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數中共洗腦術，看誰中招多多(ZT)

（編者按：中共借百年黨慶企圖通過歪曲歷史、掩蓋真相再次操控媒體與輿論，吹捧其「偉、光、正」，搞全民洗腦 。本系列文章通過不同角度回顧中共的百年暴行、謊言及反人類歷史。）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韓戰期間，美國人發現他們被俘虜的人在經過中共的宣傳教育後，很多人變得反美親共。當時流傳一個說法，就是中共研製出了一種可以用來控制大腦的秘密神經武器。「Brainwashing」這個詞就是那時從中文的「洗腦 」一詞翻譯過去並介紹給了西方社會。當時美國人非常緊張，甚至CIA也專門立項開始進行控腦試驗。

最後發現是虛驚一場，中共並沒有什麼能夠控制大腦的秘密武器。怎麼洗腦？就是在封閉的環境中，採用暴力、威脅，高強度的思想灌輸而已，用中共的話說，就是「思想改造」。洗腦並非易事，所以才要如同一個療程一個療程地搞運動。其基本原理就是巴普洛夫的條件反射理論，從肉體的怕，到心理的依賴，反覆洗腦，直到成為聽黨的話的馴服工具。幾十年下來，洗了幾代人之後的今天，中共的洗腦效果終於顯露出來了。

一、共產黨洗腦毒害知多少？

中共的洗腦也不再是簡簡單單的「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套用中共的話說，是全方位的系統工程，一切都是為了洗腦，一切都是為了控制人的思想。效果體現在方方面面，不妨列出幾個：

1)  接受共產黨統治的現實：共產黨不好，可是，沒有替代方案。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會亂。

2)  設身處地為共產黨着想：「我要是共產黨，也會這麼幹」，所以不是共產黨的錯，是被整的人的錯。

3)  中共等同於中國：批評中共就是反華辱華。為中國百姓的人權發聲的人，卻遭到很多中國人的痛罵。

4)  自覺抵制敏感信息：翻牆甚至人到了海外，對於被中共隱瞞的真相，不看不聽不信，認為都是假的。

5)  「厲害了我的國」：把人民血汗創造的經濟發展歸功於黨，在自豪和狂妄的混雜情緒中為中共搖旗吶喊。

6)  與「敵人」做鬥爭：對於中共用謊言樹立起來的國內外敵人，老百姓很容易被煽動起來憤怒聲討和抵制。

7)  相信中共的「制度優勢」：專制能集中力量辦大事，而西方的黨派輪替，成不了大事，美國的衰敗是必然的，未來是中共國的世紀。

8)  替中共的惡行開脫：他沒看見的，他就認為共產黨不會幹。只要中共沒有整到他頭上，就不信共產黨有這麼壞。說中共不好就等於說他自己一樣，面對多少證據，就是要替中共辯護。

9)  「天下烏鴉一般黑」：哪個國家沒有腐敗？哪個國家沒有人權問題？哪個國家沒有貧富不均？於是，中共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了。

被洗腦的症狀還多得很，這裡也不過是蜻蜓點水。

二、細數中共的洗腦術

要細數中共的洗腦術，還真是數不過來。籠統的說，我們可以大致從下面幾個角度來看一看。

1) 基於無神論的黨文化 ，營造了洗腦的大醬缸

五六十年代那種「思想改造」的運動，現在也少了。中共洗腦越來越容易了，原因就是幾十年下來，五千年敬天奉神、善惡有報、仁義禮智信的神傳文化，被中共代之以基於無神論和鬥爭哲學的黨文化 。共產黨本是黑幫、流氓、邪教的集合體，搞出來的黨文化漠視生命，崇尚暴力，好勇鬥狠，缺乏同情心，不信善惡有報，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是否不分，評判一件事的對錯，不是從愛惜生命出發，而是「我要是共產黨，也會如何如何」，「活該，為什麼要跟黨作對？」，不是指責共產黨，而是責怪被共產黨整的人。有了黨文化這個大醬缸，有了無神論作為國教，中共做起惡來，就如魚得水。

學生都很反感「政治課」，可是，從小學到大學漫長的政治課學習，不知不覺孩子們還是接受了無神論是真理，接受了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弱肉強食的鬥爭史。

被中共洗腦過的許多症狀，往根里挖，很多都能找到無神論作祟的影子。不信神的社會，沒有三尺頭上的約束，道德自然會墮落，很多人卻鄙視能提升道德的宗教信仰。中共的人權迫害，很多都與信仰團體有關，只要被戴上「迷信」的帽子，很多人對中共的打壓也就聽之任之了，甚至還幫着中共助紂為虐。因為無神論，也就沒有了精神信仰的追求，沉迷於物質生活的滿足，吃喝玩樂，沒自由就沒自由，被監控就被監控，只要黨不整到自己頭上就好，甘於被圈養。

