得知丈夫的情況。文化革命初期，她自然被看成是美國特務，挨斗，挨打，一切可能想見的折磨。一個與美國男人結婚的中國女人本身就是反革命的罪證。在一個僅僅因為與外國人交往就是特務的時代，這個女人無法活下去了。她走到北京的郊區，在北京西北的鷲峰地帶一棵樹上結束了生命。
當姚錦雲告訴我這些事的時候，她好像在講述別人的故事，沒有傷心的表示。我也沒有表示震驚。也許是在那個年代，我們目睹太多的自殺，太多的死亡，所以這些故事都不構成震驚的理由。我聽了，只覺得這是生活中正常的一部分。我一定沒有任何驚異的表示，也不記得我曾驚異過。
而今天，當我寫下這個故事的時候，這寥寥的幾行字，我怎麼能概括那個我從不認識的女人、姚錦雲的姐姐的一生？她是怎麼生活的？她遭受了怎樣的折磨？
甚至，最直接的，她是怎麼走到北京之外的？鷲峰離北京城裡至少有四五十公里，她用了多長時間走到那裡？在走的路上她在想什麼？絕望，無邊的絕望，黑暗的絕望沉甸甸地壓在她的心上，身上。要怎樣的勇氣一個人才可以自殺？要怎樣的絕望一個人才會自我結束生命？
在那個年代，有多少人自殺了？每個自殺個體都有無法承受的絕望！讓我們設想一下自殺的心情吧。如果你有一點點，一點點希望，你會不會結束自己的生命？任何一個在幾乎不能活下來的時刻活下來人，都在心底殘存着希望。
姚錦雲的家庭里卻沒有這樣的希望。她的嫂子，她同父異母的哥哥的妻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跳北京自然博物館的大樓自殺了。我後來到位於天壇北的北京自然博物館去，每次去的時候，我都仰望那幢灰色的蘇式建築的樓頂，想象，甚至我可以依稀看到那把自己從樓頂上扔下來的身影。我對姚錦雲的嫂子所知不多。姚錦雲只是告訴我，她嫂子自殺了。一個聽起來非常簡單的故事，寥寥幾句就說完了的一生。姚錦雲的親人中，兩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自殺了。
自殺，我們成長在自殺的時代。我們對自殺司空見慣。我自己的叔叔，我父親的堂弟，那個愛說說笑笑的金爹，那個在一九六五年國慶節騎來一輛平板車，把我們這些孩子都拉上，到東城區糧食局去看電視，看國慶遊行轉播的金爹，也在一九六九年自殺而死。
那是我第一次看電視。我驚訝地看着那個小小的熒屏，看到了鄧小平。有沒有看到毛澤東等，我沒有印象。但是對鄧小平卻印象深刻。金爹想讓我們這些孩子看看什麼是電視。我們聽說過電視，但是，不知電視是什麼樣子的。金爹就想讓我們看一看，就把我們都裝在平板車上，拉到他工作的地方，讓我們看電視。這件事中流露出的金爹的對孩子的熱愛和他的性格，讓多年後的我仍感動不已。
金爹是一個喜歡熱鬧，歡笑和孩子的人。他每次來我家，都給我們帶禮物來，一個糖果和動物餅乾都稀奇的年代，兩包果脯，一包麥芽糖，是我們不可想象的享受。成年後我多次想過金爹對生活和孩子的熱情。當我有了孩子後，常常觀察那些來我家的客人。我下結論，凡是對孩子認真關注的人，都是對生活都有一種骨子裡的嚴肅和善良的人。
記得有一次，我家裡來了很多人。大家都在喝酒聊天。我注意到詩人西川很認真地聽我那六七歲的兒子說話。兒子滔滔不絕地告訴“西川叔叔”一個故事。我注意到西川的表情，很認真，有一種對孩子的真正尊敬。我當時極為感動，我知道這是多麼罕見而可貴的成人品質，而金爹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金爹帶來的麥芽糖是我最喜愛的糖果。麥芽糖，嚼在嘴裡，甜香滿口，濃濃的，纏綿在嘴裡。不僅如此，金爹還參加過抗美援朝，還上過大學。他的父親，我的八爺爺是東城區人大代表。金爹談論的事情總是很有意思。金爹常常管我叫“猴三。”不僅因為我行三，還因為我“太機靈。”他常常對我的父母說，“三兒機靈得沒比。”機靈兩個字我那時並不能確切地理解，但是我知道這是在讚美。我因此把機靈這兩個字和我自己連在一起，並沾沾自喜，好像只有金爹是知音。
一天，我的父母突然說他自殺了，留下了一個不滿周歲的孩子。因為有人說他是“516”分子。“516”是怎麼回事，我並不清楚，但是我記得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那天，我從高音喇叭里聽到的《通知》。我當時是二年級的小學生，正是中午下學回家的路上，大喇叭的高音讓我覺得很嚴肅，感到什麼嚴肅的事情發生了。聽到金爹是“516”分子，我想到了那個確切的日子，想到我的感覺，但是，對金爹自殺的消息，也許是司空見慣，不記得我怎樣驚異或傷心過。
我們小學的班上，突然轉來的一個同學。她膚色黧黑，有一雙明亮的眼睛，顯得可愛而天真。她坐在我的旁邊。
“你為什麼轉學到這裡來？我也是轉學來的。”我介紹自己。“我被收養了。”她說。“我的父母都自殺了。我沒有家了，我被這家人收養了。”
她是那麼平靜。我們好像在談論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我看着她。她 有那麼好看的圓而明亮的眼睛。我們都十一二歲。後來我得知，她父親給全家人都喝了帶毒的牛奶。她和弟弟睡得早，父親試圖給他們灌牛奶，但是因為他們睡得太深，喝得不多，所以她和弟弟被救活了。全家的其他七口人，都死了。她被這家領養，而弟弟被另外一個人家領走了。
多年後我聽說她在尋找自己的弟弟。不知道她現在找到了沒有。
4、
我對姚錦雲家的事情知道很多，甚至在我們成為好朋友之前就知道了。原因很簡單，因為姚錦雲的媽媽是我們小學校的數學老師，後來也是我五六年級的數學老師。
學校里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到處都是大字報。一陣一陣的大字報浪潮揭露老師們的老底。我就是在學校里看大字報知道劉老師的歷史的。諸如，劉老師是現在的丈夫的小老婆。我記得看過一張漫畫，畫的就是劉老師和她的丈夫，一個禿頭的老頭勾肩搭背，劉老師的嘴畫得紅紅的，腰細細的，一副資產階級的太太樣子。也許是那張漫畫中流露出來的男女情懷，那個時代這樣的畫面只有在漫畫中諷刺和批判資產階級的時刻才有，我對那張漫畫印象很深。後來劉老師成為我們的數學老師。
劉老師那時已經四十多歲了。她總是穿着極為合體的衣服，說話時有隱隱的口音，我不知道她是哪裡人。她很和藹，在她的和藹中，有一種無法描述的尊嚴。我很喜歡她，她也很喜歡我，因為，我是一個好學生。我也知道她的女兒是姚錦雲，四班的，而我是三班的。我們下課的時候，可以看見彼此，但是從來沒打過招呼，更沒有說過話。我一直納悶她是否記得我，記得我們的四目相對。
她不記得，而我卻記得那刻。還有她的父親。她的父親是一個身材魁梧的人，也許有一米九以上，眉宇嚴正。我每天清早都看到他。他在掃大街，掃北草場胡同的長長的街道。那個時候，北京的胡同還都是土胡同。他先掃一邊，再掃一邊。他掃過之後，長長的北草場胡同看起來就像是拿畫筆畫過了一樣，疊成無數個人字。
我走過的時候，很小心，擔心把那好看的字弄壞。我對這個魁梧的人也很好奇。他是敵人嗎?敵人怎麼長得並不張牙舞爪呢?反而顯得正氣凜然的。有的時候，我走過了他，會好奇地停下來仔細看他。他也會停下來仔細看我。我們彼此看着，不出聲。我知道他就是劉老師的丈夫。那個漫畫中的國民黨。我看着他，想，國民黨人就是這樣嗎？高高的個子？筆直的身材？從此，國民黨在我的心中就是一個大高個子的人。
姚錦雲的父親是我童年和少年時代見過的唯一的國民黨人。後來才得知，其實姚錦雲的父親並不是什麼萬惡不赦的國民黨，而是基督將軍馮玉祥的秘書。抗日戰爭時期，他曾親自給延安送過成千上萬的銀子過去，表示對共產黨的支持。這也許是他在一九四九年沒有離開中國大陸的原因之一。畢竟，他以為他是有功於新中國的。
