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对赫鲁晓夫们和走资派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制造的障碍和破坏的回应。特别是在苏联修正主义兴起之后，毛泽东意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危险之一来自党内。在整个大论战中，毛泽东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同时，试图找到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问题的答案。与此同时，他还深入参与了与中国赫鲁晓夫如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斗争。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总结大论战的最后一份档《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毛泽东强调了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问题的一些观点。毛泽东首先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直到最后的必要性。他解释说，生产数据所有制的改变，即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战线本身是不够的。他坚持要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巩固革命。而这个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毛再三强调，要进行这场革命，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大胆发动群众，大规模开展群众运动。为此，党必须依靠、争取、团结占人口总数百分之95的绝大多数群众，共同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毛还强调“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在不断教育人民群众的运动中，再次强调了组织革命阶级力量的必要性，“对......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毛泽东清楚地看到，群众的广泛参与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必要前提。这是毛从与党的领导班子内部的修正主义者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复辟的结论。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刘少奇领导的最高层强烈抵制这些理论的实施和毛提出的具体纲领。因此，虽然1962年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正式接受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但其实行却半途而废，与毛的路线背道而驰。事实上，在刘的控制下，党的官僚主义领导层开始批评毛对彭德怀这样的走资派采取的行动。他们在报刊、戏剧和其他文化论坛上进行完全被他们控制的批评。他们的控制使得毛甚至无法在北京报刊上发表一篇为自己辩护的文章。这样的捍卫毛泽东和他的政策的文章终于在1965年11月在上海报纸上刊登，上海是一个比北京更激进的中心。这就是毛泽东后来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信号”，这引发了对党的官僚机构的批评，支持了毛在媒体和文化领域的路线。然而，党的官僚却尽其所能防止这场运动具有群众性。党组织本来应该发起和指挥文化大革命，可刘少奇实际上是试图控制异议，并用纯粹学术路线引导它。最后，在毛的直接指示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66年5月16日发布了一个通知，解散了破坏文革的“五人小组”，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呼吁批评和打破走资派的阻力，尤其是党内走资派的阻力。这一行动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开始，并使之成为涉及数百万人的群众运动。5月25日，第一个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发表，该报批评其副校长和教育体系。这仅仅是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学生和群众张贴的大量大字报的第一张，他们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批评了走资派在社会上的错误。他们示威并和群众一起批判教授、党的官僚和其他人的错误政策。很快就有一部分学生要求取消高考。中央委员会于六月通过了一项命令，使学校暂停招收新生六个月，让学生和青年能够更充分地参与文化大革命。然而，六个月的时间被证明太短，大学在四年后才再次开放。毛也开始亲自参与文化大革命。7月17日，他和另外一万名游泳者一起参加了一场横跨长江的游泳比赛。这是他的象征性行为，表明了他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决心。8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给出了更为直截了当的信号。他张贴了自己的大字报。他的主要口号是“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一个明确的号召，要求攻击刘少奇领导的党内走资派总部。毛的呼吁进一步加强了这场运动的行动力和战斗力。8月18日，毛出席了北京第一次红卫兵集会，一百万人参加了集会。红卫兵是全国数千个参与文化大革命的群众组织的成员。第一批组织主要是由学生和青年组成的，但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些组织在工人、农民和办公室职员中成长。8月18日的集会是众多此类集会中的第一次。有时，在首都聚集的有超过二百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第十一次全体会议把文化大革命定义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在全会结束讲话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第十一次全会通过了文革《十六条》。他们重复了五•一六通知所说的，现在的革命是“处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剥削阶级的旧观念、文化、风俗习惯仍然控制了舆论，为过去的复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精神面貌必须转变，必须创造新的价值观。它把革命的主要对象确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把革命的主力军认定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自由地发表意见，写大字报，并进行激烈的辩论，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计划。文化大革命依靠的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先进性和实践性。它的目的不仅是消除社会主义的敌人，而且要使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政治挂帅”，并确保每一个执政者都应该是“人民群众”之一。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发动群众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面进攻，使群众积极参与。因此，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决议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群众在革命中全力以赴，甚至开创了革命委员会这样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是建立在“三结合”的基础上的，即选举产生的、可被罢免的、直接对人民负责的成员，是从党、人民解放军和群众团体中选出的（三千万红卫兵组织成员）。它们从工厂或公社发展到各级政府和省级政府机关，其职能是作为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纽带。这个“三结合”的权力机关使无产阶级政治权力在群众中深深扎根。