2) 混淆中共與中國，「反黨就是不愛國」

一個黨不等於一個國家，這是常識，但是，在黨文化中，這個常識就是「歪理邪說」。「黨和國家」，「黨和政府」，「黨和人民」，「黨和群眾」，黨永遠在前面，黨不但代表國家，而且比國家還大。從出生，上學，就業，到退休，從生幾個孩子，到允許看什麼網站，從給不給你飯吃，到給你什麼飯吃，讓你生讓你死，什麼都在共產黨的掌握之中。在人們的印象中，已經記不得共產黨是一百年前從歐洲傳過來的舶來品，而感覺是土生土長的東西，如同沒有共產黨就不會有五千年的華夏文明一般，如同「魚兒離不開水，瓜兒離不開秧」一樣，不但從心理上覺得離不開黨，從生理上也覺得離不黨了。

奠定了「黨等同於國」這個邪說之後，中共接下來的洗腦就是順水推舟了：離開黨去談論國家，會變成一件毫無意義的事情。如同巴普洛夫的條件反射所言，一聽到反黨，就以為是在反對國家。

那些所謂的「反華」「辱華」風波，大多都是這樣的產物。人家批評中共的人權，揭露的是中共的惡行，是在為中國百姓的權利和福祉發聲，被洗腦的人們卻無線上綱成「反華勢力」，大作文章配合共產黨的宣傳起鬧。人權，是誰的人權？是中國人民的人權，你發不了聲，人家幫你發聲，不但不感謝，還罵人家是「反華勢力」，多麼可悲可嘆啊。

3) 營造「共產黨跨了，中國就會亂」之類的偽命題

共產黨攝取政權之後各種運動搞亂了中國，中國人對「動亂」談虎色變。有了這樣的心理基礎，中共反過來就用「動亂」來恐嚇百姓，宣傳說如果沒有共產黨這樣的強權，中國就又會陷入動亂，堂而皇之地「維穩」，為鎮壓百姓製造藉口。這本身是一個偽命題，共產黨是各種動亂的根本因素，沒有了共產黨，再亂也亂不到哪裡去。關於這個話題可以展開大書特書，這裡就不細說。

4) 盜用全球化帶來的「大國崛起」為黨貼金

再怎麼「思想改造」，如果沒有這些年的經濟發展，共產黨的洗腦不過是建在流沙上面，只要一走出國門，就會明白中共的謊言。四十年的經濟發展，給了中共用來洗腦的本錢。但是，經濟發展是不是就歸功於共產黨呢？中國人吃苦耐勞，只要有西方的資本和技術進來，只要政府不阻擋，經濟當然能發展起來。儒家文化圈的亞洲「四小龍」，沒有共產黨，不也是發展得很好嗎？

流行一時的「厲害了我的國」，就是用這些年的高樓大廈，基礎設施，高鐵，支付寶這些東西來為中共唱讚歌。經濟發展是全球化帶來的機會，是人民血汗積累的成果，人民養肥了共產黨，但是共產黨悉數拿來為自己貼金。

要說中共對於「中國崛起」有沒有貢獻，也是有的。中共因為作惡太多，最後的合法性就完全取決於經濟發展，於是，開啟了急功近利、竭澤而漁的發展模式，包括強取和盜竊智慧財產權，不給勞工合法權益，利用監獄勞教所奴工，不顧環境污染，上上下下的官員貪腐受賄權錢交易，沒有底線的道德敗壞，不守規矩的貿易政策，破壞國際經濟秩序，不腳踏實地而幻想彎道超車等等，這種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短期內好像是刺激了經濟發展，結果造成國內矛盾重重，國際上也四面樹敵。國際社會給了中國一個相當友好的經濟發展期，也期望中共能夠改弦更張走向政治文明，但是，中共為了維持統治而糟蹋了這個機會。

面對西方對中共的警覺和制裁，中共也會一如既往地鼓譟西方在圍堵中國的崛起，把國際普世價值與中共馬列專制意識形態的衝突渲染成西方與中國的衝突。

5) 暴力，暴力，還是暴力

雖然我們上面談到了依靠黨文化與經濟發展來洗腦，但是，中共最經典的洗腦手段——暴力和謊言——仍然是中共洗腦的基本功。

「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除了從肉體上折磨和消滅人，中共還有一招就是用飯碗來控制你，不給你飯吃。古人可以不為五斗米折腰，因為可以脫掉烏紗帽回家過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中共掌控着一切資源，沒有米你就熬不過今天，在生理極限下強制洗腦。

到了數字時代，中共把暴力也與時俱進到了網際網路領域，利用高科技來實施數字暴力。大數據，人工智慧，監視器，手機定位，一切高科技都可以被中共用到控制人民的身上，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大監獄。

