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過視頻的讀者可以跳過前面的段落，只讀最後三段的增補內容）

許多中國人對英文單詞liberal一詞的理解局限於政治派別區分，比如，熟悉美國政治的人都知道，美國的民主黨在政治派別上屬於liberal，即自由派，從左右角度上講是左派。在英語裡，liberal一詞可以被用在許多與政治無關的場合，比如，我們可以說某個人做菜時，加鹽非常liberal，意思是鹽加得很慷慨很多。如果我們用尋找同義詞的方法，來更透徹地挖掘liberal一詞的含義，就會發現，liberal的同義詞大多與政治沒有什麼明顯的關係，而是更多地涉及到描繪人的思想方法和心理狀態。當我們用liberal一詞來定義一個人的整體特點的時候，說某個人比較liberal，主要指的是這個人在思想方法上或心態上比較自由，更詳細地解釋就是，思想不容易被舊習慣或條條框框限制住，思想自由的人一般不容易成為教條主義者，他們不會將某本最高經典當成是唯一的指導思想。與liberal在政治上形成對照的英語反義詞是conservative，即保守派，又叫右派，從思想角度上講，conservative所含有的保守意義是指堅守在意識形態規定的教條範圍之內，不跨出雷池一步，思想保守的人往往需要一部最高經典來給自己指引方向，這個最高經典既可能是基督教的《聖經》，也可能是伊斯蘭教的《可蘭經》，還可能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一書、或者是紅寶書《毛主席語錄》。

那麼，為什麼觀念比較liberal（自由）的人會是政治上的左派？這種思想上的自由是怎麼導致政治主張上的左傾的呢？另外，為什麼美國主流媒體大多觀點偏左？這一現象讓許多來自紅色中國的人感到困惑，有些中國人試圖用市場理論來解釋美國媒體左傾的原因，說是因為左傾的看法受眾比較多，這樣的解釋讓另一些中國人跌入更深的迷茫，他們不明白為什麼美國主流媒體不去滿足將近百分之五十的美國右派受眾的需求。這種用市場理論來解釋一切的思路，是信奉唯物主義論所導致的結果，在我看來，也是對多數美國媒體人在品格上的一種羞辱，好像他們表達的看法不是來自他們內心的真實想法，而是跟隨在市場之後，哪一種觀點能夠賣錢就鼓譟那個觀點。這種觀念跟隨在市場之後的媒體，其典型範例就是如今的海外中文商業媒體，在這些媒體上，謠言和惡言漫天飛，因為傳播謠言和惡言可以興旺網站，有利於給網站帶來短期的經濟利益，所以，如果媒體完全受市場控制，其結果就是海外中文媒體的現狀。美國主流媒體不像中文媒體那樣亂象輩出，恰恰是因為多數美國媒體人並不純粹以市場為上，他們的觀點並不跟隨在市場之後，雖然美國主流媒體大多是私營、也需要考慮經濟效益問題，但是，多數美國媒體人基本上做到了既履行新聞職業的道德標準和使命義務、同時又獲得商業成功的雙贏，給社會健康帶來長遠的好處，媒體人自己最終也會受益。像多數中文媒體那樣，只追求短期經濟效益，導致的是毒害華人社會思想的後果，使得每一個華人有一天都有可能成為受害者。私營美國主流媒體實際上也存在着一些問題，只不過比起中文媒體來，要好得多。

其實，美國主流媒體觀點大多左傾的原因非常簡單，那就是，美國知識分子大多思想自由，他們大多發自內心地支持左派的主張。我們從美國大選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到，文化水平越高的美國人，支持民主黨的比例就越高，而且，同樣級別的文憑，不同行業的人在觀點傾向上存在着一定的差異，據牛津大學法律分析網站發表的一篇學術文章介紹，在美國高學歷職業者當中，高科技業、新聞媒體業、和學術界是向左傾斜得最厲害的人群，法律、會計、金融和醫學界的政治傾向分布相對比較左右均衡，法律界總體趨勢更偏左，會計、金融和醫學界裡偏右的人稍多一些。那麼，美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感興趣從事新聞業的知識分子，為什麼大多會成為天然的自由派和左派？自由派、左傾、和知識分子這三者之間是怎麼產生了一種三位一體的相通關係的呢？為了回答以上提出的所有問題，讓我們首先從尋找liberal一詞的英語同義詞做起吧。

如果你上網查liberal的同義詞，會發現，許多經常被中國人用來稱讚西方人的形容詞是liberal的同義詞，比如，open-minded(開明）、generous（慷慨）、tolerant（寬容）、unprejudiced（不帶偏見的）、big-hearted（大度）等等，也就是說，中國人稱讚西方人，實際上大多時候稱讚的是西方社會裡的自由派。另外，free（自由）、progressive（進步），也是liberal的同義詞。與liberal對立的conservative，其同義詞有old-fashioned（老派）、orthodox（正統或死板）、unchangeable（無法改變的）、uncreative（沒有創造力）、unimaginative（沒有想象力）、prudent（謹慎）、backward-looking（向後看）等等，這些conservative的同義詞是不是大多有點像是在描述典型的中國人？紅色中國來的新移民到西方後容易成為保守派，其背後是有深層的思想原因的，這也說明，西方社會裡的保守派是一些在思想上更像中國人的西方人。

