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3  中華傳統人文不具備現代文明基因
中華文明與工業化失之交臂，或在工業化的歷史進程中落後於西方，是純屬歷史的偶然，還是中華民族固有文化基因的必然結果，如果從地理與氣候等自然環境造成的社會物質生產與人文差異進行分析研究，也許找到可能的答案，卻過於強調客觀環境之因素，忽略人文思想的主觀能動，過於消極被動。然而如果找出人類走向工業化所必需的社會人文基本要素，或孕育工業化文明的基本社會條件，也許可以從這些基本要素中找到東西方各自固有文化要素的差異，從而找到西方取得成功，而中國則失之交臂，在兩相的比較中找到思想文化層面的根本原因，對未來或有借他山之石以攻玉之效。
在社會思想方面，中國傳統社會思想不具備產生工業化文明的社會思想環境。農耕為根本的社會物質生產文化，儒學為基礎的社會倫理道德及社會共同價值觀，釋道思想為主的宗教觀，共同構成中華文明最基本的傳承基因，以社會人文思想與上層建築，所有這些都是中華文明進化進步的成果，同樣也是中華文明向前發展進化的基礎，這三大文化基因承載着中華文明繼往開來的根本要素。所有人類文明社會都包含一個最基本的文化要素，就是社會思想，又可分為思想方法與社會思想成果。
思想方法決定思想的過程以及思想的成果。古希臘以詰問與論證的模式討論問題，這無疑對後來思想模式有着重大影響，古希臘時期由於知識與技術手段的有限，許多問題的討論只能建立在一定的假設基礎與思想觀念之上，這些假設與觀念如果不是唯心的也是無法驗證的，或者說是假設的基礎與觀念往往是唯心的，這些假設與觀念為論證與追問建立了平台，然而論證的過程只能是可觀測與唯實的，否則討論的雙方就失去共同基礎，論證也無以維繫，只有嚴謹的實證與觀察是論證的基礎，個體的唯實論證最終推向唯物的方法與結果，即使是唯心以始，也必然唯實唯物以終，思想的模式最終走向唯物。而中國自古對自然與萬物的理解就是對道的感悟，感悟也是一種思想的方法，自始一以貫之以感悟的方式認知道的存在，無需基礎的設定與論證的推斷，而是感悟道的存在與存在的方式，也決定傳統文化一種固有的思維模式，感悟而不是論證，論證的起始點需要基礎或假設，過程含有觀察與經驗，過程需要嚴謹，嚴謹則需要客觀，客觀就必然走向唯實唯物，西方或古希臘唯心以始，唯物以終，中國以感悟為手段與方法，即使也有觀察與思考，感悟而不是論證，最終走向唯心與虛無。思想方法的不同最終帶來不同的思想成果。
古希臘思想方法的另一特點是拆解，對所觀察事物的拆解，這也應該與論證思維模式相關聯，詰問就是質疑，追問也必然引向拆解，必然是對基礎與過程的拆解，拆解是分析事物最有效的手段，如果不陷於偏見或成見，問題的答案甚至本質都可能在不斷的拆解中最終呈現，無法拆解的因素就是答案或本質，如果不是答案或本質，也不能再拆解，就只能用假設予以替代，這個假設就成為基礎平台，不斷拆解的過程就是事物或既有觀念解構過程，對即成思想觀念體系的解構過程，在解構與論證中找到正確答案，證明或證偽推翻即成的思想觀念。而的拆解的逆向就是組合，思想體系就是組合或逆向拆解過程，觀察與經驗得出觀念，觀念的一般化與抽象衍生概念，概念就是思想體系的基礎，論證構築思想體系，最終驗證思想體系的只能是實踐，標準即是利益。論證的思想方法決定了西方文化思想的基礎與方向，成就西方的文化思想成果。

任何思想都來源於經驗觀察與思考，觀察與經驗的本源與過程應該都是唯物的，既是對環境的思考與回應，然而思想的方法決定思想的成果，中華古人文自發軔之初就走向唯心的思想模式。中國傳統思想模式無疑承續自古中國的多神教與虛無的思想意識，老子的道家思想影響中華人文思想至深，敘述的玄虛與飄渺，不講求論證，則只能是感悟或悟道，使後來者僅能在接受與拒絕兩者間選擇，不存在思考與批判或論證的空間，而由於缺乏實證的手段，不論是唯物還是唯心的基礎，不講求論證的思想方法，最終無法建立起嚴謹唯物的思想方法，結果也必然是不切實際的思想成果。