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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拳頭羊毫筆不敵等級差距 畢汝諧(作家 紐約)
送交者: 畢汝諧 2021年04月30日16:54:4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鐵拳頭羊毫筆不敵等級差距       畢汝諧(作家 紐約)


幼時,我和鄧英淘(鄧力群之子)似乎是一對天敵;我們倆都是獨身子,自高自大,眼裡沒誰;我和他第一次見面,甚至沒有任何理由和藉口就打了一架——我把他的鼻子打出了血,他把我的腦門打出了包;打架耗時五分鐘,為了確認誰是勝利者,雙方卻激辯了半個小時!     

後來,我和鄧英淘三天兩頭打架,景山學校小學部有個安靜的後院,是我們倆固定的戰場;而我始終無法把他打得服服帖帖(按照當年的規矩,他如果連喚我三聲哥哥,就算認輸了),這廝比我小兩歲,小時候,這算是相當大的年齡差;而鄧英淘不屈不撓,硬是跟我打成了平手,讓我覺得臉面沒處擱。

為了改進打架技術,我專門預備了一個小本本,進行實戰總結。我至今還記得,有一天的小節是這樣的:今天左右出拳快速,可惜還沒有達到連珠炮的地步。 

打架、打架、打架,我和 鄧英淘 不斷地打架;直到有一天——我們打到天黑,不分勝負,只得歇手。這時,鄧力群派司機把大紅旗轎車開到景山學校來接 鄧英淘 回家;我眼見鄧英淘 舒舒服服地坐上大紅旗車,而我卻只能拖着疲憊之身騎自行車回家。在這一刻,我忽而明白了,我與 鄧英淘 的打架是毫無意義的:即使我用鐵拳頭強迫 鄧英淘 喚我一萬聲哥哥,也不敵自行車與大紅旗的等級差距!

從此以後,我再也不和鄧英淘打架了。

文革後,我們家好不容易進步為行政副部級醫療正部級(全國享受正部級醫療待遇者是一個定數,走一人方能補一人);而人家鄧力群飛黃騰達,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部長,堂堂副國級(甚至,左王陳雲王震一度提名 鄧力群 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如此一來,我和鄧英淘的等級差距進一步拉大了,好在我早已對此認命了。

北京上層社會等級之森嚴,令人不寒而慄。

——我有個老朋友是副部長之子,他攀高娶了一位當紅副總理的女兒;結果是婚禮那天女方娘家無一人露面,以示抗議。 

——徐向前有個女兒嫁給了平民百姓之子;鄰人經常聽到這位弱勢女婿大聲呼喊"不要以勢壓人,不要以勢壓人!" 

鄧英淘和其父 鄧力群 一樣,是真正的左派,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左派。 鄧英淘在山西插隊時,為了抗旱,在地里幹了五天五夜沒回村,落下毛病,以致早早離世。

我與 鄧英淘 針尖對麥芒,幾十年不說話;但是我內心很尊重這些真正的左派,還有張宏良等等。

說過鐵拳頭再說羊毫筆—— 

小時候,我和童天齊(中宣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童大林之子)是同班同學,我們一度每天結伴上學下學,情同手足。那個時候,景山學校在童大林的直接領導下搞教育改革,拒絕使用全國統一教材,而以繁體字的古文觀止作為小學語文課本,還編印了兒童學詩的課外教材,內有大批唐詩宋詩,強令我等熟讀成誦。久而久之,我 和童天齊 也開始寫詩了。我記得我寫過一首詩,最後一句是:天齊伴我回家行。童天齊為此受了刺激,在作文里寫道: 畢汝諧 竟然能夠寫出這樣好的詩,我落後了,我一定要追趕他。

作為中宣部秘書長之子, 童天齊 有着與生俱來的優越條件。1962年六一兒童節這一天,人民日報副刊發表了童天齊的作文雨,就此一下子把我甩出幾條街了!當時,兒童文學權威謝冰心因老伴兒吳文藻教授劃成右派,急於改善政治處境,立刻抓住這個機會獻媚高官,把一篇小學生的作文吹噓得天花亂墜! 

童天齊 還收到5塊錢稿費(在毛澤東時代,5塊錢是個錢呢);一夜之間, 童天齊 變成了人人誇讚的小作家,名利兼收。

我幼小的心靈備受刺激,痛苦萬分。我隱隱覺得自己永遠追不上童天齊了,就像飛毛腿永遠追不上摩托車手一樣。在 童天齊 背後,有着無比強大、不可匹敵的國家力量(童大林家有紅色保密電話機,可以直通毛劉周朱辦公室)。 

且說 童天齊 也為等級差距所苦,他曾經跟我抱怨:我們家和 許立群 (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家一起出遊,他們家很風光,我們家很寒酸。我暗忖:如果你們家很寒酸,我們這些人還活不活呢?   