姚錦雲和我成為好朋友是從中學開始的。一九七二年冬天我們開始上中學了。小學教改，改來改去，學期從秋季改到冬季，結果我們的小學上了六年半，因為改學期。我們都被分到西直門內南小街的北京第九十八中學。我們也被分到了同一個班。
我們的家住得很近。那個時候，她的家已經從那個四合院中搬出來了，搬到離我的家不遠的五根檁胡同八號。她的家是一間非常小的南房，不到八平米，住着父母和她的哥哥，她的同父同母的哥哥。家中的床是三層的，父母一層，她一層，哥哥在最底層。
我去她家的時候，覺得她的家小得站不住人，除了那層層疊疊的床從地上升到房頂外，家中最顯要的是一張大書桌，那是她父親的領地，我印象非常深。書桌是深檀木色的，寬大，雄厚。占據房間內二分之一的地方。（我成年以後，每到別人家，看看一個家中書桌是怎樣的，就知道那個家人的知識水平。）
他們的房間，本來不是一間房屋，而是一個棚子改裝的，極為低矮。她那高大的父親站在裡面得低着頭。她的父親每天還在寫字，練書法，看書。我看到他們家的線裝書，還跟她父親借過“文史資料”叢書。從那套書中，我還讀過姚錦雲父親的文章，也學到了很多歷史的知識。
她在那個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間裡一直住到她被捕。她死後，不知什麼原因，某部門決定立刻給她家配套房子。她的哥哥和父母不久搬走了，搬到北太平莊附近的一個兩居室的樓房裡。姚錦雲死後，我只去看過他們一次。我擔心他們見到我會更傷心。我寧願消失。
可是我現在卻充滿內疚。我沒有去看年邁的被悲傷打垮的老人，因為我不敢面對痛苦，喪失，我們無法言說的共同的喪失。他們會不會誤解我？
記得一次我在姚錦雲家和她的父親談天。我那時還是高中生。幻滅已經是我們的時代標誌。我那時已經讀了很多“灰皮書”，蘇聯五六十年代文學的翻譯，在內部發行的灰皮的小說，比如《落角》、《你到底要什麼?》、《多雪的冬天》、《普隆恰托夫經理的故事》、《人世間》、《白輪船》等等。這些小說，我是從另外一個同學那裡借來的。這個同學並不讀這些書，她的哥哥們都是老紅衛兵，正在傳看那些書，我央求 她借給我幾天。她是我的好朋友，就每次從她哥哥那裡拿來給我。我往往是狂看一兩天，就還給她。
陸陸續續，這些書對我產生了影響。我對中國的形勢開始有不同認識，但是，更多的，我覺得是無能為力，一種灰暗的情緒已經成為我看世界的眼光。我已經從幾個日本學生寫的質詢《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這本書中走出很久了。我對老人談到這個社會的灰暗，前途的無望。我那時剛讀莊子，興奮地對他談莊子。老人很吃驚，問我，“你這些想法是哪來的？你怎麼能讀懂莊子？”我說，“我怎麼不能讀懂呢?”他說，“莊子是老年人的書。”這句話我印象很深。老年，是的，“我三歲時就已經是老了。”多年後，也是現在的多年前，詩人伊蕾對我說。那就是我們這一代人。
姚錦雲的父母被遣還鄉，遣到鄉下去了，連戶口也走了，留下她和比她大一歲的哥哥。她十一歲，哥哥十二歲。沒有別的親人。一個同母異父的姐姐，在很遙遠的地方插隊，另外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也在什麼地方插隊。這兩個孩子，在十一二歲就被迫照顧自己和彼此，就被迫成年。
那是備戰備荒的時代。一九六九年二月，中國在珍寶島和蘇聯發生武裝衝突後，舉國上下一片瘋狂備戰。備戰中的一步就是把所有留在城裡的階級敵人全都送回老家，免得他們和蘇聯裡應外合。在這樣的形勢下，姚錦雲的父母也被送走了。父親似乎是送回安徽老家去了。母親到“五 七”幹校去了。他們的家和房子也都被政府沒收了。他們兄妹兩人被迫搬到那個不足八平方米的棚子翻蓋的小屋裡。後來她的父母回到城裡後，也只好在這個小屋棲身：五根檁胡同八號。
我是在她搬到那裡以後才和她成為好朋友的。而在這之前，我做了一件對姚錦雲的小學時代極為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並不知道這件事對她是那 麼重要。
小學三年級，也就是我轉學後的秋天，我們換了新的班主任。這個班主任只有十九歲，非常年輕，剛剛分配到學校來，教我們語文。語文課上《毛主席語錄》，印得跟課本一樣大，就是我們的課本。對我來說，語文課很有意思，毛主席的語錄我可以從第一頁背到最後一頁，沒什麼了不起。李老師就特別喜歡我起來。她非常喜歡我的作文和日記。那個時候我們每個人都要記革命日記。李老師就經常在課上朗讀我的日記，還任命我是班上的紅小兵“排長”。
那時候，連小學都是軍隊編制，一個班被叫做一個排。同時，李老師也是學校的紅小兵團負責老師，她就任命我當全校的紅小兵團長。所以，四年級的時候，我已經是全校的紅小兵團長了。記得當時也要走選舉的形式，我也不知怎麼的，就被選舉成了紅小兵團長。
我是一個聽話的、害羞的女孩子。對老師有盲目的崇拜。我覺得世界上老師是最正確的人。他們是不可能犯錯誤的。記得老師要我們給老師提意見。我很吃驚，老師怎麼會有缺點和不足？
那個時候，西直門第一小學，突然被分配了一套古老的院落。與原來的主校校舍相連。我並不清楚學校怎麼得來這套古老而幽雅的房子的。只記得我們在那裡勞動，從那個後院打開了一道牆，算作是主校和這個新的校舍的大門。我們負責清理院子。
那是一個三套院的巨大的院落。古典的雕梁畫棟的房子，據說是慈禧太 後的太監李連英的一套房子。院子裡有巨大的香椿樹，柿子樹和海棠樹。海棠樹大得簡直像槐樹。大的房子，都是木地板的，都變成了教室。在各種幽雅的小房間中，有一個房間很小，但是三面看得見兩座院落，就是我們紅小兵團的辦公室，我天天到這裡來看我們紅小兵團的藏書。
不知學校從那裡得到的經費，紅小兵團辦公室有一架子圖書，有的書是出版於文化革命前的兒童或青少年讀物，有些是文革中出版的讀物。記得我在這些書中看過一本名為《我們播種愛情》的書，講的是解放軍入 藏的故事。裡面一個藏族女孩愛上了兩個男解放軍戰士並提出做他們二人的妻子， 讓我深刻地意識到各個民族婚姻風俗的不同。
紅小兵團的委員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討論發展和批准紅小兵。我記得看到姚錦雲的申請書。我們紅小兵團的七八個人激烈地討論，究竟讓不讓她加入。她的出身不好，父母都有政治問題。她母親是我們的老師。
我對出身不好這個問題很敏感，因為我自己的出身並不是極為清白。雖然我填報的是工人，我卻知道家中的焦慮。我父親十七八歲的時候，上過國民黨的海軍軍校。一九五七年公私合營的時候，被以私方代表的名義送往小湯山藥材種植場勞動改造。一勞改就勞改了七八年，直到文化革命前才回到北京藥材公司下屬的藥店裡工作。
那時他在西直門一小分校對面的中藥店聖濟堂工作。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填表格，我那時八歲。在出身這個欄中我問父親他是做什麼的。他說，“抓藥的。”“抓藥的是工人還是幹部？”“工人。”
當老師問我我父親是什麼工人，我記得說是抓藥的工人。老師笑起來。我卻覺得很奇怪，抓藥的工人有什麼不對呢?我其實不知道父親的具體工作是什麼。但是，家裡對出身很敏感，我感到那是一個不能問的問題。因此，我常常希望誰也不要問我出身的問題，或許內心中我知道我沒有說實話，但是我也不知道實話是什麼。
