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權必然崩潰是毋庸置疑的，這在15-20年內必然發生，一則因為中共罪惡太大，已經喪失了意識形態脫困的能力，任何修錯，都會危及到它自身的“穩腚”，二則中共的計劃生育，已經鑄成不可逆的大錯，令中共失去了以經濟增長來維持政權的條件。

  那麼這是否意味着15-20年後，中國就會實現自由民主呢？答案是否定的。雖然作為民運人士，我殷切地希望中共垮台後，中國能夠立即實現自由民主，但是願望不等於客觀發展趨向。

  為什麼中共垮台後中國註定無法一步到位地實現自由民主？因為沒有條件。八十年代，在胡耀邦、趙紫陽政治開明的影響下，中國社會一度有着自由民主的共識，但隨着“六四屠殺”和三十多年來共產黨極權政治的重新強化，中國民主化轉型的社會基礎完全消失了：現在的中國大陸大學生，絕大多數是腦殘粉紅、當代義和團；中國的知識分子，普遍是利慾薰心、勢利冷漠的雞賊；在市場中撈得鉑滿盆盈的官僚公務員們，早已沒有當初憧憬西方化的衝動，反而成為為保既得利益拼命阻擋民主化的死臭勢力...總之，現今的中國人，毫無共識，一盤散沙，相互仇恨，與八十年代的中國人判若兩個民族，在這種社會打造自由民主，就象在流沙上建高樓一樣，不可能成功。

  與民眾的自由民主觀念空前淡薄恰成對照的是：三十年來由於中共不斷強化的“愛國主義”愚民洗腦，以腦殘粉紅和當代義和團為代表的偽民族主義昏熱空前高漲，今天的中國，恰如晚清慈禧縱容義和團的時代。

  由於中共披着“中華民族復興”的外衣大肆煽情，西方國家普遍認為習近平在鼓吹民族主義；實際上，習近平所鼓吹的“愛國主義”與漢族和少數民族的福祉沒有任何關係，全為了中國共產黨黨專制的利益，因此中共鼓吹的“愛國主義”，是十足的偽愛國主義、偽民族主義，其實質是愛中國共產黨主義。

  由於中共的洗腦，這種把中共專制利益謬托為中國國家利益、中華民族利益的腦殘偽民族主義現今在中國高漲，此種腦殘偽民族主義薰陶出大批當代拳子，他們就象當年把滿清繆托為中國的義和團一樣愚昧扭曲，以這些的群眾基礎，想一步到位地搞自由民主，無疑是緣木求魚。

  只要比較中共國與前蘇聯發展的軌跡，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這一前景：

  前蘇聯經由戈爾巴喬夫六年的“新思維”運動而解體，戈氏的民主化啟蒙，比胡耀邦、趙紫陽的力度大得多、也透徹得多，戈氏時期的蘇聯，實現了新聞自由、人大代表真實選舉和各加盟共和國領導人的競選制度，隨着謊言的揭穿和歷史的解密，斯大林、列瘋子雙雙臭名昭著，民眾對蘇共的罪惡忍無可忍...這就是葉利欽時代得有高度自由民主的社會基礎。

  而這樣的社會基礎在如今的中國有麼（當然在八十年代部分地有）？由於中共已經挖空心思地汲取了蘇聯和平演變的教訓，故中共今後決不會再有胡耀邦、趙紫陽式的領導人，而只會有袁世凱式的野心家、陰謀家，因此，中共一定會在政變中垮台，不可能在經歷戈爾巴喬夫式的新思維啟蒙或胡耀邦、趙紫陽式的開明階段。

  因此，中共垮台後，中國很可能不會有“中國的葉利欽”時代，而直接進入“中國的普京”時代，是大概率的發展趨向；由於中國社會的民主素養，比俄羅斯更為薄弱，因此，“中國的普京”時代註定比俄羅斯的普京時代更為長久；因為慣性的力量是巨大，俄羅斯都不能免去普京的階段，中國要想免俗是不可能的。

  “普京的階段”，就是民族主義威權的階段。

  俄羅斯之所以進入“普京的階段”不是偶然的：共產黨僵化體制積累的經濟和社會危機、邊疆少數民族的分裂危機、外國勢力的肢解和滲透危機，在葉利欽時期的自由民主下都無法得到迅速而有效的解決，在這種情況下，生活困苦、民族自尊心重挫的民眾，自然鄙視自由民主派，而選擇民族主義威權領導人。

  中國共產黨僵化體制積累的經濟和社會危機更為巨大，且中共的罪行更大，中共垮台後，中國民眾鄙視自由民主派、選擇民族主義威權的意願當然會更強烈。

  現在就已經很明顯了，現在只講自由民主而沒有民族主義的民運人士，在大陸網上受到普遍的鄙視，被冠以“民逗”，盡情嘲諷。

  由於中共更為邪惡，所以中共垮台後，中國的危機會更大。中共垮台後，中國至少面臨五大危機：

  一是空前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

  二是中共計劃生育造成的年輕人口崩塌及空前的老齡化危機，這個人口危機又反過來大大加劇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危機；

