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 日本何以順利實現工業化 

弱肉強食是生物叢林法則，同為物質生命之人類本質亦不例外。同屬東亞文化，長期以中華為師，吸取文化養分的日本民族，搶先工業化，對中華文化無疑有着強烈的對比批判與借鑑，而其對中華民族的荼毒更甚於西方列強百倍，中華民族被推到危亡邊緣，這是為什麼？這是偶然的歷史現象，還是存在着根本的社會文化原因？

表面上看，搶先工業化的日本狼子野心膨脹，為與西方列強搶占中國資源與市場，必然發動戰爭。中國積弱也必然成為列強魚肉，然而這些都是外因，而根本的問題在於，中國傳統社會由於文化原因失去工業化先機，在列強艦船利炮打開國門之後，西方文化思想也隨之來到華夏古老土地，中國在工業化先失於西方乃傳統文化的原因，而後又失於日本的原因又是什麼。日本民族從中華文化吸取養分之深，對中華民族戕害之烈，無人能出其右。日本對中國的傷害之烈不僅使中國人刻骨銘心，也留下歷史的文化陰影，找出其中原因有益於中國社會認識自身文化的不足，補拙自強以奮進。文化是一個民族的傳承與記憶，自然也是民族性格的載體，也同樣包含着一個民族命運的密碼，日本先於中國實現工業化有着自身的社會現實環境與文化條件。

日本明治維新取得成功，革新派軍事勝利是關鍵。日本明治維新之前雖是經歷幕府數百年統治，卻保留天皇作為國家象徵及正統的尊重，名義上的最高領袖。幕府雖是挾天皇的共主，而日本是封建制，各藩有着相當獨立的自治，幕府統治猶如一種各地領主聯盟的集團，中央與地方領主的關係也隨相互力量的的變化而變化，即使是幕府勢力最強盛時也無法達到像中國傳統社會那樣朝廷對地方的專制統治，也與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又有很大區別，幕府統治下的日本社會與皇權統治的中國傳統社會有着根本的差別，前者是弱化的非中央集權政府與封建主相對獨立的分治，後者是皇權暴力與中央集權的鐵板一塊，這就從一開始就預示了中日兩國維新的可能結果。

日本社會由於各藩的相對獨立，也帶來各自發展的不同。十九世紀中期，即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對外及內部矛盾的激化，對幕府的不滿，常發生強藩挑戰幕府的戰爭，幕府力有不逮，強藩與幕府的分治隔離與抗衡已成常態。而強藩更願意於學習與引進西方先進生產與軍事技術與武器裝備，強藩組成的倒幕陣營及領袖都是積極支持日本社會改革的推動者，熟悉國家與日本社會的脈動。戰爭開始之時，倒幕軍人數雖屬劣勢，卻是有備而來，在裝備訓練與組成人員屬於新軍事集團，而幕府軍隊也進行裝備與訓練的改變，但並不徹底，軍官始終由世襲的武士擔任，使得幕府的軍事改革仍未脫出舊軍隊的窠臼，屬舊軍事集團。最高軍事指揮方面，雙方更是立見端倪，倒幕軍上下士氣高昂，求戰求勝心切，幕府軍應對遲鈍，未能有效利用開局兵力上的優勢，致使首戰敗落，效忠幕府的各藩紛紛倒戈，幕府最終敗落退出歷史。新舊力量在士氣毅力的較量與準備都決定倒幕軍戰爭的結局。

在十九世紀，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這樣的傳統社會，軍事勝利對重大社會改革無疑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基礎。倒幕軍事勝利不僅推翻落後的幕府封建統治，更重要的是從政府體制與社會文化上擁抱有利於工業化現代化的新思想新文化，為社會變革注入新血，為日本成為近代化國家的開局奠定基礎。日本統治階層對日本國家與社會的了解是清晰的，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的目標是明確的，這也是維新得以順利推行的基礎。誠然，國家與社會改革絕非一場戰爭勝利就能夠一蹴而就，此後日本社會中央政府與地方為其各自利益也發生衝突與戰爭，然而倒幕戰爭的勝利無疑是良好的開端，是維新成功的一半。戰爭之後，日本明治政府採取頒布憲法等一系列措施推動日本社會轉型，倒幕戰爭勝利無疑為這一系列社會改革措施掃除障礙，沒有倒幕戰爭的勝利，日本後來的工業化絕對不會如此順利。