高科技還給中共帶來了一種洗腦的新理論。中共把道德搞壞了，現在說要用高科技來提升道德，打造誠信社會。遍地都是監控攝影頭，小偷們自然望而卻步；人臉識別羞辱闖紅燈者，用來解決闖紅燈這個老大難問題；電腦處理交通罰單，找人托關係就行不通了。馬路的小偷可能少了，可是竊取國庫的大偷們卻越來越多。用高科技遏制自由，不可能提升道德。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有一個着名的理論，就是自由衍生出了道德，只有在人有自由選擇權利的時候，能夠對善和惡做出選擇的時候，談論道德才有意義。在等級最高的戒備森嚴的監獄裡，犯人沒有偷東西的自由，沒有殺人的自由，那麼這個監獄是不是就是一個道德高尚的社區呢？當然不是，因為犯人們滿腦子想的都是如何殺人，如何偷東西。

中共熱烈擁抱人工智慧，不是中共喜歡技術，不是中共真的想要打造誠信，而是喜歡這種技術帶來的對人監控的力度和規模。中國本來就是一個警察國家，現在加上人工智慧，一個警察變成了十個、百個警察，是不是大大加強了維穩？這才是人工智慧被中共這樣的獨裁極權國家鍾愛的根本原因。

6) 一言堂，一言堂，還是一言堂

任何洗腦都離不開封閉性的謊言灌輸。無論中共號稱自己如何盛世了，國力如何強大了，都絕沒有放鬆對信息的控制。連親共的一些人都覺得共產黨太沒自信了。不是共產黨不自信，是共產黨知道它隱瞞了太多的真相，製造了太多的謊言，一旦真相暴露，共產黨就絕對只有垮台一條路。

中共掩蓋國內真相是家常便飯，報喜不報憂，天天偉大成就，浮華喧囂，歌舞昇平，看不到底層百姓的疾苦，看不到百姓有理無處講的絕望，看不到道德墮落帶來的千瘡百孔的腐爛，美其名曰所謂「正能量」宣傳。同時，中共也大量報導外國的負面新聞。中共喉舌的駐外記者平時沒有事，一遇到國外哪裡有抗議，騷亂，疫情，槍擊案，火災水災，大樓垮塌等悲劇事件時，馬上實況轉播。大陸人知道美國發生的這種事情可能比在美國的華人知道得還快。長期下來，中國大陸的民眾自然而然地就覺得只有中共統治的地方最穩定最安全，西方社會都是動盪不安，民不聊生。

7) 製造洗腦的網絡生態圈

這是黨文化在網絡時代的一種延伸。中共有網絡封鎖，但是，卻在自己的區域網裡製造出了一個自己的生態圈，從搜尋引擎到社交媒體，從網購到視頻，幾乎西方有的中共都複製了一個，大陸民眾在這個區域網裡感覺什麼都有了，甚至比別人的還豐富。

長期下來，人們就習慣於這個生態圈了，對外界反而有了牴觸感。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和史丹福大學的研究人員共同完成了一項研究，「媒體審查的影響力：來自中國現場的實驗」（The Impact of Media Censorship: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在2015年到2017年之間，對逾1800名北京的大學生進行了調查，研究了他們訪問網站的習慣。其中大約80%的學生從未試圖通過翻牆等工具繞過防火牆。結果顯示，雖然大學生們獲得了工具可以不受限制的訪問網際網路，但他們對被屏蔽的新聞網站的需求並不高。僅有不到5%的人會在實驗期間瀏覽外國網站。調查還發現，學生們瀏覽國外網站時，看的網站內容大多與政治敏感事件無關。

這對中共來講是一個好消息，中共製造的網絡生態圈真的能把網民圈起來。中共也會有意識地去占領輿論陣地，五毛大軍就不說了，中共還會製造很多看起來很精緻的電視節目，講解從中國到世界的歷史文化發展，對很多歷史事件按照自己的意識形態去解讀。這種精緻的洗腦很惡毒，好像是給人擴展了視野，了解到很多國內外的大事，而且大量的引經據典，頭頭是道，動不動就是外國人自己說的什麼什麼，但是，報導和解讀的手法或者留一手，話只說一半對中共有利的，或者故意歪曲，或者斷章取義，或者乾脆杜撰，真真假假摻在一起，這種洗腦是真的很厲害。

曾經看過大陸的報導說美國殺了以千萬計的土着印第安人，因為文章引經據典，讓人不得不信服，以為是白人用槍實施的大屠殺。事實是如何呢？從歐洲來到美洲大陸，殖民者把天花、瘧疾等傳染病也帶過來了，由於土着人完全沒有對於這些疾病的免疫力，在部落一旦傳開，就不堪設想。據歷史學家考證，百分之九十的土着人是死於疾病，而不是死於跟白人的衝突。無論在歷史上如何，民主社會現在都可以自由反思、調查過去的事情。在華盛頓特區的國家廣場邊上也有土着人博物館，講述他們的歷史。而中共呢？有文革紀念館嗎？