看到姚錦雲的出身問題，我就隱隱地同情她，說，“毛主席都說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我們應該批准她。”就是因為我的堅持，姚錦雲成為了紅小兵。
我並沒有對姚錦雲說過這件事，那時我們不在一個班，沒有機會說話。可是姚錦雲卻聽說了這件事。她後來對我說，她一直很感謝我，就因為入紅小兵的事情，而我卻全然不知。
我後來理解入紅小兵對她是怎樣重要的事情，如同我在中學申請入共青團一樣。我的出身問題，終於被發現了。不知誰檢舉了我，說我隱瞞家庭情況。我不停地寫思想匯報，檢討資產階級家庭對我的思想影響。我的祖父以及祖先開藥店，北京的德愛堂藥店，專業是小兒藥。過去北京人說，“要得小兒安，就吃七珍丹。” 這個七珍丹就是我的祖先發明或胡諏的產品。等到我最終入團的時候，我對家庭出身的檢討書大概得有一本書那麼厚了。
5、
我們沒有趕上當“真正的”紅衛兵。我們比那屆人小半代。遺憾的是，不是一代，而是半代。我那時覺得我們什麼都沒趕上趟。大串聯該多麼英勇，我們太小，還在胡同口跳皮筋兒。紅衛兵創造了歷史，我們就是歷史中的小蘿蔔頭。沒有人注意我們。紅衛兵上山下鄉，我們還在上小學。等紅衛兵膩味了山鄉，已經在山溝鄉寨里像王小波在《青銅時代》裡那樣練習身體的藝術，像馬波在《血色黃昏》裡那樣痛苦地覺醒，我們還傻傻地相信他們是我們的榜樣，將來有一天我們要步他們的後塵。
我們果然只有步後塵的命。沒成為紅衛兵，我們就成了紅小兵。他們紅衛兵都戴鮮艷奪目的紅袖箍，我們只有一個小小的塑料制的菱形的紅小兵臂章。一點都不神奇。他們造反，他們革命。我們只有拆城牆，揀碎銅爛鐵，掃校園或者在校園裡挖地道，準備打仗。
我們上中學的時候入紅衛兵。可是那紅衛兵早就不是真正的紅衛兵了，是學校的一種好學生聯合會之類的。所以，我們也爭取入紅衛兵，入共青團。因為加入這些組織標誌着我們的政治進步和學習成績。在那個時代強調又紅又專的時代，我們這些小革命分子，誰不希望自己又紅又專?
可是，在這樣時代洪流中，也有其他的潛流。我們雖然都被時代的洪流裹挾，在洪流中感到英雄主義的豪情，但是，時代的潛流也感染了我們。
正是這種潛流使姚錦雲和我成為了好朋友。
上中學後，我不再是班級上的幹部。班上有一個非常得老師寵的女學生，是班長，得知我在小學是紅小兵團的頭目後，對我很排斥，因為她也是她的學校的紅小兵團團長。她要時時刻刻提防我“奪權。”那個時候我們都是十四五歲。十四五歲中學生之間的政治鬥爭不亞於五十四五歲的人。十四五歲之間的人的鬥爭的殘酷性也不亞於成年人。
多年後我看過一部蘇聯的影片《稻草人》，講的就是一群孩子之間的鬥爭。一個從莫斯科來的小女孩，怎樣在精神上被一群當地孩子摧殘、折磨的。
成年後我對那些玫瑰色的少年文學完全嗤之以鼻。每個人的少年時代都有黑色的陰影。想一想其他同學對自己的評價，想一想是何等渴望被接受，被認可，可是還是被拒絕，我們心中的很多傷害都是少年成長的疤痕。就是在這種被排斥的小氣候中，我對小學的生活產生很大的思念。
我思念小學的老師。五六年級時的班主任李茂信老師也很年輕。他二十三四歲的年紀，喜歡自己攢礦石收音機，決定教我們怎樣做礦石收音機。我們每周到他家去。他的家在新街口三條的口上，是一個很雅致的小院子。我們在他家裡學物理，學做半導體的收音機，認識二極管等等產品。李老師沒結婚呢，經常帶我們去郊遊，去頤和園划船，去香山爬山。
從鬱鬱不樂的中學看小學，我決定寫一部關於小學的長篇小說。我開始在 練習本子上寫了起來。還定了二十章的題目。
上中學後，因為家住得近，姚錦雲和我經常一起上學、一起結伴回家。
姚錦雲和我不一樣。她身高有一米六五，膚色白皙，身材勻稱，健美。那個時候我們都剛剛發育完，好像剛剛從蠶繭里蛻化出來，成為身材高挑的少女。她發育得比我早，可是比我矮一點點。她人很靈活，體育樣樣在行。與她正相反，我是一個瘦瘦高高營養總是不良的女孩子，姚錦雲喜歡的體育是我最不喜歡的課程。姚錦雲有一種男孩子氣，好像天生就喜歡冒險。我卻過於文靜，喜歡看書，不喜歡動，特別是我笨手笨腳，因為個子高，我覺得四肢太長，無法運用它們。
我們成為最好的朋友，後來連我們自己都奇怪。因為我們當初並不覺得彼此怎麼吸引。我對姚錦雲對體育的熱愛不當一回事，覺得她貪玩。姚錦雲覺得我整天抱着書，坐在教室的最後一排，沒有人注意我，我也不活躍，因此我們好像沒有什麼共同的東西。可是，共同上下學給我們提供了機會。特別是我倆那時都不喜歡愛拍老師馬屁的班長，常常在一起罵那個班長。可是我們還不是好朋友。
姚錦雲的好朋友是一群軍隊大院裡孩子。他們常常穿着軍大衣——那個社會貴族的標誌。他們的出身也都很好，父親不是軍隊幹部就是國家幹部。他們有一種盛氣凌人的態度，對老師和同學都不尊敬。王朔的小說《動物兇猛》和姜文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就是描述那個特殊的階層的人的生活的。
他們是“大院”里的孩子。我是大雜院裡的孩子。我們不是一個社會階級。我當時非常敏感地感覺到我們的區別。我還不知道那是我們的階級的區別。姚錦雲和他們在一起玩。我不。我和小學時代的好朋友米舒樺一起玩。
我當時還深深地被吸引和喜歡另外一個叫范美玉的女孩子。范美玉的父母是崑曲團的。她的母親是崑曲演員，父親是作曲家。父母都在幹校，她有一個妹妹和弟弟。妹妹弟弟跟我的妹妹弟弟一樣大。我覺得我們很 相似，我們都愛看書。姚錦雲呢?她跟軍隊大院裡的孩子們是一夥的。那些人的父母都不在家，他們都有一股耀武揚威的氣勢，是我不熟悉不習慣的。
那個時候，姚錦雲的父母還沒有從農村或五七幹校回來。我記得跟她到她家去。家裡冷冷的，沒有人。我們拿了東西就出來，我意識到她父母沒有在家。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把正在寫的小說給姚錦雲看的。我給誰都沒看過。但是不知為什麼我決定給她看。我才寫了幾章，寫的是小學生的生活，詩意的時刻和那些老師。我記得給她的我的練習本——橫格本上用圓珠筆寫着密密麻麻的字。
她看了，比我還興奮。我記得她跑來我家，大聲對我說，這是她讀過的最好的小說。我自然也極為興奮，畢竟，十四或十五歲，剛剛寫的小說被第一個讀者如此讚賞，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讓人信心大增的呢？她認定我一定會成為作家，我激動若狂，認為作家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有人對我有如此的信心，我立刻把她看成最好的朋友。那個時代，作家是如此光榮的一個稱號和名字。我對自己能和作家這兩個字沾邊都覺得無上光榮。
姚錦雲認為我會是作家！我高興，興奮，小說也寫不下去了，幻想自己有一天真要成為作家。姚錦雲是我的第一個讀者，第一個毫不猶豫地相信我的人。我們那時都是十四五歲。
我記不清這件事是發生在我們發誓成為好朋友之前還是之後。在這個前後，還有一件事使我們意識到彼此是什麼樣的人，而成為了好朋友。因為我的性格，我那時那麼害羞，我不敢想我會把寫的東西隨便給別人看。所以我現在想，給姚錦雲看我的小說一定是在我們從農村支農回來後的事情。
那個時候，中學生在夏收的時候要去農村幫農民收割麥子。我們夏天就到順義縣的農村去。先是“拉練”——拉出去練，走路從學校走到農村，還要背着背包和行李。到了那裡後，住在老鄉家裡，我們就幫助農民收麥子。其實我們也做不了什麼，無非是拾拾麥穗之類的。我們對“拉練” 都很有興趣，都很興奮。集體生活，到農村去，不用在教室里坐着，就這些就夠我們激動的了。但是在農村也很艱苦，天天勞動，也很累人。幾天以後，大家就不想四、五點起床，到地里揀麥穗也沒什麼吸引力了。