從此,我與 童天齊 面和心不和;用現在的時髦話來說,就是羨慕嫉妒恨;為了發泄對 童天齊 的嫉妒和仇恨,1962年除夕之夜,我用白粉筆在童大林小院的朱門上,畫了一隻歪脖烏龜。童家人寬宏大量,不與我這個毛孩子一般見識。 

經謝冰心恬不知恥地這麼一吹,全國各地一些小讀者給童天齊寫恭維信;童天齊自是飄飄然,不可一世。

我氣得半死,恨不得拉上 童天齊 一起跳崖, 同歸於盡 ! 

世人只知女人善妒,卻不知文人的嫉妒心比女人強烈一百倍! 

——文革初期,我去中央民族學院看紅衛兵造反成果展覽,會場一角堆放着吳文藻(中央民族學院教授)謝冰心家的大量衣物;還有兩個粗製濫造的木頭人,上面寫着這兩位的名字,木頭人謝冰心披着華麗的貂皮大衣,那些貧窮女人積極地往貂皮大衣上啐吐沫、甩鼻涕;而我在旁怒視木頭人謝冰心 ,獰笑道:你活該。 

我不甘失敗,企圖以個人奮鬥與 童天齊 繼續較量;我發奮圖強,勤奮地創作短篇小說;有一篇小說專門挖苦、諷刺童天齊,主人公的性格非常古怪,而名字就叫古天奇。我向各種文學期刊投稿,很快就被退稿了。

有一封退稿信說:你的文筆很流暢:可是對生活的理解太簡單,膚淺。 這和你年紀小有關。

於是。我痛下決心,學習哲學——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家姐在中國科技大學用過的辯證唯物主義教材以及 蘇聯哲學家羅森塔爾、尤金主編的簡明哲學辭典。  

而 童天齊 的文章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於中央級報紙雜誌發表; 用北京土話來說,這叫氣死活人不償命。 

轉眼到了1965年初冬, 全國青年業餘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 召開,周揚發表了題為 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 做又會勞動又會創作的文藝戰士的報告,要求大家做又會做工又能種田又會打仗又會寫作的毛主席的好戰士;當晚,我在北京晚報讀到這個報告的摘要,周揚明確表明:從今往後,中國將不再有專業作家這一職業,大家都是工農兵,唯一的區別只是少數工農兵是會寫作的,而大多數工農兵是不會寫作的,僅此而已。 

即便如此,不得已而求其次,我也願意做 少數會寫作的工農兵,而不願意 歸身於 廣大的不會寫作的工農兵。王八吃秤砣——鐵了心!

我繼續練筆,孜孜不倦;於1966年寒假創作一篇兩萬字的短篇小說鷹擊長空(兩萬字是短篇小說的極限,再長就是中篇小說了),講的是一個十幾歲的資本家子弟,背叛剝削階級家庭,投入共青團懷抱的故事;我拿給語文老師同學好友傳閱,人人稱讚有加。所有人都認為這篇小說已經達到發表水平,綽綽有餘。語文老師還說畢汝諧是奇才,將來在寫作上的前途不可限量。

我把鷹擊長空掛號寄給了上海的少年文藝雜誌。少年文藝的編輯們看後很驚訝,他們不相信我是15歲的少年,認為我是成年人,而且是頗為老練的寫作者。

他們說要發函到我的學校進行例行調查,我表示同意。景山學校收到少年文藝編輯部的調查函以後,由我的班主任回信說小說肯定是 畢汝諧 寫的,而 畢汝諧平時的作文都是小說化的。他還舉了個例子:命題作文記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別的同學寫的都是學雷鋒做好事啊、撿錢包啊、助人為樂呀等等,而畢汝諧寫的是在解放前領導工人鬧罷工的故事,把自己寫得像劉少奇李立三一樣了不起。

信函一來一往將近兩個月,調查結束了。少年文藝的責任編輯表示兩萬字的小說篇幅較長,他們打算分成4期、每期5000字連載;不是放在少年習作的欄目里,而是作為成年人作品推出。

可是,恰在這時出了岔子;景山學校校長方玄初(筆名敢峰)趕時髦,親自率領我們下鄉勞動一個月;我們去了河北遵化縣大寨公社(不是山西那個大寨),是當年著名的窮棒子合作社,社長叫王國藩,曾經受到毛澤東表彰,很有名。