151革命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的运行和各级革命政权的监督，对各级领导班子坚持群众路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加强，也是无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取得的最广泛、最深刻的运动。1966年至1967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彻底粉碎，刘少奇、邓小平和他们的支持者等主要的走资派被剥夺了党的职位，被迫在群众面前进行自我批评。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不仅激励了中国人民，而且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的一股革命热情。在大论战期间，许多革命力量聚集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周围，但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世界各地的这些力量都认同了毛主义可以为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提供答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表明，马克思主义对复辟资本主义的敌人有了回应。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进步，导致了全世界众多的以马列毛主义为基础的革命组织和政党的建立，并领导发动革命斗争。然而，毛泽东警告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此外，他在1969年提醒了第九届代表大会：“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毛泽东的话被证明是正确的。1971年初，在中共第九届全国人大被任命为接班人的林彪试图通过暗杀毛，发动军事政变，以夺取政权。由于党内革命者的警惕，他被挫败了。然而，在这之后，像邓小平这样的修正主义者被恢复了在党内和国家机构中的高位。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在又一次反对这些走资派的斗争中，邓在1976年9月9日毛逝世前几个月再次受到批评并被撤职。然而，他有许多代理人掌权。正是这些叛徒策划了政变来接管党，并在毛死后不久就领导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是他们破坏了文化大革命，然后正式宣布其在1976年结束。这场政变和资本主义复辟，不能否认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毛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教诲以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文革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和发展马列毛主义的理论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科学工具。它在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中确立了科学的有效性。它的有效性在动员广大人民在社会主义国家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斗争中也得到了证明。然而，正如毛自己指出的，没有什么武器能保证最终胜利。因此，资本主义道路获得暂时胜利的事实，丝毫没有削弱这一武器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客观存在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马列毛主义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阵营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它代表了毛对马克思主义最伟大贡献的实践，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巩固社会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它对国际无产阶级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在今天的世界上，由于共产党内部的资产阶级的操纵计划，所有的社会主义基础都丧失了。因此，是时候修正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了。列宁在定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说，接受阶级斗争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不够的。他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今天，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仅要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接受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观点。因此，只有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延伸到承认上层建筑的继续革命，以期尽早完成世界革命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60年代后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主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阶段建立的时期，是世界许多地区革命动荡的时期。印度支那战争(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地区的革命)对美帝国主义巨大的军事力量造成了严重打击。与此同时，革命者们摆脱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控制，在毛主义的指导下，于第三世界许多地区发动了武装斗争——目前菲律宾和印度的武装斗争是它们的延续。进行游击战争的民族解放斗争席卷了很多地区，同时在格瓦拉主义意识形态(根据切•格瓦拉的观点和实践，在古巴和玻利维亚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下的武装斗争也席卷了拉美的许多地区。印度支那战争、第三世界激烈的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导致六十年代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学生运动和反战运动的主要因素。1968年5月的巴黎学生起义是最重要的一次运动，但它仅仅是从美国到意大利，甚至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学生的反抗浪潮之一。