老子的道家思想也含有樸素辨證的思想，然而對立統一或矛盾的認識觀與感悟思想方法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趨向整體觀，感悟是對整體的感悟，而不是對整體拆解的感悟，對立與矛盾是統一體之內的矛盾與對立，這就使思想限定於整體的觀念框架，缺失了拆解作為重要的思想分析方法，拆解也不符合道可意會不可言說的道家思想。中國悟道的思想模式自然而然將事物做整體的觀察與思考，樸素的辨證思想也以整體為框架，最終趨向萬物的整體觀，四時輪迴，陰陽相生，盈虧交替，成為中國人文宇宙觀，變化是有規律的輪迴交替，而不是不斷地向上提升或質變，或者說可以不斷拆解分離的更加基本基礎的因素，這無疑固化了人文思想，社會的顛覆與不幸，都可以在感悟道的輪迴與交替對立找到答案。而古希臘的論證思維模式必然推向對本質的追問，拆解就是最有效的分析與追問，對整體的拆解與分析是追問本質最有效的手段。在沒有實驗手段與物證的條件下，古希臘人能夠產生物質原子論的認知就是論證思維模式對整體的拆解，觀察經驗與思辨的成果，諸如此類的思想成果必然帶來知識的不斷累積，成為社會進步的必要鋪墊。

在權力體制方面，中華傳統文化無法產生權力制衡機制。古希臘人文思想與一神教的宗教思想是西方人文思想的雙軌，權力制約的思想觀念在西方源自古希臘城邦，源遠流長。西方文明自古希臘城邦就形成相對獨立的不同社會階層與群體，由於獨特的地理環境形成的移民與殖民城邦文化，獨立的自由民與貴族群體成為城邦政治主要力量，形成制約政治領袖獨大或獨裁的社會基礎，各種行會與群體也有代表各自利益的思想意識，為形成社會權力的制約與平衡提供必要的社會結構與思想基礎。這種相互制衡的文化思想一直存在於西方社會文化發展的過程之中，有利於形成社會多元群體的格局。中世紀，貴族，王權，教會以及平民階層都成為社會多元的基礎，在適當的社會環境下，也必然發展成為健康的社會價值或意識形態，推動社會健康的衍化。
一神教宗教思想凝聚社會大眾信仰，為社會意識提供共同平台，使社會各階層都在這一共同平台受到檢視，而古希臘人文哲學思想究根問底的思想精神與宗教思想的交匯，挑戰教會解釋權帶來的宗教改革運動，由此而產生的新教也促進自由平等社會人文思想的發展。社會權力的制約平衡，造物主面前眾生平等的檢視，孕育個體自由與平等最基本的社會思想萌芽，這是一個漸進由社會思想發酵帶來社會文化思想鬥爭與改革，進而改變社會權力結構或上層建築，而社會權利的多元，神權與世俗權力的矛盾與鬥爭，為處於早期處於弱勢與夾縫的新思想提供了生存的環境，最終為社會文化所接受成為主流價值。

中國傳統社會自商周，甚至更早遠的部族時期，也應該存在社會自由民與貴族群體，然而由於農耕文明所形成的氏族文化，社會保守滯重，缺乏流動，群體協作與保護部族利益的對外戰爭，強有力的部族首領更有利於維護部族共同利益，這樣的社會環境又必然有利於衍生獨裁與專制的社會文化。社會文化思想傾向於大一統的集體主義，而不是分權制衡的社會結構，即使存在自由民與貴族群體也是社會原生群體，這些群體是社會結構的不同組成部分，卻又都不過是部族首領或君王的附庸，不具有維護自身利益的獨立的群體人文思想，也就無法產生代表各自群體利益的監督權力與相互制衡的社會文化思想，乃至王朝國家形成與諸侯分封，都是以最高權力為社會意志，體制即使出現挑戰王權者也是弒君篡位者顛覆者，取彼而代之。另一方面，由於沒有社會思想的準備，新舊交替就不可能產生新的不同於專制獨裁的權力體系，專制獨裁也成為中國傳統社會基礎與基本的文化基因，危害中華數千年。