我記得姚錦雲和我一組揀麥穗。早上起床，她不想起。我是這個小組的組長，看叫不起她，就和其他同學一起下地了，留她睡覺吧。按理說我應該叫她起床，可是她賴着不起，我也實在沒辦法，就走了。
出早工回來，班長發現姚錦雲沒來，就問我為什麼不叫她來。我反正對班長沒有好感，就順口說，姚錦雲病了，不能來。
我並沒想到班長會去做調查，發現姚錦雲並沒有病，是我“袒護”她。“袒護”這個詞給我印象很深。那是我第一次用這個詞，並把這個詞與我自己聯繫起來。
班長決定召開班委會，批判我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袒護不愛勞動的人。”我對班長這種革命很反感，認為她實際上就是總想找茬壓我一頭，以革命的名義泄私憤，因此，對班委會的批判很不服氣，堅持說她就是病了。班委會逼迫我說出姚錦雲到底得了什麼病。我無奈，最後說，“姚錦雲來例假了。”
班委會成員，男同學，女同學全都立刻啞口無聲，靜呆呆地看着我，好像我扔了一個定時炸彈，誰也不敢動這個話題。
那是一個對身體完全無知和恐懼的時代。例假這個詞是一個禁忌語，也許在我們所有班委的十多年的一生中還沒有一個人敢公開說出這個詞。雖說到那個時候，大多數的女同學都已經開始有月經了。男同學也隱隱約約地知道女同學有生理變化的特殊時刻。但是，月經是怎麼回事，我們一無所知。月經被看成是神秘的，骯髒的，不可言說的事情。我們女同學也從來不用這個詞。我們管月經或例假叫做“倒霉。” “我倒霉了。”倒霉是壞事情，自然而然了。
例假是說不出口的一個詞。而我公開說了出來。公開把它作為理由，堂而皇之的。大家面面相覷，連看也不敢看我，好像說出這個詞本身，我就髒了起來。
靜默了幾分鐘，誰也不說話，都看着我。我也看着大家，覺得反正豁出去了。結果，男同學首先表示理解。他們不說話，站起來就開始走了。班長惱羞成怒，也無可奈何。事情不了了之，姚錦雲從此和我成了好朋友，好像是不必言說的義氣把我們連在一起了。
記得支農回來後的很多夜晚我們倆個人都在五根檁胡同的路燈下聊天。那是夏天的夜晚，我們手挽着手，從我的家走到她的家，再走回來，在胡同里說個不停。我們都說了什麼呢?我記不清楚了。誰能記得小的時候的每次談話？但我記得我們好像狂喜地發現了對方。我記得那種息息相關，心心相印的狂喜。那是少女時代找到朋友的狂喜。你可以跟你朋友整夜整夜地談話，你覺得你們談的每一句話都有意思。每一個話題都充滿趣味。你的朋友說的每一句話都正好是你要說的。你說的每一句話也都出自她的心底。你們可以說個不停，說到永遠。
我們就是這樣兩個說呀說呀的女孩子。我們是好朋友。
6、
姚錦雲好像有很多門路可以弄到各種各樣的書。她成了我閱讀的源泉之一。她提供書給我，條件是我看了書就要給她講故事。她找書，我讀，然後給她講。這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條件。我們各得所需。在這種協作讀書的方式中，姚錦雲找來了《安娜·卡列尼娜》。從書名上這本書就是一本不允許看的外國書，毒草。我們對毒草如獲至寶。她用報紙把書皮包好，給我。我翻閱那些發黃的書頁，心激動得咚咚咚地跳，恨不得一口氣把書讀完。我完全被書迷住了。上學的時候，我忍不住把書帶到學校去了。反正坐在最後一排的犄角里，不會有人看到我。我僥倖地想。
我實在不能不看這本書，一分鐘也不想把書放下。我愛上了安娜，也愛上了沃倫斯基，愛上了凱蒂，也愛上了列文，那是一個輕易地就愛上了書中主要人物的年齡，那是一個時時刻刻都準備陷入戀愛的年齡。
姚錦雲焦急等我看的下文。我每看一章，就要講這章的故事。她興沖沖地，焦急地等我講述那些人物的悲歡離合。這種完美的協作被班長發現了。
我們根本不知道有人在監督我們的一舉一動。班主任突然出現在我面前。她是一個皮膚黑黃的女人，據說是從延安來的，革命搖籃里的女兒。不知她從什麼時候成了中學的政治老師，在我們第二任班主任蔡老師回福建之後，成為我們的第三任班主任。我對她毫無好感。我躲着她。這時她站在我面前，一把奪過我藏在書桌里的書，打開書，看看書名，“好啊，你在看毒草！這是誰寫的書?”
“托爾斯泰。”“托爾斯泰是什麼人?” “俄國人。” “俄國人，哈，你看俄國人寫的書，還倒坦坦蕩蕩的，你知道不知道這是大毒草?”
我成心不吱聲。我憑什麼告訴她我知道。心想，“事兒媽！瞧你那德行。” 她氣沖沖地，要把書拿走，我站起來，奪了回來。這一下子炸鍋了。她高叫起來，“你怎麼敢奪書？”
“這是我的書。”“沒收了！”“不行。是我借的書，我還得還呢。” 我平靜地把書放回位子裡。
革命搖籃老師氣得發瘋了。“我要找紅委會，要你把書交出來！”
她匆匆地出了教室，去找學校紅衛兵委員會去了。此刻教室已經一片大亂。正是這種亂的時候，姚錦雲已經把書拿走了，不見了。我們之間的默契不用言辭來暗示。我們現在要做的首先是保護書。
紅委會的趙老師來了。他是一個年輕的師範剛畢業的老師，不知為什麼做了政治工作，成了一個年輕的黨棍式的人物。他瘦瘦的，推了一個平頭，看起來也就十八九歲，比我大不了幾歲。他要我跟他到紅委會去。我就去了。書沒了，沒在我書包里。誰拿走了我也不知道。我裝作不知道。
他要我寫檢查，檢討這本書給我的毒素。紅委會的辦公室在一樓，靠近廣播室。我坐在辦公室里，聽得見廣播室里的動靜。聽見下午的廣播操，放學的音樂等等。我坐在那裡寫我的檢討。他也不來。
我聽得見人們進進出出，知道門被鎖上了，我也出不去。直到天快黑了，我急了，使勁敲門，他才最終出現了。
他看了看我的檢討，只說了一句話，“現在有政治形勢，我不找你談，不過，我很快就要找你談。回家吧。”
出了校門我看見了姚錦雲，她一直在等我。“有事嗎？”“沒事兒。”我們就回家了。
我們恨透了革命搖籃老師。多年後我看到電影導演張暖昕拍的電影，《啊，搖籃》，講的是延安革命搖籃里那些紅小鬼的故事，又想到我的那位中學老師。我沒有電影裡的那種浪漫情懷。我的這位從革命搖籃出來的老師似乎天生仇恨我，對我事事處處都看不慣。我們天生就不是一路人。
她喜歡唱革命歌曲。“革命人永遠是年輕！他好比大松樹冬夏常青。他不怕風吹雨打，他不怕......”我側看沉浸在革命幻想中的搖籃的女兒。她似乎顯得挺可愛。但是，歌一唱完，她就一臉的階級覺悟起來，對我這樣的潛在的異己分子十分警惕。她本能地知道我厭煩她。我們之間有很多不言的衝突。但那時，姚錦雲已經轉學走了。
高中的第一個學期，姚錦雲轉到鐵路二中去了，她的父親曾經在鐵路二中教書。我不明白或者忘了她為什麼要轉學，也許是她的父母覺得這個學校的教學質量太差。九十八中當時是有名的破學校。學生編校歌說，“九十八中，大雜中，老師偷蒜，學生偷蔥。”
大概就是在姚錦雲沒轉學之前，姚錦云為我勇猛一戰，壯了我很大的聲勢。我的眼睛在中學開始近視了。坐在最後一排，根本看不見黑板上寫了什麼。可是我又不敢戴眼鏡，因為 “四眼兒”會被同學嘲笑的。所以姚錦雲就得為我做筆記，告訴我老師教了什麼。我呢，習慣了課堂前先把書看一遍，自學，然後聽老師講，不必看黑板，也知道老師在講什麼。我的自學能力一定是這樣訓練出來的。
班長不知由於什麼原因，格外關注我的一舉一動。她發現姚錦雲和我在課上傳遞筆記本，認為我們在“傳條子”。“傳條子”是說兩個人在談戀愛或做什麼非法的勾當。那個時候，有的男女生已經在傳條子。班長倒不是認為姚錦雲和我在傳條子，因為我們形影不離，誰都知道我們是好朋友。她猜測有男生在給我或姚錦雲傳條子，我們彼此在課上交流信息。
一次，是上自習課，老師不在。我們學生應該做作業或者看課本。當姚錦雲把筆記本給我的時候，班長從座位上站起來，來到我面前，要我把筆記本給她看。我抬頭，“憑什麼給你看?”