如果說過去中共洗腦主要是不讓你知道什麼，現在的洗腦更多的是讓你什麼都知道，但都不是完整和真實的，而是被中共按照自己的口徑修剪過，想讓你知道的部分。他們判斷海外消息的真假，憑的是什麼呢？就是中共灌輸給他們的東西。於是，很多人認為西方和台灣的新聞網站和媒體都是充斥着謊言和詆毀中國的，不信不看不傳。

不少華人到了西方，天天還是上大陸國內的網站看新聞，甚至帶着機上盒出來，天天看國內的新聞和娛樂。因為那個熟悉的味道才舒服，才感到安全，感到親切。這也是洗腦的一種境界，洗出了味道，就像吸毒一樣，離開不了了，中共就如一個無形的背影籠罩在他們身上。自己可以罵共產黨，但是一聽見有外人批評中共，揭露中共的黑暗，就感覺是在抹黑中國，就如同在罵他自己一樣。共產黨不把他當自己人，自己卻把自己當作黨的人。

8) 煽動民族主義

這是老套路，人作為個體都有民族情結，這一點被中共利用得得心應手，是轉嫁矛盾的拿手好戲。宣揚百年屈辱，沒有共產黨，就如何如何，可是，沒有共產黨的國家，比如印度，也獨立了，也站起來了。宣揚共產黨可以兩彈一星，可以登月，可以去火星，可是沒有共產黨的國家，早就去了月球，去了火星。

中國還有六億人月收入才1000元，還有很多地方的孩子上不起學，大飛機也還沒有成氣候，可是，中共為什麼要勞民傷財去月球去火星呢？世界上很多已開發國家都沒有想要去，一個很大的動機就是中共想要用這種特殊科技上的成就來給人民洗腦，要讓人民相信共產黨有多了不起。其實，內行人都知道，航天比航空要容易得多，因為飛機是要重複使用的，對可靠性、耐用性和安全性要求比航天高得多，而航天發射不過是一次性買賣，失敗了也不過就是燒錢而已。

在共產主義理想泡湯之後，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越來越成為中共用來動員、煽動國人的利器。在國內要樹立敵人，在國際上也要樹立敵人，然後，把這些中共的敵人，宣揚成中國人民的敵人，搖起民族主義的大旗，鼓譟人們去鬥爭。

9) 集中運動式洗腦

針對特定的人群，中共一樣沿用着「思想改造」的模式，就是把人關到一個地方，集中學習改造，常常用「法律培訓班」「職業培訓班」的名義，其實就是一個黑監獄，地地道道的洗腦班。針對法輪功學員如此，針對新疆維吾爾人也如此。

中國有681所監獄，310個勞教所。這些監獄和勞教所都是迫害法輪功的重要場所。中央、省市縣和鄉鎮以及各個單位、學校、工廠、軍警都有自己的或聯合的洗腦班，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是臨時的，有的是長期使用，一期又一期，把一批又一批的法輪功學員綁架進去。據明慧網報導，整理出的洗腦班名單多達3600個。

洗腦班就是一個法律之外的黑監獄。在裡面要強制看誹謗法輪功的各種謊言，搞車輪戰，疲勞戰，剝奪睡眠的權利（這是中共專家總結出的最有效的洗腦經驗），用盡歪理邪說來進行精神折磨，要把人的信仰滅絕掉，用簽署「三書」（「保證書、悔過書、決裂書」）作為轉化指標。轉化率是中共對各級官員和職能機構的硬性考核槓桿，於是中共就動員起整部國家機器來對付法輪功。不轉化的學員就面臨可怕的後果：酷刑折磨，送勞教、送監獄，開除工作等等。就算到了勞教所和監獄，那裡一樣有洗腦班，繼續強制轉化。

10) 其它形形色色的洗腦手法

正如前面說的，中共的洗腦是一項系統工程，幾乎一切都是為了給人洗腦，甚至娛樂和晚會節目都是為了給人洗腦。所以，要想列出中共都有哪些洗腦手法，是不可能的。上面只是列出了幾個比較典型的，下面再簡要地說說其它的。

用「巨大的市場」誘惑西方。中共與西方打交道，十幾億人口的巨大市場常常被中共拿來做誘餌，用利益把人心中最貪婪醜惡的一面勾起來，弄得那些把民主自由人權掛在嘴上的西方社會的很多人，也把自己的價值觀丟在一邊，與中共同流合污。他們自願被中共洗腦，也會充當幫凶替中共洗腦中國和西方民眾。臉書的扎克伯格在天安門廣場跑步，在採訪時桌上放着習近平着作，就是一個可笑的例子。