中國傳統社會，社會權利是以暴力為根本的皇權獨大，而主流文化思想是由皇權或暴力欽點的以維護皇權與道統為主旨的儒家思想學說，這使社會文化思想必須環繞以皇權為主軸的思想意識，得到皇權的認可才能得以生存，即使宗教思想亦不例外。中國歷史就曾有多次皇權發動的滅佛事件，佛教最終也與道教一樣，或零散於山野或依附於皇權，皇權總是居於主導地位。中國幾千年歷史，社會權力一直是一元獨大的皇權，或一元獨大的暴力，社會從世俗到宗教都是屈服並依附於皇權的思想文化，而社會上層建築或法律更是皇權的工具，社會在思想文化上已失去獨立思考的文化思想空間，甚至獨立的思想人格，中華傳統社會文化從思想文化，宗教文化思想，與社會生產都無法產生權力制衡思想與機制。社會存在獨立的追求個體與各自群體利益的獨立社會群體和力量，是古希臘自由人文思想產生的基礎，也最終使西方走向了分權民主，而中國傳統社會由於缺乏社會人格獨立的社會群體，自始至終停留在專制皇權的文化陰影之下。專制皇權這些中國傳統社會文化思想在思想上也阻斷中國走向工業化之路。

暴力決定社會權力承傳，或暴力瓜分利益符合叢林社會的遊戲規則，這種叢林遊戲規一直貫穿伴隨人類社會由蠻荒走向文明。在文明的社會也並非不存在以暴力為手段或為準則的叢林遊戲，而是以暴力為基礎的叢林遊戲往往被文明的所謂社會價值與法理所掩蓋，桌面上的是社會文化習俗價值與法理，桌面下的是力量或暴力的較量與交易。由原始的純粹的暴力規則叢林遊戲到社會習俗法理與暴力叢林規則的並重，既是暴力較量與社會代價的權衡，兩害取其輕的交易，也是人類社會的文明與進步。以人類歷史發展軌跡而言，絕大多數人類文明也僅能走到這一步，即以暴力文化與社會法理規則並重，而暴力往往在遊戲中具有更大權重，只有西方文明能夠擺脫暴力在社會權力運用方面的影響，成為真正以社會人文價值為社會權力準繩的法理或法制社會，儘管僅是近代數百年的歷史，卻從而奠定西方文明走向工業化現代化的人文基礎，這應該源於古希臘時期城邦文化與各種獨立的社會群體造成的社會多元格局，這樣的社會文化基礎孕育出豐富的人文哲學思想與探索精神，以及後來一神教宗教思想形成的社會大眾宗教意識的凝聚力與受新思想激發的宗教改革運動，從而形成長期多元的社會思想文化環境。獨立人文思想與探索精神，多元的社會環境，這兩個因素無疑是產生社會權力相互制約人文思想的社會基礎。沒有社會多元的以及權力相互制約人文思想，僅是一元獨大的世俗王權或宗教神權，人類社會不可能走向現代社會文明。

中華傳統文化或人文思想從發軔之時，深受巫文化與農耕文化的浸淫，多神的道教及中華人文文典之祖《易經》《道德經》等充滿巫文化印記，而後的儒家思想學說以維護舊禮治與道統為目的，受皇權欽點而依附於皇權，甘為權力的工具。無論是道教還是儒學，或是後來的本質是避世獨修的佛教，都不具備投入社會，參與現實社會人文思想改造的文化思想內涵。一個社會的新思想不外乎兩個來源，原有社會思想文化的演化與變異，及社會物質生產的激勵，以及這兩種因素相互激盪帶來新思想新觀念。無疑中國傳統社會主要人文思想的儒釋道不具備這樣的內在人文思想驅動力，而權威或以專制暴力為基礎的權威是中國傳統社會最具影響力殺傷力的社會因素，不僅決定中國傳統社會人文思想方向，也是決定特定社會文化思想存繼的主要因素，先有焚書坑儒，繼而獨尊儒術，文字獄等，都是暴力威赫窒息社會文化與思想的歷史事件。專制暴力是中國漫長歷史的一個最基本特徵，一種社會現象成為一個社會的基本特徵，它就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專制暴力或專制暴力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
做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專制暴力文化來自於人類進化過程中最野蠻落後的文化習俗，文明與理性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必然趨勢，暴力文化本質上外在於社會新的進步的文化思想。這個外在於進步文化思想，社會最落後最蠻橫最殘暴的因素，在本質上與理性文明的人類文化發展趨勢是不相容的，在其根本上是矛盾的，這就決定了中國傳統社會內部存在一個無法調和的矛盾，推動社會秩序更加文明理性的力量與以暴力為手段維護皇權或統治集團的力量之間的矛盾。