“你們在傳條子。”班長自以為理直氣壯。“你才傳條子呢！”我頂了回去。“你最喜歡傳條子了。”姚錦雲在旁邊添油加醋地說。“我告訴老師去。”班長義正詞嚴。“你去吧，打小匯報去，誰怕你呀。”我對班長並不示弱。班長轉身走出教室去了。
那個時候，教室里總是亂糟糟的好像一個大集市。自習課更是亂成一團。一些男生開始起鬨起來，“傳條子，傳條子。”傳條子是很令人激動的，特別是這些青春期的男孩女孩，因為傳條子中的男女情愛暗示，簡直是世界上頭等令人激動的新聞。班上一片傳條子的叫喊聲。我急於辯解但並沒有人聽我的。有人開始折飛鏢，教室里飛起了紙疊的飛機，傳條子聲此起彼伏。在那個時刻，沒傳條子的我，也有口難辯，無法說清，被男生的起鬨和女生的好奇包圍了。
突然，姚錦雲已經站在講台前了，不知什麼時候她把她冬天穿的皮靴已經脫了下來，用皮靴拍着講桌，她大聲地喊着，“他媽的，你們他媽的也太欺負人了!”
她的皮靴聲和她的喊聲，聲音如此之大，全班一下子安靜了下來，都愣愣地看着她。
姚錦雲滿臉通紅，憤怒地說，“我告訴你們，從今往後，誰要欺負沈睿，我的皮靴不留情！”
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姚錦雲的皮靴上。姚錦雲有一雙奇特的大腳。她的 個子在女孩子中不是非常高的，但是她的腳在女孩子中是非常特殊的——她穿42號的鞋。所以她只能穿男鞋。女鞋沒有那麼大號的。她的男式大皮靴在講桌上蹦跳，她的憤怒的聲音嚇壞了所有的同學。教室里突然安靜下來，好像所有的飛鏢都在空中凝固住了。
姚錦雲回到座位上去了。全班人鴉雀無聲，都自習起來，裝作什麼都 沒有發生的樣子。班長和老師來了，拿了姚錦雲給我筆記本看看，問了問情況，也沒說什麼。一直到下課，班上都安靜得很，好像全班都立地成佛了，立刻變成了自習的好學生了。
我坐在位子上，目睹朋友的勇敢行為。我的一生沒有一個人曾經這樣保護過我。至今我還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她站在講台前，她那憤怒的、發紅的臉，憤怒的目光，還有那大的令人震撼的皮靴。我想，我們全班都被那皮靴震撼了。自此以後，真的沒有人敢對我起鬨了。姚錦雲轉學走的時候，我特別傷心，再也沒有人這樣保護我了。
姚錦雲有着最不尋常的腳。她有的時候會為她的腳過大感到不好意思。她曾經故意穿小鞋，試圖阻止腳的成長，結果，她的腳趾就變得畸形起來，大腳趾根形成一個圓骨節。一般她只穿“懶漢鞋”，一種男式的緊口鞋，或者是體育運動的球鞋。那個時代，耐克等等運動鞋還沒有出現在中國。大部分的運動鞋就是網球鞋或是一般的球鞋。
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們在北戴河玩，她帶來了在外貿市場上買的一雙紅色 的高跟涼鞋，是外國女人穿的那種細高跟，細皮帶涼鞋。我們正要到北戴河唯一的西餐廳，起士林餐廳，去吃西餐。她特地穿上這雙高跟鞋。走的時候，美美的，居然走到了餐廳。從餐館出來，回旅館的路上，她的腳就疼得走不動了。穿上鞋走幾步，那麼高的跟，腳一歪，還把腳崴了。我不得不背着她回旅館。一路我大罵那雙外國人穿的洋鞋，因為我得受洋罪背着她!她也承認，穿這雙鞋是自找受“洋罪。”我們一路笑，一路走走停停地回到旅館。
這些歡樂的時刻!這些少女的清純的笑聲。我此刻還能聽見那些笑聲。我並不知那是我們的最後的夏天。
7、
最後的夏天。我們有多少歡樂的事情要做呀。生命真是太美好了，我們都那麼年輕，我們都二十二歲。而且，重要的，我們有汽車——姚錦雲是出租汽車司機。在小汽車還是罕見的一九八一年，出租司機是北京當時最驕傲的人，因為他們可以隨時用汽車。“你看我們多幸運！你上大學，學文學，學你最喜歡的東西。我當司機，干我最喜歡的行當。我們多幸運呀!” 姚錦雲開着車，她感嘆。
我坐在那輛灰色的華沙牌汽車裡，跟她一起出車。她經常要到夜裡十一點才下班，我就跟她一塊拉客人，一塊回家。那時，除我之外，姚錦雲還有兩個好朋友。一個是護士，另一個也是司機。她們都在北京，只有我在外地上大學，因此，我只能在寒暑假的時候跟姚錦雲一塊玩。寒暑假的時候，我們天天泡在一起。
我們都談論了些什麼?不記得了，也許很多話題都是關於男朋友，男人，愛情和婚姻。我在談戀愛——我告訴姚錦雲我的感情。姚錦雲也遇到了很有意思的人。有一個男人，據說家裡是軍隊裡的，為姚錦雲幫了很大的忙。他居然弄到兩個煤氣罐，可見神通之廣大。那時，我們這些普通人家大部分人還在用煤火做飯取暖。煤氣罐是一種特權的象徵。
姚錦雲說，“這個男人歲數大一點。” “多大？” “二十七八歲了。”對二十二歲的女孩子來說，任何人過了二十五歲就都快老了。我有點不贊成，“太大了吧？” “嗯，沒準兒。”姚錦雲也同意。這個話題就放下了。
我跟男朋友關係並不是很好，因為我們總是吵架。可是我又不明白為什麼吵架。他在暑假期間失蹤了，我有好幾個星期沒有他的消息。他說他去三峽旅行。當時正在發洪水，我很擔心他被洪水困在什麼地方了。我很焦慮，很擔心。談到結婚，我說我將來要和這個男朋友結婚，“可是，沈睿，他是你的第一個男朋友呀，你真的覺得沒有他你活不下去嗎?”姚錦雲問我。
我愣愣地，不知怎樣回答。實話說，我從來沒想過有沒有這個男朋友我是否能活得下去。在這個男朋友之前，我從來沒有交過男朋友。我一直是一個極為純潔的女孩子。生長在革命的清教時代，我們這代人中的好女孩是不交男朋友的，更不諳男女之道。父母，甚至母親也是不會跟我們談論這些事情的。我們對愛情一無所知，我對性更毫無經驗。可是，我無法告訴姚錦雲我已經和男朋友有性關係了。就為了這個，我得和他結婚。
事情就發生在放暑假的頭一天，我正在宿舍拆洗睡了一學期的被子，準備夏天留在學校複習功課參加研究生考試。我想考北京大學的外國文學研究生。男朋友來了，他力促我回北京複習，認為我不能留在武漢複習。最後他掏出票來，說是給我買好了票，我必須回北京。
他居然跑去給我買票，我又驚又感動。可是，我回家就很難複習功課，因為家裡人多，沒有學校那麼清淨。我並不想走，所以，又和他爭吵了起來。可是，可是，男朋友摟上來，說他一定會怎樣想念我，我怎樣是他的愛，愛......於是，什麼都發生了，幾分種之內，我看到自己床上的血，匆匆地跳起來，急忙拿起來去洗。
我怎麼能告訴姚錦雲這個呢？我說不出口的羞恥，我的沉重的秘密，我的無形地烙心上的紅字！我對誰都不能說的令我羞愧的不再是處女的身體——我還有價值嗎？誰還會再願意和我結婚呢？一九八一年，我雖然上大學四年級了，思想解放運動已經在開始，可是，思想解放還沒有觸及婦女的身體。我，一個好女孩，內心中卻全是那些傳統的觀念。處女如此神聖，不是處女，好像就失去了女性的價值。
內心中我也驚異，並不覺得自己的身體有什麼變化，並不覺得自己丟掉了什麼。可是，我還是沒有勇氣告訴我最好的朋友發生的事情。我說不出口，只說我要跟男朋友結婚，因為，如果不和他結婚，我已經被他“占有”過了，我怎麼辦呢?