有「錢」能使鬼推磨，用「大外宣」給海外的人洗腦，再出口轉內銷，把被洗腦的外國人幫中共說的話，轉回國內繼續給大陸民眾洗腦。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之後，很多媒體財政困難，中共就趁人之危，去收購，去投廣告，在西方國家的很多主流報紙里把中共的報紙當作廣告插頁，用錢讓西方媒體不敢對中共的人權惡行吱聲，甚至還為中共的人權惡行辯護漂白。在西方各國的大學、智庫大力滲透投資，收買、培養代言人，還重金投資好萊塢，讓好萊塢的影片自我審查，不敢涉及任何中共的敏感話題。NBA的球員為了錢，也成為中共的旗子，用他們的嘴給中國人民洗腦。

制度對比，扭曲報導，這是中共玩弄「田忌賽馬」的典型例子，用中共專制的所謂「優勢」去對比西方社會的制度「劣勢」，用專制的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去嘲笑民主制度的「黨派爭論」。其實，黨派爭論恰恰是民間意見分裂在民選官員身上的反應。如果民間沒有分裂的意見，比如，疫情期間需要呼吸機，需要疫苗，這個民眾沒有分歧，民主社會同樣展現着快速的反應，同樣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而且與中共的黑箱操做相比，更透明更公平。

「天下烏鴉一般黑」,這是中共在無法掩蓋自己的惡行時候，瞞天過海的常用招式。哪個國家沒有腐敗？哪個國家沒有人權問題？只要挑出別人的問題，然後就告訴中國人民大家都一樣，這不是中共的錯。有問題不可怕，如何處理問題還是重點。是不是公開透明，是不是真誠反思，是不是毫無保留的放到檯面上，是不是有政策杜絕不再發生。中共掩蓋的正是其它國家對這些問題的處理過程。

你是民主社會，你有自由，你就應該讓我胡來。你不是有新聞自由嗎？你就應該讓我的喉舌媒體長驅直入，安營紮寨。你不是市場經濟嗎？你就應該讓我的商品隨便傾銷。中共大鑽民主自由社會的空子，大喊「時間站在中共一邊」，幻想假以時日，就會把西方掏空。

三、中共的洗腦真會一直有效嗎？

本文的重點是揭露中共洗腦招數，把中共洗腦的方方面面儘量列舉出來，會給人一種中共洗腦無處不在，「無堅不摧」的錯覺。其實，就在共產黨如此強大的洗腦場中，仍然有很多人翻牆主動尋求真相，就在無神論肆虐幾十年的中國大陸，仍然有很多人追求對神的信仰，包括地下教會，包括幾千萬法輪功修煉者，這些都是對中共洗腦的有力回擊。海外華人致力於恢復真正的五千年神傳文化，特別是神韻藝術團的全球巡演，是對共產黨洗腦大環境黨文化的釜底抽薪。

西方社會也並非是讓中共任意宰割的魚肉，國際秩序也不是中共可以永遠隨心所欲玩弄的東西，別以為中共是在給中國人民占便宜，中共下三濫的做法，早晚會激起西方的反彈，川普（川普）的「對等」政策，就是對中共的棒喝，煞住了中共的邪氣。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將會變得惡劣，中共還想要用經濟發展來給百姓洗腦的資本就會不復存在。

前面提到的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和史丹福大學的研究人員做的「媒體審查的影響力：來自中國現場的實驗」，雖然發現很多人不翻牆，甚至翻牆也不看敏感信息，但是，也發現了一個令人鼓舞的現象。研究人員使用了有獎問答的方式，比如提出一個問題，其答案在《紐約時報》的報導內容之中可以找到，如果答對就能拿到一個小紅包。在這組研究結束時，大學生們在《紐約時報》等網站上瀏覽時間增加了九倍。他們開始花費更多時間瀏覽在中國被屏蔽的信息。研究人員認為這一群體「在知識、觀念和態度上發生了實質性和持續性的變化。」他們對政府的信心度下降，對經濟發展的評估變得更加悲觀，許多人表示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需要根本的改觀。

心病還得心藥醫，洗腦是用錯誤的信息進行灌輸，突破它還得靠真相。中共用急功近利構建起來的虛假的經濟繁榮，終會浮雲散去。中國人民要想長治久安，要想與文明世界和平共處，互相提攜，就得拔出共產黨這個毒瘤。

(以上轉自網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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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病毒、謊言、大外宣》：中國人自稱炎黃子孫，這是歷史上最大的謊言(ZT)

〈中國人是黃帝子孫嗎？〉

中國人自稱炎黃子孫，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謊言。黃帝與炎帝是不共戴天的敵人，炎帝被皇帝滅掉了。你若是炎帝的子孫，就當殺掉黃帝的子孫，為你的祖先報仇。你若是黃帝的子孫，就當繼續殺戮炎帝的子孫，以保有祖先傳下來的政權。所以，你不可能既是黃帝的子孫又是炎帝的子孫。更何況，中國歷史上究竟有沒有黃帝和炎帝其人，都是一筆缺少文字記載的煳塗帳。