社會最上層統治階層的利益往往都是以掠奪社會中下層為基礎的，即社會分配不公平是皇權與社會上層集團利益的基礎，這些掠奪就是以暴力為手段的，因而暴力或暴力文化與社會人文思想自然的內在的發展存在着根本的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矛盾也是普遍存在的，並非中國傳統社會所獨有。當一個社會能夠隨着進步而產生制約暴力或權力的思想文化，並確實地建立起權力制衡機制，這就是邁進現代文明社會的基礎，這也是西方文明走過的軌跡，中國傳統社會卻無法建立起這樣的機制，也就不可能催生新文化思想的萌芽，也必然與工業化失之交臂。

影響社會進化不外乎三大因素，社會思想方法，社會思想文化，以及社會公權力即上層建築。社會思想文化包含社會生產力變革帶來的思想文化變革，由於中國傳統社會的皇權或暴力文化的一元獨大，社會思想文化受暴力脅迫不可能接受或衍生由社會物質生產引發的新思維新思想，社會上層建築也不會允許任何脫離脫序於皇權的思想意識，影響社會進化的兩大因素不僅失去動力甚至成為阻力，唯有社會思想方法是唯一可能帶來社會變革的積極可能因素。然而中國傳統文化的思維模式，主要是類比思維模式，類比思維的優點是具象關聯靈活簡單，不拘一格，對解決現實的具體問題快捷明了，無需追究相關事物的因果或本質，這無疑是優點，也是類比思維本質的缺點。不追究事物的本質，會失去對事物根本性因果的追究，從而忽略在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重要，通過具象類比關聯便宜行事，成本低見效快，然而治標不治本，社會文化最終走上浮誇而不務實不務本，逐近利而失遠謀，這是中國傳統文人的普遍弱點。由於缺乏古希臘人文哲學思想究根問底的人文精神，中國傳統思想模式也不會帶來或成為新思想新文化的爆發點或生長源。
在社會結構層面，西方社會的世俗與宗教的相對分立，王權貴族自由民或農民的社會結構，以及源自古希臘的契約文化精神對社會秩序的維護及運行具有基礎性的作用，使社會各階層包括宗教或世俗權威的都遵循相應契約精神行事，社會也有相對的可預測性，專制權威對社會的控制與中國傳統社會比較，是相對鬆散的。而中國傳統社會皇權，對社會的控制已到禁言天下的地步，‘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而惟暴力才可防民之口，這與農耕群體協作文化有着必然的關係，以及後來形成的官僚體制更將社會緊緊掌控於皇權暴力之下，形成中國傳統社會獨有的僵硬與板塊特性，而另一方面方面由於缺乏契約文化精神，結果是贏者或強者全拿，惟贏者有活路，或是店大欺客，皇權獨大暴政，或是客大欺店，權臣篡政，顛覆皇權，社會權力結構無法找到相對的平衡作為社會演化與進步的平台，終使中國傳統社會的重大危機，給社會秩序與文化思想活動帶來潛在的不確定性，最危險的不確定是皇權顛覆，皇權的顛覆則可能是社會徹底的碎片化，這在中國歷史都不乏實例。這些形態，板塊僵硬化與碎片化，以及不確定都不利於社會思想的孕育於成長。思想模式簡便膚淺，社會文化的保守，暴力的脅迫，而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暴力扼殺任何社會新思想的可能，傳統中國社會文化思想已進入死胡同，沒有新思想的誘導，社會文化必然走向窒息，中國傳統社會靠自身文化思想內涵與力量已無法走向工業化。

6.14  傳統人文決定中國無法獨自走向工業化