我來到美國的的第一個學期，上的全是女權主義理論課。教授問我這個唯一的從第三世界來的女人，“你為什麼對女權主義感興趣？”我說，“因為我是好女孩，好女兒，好妻子，好母親。”
是的。如果我不是一個好女孩，我就有可能打破那些對女性的界限。可是，我天生是一個好孩子，膽小、羞怯、自卑、聽話――標準的好女孩。父母對我們的管教又是那麼嚴。母親在我的男朋友來北京的時候，連班都不上，看着我們，以防我們做出什麼不法行為。初中的時候我看小說，蕭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我對“處女地”三個字不理解。問父親，處女是什麼意思。父親狠狠地瞪着我，極為嚴肅地問，你從哪裡聽到這樣的字?我嚇得不敢告訴父親我在看小說。他撕我的書不是一次兩次了。我吞吞吐吐。父親幾乎是憎惡地對我說，“這不是你該問的問題。”我嚇得不敢繼續問什麼是處女地。
處女在我的心中成為一個不敢想和說的禁忌，我隱隱地感到處女是和男女連在一起。處女變成了一個既神聖又可怕的東西，我連這個詞都不敢說。
中國有處女崇拜情結。直到今天我知道很多中國人還在這種崇拜之中。那些到處看見的修復處女膜的診所就是這種崇拜的標誌。男人要處女，女人要做男人要的處女。二十二歲的我，就是這樣的一個好女孩。連對自己的好朋友都說不出自己的沉重的秘密。
姚錦雲嘆氣，“我們汽車隊的隊長，丫特孫子。動不動就把他的臭手放我身上。那一臉褶子，半臉賴肉，噁心得要命，我哪天真得再跟他急。罵丫一頓，他就好一點。”
“怎麼了？”我問。“前兩天我們到民族宮拉客人，在民族飯店裡等客人。吃飯的時候，因為我們是司機，我們坐在一起。他把手放到我腿中間，氣得我差點沒把丫椅子給蹬了。當着那麼多的人，我不好發作，他好幾次對我動手動腳了。” “告他去，”我建議。“得了吧，上哪去告？找誰告？這種事誰管？”
一九八一年，“性騷擾”這個詞，在美國也是剛剛出現。在中國我們更是完全不知道這樣一個概念，我們沒有理論的、思想的武器對付欺負我們女孩子的男人，我們不知道怎麼辦，怎麼對付這樣的人。我們的母親祖母都是被欺負過來的。她們學會的是忍受。我們也正在學會怎樣忍受。
姚錦雲和我，開車穿過夜的北京，夜的沒有夜生活的、黑暗的北京，兩個人都感到生活的沉悶的重量。我側頭看着她，她開着車，長髮披肩，夏風吹動着她的長髮。北京的街道在她的背後退去，好像是飄動的背景。她有一種天生的瀟灑，那是誰都學不來的瀟灑。她的英俊勃勃的瀟灑，我看她看呆了。
“他媽的。”姚錦雲愛罵國罵，我是一個“好”女孩，說話從來沒帶過髒字，可是我喜歡聽姚錦雲說話帶髒字，很痛快，很有表現力。
“咱們出去玩去，解解悶，好不好？你看你心情那麼不好，為一個男的，你記住，永遠也不值得。咱們玩咱們的去，上北戴河好不好？你開開心。”姚錦雲建議。
“你有假嗎？”我問。“我有四天假，咱們就去四天，怎麼樣？”“那太好了！”我們突然轉憂為喜，剛才的沉重一掃而光。青春啊青春，沒有什麼憂愁可以阻擋我們對快樂的嚮往。她加快車速。我們向動物園駛去。
也許今天看來，我們真是幼稚簡單，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出租車汽車管理站在動物園門口的南面，到了管理站後，我站在外邊，她進去了，去請假了。已經是深夜了。也許是十一點或十二點，我站在外邊，仰頭看繁星滿天的夏夜。北京的夏夜，特別是午夜的時分，是最讓人沉醉的時刻。暑氣已經散掉了，涼氣圍攏過來，乘涼的人都已經躺在涼蓆上進入夢鄉，整個城市都開始沉睡，安靜下來。我喜歡這樣的時分，好像我一個人在睡夢的城市裡漫遊，好像我在深藍的天空裡悠蕩。
姚錦雲出來了。“他媽的，不給我假，不理他，反正我有四天存休，我想休就休，要不然叫什麼存休？” “怕不好吧？”我小心翼翼地，沒有她那麼膽大。“你再進去說說，或許他會給你假。” “我已經說了，丫又裝孫子呢，值夜班沒別人，丫一股賴樣，我不想進去。”
我明白了，是那個隊長。“我跟你進去。我們一起去說。” “甭。咱們走。他沒理由不讓我休。他誠心要占便宜。不給丫這機會。”姚錦雲拉上我，我們扭身就要往外走。
突然我們聽到後邊有一個聲音，喊道，“只給你四天，四天后就得回來！”顯然是那個隊長。黑暗中我看不到他的臉。我聽到了他的聲音。
姚錦雲轉過臉小聲地對我說，“丫剛才是不是裝孫子？”我點點頭。
多年後我從一個單位調到另一個單位去。那個新單位的人事部的人到我的老單位去調查我的背景。他與我工作的辦公室主任談完出來後，對我說，“你的領導非常信任你，高度評價你，你真的要調走嗎到一個好單位容易，但是，在一個相處得好的頭頭下工作不容易。”
我點點頭。我懂。這就是生活。在我們的生活中，對我們最有關的人，實際上只有那麼為數不多的人，甚至我們的手指都可以數得出來。你的家人，你的同事，朋友和上級。而上級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中都很重要。記得契可夫的小說那個在上級的面前打了一個噴嚏人小官吏嗎?僅僅因為一個不合時宜的噴嚏，這個小官吏最終丟掉了生命。在生活中，我目睹也經歷過這種與這個小官吏經驗相仿的時刻。如果你的上級是個裝孫子的，而且有個人企圖，你該怎麼 辦?