簡而言之，日本具有一系列中國不具備的有利於維新的社會環境，相對獨立的各藩有利於打破幕府統治，倒幕戰爭的勝利促成日本社會由上至下的順利重組，將原有封建舊勢力對維新的干擾排除於權力中樞之外，改革維新派長期掌握中樞權力，使一系列發展經濟及軍備的長期政策得以順利進行。在國家財政無法追加軍費預算擴充海軍，明治天皇從皇室經費中撥出30萬日元，充作造艦費，而各界響應，這都在為維新鋪陳良好社會環境。

而清末中國仍是鐵板一塊的皇權暴力統治，官場無處不在皇權暴力陰影之下，清廷即使是對鎮壓太平天國有功之官員亦不例外，口惠而實不至，甚至出爾反爾，食言自肥，社會精英也必然瞻前顧後。權力中樞不僅與社會各界，即使是地方大員也多有隔閡，相互猜忌，防官防民甚於防賊寇，諸多改革措施不是受清廷懷疑而擱置，就是無疾而終，從未見日本維新社會朝野雷厲風行之效。此外，清廷皇權處處以私利為先，不顧國家財政，使洋務運動及國防建設遭受諸多制肘。戊戌政變不僅是中國社會精英不切實際，空談誤國，陷於黨爭，也是高層權鬥，不顧國家整體利益的血腥報復，這些含有明顯的中華文化基因與的沉重文化歷史包袱的必然結果。就社會環境而言，日本社會尤其上層風氣與思想已進入近代社會，或以進入近代社會為目標，而中國社會仍停留在傳統文化與思想的泥淖之中，明治維新的成功與洋務運動的失敗都是社會環境使然，也自然包含民族文化之必然因素。

與中國社會不同的是，日本朝野基本上是全力接受與擁抱，並從上至下以及從法律的層面推動日本的快速工業化，在權力結構以及社會文化與組織諸多方面，日本社會都比中國社會簡單許多。日本無疑有兩個優勢，權力中樞掌握在改革者手中，以及社會小船好掉頭的優勢，而中國社會由於文化的固步自封，中樞權力對社會的猜忌，致使工業化的踟躕不前，使中華民族終於難以逃脫災難的命運。

7.6 工業化道路首先是權力重組之路

中國工業化道路首先是為社會重組掃除障礙，然後才是工業化之路。一個社會的工業化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社會物質生產技術的學習與社會生產結構的簡單重組，而是一個完整社會的重組，也必然涉及社會文化思想與社會組織結構，社會利益團體關係，利益與權力與的相應調適，需要調整的越小，工業化的阻力就越小，反之則越大。相較於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毫無疑問，日本社會無論在文化，社會結構，地域及與人口，歷史文化包袱，日本民族與社會在工業化之路都有輕車簡從之便。而中國則不然，太多的歷史文化包袱，以皇權為中心，社會的傳統習俗與文化思想雖然以儒釋道為體，而當涉及根本利益其本質卻是以暴力文化為根本。社會表面以儒家思想為準則，而儒家道德並不能規範豪強尤其是皇權對社會的掠奪，社會文化的本質就是儒家為體，同時以皇權暴力為根本為基礎的社會權力結構，任何可能危及甚至僅是不受皇權青睞的事物，無論是社會思想文化或習俗，都可能遭到毀滅性摧殘，而無需經過任何法律程序（法律程序屬於所謂西方文化的話語，而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話語），皇權就是法律，就是法律程序，就是一切暴力行為的依據。在皇權暴力為根本的社會文化環境下，一切社會事物，文化思想習俗，乃至社會利益集團，階層與傳統社會的宗族都以依附皇權作為生存的根本，而以皇權為核心由上至下形成鐵板一塊的社會結構，如果社會是一部機器，所有零件與整部機器都是圍繞皇權利益而運行的。這樣的社會結構及文化根本，決定整個社會與國家的命運，‘一言興邦’未曾見，一言毀邦卻常有之，形成中國傳統社會最堅硬的板塊與沉疴，決定中國社會周期性顛覆的本質。