工業化絕不是任何人類社會的必然進程，工業化不僅是社會物質生產發展的產物，也是社會思想的產物，發達的手工業與其相應的商業是工業化的社會物質準備，發達的手工技術也為社會對自然與知識的研究與開拓提供不可或缺的技術與工具基礎，而嚴謹的哲學與科學技術思想方法更是工業化的文化基礎，更重要的是社會上層建築或法律環境，對私有財產的保護，這都是一個社會走向工業化的前提。中國傳統社會完全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以皇權為代表的暴力徹底抹殺了所有這些社會進步的基礎萌芽，即使被一些學者寄予厚望的宋朝也同樣不具備工業化所需的社會條件，也同樣不會啟動走向工業化的進程。宋代的皇權暴力相比其他皇朝也許溫和一些，暴力文化的本質是一致的，莫須有之罪即出於宋代，皇權出於私利猜忌，不惜濫用暴力的本質暴露無遺。社會缺乏思想的引導與皇權獨大或權力不受制約的環境，成為中華文明進化不可跨越壕溝，宋代工商業的發達或遠超西方不過是華夏大地豐厚物產帶來的自然繁榮，生產技術也不過視覺與巧思範圍之內，並非知識與理論累積為基礎的技術運用，沒有堅實廣泛與嚴謹系統的自然知識累積是無法激發社會工業化的，然而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時期已出現分門別類的學科研究，這是科學的基礎。簡而言之，暴力文化淫威之下，社會文化思想上，中國傳統社會已失去文化思想自我提升的內在驅動力，農耕文明所能驅動之社會文明已達頂端，文明進程已戛然而止，中國傳統社會靠自身社會思想文化無法走向工業化。

改造社會的力量源自於社會文化思想，中國傳統社會文化思想靠自身力量已無法產生相互制約的社會力量，從而推動社會變革。中國傳統社會皇權獨大或暴力文化扼殺社會新思想新文化，造成惡劣的社會文化秩序與文化品質，也必然間接或直接影響社會新興生產力的發展。中國傳統社會只能在周期性的皇朝興替與腥風血雨中徘徊。周期性的皇朝顛覆，社會重組與恢復不僅成為中華歷史的組成與必然，也成為文化的一部分。社會各階層從知識精英到普羅大眾以一種宗教宿命的命運認知，默認並接受皇權暴力的荼毒，除非到無路可走，絕不會造反。如果造反，以中華文化思想的傳統內涵，又另有一番解釋，如天道輪迴，有道伐無道，造反不過是另一輪暴力對抗暴力的開始，而絕不是社會思想與文化的反思。
中國傳統社會徘徊於傳統農耕文明數千年，始終無法突破社會生產與文化發展瓶頸，一方面是中國傳統社會所形成的文化與思想保守氛圍，另一方面是皇權專制暴力文化，扼殺了中國社會無論是來源於文化思想還是社會生產實踐的一切新生有機的社會活力與試錯機制，中國傳統文化自始以至清末都不具備古希臘哲學式的社會文化反思，即使有反思也僅是社會個體行為，也得不到社會力量的奧援，也並不存在這樣的社環境與力量。皇權暴力很容易就掐滅任何對皇權暴力文化的反思與挑戰，使中國傳統社會數千年處於麻木麻痹或始終停滯的狀態，這就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瓶頸，逃不脫的命運，也決定中華文化靠自身無法走向工業化。
周期性的皇朝興替與戰亂，不僅是對社會物質生產的破壞，人口的驟減，更是人道的災難，對社會物質與文化生產知識或文化遺產的毀滅性摧殘。中國自秦漢乃至明末清末，在社會生產技術方面並無特別發展，甚至有些生產技術失傳，戰亂乃一大原因。而明代鄭和下西洋造船技術的失傳，雖非戰亂遺失，卻是執行朝廷禁海令官員查抄航海資料，並焚毀所致。嗚呼，社會生產技術知識竟遭朝廷大員或曰政府官員焚毀至遺失，雖是官員愚昧，更是專制暴力文化之兇殘，劣質社會文化摧殘新文化，專制暴力文化荼毒之下社會文化之孱弱與猥瑣。統治者肆意中飽私囊，魚肉社會，憑藉的就是手中的暴力，在專制暴力文化陰影下，社會文化與社會各階層孱弱猥瑣，苟延殘喘，得過且過，自私短視，不謀遠慮，中華民族與工業化失之交臂乃傳統社會人文必然。而近代所遭荼毒，與恰逢皇朝末期，周期性之低谷，西方列強的因素加入，社會大眾相比歷史上的動亂多了一個掠奪者，民族命運多了一道坎坷，生死存亡多了一條絞索，社會革新與重組，工業化之路更為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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