而姚錦雲和我那時都太年輕。我們厭惡裝孫子的人。我們沒有辦法對付那些欺負我們女孩子的男人，我們也沒有學會怎樣機智地與他們周旋。
第二天我們就乘火車去了北戴河。管他呢，讓那個無恥無聊的隊長見鬼去吧。他不在我們的視野之中。
然而就是他，最終導致以及導演了悲劇的發生。一九八二年一月十日，姚錦雲和這個隊長吵了起來。原因是姚錦雲完成了月行車經濟指標，但是，沒有完成行車里程指標。說白了，也就是她那個月掙的錢夠了，但是公里數不夠。
那個時候，出租汽車還是由國家控制，中國經濟還在文化革命後的陰影之中，干多少活，掙多少錢等等，都由國家為你計劃清楚。那個月，姚錦雲遇到一個包車的人，那個有錢的包車的人付夠了錢，但是沒有跑足夠的路。姚錦雲也無法彌補這些公里數。她總不能為了滿足公里數而無事在公路上開車吧。即使她可以這樣做，但是，包車的人需要她等，因此，她也沒有時間去完成公里數。
這個在今天看來簡直不是問題的問題，在當時是那個隊長可以拿一手的以此裝孫子的手段。隊長對姚錦雲說，“你沒有完成公里數，所以不給獎金。”姚錦雲不服氣，“我掙夠了你要的錢，憑什麼扣我的獎金?按理說，你還應該多給我獎金呢! 因為我既掙夠了錢，還為國家節約了汽油呢。”
姚錦雲說的是常識。但是，在中國，常識有很多年都被閒置不用。而被運用的是反常識的瘋狂邏輯。多年後我對常識與反常識這種關係想了很多。我甚至對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都有自己的解釋，那就是中國終於回到常識的路上來了。想一想上二十年中國的發展與進步，並不是中國有什麼神奇的妙方，而是中國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從發燒昏迷的迷狂狀態中回到常識的路上。常識使中國老百姓的日子好過起來。
可是一九八二年，中國還在發燒後遺症里。違反常識的邏輯還是指導日常生活的方針。姚錦雲的常識無法戰勝隊長奉若至寶的所謂國家的規定。而國家規定，在那個時代，就是我們人人都無法逃脫的第二十二條軍規。我們就生活在那個軍規里。
北島的著名詩歌《生活》只有一個字，“網。”我們就生活在國家規定的網中。姚錦雲無法掙脫這個網。那個隊長得意地說，“國家規定，就是國家規定，我不但不給你獎金，你來跟我吵架，我還要停你的車，不讓你出車！寫檢查！批評你自己對領導的不尊敬。”我不知道姚錦雲當時是怎麼回答的，但我太了解姚錦雲的脾氣。
果然，後來有人告訴我，姚錦雲氣得跳了起來，衝到火爐子邊，揀起火通條，朝隊長扔了過去。那個時候，辦公室還在用爐火取暖，火爐子上燒着開水，火爐子旁邊有火鏟，火通條等等，那個隊長彎着腰躲過了奔來的火通條。
他此刻是真的又怕又急了，“你說我不講理？你有本事到天安門去講理去！你有本事到天安門去講理去！”
姚錦雲從那個幽暗狹小的辦公室衝出去了。
她順手拿的是別的車的鑰匙。
她起動了車，到天安門去講理去了!
她去了!
她去講理去了!
8、
這天我正在打行李，把所有的東西往北京寄。大學四年以來，我一共買了八箱子書。我把這些書都捆在紙箱子裡，艱難地拖到郵局，把書和一切我不用的東西都寄回北京。
這天我正式大學畢業了。四年在武漢的生活結束了。我分配到了工作，回北京在國家水電部工作。
明天我離開武漢。
我對武漢毫無留戀。
對大學也毫無留戀。
我沒有得到我期待的工作。我期待能在北京的一個大學裡教書，或在報社做記者。我的天性會適合我做這兩種工作。其他工作，我知道我不喜歡，也不適合。
可是那不是一個可以自由選擇職業的年代。那是一個人人都只是一個螺絲釘的時代，在那樣的時代裡，我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不起眼的螺絲釘。
系裡主持分配的老師，以當時的標準看，把與文化部門有關的工作給了那些與他關係更親密的人。當時的概念是中文系畢業要從事文化事業。文化是中文系的對口專業。而我，一個與人疏離的女生，沒有什麼特殊能力的一個人，就被分到水電部。
沒有人問問我們，我們這一生想做什麼。那個時候，分配的工作就是一生的工作。我們沒有視力看到七八年之後，這個制度可以鬆動，更看不到再幾年後，這個分配製度的瓦解。沒有人知道我的內心，嚮往和希望。我常常想我們在內心深處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天性。但是，一九八二年一月，我還沒有權利選擇我喜歡的一切。
我的命運是被安排的，沒有任何人來問問我，我怎樣設計我的未來。而未來，我已經在心中設計好了，我將成為寫作者。
對等待我的工作，我一點熱情也沒有。六十多個中文系的學生，二十多個分配到北京。我因為是北京來的，自然也回了北京。
我在宿舍的門口燒我信件。我不想帶回北京的信件。
四年來的信件。包括姚錦雲的所有信。
我為什麼燒信？我真的不原諒自己！當姚錦雲死後，我一千遍地罵自己愚蠢，把她給我的所有的信都燒了!
我燒了很多的信，幾乎大學內收到的所有的信都燒了。
這是一個多麼愚蠢，多麼荒謬的舉動。燒信在當時卻不是今天看起來那麼愚蠢。在革命中成長，我們習慣了，把一切都銷毀，不給敵人留下把柄。一切關於人生和政治的討論，我全都燒了。我不想留下任何痕跡。這是我從小學得到的教訓。
火堆在樓道里燃燒的時候，姚錦雲開着車向天安門駛去。
她在想什麼呢?她是否看到了我燒信的火？恐懼的火焰——我們擔心被發現的恐懼成為我們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讓一切都成為灰燼！讓一切都成為灰燼!
她開着車，從動物園前的出租車站出來，上展覽館前的車公莊路，月壇路，到了二環路直通復興門。她開着車，火焰燃燒。我站在宿舍的樓道里，凝視着火焰。
她內心到底在想什麼?
童年，少年和青年的成年時代，二十三年的生活經驗，她看到了，經歷到了，感受到了什麼？時時刻刻生活在風霜之下，我們的內心都創傷累累。我們雖然年輕，可是我們已經飽經滄桑。
火焰在燃燒！讓一切都成為灰燼！讓一切成為過去！不想活下去了，不想繼續忍受，忍無可忍了！火焰燃燒，忍，怎麼忍?
是忍着生活，還是不忍，還是做一次最後的衝擊?
忍，我們童年少年青年時代學會的只有一個本領，那就是忍受。心字頭上一把刀，忍了吧!
可是，怎麼忍？隊長說得對，天安門才是最後的決策處，只有到天安門才能講理。而這是一個不講理的時代，一個不講理的地方！無處可講理，我能否找到一個講理人?
難道我將永遠地活在一個不講理的地方嗎?
我真的忍不了。火焰燃燒得更劇烈了。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我要去講理，哪怕是最後一次講理！我要去講理，哪怕是最後一次。我受夠了!
她開着車，穿過了西單大街，在長安街上開着，車速極快，火焰燃燒。
一個交通警察看到了她，立刻跳上車，追了過來。她從後視鏡中看到了警車。
她踩在油門上，把油門加到最大，車速完全失控了。像炸彈從炮口飛出去了一樣。
已經在天安門廣場了。火焰燃燒，燃燒得更兇猛了。她看到三輛警車在跟着她，企圖圍追她，堵住她。她從人民大會堂門口開過去，向左轉，穿過前門，到歷史博物館門口，向左拐，從天安門前飛過去，她再次向左拐，又到了人民大會堂門口了。三輛警車都在後面鳴笛，那擾亂人心的警笛聲只加快了她做決定的速度。
三輛開到最大速度的警車都跟不上她。她的車速完全失去控制。
她在天安門廣場的環路上又繞了一圈。從人民大會堂到前門到歷史博物館到天安門。她繼續向左拐，再次，第三次來到人民大會堂門口的路上。
警笛瘋狂地在後面響着。警察從沒看到過如此瘋狂的汽車。
火焰燃燒到最後一刻。
她突然掉過頭來，灰色的華沙牌小汽車突然朝北的方向，朝天安門城樓方向開去。
警車都愣了。三輛警車還在繼續往前開，試圖追堵這輛瘋狂的華沙車。但是華沙車已經飛向了天安門。
她一直在把油門踩到最大，車像重磅炸彈，她把自己扔了出去!
我看着成為灰燼的火焰，把灰燼掃乾淨。好，大學結束了。永別了，沒有任何可以留戀的大學時代！永別了!