統治者可不管歷史真相是什麼。二○一九年四月七日上午，農曆三月初三，己亥年黃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河南新鄭黃帝故里舉行。中國官媒報導，來自海內外近四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嘉賓約八千人聚集中原大地，拜謁軒轅黃帝。

大典典禮儀程為中國國務院公佈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專案認定的九項，分別是：盛世禮炮、敬獻花籃、淨手上香、行施拜禮、恭讀拜文、高唱頌歌、樂舞敬拜、祈福中華、天地人和。

大典主拜人由副國級領導、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齊續春擔任；主司儀由河南省政協主席劉偉擔任；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長陳潤兒代表大典主辦單位致歡迎辭。參加祭拜大典的官員中，級別最高的齊續春在中國官場並不知名。齊續春畢業於北大數學系，與習近平一樣是知青一代，早年為河北承德的中學教師，後來從政，主管文教領域，然後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八大「花瓶政黨」之一），由河北省政協副主席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或許，由這樣的「黨外人士」（其實，他一定是共產黨秘密黨員）出面擔任「主拜人」，可以避免引發「封建迷信」與共產黨主流意識形態之衝撞。

黃帝崇拜已成新帝國主義之指標

中國官媒用報導奧運會和世博會的「熱情洋溢」的口吻描述說：黃帝故里拜祖活動，自從二○○六年升格為「黃帝故里拜祖大典」以來，已經連續成功舉辦多年，二○○八年由國務院確定，新鄭黃帝拜祖祭典為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中共官媒更強調，二○一九年正逢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二○一九年的黃帝故里拜祖大典在全部活動設計和大典流程中，強化「愛國」主題和「國家」意識。大典期間，將圍繞「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讓中原更加出彩」、鄭州國家中心城市建設等工作策劃舉辦第十三屆中國（河南）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特色文化體驗游、文化創意產品展示等相關活動，讓中外嘉賓分享鄭州大都市發展商機，實現共贏發展。有趣的是，神聖的祭祖大典仍然需要跟經貿活動緊密掛鈎，這是貧困的河南的一大「商機」。

黃帝祭典從二○○六年開始起不斷升格，其升格的過程跟中國從「韜光養晦」到「野蠻崛起」的步伐完全吻合。「六四」屠殺之後，中共的意識形態宣傳術與時俱進、精準調校：既然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無法凝聚民心，就搬出被毛澤東砸爛的中國傳統文化麻醉人心。於是，黃帝與孔子一起粉墨登場，全然不顧在中國歷史上兩者如火與冰般不相容：

在漢代初期，帝王皆行黃（黃帝）老（老子）之術，垂拱而治、清靜無為，黃帝這個符號被歸入道家範疇；此後，漢武帝好大喜功、窮兵黷武，董仲舒投其所好，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首要清除的就是黃老之術，而以法家化的儒學取而代之。不過，中共從來不學無術，哪裡尊重歷史淵源，權力在手，自可「亂點鴛鴦譜」，讓「黃帝與孔子同傳」（《史記》中，老子與韓非同傳）。

值得注意的是，在「行施拜禮」後，齊續春緩步登上拜祖台，恭讀拜祖文。在拜祖文中，首次提到全面小康、改革開放、和平統一、一帶一路等「中央大計」。其中引入注目的「應景段落」有：

修德懷遠，封土固疆。肇守一統，和合共襄。……港澳來歸，合力向前。兩岸相望，血脈相連。和平統一，勢所必然。一個中國，蚍蜉難撼。人類興衰，命運相連。共為一體，唇亡齒寒。……一帶一路，文明互鑒。合作共贏，和平發展。龍騰雲起，日月經天。天長地久，四海同歡。

在此一天朝帝國敘事中，黃帝崇拜已成新帝國主義之指標。表面上看冠冕堂皇、威風凜凜、出師有名，實際上漏洞百出、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經過民國時代顧頡剛等「古史辨派」的研究，中國已有的考古資料無法證明黃帝在歷史上實有其人，它只是神話傳說而已。即便黃帝實有其人，也只是一個規模相對較大的部落的酋長，而非帝國皇帝。那時並無大一統的中國，也沒有「號令天下、誰與爭鋒」的卡里斯瑪領袖。所以，中共以黃帝來為一帶一路和武力統一台灣開路，只能是「問道於盲」。

辛亥革命前後，黃帝是漢民族主義的旗幟

在漢武帝時代儒家獲得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之後，一千多年來，孔子始終是「萬世師表」，而黃帝並不尊貴。