社會的運行有其自有內在的的軌道與邏輯，不為外在事物所轉移，清廷所處歷史周期決定了洋務運動的命運。掌握皇權的滿清皇朝歷經兩百來年的延續，有如歷代皇朝經歷所謂盛世，又逐步走上腐敗，結黨營私、相互傾軋、賣官鬻爵、賄賂成風，官場與社會脫節的老路，這已成為中國傳統社會與皇朝崩潰不可逆轉的命運。以歷代皇朝所經歷的軌跡與命運，滿清皇朝進入與社會脫離的末期，無論從氣數與命運都已走入末年，這就是天時，天不假年，皇朝的末期也必然相應國家社會對外來事物的應對。就如同歷代皇朝末年對社會的脫節與無知，滿清皇權對社會民情乃至國際相關情勢完全脫節，初始狂傲無知，以天朝自居，後又累遭挫折，進退失據，對西方列強畏敵如虎，又累累硬碰而簽下許多不平等條約，皇權中樞無論是對國內外時局，或是官員的應對建議都已以失去判斷能力，可以說明皇權中樞對外回應已經失據，盲人騎瞎嗎，所做為者乃苟延殘喘，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這也是許多皇朝末期的普遍現象。

清廷不可能伴隨工業化產生及時相應的權力重組，清廷權力重組是外力脅迫的無奈，而歷史也不會給清廷以自己的時間表進行權力重組，這是洋務運動必然失敗的原因。洋務運動雖帶來中興的跡象，並不能改變清皇朝已入暮年的命運，即中國傳統文化所說的天時。中國社會從上至下整個權力結構，皇權中樞到社會底層，官場瀰漫腐朽陳糜之氣，這是每個皇朝暮年的基本與普遍的現象，並非清皇朝獨有，幾個洋務官員與社會精英所能帶動僅是社會一隅或表面的改變，無法撼動整個皇朝官場之靡腐，更難啟革新除弊之風，而中興官員與社會精英同樣受到傳統文化或皇權暴力的制肘與脅迫。清廷與中國社會傳統對改革的顧忌與抗拒，雖有地方開明官員與社會精英的積極推動，整個社會文化與思想的整體無疑處在相當滯重與被迫的心態。

而皇權及統治集團與現實社會的隔離與脫節，對權力與利益的算計，官員貪瀆與懶政都是皇朝末期社會惡疾，這些屬於權力結構中的問題使整個社會成為一盤散沙，對社會之改革拿不出恰當的規劃，即使有規劃也得不到及時的推行，甚至出於私利遭受官員及社會利益團體的阻滯，這是洋務運動不像日本民族維新得以順利推行的原因。甲午戰敗不僅是社會之萎靡使中國工業化落後於日本遭受之惡果，挫折，踟躕不前，更使清廷作為皇朝末期的危機更是雪上加霜，致使國家民族遭滅頂之災。

清廷以其皇權暴力的本質以及做為少數族裔統治者的心態，與社會現實的脫節，必然對任何社會的變革都自然包有敵意與疑慮的態度。任何社會變革都可能改變原有社會的秩序與帶來不同社會群體力量消長，從而危及作為少數族裔的皇權統治，對因循守舊的皇權都是警訊。對‘師夷長技以制夷’，洋務運動更是抱持的疑慮態度，但又不得已或被迫而為之，只要不傷及皇權利益，不妨一試，缺乏日本明治維新上下一心的堅定意志，這就決定洋務運動缺乏完整的計劃，主事者識見不足或相機而行，守舊人士的反對，成果不如明治維新。甲午戰敗更決定了清廷乃至中國近代的命運。

而清廷末期，中國洋務運動的變革之路，僅是一場生產技術改革運動，而不是以社會變革運動。中國傳統社會舊傳統文化思想滯重，僅憑統治集團少數精英是難於推動社會變革的，只有一場推翻舊皇朝的軍事戰爭才能徹底打破舊傳統文化思想主導甚至壟斷社會的格局，為社會上層建築及權力結構注入新血。誠然一場推翻舊體制的軍事勝利是無法掃除舊思想舊文化的，然而推翻舊體制毫無疑問會將代表舊文化舊思想的社會精英或官僚相對暫時排除於體制之外，減少社會變革噪音與阻力。清末洋務運動中國缺乏的就是一場蕩滌舊體制與文化思想的軍事勝利，使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道路不得不在新舊思想與文化，以及統治集團的利益之間左右搖擺，甚至當權者以小集團及個體利益犧牲國家社會利益，清廷皇權政變就是最好例證，使中國社會一再喪失改革以自救的機會，崛起的日本荼毒落後中國已勢成必然，中國在劫難逃。

與中國處同一歷史時期的日本順利進入工業化，而古老中國由於文化的滯重，以及處於皇朝末期社會的萎靡，難於及時回應社會變革之需要，實現工業化，進入近代社會之門，工業化之門於中國可謂咫尺天涯。要完成工業化，中國就必須實現社會權力的全面重組，社會權力的全面重組就是社會的全面重組，這必然是一個痛苦與血腥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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