她已經從人民大會堂門口像炸彈一樣斜穿過廣場。
車速：最大極限。
火焰突然熄滅了。
9、
七月的北戴河，是最美的季節。北戴河火車站是一個很小的火車站。車站的建築物是歐式的，米黃色，在高高的白楊樹中，好像是在書中看過的一個外國火車站。一下車，我就被北戴河火車站的異域色彩迷住了。
就在我站在那裡發異域色彩的幽情的時候，姚錦雲已經和一個人談起來了。原來那個人正好也是首都出租汽車公司的司機，開着一輛華沙牌的車子在火車站等客人。他雖然和姚錦雲不認識，但都是一個單位的，所以，幾分種之內，他已經把我們讓進車內，免費把我們送到海濱去。從火車站到海濱差不多要四十分鐘。一路上，姚錦雲和司機閒聊，而我卻貪婪地看着外邊，期待看到我從來沒有見到過、在書中讀到過、在腦子中想象過的大海。
大海就在我們面前了。
大海很大。波光粼粼，在下午陰霾的天空下呈一片無邊的灰色。海邊上沒什麼人。風颳了起來。下午的海風，翻動着海浪。大海在沉重地呼吸着。
我有一種失望。我覺得大海應該是碧藍的，大海應該是浪漫的藍色。而我們面前的是濃重的灰色，濃的化不開的深灰色。
一次俄國作家契可夫與另外一個作家在海邊散步。天是灰色的，大海在風的推動下搖晃，大浪滔天。另一個作家問契可夫可以怎樣描述海。契可夫說，大海，真大。
大海，真大。
姚錦雲站在海邊，她的長髮在風中飄動。她是那麼美！我突然說，“你上那塊岩石上去，我給你照相!” 她爬到那個岩石上，坐了下來，於是，我就永遠地有了這張她像美人魚一樣永恆地坐在岩石上瞭望大海的照片。
我們在海濱呆了四天，還不想回去。我們沒有錢，白天在大海游泳，晚上住在洗澡堂改成的臨時旅館裡。好在旅館還可以洗熱水澡，所以對二十歲出頭的我們來說，這根本不是問題。我們早早地起來到鴿子窩去看日出。晚上就在海灘上坐到深夜，聽大海的濤聲。
姚錦雲說，“不想回去看丫隊長的醜臉。”
我說，“不想回去，不想想男朋友的問題。”
他失蹤了好幾個星期了。他去三峽旅遊，還沒有信來。可是在我回北京之前，我剛剛與他第一次發生性關係。對我，這是一件大事。好像我們的關係必須緊密一步了。可是他卻無影無蹤。我的無法說出口的沉重的秘密。我的內疚、羞愧、不安。我的幾乎如犯罪一樣的焦慮。沒有一個人可以分擔的憂愁。我卻沒有對姚錦雲說我的想法。我不敢說。
我們決定在北戴河多呆一天，又多呆一天。那時，中國還沒有實行一周工作五天制。每個人都得工作六天。
我們不想回去。我們在起士林西餐廳點了一個鐵扒魚，一個奶油菜花，一個紅菜湯，一個香草布丁。那是我人生第二次在西餐店吃西餐。第一次吃是在北京的莫斯科餐廳，也是姚錦雲請的客。我並不知道西餐該怎樣吃，甚至不知該怎樣用那些刀叉。
多年後我移居美國，隨着自己的朋友，親人，出入於各種飯店。每次在飯店坐下，面對那些刀刀叉叉的時候，我都會想到多年前我的那手足無措的時刻。我對姚錦雲說，“這麼多叉子，哪個是哪個呀？”她也束手無措，“這次真該先問我媽，問清楚了，好不露怯。”於是，我們也不管規則了，就大吃起來。大概沙拉叉子也成了主餐叉，湯匙成了布丁匙。走回旅館的路上，就有了姚錦雲腳疼的喜劇。
我們是幸福的，雖然有憂有慮的。
直到星期日了，我們才回去。我們一共在北戴河呆了七天。七天，我們都做了些什麼?我記不得了。我手中的那些照片似乎記住了我們躺在沙灘上的時刻。姚錦雲穿着白色的短袖衫，深藍的牛仔褲。那時，牛仔褲剛剛在中國出現。年輕人正熱衷穿喇叭牛仔褲。姚錦雲是時髦的，她總是時代的先鋒。我穿着短短的桔黃色的白花連衣裙，我總是穿着布拉吉，一付保守女孩的模樣。我們躺在沙灘上，甜美地笑着。我閉着眼睛，她也閉着眼睛。
是不是就因為這個延遲的假期導致了姚錦雲與隊長矛盾的激化?我記得姚錦雲對我說起過她和隊長的矛盾。我當時一定也知道隊長到底做了些什麼。可是，我現在卻想不起來了。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自私自利的對自己和男朋友之間關係的投入。姚錦雲一定對我講過正在發生的事情。我也一定和她一起分析過形勢，可是，我陷入在自己生活的漩渦中，無暇顧及更多的事情。
姚錦雲和我從北戴河回來後不久，我的男朋友終於在北京露面了。他到三峽旅行了幾個星期。他告訴我在三峽的時候他是多麼擔心我會擔心他。此次到北京見我，在北京待一段時間，然後還要到新疆伊犁去，參加詩歌刊物《飛天》組織的詩會去。而我，並不知道他內心的秘密——他其實是和另外一個女孩子去了三峽。他們被洪水阻在白帝城。他們在三峽的船上做愛，在那裡享受青春。我的男朋友寫了那首讓他出名的詩歌《希望號漸漸靠岸》。
而我卻蒙在鼓裡。我並不知道背叛的號角，當他擁抱我的時候，就在我的耳邊吹響着，達達達地嘹亮地吹響着。我以為愛情是青春的純潔的水仙，我把忠誠看成愛情理所當然的護城河。而且，我以為我深深地愛着。
我以為......
多年後我讀米蘭·昆得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裡面描寫托馬斯的背叛和背叛的號角的嘹亮。我讀的時候，笑了起來，理解地微笑起來。我感到那個號角的顫動。我喜歡號角這個暗喻。我感到那個號角在我的背後的昂揚與得意。
我那時還不知道友情實際上比愛情更可貴。在男朋友來北京後，我一定每天和他在一起。跟姚錦雲在一起的時刻肯定不多。那時我並不懂得友情是比愛情還大的財富。我所聽到的都是，女人是女人的敵人，為了男人她們可以犧牲自己的朋友。
我就以為男朋友比女朋友重要，於是，我就在和男朋友時好時壞的關係中，消磨自己的精力。我把姚錦雲的存在當作理所當然。一年後，當姚錦雲已成為我的永遠的回憶，我深深地後悔為男朋友而冷落她。我發誓，一生都把友誼永遠看得高於我生活中的男人。如果需要，我會為友誼而犧牲男人，我也決不會為一個男人和女人鬥爭。如果我喜歡的男人也被別的女人喜歡，我決不爭。我一定讓步，決不讓另外一個女人受傷害。
多年前，一個大詩人在我家喝酒。席間他談到如果沒有男人，女人肯定連打扮也不會去打扮，因為女人是為男人而存在的呀。他大聲地宣告。我正在廚房裡做飯，聽到他的話，站出來，靠在客廳的牆上，細細打量這位大詩人。他那時剛從美國回來，他才華橫溢，出口成章，滿面春風。我在一旁，想，才華橫溢的詩人呀，作為男人，你對女人知道得太少了。女人遠比你想的要胸、懷、寬、廣。
可是，我二十歲出頭的時候對這些還沒有深刻地思考過。生活還沒有教會我足夠的智慧。我又是一個好女孩，順從慣了，不知道該如何反叛，我送我的男朋友去了新疆，自己也搭火車回學校了。
等待我的是對背叛的發現以及無法言說的終生不能洗刷的羞辱。
我的青春在那三個月就全都耗盡了。
我再也沒有了青春。
（待續）【作者簡介】沈睿：作家、詩人，出生於北京，1994年赴美留學，在美國俄勒岡大學獲得比較文學博士等學位，現為莫爾豪斯學院教授。出版過《假裝浪漫》、《荒原上的芭蕾》、《想象更美好的世界》和《一個女人看女人》等散文集。本文由作者授權發布。
（本文編輯：一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