黃帝成為「網紅」，是因為清朝末年，革命黨人為「反滿」，抬出中國最古的一位「天下共主」黃帝。同時也有人倡議說，中國應以黃帝紀年。

最早提議以黃帝紀年的，不是革命黨人，而是戊戌前後的第一代翻譯家嚴復。嚴復在一八九八年即提出「開國自黃帝至今四千三百八十六年」的說法。一九○三年，另一位國學大師劉師培發表《黃帝紀年論》一文，稱：「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源。為吾四百兆漢種之祖者誰乎？是為黃帝軒轅氏。」劉師培將黃帝比作日本的神武天皇，「日本立國，以神武天皇紀年」，中國自當以黃帝紀年。劉師培在此文的末尾署其年份為「黃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

清末新政未能緩解革命潮起。立憲運動受挫，皇族內閣出台，更讓滿漢矛盾激化。在此背景下，黃帝紀年的說法得到民間熱烈響應。一九○三年出版的《黃帝魂》一書，採用黃帝紀年，將當年推定為黃帝紀年之四千六百一十四年。同年創刊的《江蘇》雜誌，從第三期起取消光緒年號，以黃帝紀年，它以創刊之年為黃帝紀年之四千三百九十四年。革命黨人宋教仁根據《皇極經世》、《通鑑輯覽》等書，將一九○五年推定為黃帝紀年之四千六百○三年。隨即，革命黨人創辦《民報》，與改良派的《新民叢報》爭奪輿論領導權，並用「中國開國紀元」的名義正式使用黃帝紀年。

從以上五花八門的計算方式可看出，既然黃帝是一個子虛烏有的人物，黃帝紀年就人言人殊，無法達成基本共識。武昌起義成功，各省獨立，不少省份宣佈使用黃帝紀年，各省之計算方式遂有天壤之別。中華民國成立後，臨時大總統孫文電令各省，從「黃帝紀年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即從一九一二年元旦起，停用黃帝紀年，全國統一採用公曆和中華民國紀年。

其實，黃帝紀年之爭早在漢代就已不可開交。如昭帝元鳳三年（西元前七十八年），就發生過曆法之爭。太史令張壽王與待詔李信根據傳世的黃帝《調歷》計算，「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而另一方則依據曆書《終始》，認為「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兩者之差，竟至三千歲！

學者孫隆基在《清季民族主義與黃帝崇拜之發明》一文中指出，春秋以前的文獻如《詩經》、《書經》所載最古之帝王皆止於禹，不曾提及黃帝、堯、舜，《論語》、《墨子》、《孟子》等書則上溯至堯、舜而不及黃帝。黃帝傳說之大盛，在戰國時代在中華文明被納入西方中心的邦國秩序之前，不會有「民族肇始者」的構想。甚至有人說：中國是一個文明屈居一個「國家」之下。長期以來，中國高舉孔教文明，其中心人物只可能是孔子，不可能是黃帝，這是無需爭辯之事實。

孫隆基繼而指出，中華這個「天下」演變成西方式「國家」，在符號學層次上，以戊戌維新為開端，以辛亥革命前後為高潮。頗有象徵性的一幕是：一九○三年初，來自浙江的留日學生周樹人（魯迅）剪掉象徵滿族統治的辮子，並拍一張「斷髮照」，送給同鄉好友許壽裳。相片後提了一首詩，即着名的「我以我血薦軒轅」。此時，各地之漢民族主義者展開樹立黃帝為共祖之運動。革命黨機關報《民報》第一期刊首印有黃帝像，圖下說明「世界第一之民族主義大偉人黃帝」。

這種漢民族主義是排他性的，反西方的（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成功後，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將義和團式的排外主義升級換代為「反帝」學說），很多論述與後來的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納粹相似。他們試圖以黃帝紀年取代光緒紀年和耶穌紀元，可謂「反滿」與「反帝」並重。於是，史學上的爭論被擱置，學術乖乖服從於政治，清朝兩百六十年的「異族統治」遂被五千年的「黃統」所排擠。

有趣的是，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未採取「黃帝紀年」。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為了填補「六四」屠殺之後的所謂「民族虛無主義」，炎黃熱又在官方的鼓勵下興起（即便是黨內開明派的言論陣地、最重要的雜誌亦名為《炎黃春秋》）。於是，又有人老話重提，提議以黃帝紀年。

他們的理由是，西元紀年有基督教的宗教背景（又稱「耶歷」），是西方文化的產物（故又稱「西曆」），實行黃帝紀年，有助於恢復傳統文化、增強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此外還有主張實行以孔子紀年者，稱為「孔歷」。但是，中共當局不敢作出如此重大的調整——共產黨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與中國傳統文化之整合遲遲無法完成，中共沒有能力講述一套平衡兩者的「中國故事」。

對黃帝最深刻的批判出現在台灣和香港

劉曉波之後，中國本土「全盤反傳統」的知識人幾乎斷絕。中國國內的自由派、改革派公共知識份子，即便有反共之心，卻也無「反華」之膽，反倒龜縮到大中華、大一統的沼澤中「抱團取暖」。對黃帝及天下敘事作出最深刻批判和反省的人物和思想，出現在「帝國邊緣」的台灣和香港，倒也是理所當然——帝國中心早已潰爛，找不到一方淨土、一口淨水；反倒是帝國的邊緣，自由激發出智慧和勇氣，滋潤了選擇與真理同行的知識人。