再讓我們來看看英語詞典是如何詳細解釋liberal的含義的，英語詞典給出的對liberal的定義之一是，“willing to respect or accept behavior or opinions different from one's own; open to new ideas”，即，願意尊重或接受與自己不同的行為和觀點，對新思想懷抱開放態度。在我看來，思想自由的人會比較開明、比較容易接受不同觀點和新思想，是不證自明的必然，一個思想不容易被條條框框限制住的人自然會更加開明，會對新事物或自己過去沒見過、不習慣的東西更感興趣、更有接受能力。

思想自由的人又為什麼會在政治觀念上左傾呢？要理解這其中的相通關係，我們首先需要澄清左右的定義。受紅色教育長大的中國人大多對左右概念的定義認識模糊不清，有些人認為主張幫助窮人就是左，還有些人認為左就是提倡平等，這種對左的認識沒有抓住什麼是左的根本含義。左傾的人固然大多主張幫助窮人、也更提倡平等，但是，真正決定是否左傾的最主要標準是看其是否支持改革，用英文講就是being progressive（主張進步）；而右傾的主要特點是提倡保持原狀、甚至主張倒退。一個宣稱要幫助窮人的人有可能是極右派，比如，中國的毛“左”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極右，因為他們幻想用古時候窮苦民眾盼望皇帝大救星降臨的方法來幫助窮人，是一種向後看、一種倒退，屬於保守，而不是進步。思想自由的人提倡的改革，一般不是以退回到想象中的美好舊時代中去來解決現有的問題，而是主張以新理念為指導思想、採用過去至少在本國沒有採用過的新方法來解決問題，從而獲得比以前更好的結果，給國家和社會帶來進步，所以，主張創新、主張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是左傾的前提條件。一個思想自由的人、一個更容易接受新事物的人，自然會更傾向於支持走前人沒有走過的創新道路，這是為什麼liberal的一個同義詞就是progressive，可以說，思想自由的人必然左傾。

我們還需要認識到的是，並不是任何一種新理念或新方法都一定能夠帶來進步，對什麼樣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可以給社會帶來真正的進步，我們應該通過言論自由來進行質疑和檢查，考核其真偽性或優劣性，以防止人們將一些烏托邦思想追捧為指引國家未來方向的先進理論、或甚至將落後與倒退誤當成是進步。在人類歷史上，有過許多自稱進步、實際上卻代表着落後的例子，列寧主義正是如此。雖然列寧主義自貼進步的標籤，但是，列寧上台後，廢除了末代沙皇自1905年俄國立憲起引進的一些有限政治進步，推行比沙皇統治末期還要專制的政治體制，將俄國社會拖向了倒退。

理清了思想自由與政治觀念左傾的必然相通關係之後，下面再讓我們來分析一下為什麼美國社會中存在着知識分子大多思想上自由和政治上支持進步理念的現象，換句話說就是，為什麼知識分子大多左傾？

知識分子與其他民眾的一個最大差別，在於知識分子愛思想，他們凡事愛問個為什麼，愛挖掘隱藏在為什麼背後的答案。他們對自己信奉和追求的理念，一般不停留在知其然的水平上，而是上升到了知其所以然的水平，理解為什麼自己相信的理念更加合理、更有利於人類社會，因此，知識分子信奉某種理念與宗教信仰者信奉某種理念層次非常不同，知識分子的信念更富有深度、更高瞻遠矚、更具備紮實的事實基礎和理性支柱，也更平衡、不容易走極端。而宗教信仰者的信念往往來自於習慣與盲從，比較機械錶面，很容易脫離實際，易於被領袖欺騙，還常常會滑向極端。正是因為知識分子對思想和理念的理解大多達到了融會貫通、知其所以然的水平，他們在思維方法上就比較靈活自由，不會過於拘泥於教條的約束，更容易成為思想自由的自由派。相比之下，以宗教為主要思想源泉的人對理念的信奉主要出自盲從，他們在思想上就必然更加死板、更教條主義，更傾向於成為保守派。