我因而沒有及時收到少年文藝編輯部的這封信(他們稱我為畢汝諧小朋友),耽擱了時間;回京後大喜,自信心膨脹——鷹擊長空是正經八百的小說,比童天齊那些雞零狗碎的豆腐塊文章強百倍!我立即打電報給編輯大朋友(我這樣稱呼他們),表示竭誠同意他們的處理方式。然而,這時文化革命已經開始了,報上天天批判三家村。我預感事情不妙, 忐忑不安 。果然,過了大約半個月,我收到他們的退稿信,稱因為要停刊搞文化革命,只能割愛。 

 1966年7月號少年文藝是最後一期,上面有本班一位女同學(中宣部副部長張子意之女)的批判鄧拓的文章;我不禁仰天長嘆:這些大官兒的孩子發表文章真容易啊,而我發表文章可真難吶。

文化革命爆發後,我和童天齊就是另一個Story了。失去中宣部秘書長的托撐, 童天齊 的真實水平暴露無遺,不足慮也。 

   我繼續做着熱昏的文學夢,決定創作一部長篇小說“文革風雷”;靈感來了,門板也擋不住!我很快就寫出了前幾章,還草擬了全書的故事梗概以及主要人物關係表;我拿給周圍的同學朋友顯擺,他們大為驚奇,咸認為一個16歲的少年能夠寫作像模像樣的長篇小說 ,是不可思議的奇蹟!他們主動幫助我搜集素材、抄寫稿子,忙得不亦樂乎。

   我沒白天沒黑夜地寫小說,體力消耗很大,每天要吃五頓飯;半年後,“文革風雷”已達將近30萬字,我陶醉在勝利在望的喜悅之中。

寫作之餘,我還干點別的。1967年春,童大林家搬到弓弦胡同,藏書卻還留在童家小院;我得知這個消息,就像饞貓聞到魚腥,心裡痒痒的。 

終於,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我自備麻袋,翻牆進入童家小院,斂了整整一麻袋書籍(孔乙己講話: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滿載而歸。

孔乙己講話:  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

竊書之後是讀書;我如饑似渴地閱讀童氏藏書,愛不釋手;在一本利別爾曼著“計劃、利潤、獎金”的尾頁,看到童大林寫的密密麻麻的讀後感,大意是經營企業應當利潤掛帥而非政治掛帥;我不禁莞爾:童大林果真是名副其實的修正主義者,公然與中央工業七十條唱反調!

文革後,我聽說童天齊進了地處東交民巷的外交部直屬國際關係研究所,確信他的作家夢算是沒戲了。有一天,我在大街上認識了一位學西班牙語的趙姓姑娘,她也在外交部直屬國際關係學院供職。次日,我急不可耐地去東交民巷找趙姑娘,動機有三:一是對這個崇高的學術機構景仰已久;二是對趙姑娘心存愛慕(俺是屬皮匠的——縫着的就上);三是想從側面打聽 童天齊的近況。誰知,外交部直屬國際關係學院是個半保密單位,來訪者只能待在會客室,不得進入辦公室。趙姑娘拿給我一些童天齊的學術論文,陳詞濫調,毫無學術靈氣可言 (插句題外話:童天齊的水平比阿妞不牛差遠了) ;從此,我不再視 童天齊 為人生對手了。   

進入新世紀,我主動向童天齊交代了竊書的歷史劣跡,我們有如下對話——

童天齊:我們搬到弓弦胡同時,中宣部造反派頭頭王樹人不許我們帶走藏書。

我:王樹人是學哲學的,我讀過他編寫的"西方哲學家傳記",還看過他在新華文摘上發表的幾篇論文;凡事都有兩重性;貴藏書落在我的手裡,總好過落在造反派手裡,至少,不會給令尊帶來政治上的麻煩呀。

童天齊沉默不語。

我:中共我就佩服一大一小,大是童大林,小是鄧小平。

童天齊不無炫耀意味地說:我爸爸是陸定一、趙紫陽這兩個反黨集團的骨幹成員。 

我當然知道這是反話正用,藉以提示彼此之間幾十年不變的等級差距,便連聲道:明白,明白。 

 文革前, 陸定一 反黨集團的骨幹成員童大林曾經口吐狂言:景山學校培養不出馬克思,能夠培養出一個希特勒也很好嘛。

事實證明:景山學校既沒有培養出馬克思,也沒有培養出希特勒。

倒是歪打正着地培養出一個畢汝諧——幾十年前,毛澤東發動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二十歲的 畢汝諧 挺身而出,成為文化革命期間採取批判現實主義的第一人;而今,習近平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敢問第二個 畢汝諧 又在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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