台灣知識人曾昭明多年來致力於研究天朝主義譜系學，隔岸觀火、明察秋毫，對「中國自由派」的病灶看得一清二楚。當法學家許章潤批評「今上」、因言獲罪，被視為「中國良心」，連台灣外交部都在推特上發文聲援之際，唯有曾昭明確確實實地指出，許章潤的「真話」是包了糖衣的毒藥，許章潤的言論自由固然要保障，但其思想見識「不足道也」。

從許的文風到思想觀念，都指向「儒教自由帝國」這個「四不像」。曾昭明仔細剖析許氏之〈論「家國天下」〉、〈今天中國為何需要省思「國家理性」〉、〈現代中國的國家理性：關於國家建構的自由民族主義共和法理〉等論文後發現：「中國自由派」迄今還是相信，中國可以「走出帝制」而無需「走出帝國」。許反對習近平，乃是反對暴君，而不反對帝國，若帝國出現明君，他樂於充任帝王師。

曾昭明指出，許章潤的文章，以「民族國家論」為修辭脈絡，卻以「文明帝國論」為論題指向，刻意用心將天朝學人關於「天下帝國論」的種種立論，挪移到「民族國家論」的架構內重新表述，將「天下帝國的精神」嫁接到「中華民族」上，形成了貌似溫良恭讓、宛如磨平了狼爪的「中國特色帝國民族論」。許氏文章和思想，比中共國台辦的喊打喊殺更危險、更黑暗，因為後者的邪惡是明明可見的，前者的邪惡則以善的名義展開，讓人防不勝防、猝不及防，如曾昭明所論：許章潤的「儒教自由帝國」，類似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教義學，依然有着濃重的「天朝喪屍」況味。

另一位批判中華帝國主義的健筆，是年輕的香港評論人盧斯達。盧斯達是港獨思想的重要闡釋者，也是最早戳破「民主中國」幻想的香港獨立知識人——「中國」這個概念與民主就是不相容的，除非它分裂。針對索羅斯（George Soros）等西方左派在批判習近平和共產黨的同時寄望於中華傳統，盧斯達嘲諷說，索羅斯等大概發現了，左派的普世平等價值最早是由中國發明的：

古中華講聖王統治，講大同世界、統一九州，講世界是「一個的天下」，講「全」，講「道」是「一以貫之」，到之後秦始皇將它實行了出來，也是非常「整全主義」的；「仁」是人和世界終極的本質；至於君子之政，就是將仁政推行到世界所有地方。是故，《紐約時報》和CNN真該到中國、到河南新鄭的黃帝祭祀大典上「尋根」。中國政協副主席齊續春宣讀的皇帝祭文，像不像《紐約時報》的社論和CNN的假新聞呢？

黃帝沒有那麼英明神武。孔子認為，「三代」是好的，古聖王統治的時代是伊甸園，古聖王都是德才兼備的，但莊子透過盜跖之口指出：「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由此，盧斯達論述說：暴君使用性善論、中國式哲學王的概念，去合理化自己擴大權力，最終使紛雜的「中原」不幸走向大一統、以宗教權威腐蝕各國各地的自治，令中原的分立和封建過早終結。

共產黨的根基不是貨真價實的無神論和唯物論，共產黨乃是一種變形的神權統治。作為祭祀大典背景的軒轅皇帝的巨型塑像，怎麼看都有一種蘇聯工農兵現實主義的藝術風格。就如同美國首都華盛頓潮汐湖畔的馬丁．路德．金恩塑像，出自中國專門塑造毛澤東像的雕塑家雷宜鋅之手，於是馬丁．路德．金恩就有了幾分毛主席「一覽眾山小」的軒昂氣勢——而為之揭幕是美國總統歐巴馬，其夫人在白宮的聖誕樹上毫無違和感地懸掛毛澤東像，這一切絕非偶然。

胡錦濤時代，孔子像曾被安置在天安門廣場一側，但沒有幾天，又被靜悄悄地移走。習近平時代，儘管習近平大力推崇馬克思，但中共沒有塑造更大的馬克思像，倒是向馬克思的故鄉德國特里爾市贈送馬克思像，這一舉動意味深長——兩年多之後，武漢肺炎肆虐歐洲，憤怒的德國人為特里爾市中心的馬克思銅像戴上冠狀病毒王冠，披上病毒紅旗，以示馬克思為冠狀病毒「始祖」之意。人們圍在戴着冠狀病毒王冠、披着病毒紅旗的馬克思像四周爭相拍照——中共的大外宣，成了打向自己的一記響亮的耳光。

(以上轉自網路關鍵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