有意思的是，據說現在中國國內不少知識分子成了提倡將中國宗教化的鼓吹者，他們對基督教的崇拜達到了如此地步，甚至主張將中國改造成為一個政教合一的基督教國家，這讓我感到極為驚訝和不解，知識分子怎麼可能成為宗教的狂熱支持者？宗教不問為什麼，來自上帝的旨意、聖經上是如此說的，就解答了一切問題，這不是要讓愛思想的知識分子失業嗎？不是會讓知識分子最愛做的事變成沒有必要、沒有意義了嗎？中國知識界會出現如此怪象，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文科教育方式出了錯。如果說中國的理科教育方法還算比較科學，還講究充分的事實依據、清晰的概念定義、和合理的邏輯推理的話，那麼，中國的文科教育採用的完全是一種不問為什麼的宗教式反科學教育方法，不容置疑、唯一真理式的硬性灌輸主導着對中國學生的文科思想培育。這種教學方法傳承於斯大林建立的蘇聯文科教育模式，斯大林本人是沙皇皇家神學院的肄業生，曾經接受過五年的神學院教育，他照搬了神學院的教學方法，只不過將信基督改成了信馬列。中國文科教育方式的反科學性，導致中國知識分子思維宗教化程度普遍嚴重，他們對文科概念和理論，大多一知半解，習慣於盲從，缺乏用科學方法來探究其所以然的能力。而西方知識分子愛問為什麼、也有能力解答為什麼的特長，使得他們敢於挑戰舊有的觀念和常規、能夠創造或接受新思想。當一個人愛問為什麼時，當一個人被允許詢問為什麼時，他/她就更有可能不會將過去存在的一切看成是理所當然、不可改變的鐵板事實，而是會更易於發現過去的某些東西不合理，進而產生怎樣做才更加合理的想法，再進一步成為信奉並鼓吹改變舊做法、使用新方法來取得更優化效果的進步理念支持者。所以，從愛思想、到思想自由、再到主張進步是一個連續的、必然相關的發展過程。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並不是每一個人在做政治選擇時都基於思想因素，有些人是基於經濟利益的便利選擇了左或者右，這是為什麼支持美國左派，即民主黨，的選民當中，既有不少高學歷的精英，也有許多需要依靠政府福利補助的低收入窮人，而美國右派，即共和黨，的支持者里，既有相當多受教育水平低的底層民眾，也有不少尋求少交稅的富人，可以說，兩邊的支持者都是各階層人群的混雜，不過，據美國大選統計數據顯示，總的來講，美國民主黨選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高出共和黨選民。前面提到，美國新聞業知識分子是左傾程度最強烈的人群之一，而從事會計、金融和醫學業的高學歷美國人總體來講有點偏右，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正是與經濟因素在政治選擇中所起作用的大小相關。據報道，新聞學文憑是美國大學畢業文憑中平均收入最低、最不值錢的文憑，選擇從事新聞業的美國人大多不是為了賺錢的目的走入新聞職業，而是出於理想和使命感的驅動，他們一般不會以個人的短期經濟利益得失為標準來決定自己的政治傾向；相對來講，財金界的人挑選自己的職業更有可能是出於愛賺錢的興趣愛好，他們因此也就更有可能是出於貪圖少交稅的短期個人私利而選擇了支持右派。醫學界偏右的原因既可能與經濟因素相關、也可能與醫學本身更注重記憶而不強調推理的特點有一定的聯繫。正是因為美國新聞媒體業屬於最難賺錢的行業、目前正面臨着經濟上越來越難以維持的困難局面，我在此呼籲常常為自己有錢而沾沾自喜的美籍華人們能夠訂閱當地報紙，用每月少吃一兩頓外餐或少喝幾杯星巴克咖啡的錢來支持對監督權力極為至關重要的美國第四權-新聞媒體業。

據說中國知識界還存在着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國內有不少所謂自由派知識分子是美國極右派領袖川普的粉絲，一位留美中國博士生專門寫了一篇論文來分析這種左右錯位的現象。我倒是認為，這種怪象的根本原因大概需要從國內人對自由派的定義是否出現了錯位當中去尋找，某些自稱為自由派的中國知識分子未必是真正的自由派，他們或許是一些教條主義者，很容易對意識形態信條懷抱宗教般的盲目崇拜態度，這與列寧黨自貼進步的標籤、列寧黨卻不僅不是進步黨、反而是倒退黨，恐怕是同樣的道理。最令我感到可笑的是，最近讀到著名中國異議人士滕彪寫的一篇文章，說是中國國內一位自由派領軍人物現在是保守主義思想的積極鼓譟者，這種有人可以同時自稱是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的奇葩現象，讓人窺見國內人對什麼是自由主義、什麼是保守主義的定義有多隨意和混亂。思維如此漿糊的人據說還是在國內知識圈頗具影響力的一位思想領袖，凸顯出紅色教育對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水平的破壞達到了多麼嚴重的程度。而許多中國人對別人自貼的標籤是否屬實缺乏審核與辨別能力，正是這些中國人很容易被政治騙子欺騙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我曾在以前的文章中指出，西方優秀的根源在於西方知識分子更理性，所謂理性，與本文談及的愛追究為什麼、愛挖掘為什麼背後之答案，其實是一回事，當我們說某些人更理性時，指的就是這些人更講道理，更在乎解釋為什麼，他們能夠說得出自己是出於什麼原因來提倡自己所相信的理念。值得提醒人們注意的一點是，我所鼓譟的理性並不是指純粹的理論或邏輯，思維理性不等同於從理論到理論、只在理論中兜圈，講人間的道理既要有理論和邏輯，也要有事實依據，還必須結合人性和良知，這最後一點是人文學的科學性與理科學的科學性大不相同的地方，理科學處理的一般是沒有自我意願的、冷冰冰的、更具備可預測性的死物，而人文學研究的是擁有自我意識和意願的、富有感情的、更難於預測的活人，這是為什麼人文科學比理科科學更複雜、包含更多的維度、帶來更高的難度，也造成人文科學裡一般無法找到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統一規律、並且常常沒有黑白分明的簡單標準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