它还对第三世界各地的学生运动产生了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反越战抗议活动开始升温，欧洲主要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战争和核军备竞赛的和平运动。美帝国主义者实际上是孤立的，因为他们的任何一个盟友都不同意派遣军队去越南作战。在学生运动之后，在西欧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产业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有了很大的增长，尽管这些斗争主要需求是经济上的。但这一波又一波的大罢工往往都会让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整个经济陷于瘫痪。70年代中期，许多长期存在的殖民政权在持久的游击战争后最终被推翻。因此，1975年，美国和他们的傀儡被赶出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在非洲，莫桑比克、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刚果和贝宁共和国在这一时期成立。然而，这些国家大多是新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傀儡国或卫星国。所有基本矛盾都在激化，帝国主义进一步削弱。特别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仍然是世界革命的风暴中心。这一时期初期，津巴布韦、尼加拉瓜、厄立特里亚和其他国家的游击队斗争仍在继续。1980年，在共产党革命的领导下，秘鲁爆发了人民战争。伊朗国王被推翻，一个反美的伊斯兰共和国诞生。在1978年成立苏联傀儡政权，1979年被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军队占领后，阿富汗爆发了民族解放战争。阿富汗人民的英勇斗争对苏联政权造成了严重的致命打击，它是苏联最终垮台的一个主要因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斗争的划时代意义是，它永远地改变了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关系的性质。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都证明了，即使是超级大国也不能占领一个弱小的国家。这一情况在90年代在联合国维和部队试图干预的众多地区时被更加鲜明地揭示出来。索马里兰被英国和意大利殖民者轻易地控制了许多年。在90年代，索马里兰独立成为索马里，数千名美国士兵和其他部队在受到人民的攻击时，被迫可耻地撤退。即使是在不派遣地面部队的情况下对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大规模轰炸，也是帝国主义认识到在这一时期下没有任何国家、地区或人民愿意被占领的体现。自从东欧和前苏联各共和国的官僚政权垮台以来，那里也出现了持续的革命危机。即使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危机的恶化也加剧了劳资矛盾，导致了工人阶级反反复复的罢工斗争。然而，革命力量在组织上还不够强大，无法利用世界范围内的良好革命形势推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修正主义者邓小平的领导下发动了政变，并以所谓的”中派”华国锋的名义领导控制了党。正如毛泽东经常教导的那样，随着政权被修正主义者掌握，社会主义基地已经脱离了无产阶级的控制。同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转向机会主义路线，攻击毛主义，把毛泽东描绘成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虽然红色高棉继续在柬埔寨掌权，但他们一直在同内部敌人进行斗争。在被苏联支持的越南军队打败时，他们还没有摆脱战争对经济的蹂躏并巩固他们的统治。因此，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巩固了对国家权力的控制，能够为国际无产阶级发挥社会主义根据地的作用。在毛泽东死后的几年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意识形态混乱，邓小平修正主义者通过华国锋试图把自己描绘成毛主义的鼓吹者。特别地，他们错误地兜售修正主义的三个世界理论作为毛泽东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总路线。许多革命团体接受了这些立场，直到1981年中国共产党非常公开的修正主义历史决议和1982年第十二次大会之后，世界各地的革命力量才开始公开反对邓小平修正主义。然而，一些组织继续遵循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放弃了毛泽东的革命教导。其他一些组织也加入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毛主义的机会主义攻击。然而，这些政党后来要么解体，要么公开暴露其修正主义性质。而那些坚决反对邓小平修正主义、在实践中坚持毛泽东主义的政党则可以取得相当大的进步。今天，这些力量构成了革命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核心。他们领导着秘鲁、菲律宾、土耳其、尼泊尔和印度的武装斗争。尽管这些力量在组织上仍然非常薄弱，但它们的力量仍在不断增长。其力量增长的主要来源是马列毛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过去二十多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证实了毛主义的大多数预测。特别地，苏联在人民的斗争下崩溃，不再是一个超级大国，以及面对世界上被压迫人民的斗争，美国这一超级大国严重削弱，证实了毛泽东的评价，即这些帝国主义者不过是纸老虎，人民可以教育他们。同样，毛主义仍然是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在各自国家制定和执行革命方案的最佳工具。它还对世界各地为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武装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科学和理论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的进步或重大的发展，但马列毛主义仍在适应世界上不断变化的形势。它为国际无产阶级提供了唯一科学正确的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道路上，经历了胜利——失败——再胜利的过程。对于那些因为这个过程的兴衰而沮丧的人来说，记住毛泽东在大论战和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观点是有帮助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尚且要经过多次反复，经过多少次的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从思想准备到夺取政权，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几百年之久。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结束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更不能幻想剥削阶级会乖乖地听任无产阶级剥夺他们的一切特权，而不想恢复他们的统治。”因此，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这只是暂时的失败。但是，马列毛主义150年的发展历史已经明确地证明，领导和指引国际无产阶级走向最终胜利是这一学说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