  三是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分裂及漢人遭受大屠殺的危機；

  四是外國勢力肢解中國的危機：一直以來，日本和俄羅斯都希望中國肢解成七大塊，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這也是美、英和英聯邦和一些歐洲國家暗中的心願；中共垮台後，它們一定會明里暗裡地扶持少數民族分裂勢力、扶持中國各地割據勢力、並阻撓中國統一，以圖肢解中國，一如民國北洋時期那樣；

  五是中國共產黨的復辟危機。中共通過“沉船計劃”，早已轉移了天文數字的離岸資金，因此中共在野勢力具有巨大政治能量，它們必然會以海外為據點，勾結新政權中的內鬼，利用後中共時代的危機和混亂，對新政權進行猖獗的顛覆活動。

  應對這五大危機，憲政民主肯定是捉襟見肘的，民族主義威權政府和特務統治，必然會應運而生。

  提到特務統治，民運異議人士多會嗤之以鼻，其實特務統治因為其強大的反滲透反極權的功能，是國家處於戰爭、分裂、極權勢力顛覆等危難關頭必不可少的。

  眾所周知，國民黨在三十年代剿共一度大獲成功，攻滅中共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把三十萬中共武裝打成不足萬人的流賊，竄入陝北山溝，蔣介石當時為何能如此成功？百分之百地端掉國統區中共地下組織是關鍵，打掉了隱藏於國民黨黨政軍中的共特，令中共自1933年之後斷了對國民黨的情報來源。

  為何三十年代國民黨能百分之百地端掉國統區中共地下組織？蔣介石仿效納粹德國衝鋒隊設立的特務組織“藍衣社”起了巨大的作用，因為共產黨的組織能力和滲透能力非凡，單靠“軍統”、“中統”是不夠的，當時的“藍衣社”擁有戴笠、康澤、鄭介民、桂永清等“十三太保”，成員達幾十萬人，群眾滲透戰術與共產黨針尖對麥芒，不折不扣成為中共頭號剋星；

  萬分遺憾的是，“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腦子進水，開始限制“藍衣社”的規模和行動，1937年與日本死磕之後，蔣介石急於轉投美、英，着力洗脫國民黨身上為西方左派所詬病的“法西斯”色彩，於1940年正式解散了藍衣社。

  蔣介石不適時地大幅地削減特務力量，埋下了四十年代國民黨遭中共全面滲透，內戰中國軍大面積投共的禍根。實事求是地說，倘若藍衣社不解散，國民黨不可能丟失大陸，如果特工天才戴笠不死，民國至少保得半壁江山。

  除蔣介石外，縱觀民國各路諸侯，特工力量強者，無不成為共產黨的剋星。

  從1933年到1945年，盛世才憑藉在新疆公安系統之外組建的龐大特務特務系統——“督辦偵緝隊”，獨霸新疆12年，不僅牢牢控制着政權，甚至涮了斯大林一大把：利用蘇聯扶持獲得新疆統治權的盛世才，抓住德國閃電戰，斯大林無力東顧的機會，驅逐了蘇聯勢力，並把中共在新疆的組織一網打盡。

  而閻錫山繞開國民黨軍統、中統，另立的山西特務組織——“民族革命同志會”（總部為太原綏靖公署政治保衛處），密探遍布山西國民黨黨政軍，極為有限地反制着中共的滲透，令中共山西地下黨勢力長期一籌莫展，在國統區被共特滲透得千瘡百孔的四十年代中後期，山西竟如注射了強效疫苗一般鐵板一塊，成為中共滲透啃不動的骨頭。

  由於閻錫山缺乏軍事才能，閻軍對戰中共，敗多勝少，但儘管如此，閻軍始終未發生蔣軍和其他國民黨軍隊那樣的大規模倒戈，原因即在於閻錫山擁有強大的特務組織。

  因此，閻錫山指揮晉軍，能在太原一直頑抗到解放軍攻占南京之後的1949年4月24日，太原光榮地成為華北最後一個陷落的城市。城破之日，閻錫山的特務組織骨幹分子楊貞吉、梁吉慶、李子云等多人，和閻錫山的五妹閻惠卿自知不免，遂悲壯地集體自戕殉國。

  相比之下，空有軍事才能，卻沒有特務系統傅作義被中共滲透得千瘡百孔，連自己女兒都成了中共的地下黨，傅作義的軍事才能也就毫無用處，徒讓中共不戰而得北平。

  由此可斷，中共垮台之後，能夠站住腳的中國新政權，必然有着強大的特務系統。非此不能承擔起反分裂、反屠漢、反外國肢解、反中共復辟的艱巨任務。

曾節明 2021.4.5 暖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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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民黨 主席：劉因全 名譽主席：魏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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