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爺子的書房位於客廳右側的走廊盡頭，地方約有半個教室大小。說是書房，除了房間一隅的書桌占了片不大的空間，其餘地方都被一排排書架擺得滿滿，簡直像是座小型圖書館。

　　聞着淡淡的書香味，邵凡穿行在一排排書架之間，這裡的書林林總總、類目周全，有天文地理、文史社科、小說名著、軍事雜誌、自然科學、機械工學、古今哲學……一直走到書架間的過道盡頭，邵凡豁然發現最裡面的一座書架上貼了個“禁書及敏感類”的標籤。

　　也許是強烈的好奇心使然，一看到“禁書”二字，邵凡便頓覺興味盎然，隨手拿起架上的一本書翻閱起來。一看才明白，原來這些書不是被當局封禁不能再繼續發行的書，就是一些雖未被封禁但屬於政治敏感的書。

　　邵凡隨手拿起的是本名為《命運三部曲》的書，光看封面覺得陰森森的，像是鬼怪誌異類的恐怖小說。但當邵凡坐在桌前細細翻看後，才發現當中的內容比起恐怖小說更令人膽寒。

　　所謂《命運三部曲》，原來是《定西孤兒院記事》《夾邊溝紀事》《甘南紀事》三本書的合集，排在頭裡的是《定西孤兒院記事》，這本書講的半個多世紀前和大躍進同時發生的大饑荒年代的人間慘劇，裡面所描述的有關飢餓的殘忍情節令人不寒而慄。由於飢餓，家人在炕上被活活餓死，剩下的人甚至沒有力氣把屍體抬出去；一位母親為了讓孩子有資格進孤兒院吃到救濟糧而在窗前自縊；另一位母親為了活命，將親生孩子的屍體煮了吃；寒冬臘月的夜裡，一對要飯的姐弟在快要凍死的路上向牧羊人借宿，姐姐為了弟弟不凍死而被迫委身於人；一個叫秀秀的三歲小女孩，由於習慣了吃草，來到孤兒院後吃上白面，反倒腸胃不適應而痢疾嘔吐，最後也沒能把命保住，死前眼睛睜得大大的，怎麼也合不上；十四歲的二姐實在受不了飢餓鑽進生產隊的地里偷吃糜子被隊長發現，隊長讓食堂把一家三口的飯停掉，跟母親說“你把那個丫頭要管一下”，眼看一家子都要餓死，母親把皮包骨頭的二姐哄到窟泉底下挖槁柴，二姐聽話的下去了，而母親再沒有把她拉上來……

　　書中共22篇記事，然而只看了幾篇，邵凡便實在不忍看下去了。

　　帶着深深的震撼和懷疑，邵凡又不禁翻看起後面的《夾邊溝紀事》。那是講的同一時期，在位於大西北夾邊溝的勞教農場中發生的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上世紀50年代後期，近三千名被打成右派的政治犯人被發配到這裡進行勞動思想改造，幾年之後當他們被遣返時，僅有數百人生還。

　　書中一個個當年的親歷者講述着各自的經歷和見聞，在那個荒謬而悲慘的時代，無盡的冤屈和血淚在那片土地上一幕幕上演，刻骨銘心的飢餓和高壓繁重的勞動充斥於回憶之間，甚至出現了活人吃死人的事件……

　　粗略的翻了幾十頁後，邵凡果然放棄了讀下去，不僅是出於書中人物的極度悲慘，還因為書中的內容對他以往的觀念簡直是顛覆性的。

　　不可能！這怎麼可能！自己的祖國怎麼會曾發生如此人間慘劇！但那一個個殘酷冰冷的事例，又絕不是單憑想象就可以編造杜撰的……

　　邵凡把書合上放回了書架，又隨手拿起了幾本一股腦的放在書桌上，想着今天倒要徹底看看，究竟是有些人在故意掩蓋和粉飾什麼，還是某些人在有意詆毀和抹黑什麼。

　　窗外的院子安靜無聲，暖融融的陽光透過窗子灑落在書桌上，但邵凡心中卻越絲毫感受不到一絲暖意，有的只是漸入心底的淒涼之感。

　　一上午的時間，他斷斷續續的翻看了《墓碑》《雪白血紅》《一百個人的十年》《牛鬼蛇神錄》等許多敏感類的書甚至是禁書，只感到胸口時冷時熱，冷的是書中的內容實在有太多的悽慘，熱的是心中漸漸積鬱的矛盾和憤懣。

　　《墓碑》這本書堪稱絕對的禁書，書中的內容是大躍進時期中的大饑荒紀實，作者通過對各地資料的收集和整理，揭示了一段血淋淋的往事，在那段被稱為“三年困難”或“三年自然災害”的時期，全國各地都不同程度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而當中大躍進最積極也是鬧饑荒最嚴重的省份，甚至發生了餓死幾百萬人的慘劇。在饑荒最嚴重的某些地方，當時即將餓死的人爭吃無主屍肉的事時有發生。有些饑民常到處打聽誰家最近死了人，哪裡有新墳，一旦聽說某處有剛死的人或新墳，人們便蜂擁而至，野外常見被剔了皮肉的屍骨。

　　《雪白血紅》講述了政府在統一全國戰爭中，在那場直接決定半壁江山戰略勝負的常春圍城戰中，以通過切斷糧食供給、對包圍圈內的人不放出一個的極端策略，雖然成功的將城內敵軍圍困至絕境，但同時也付出了餓死了十幾萬難民的代價。

　　而《一百個人的十年》和《牛鬼蛇神錄》，則講述了大饑荒時代的五年後，那場席捲全國的文化革命中一個個親歷者的血淚和冤屈，既令人感嘆於那個時代的扭曲和荒誕，也讓人不由慶幸沒有生在那個時代，更後怕那個時代有可能捲土重來。

　　粗略了讀完了這幾本書，時間已是到了中午。午飯時，邵凡望着桌子上可口的菜餚，擱在平時早該大快朵頤了，然而想起《定西孤兒院記事》中那些飢餓悽慘的故事，胃裡只湧起一陣乾澀的酸楚，於是只簡單挑了幾根青菜就着吃了個饅頭，吃完飯和大家話也沒說幾句便起身鑽到了書房中，令不知個中緣由的白琳娜有些莫名其妙的皺了皺眉頭。

　　下午的時光，邵凡沒有再讀那個饑荒和文革時代的書，而是挑了些現代和古代的書來讀。

　　開卷的第一本便是《商君書》，這是本薄薄的古文典籍，但此中的分量讀起來卻格外沉重。

　　此書相傳為商鞅所著，圍繞着“如何使國家強大”這條主題思想，商鞅對國家、人民與法律之間的關係做了豐富的闡述，形成了一套集法家之大成的馭民五術，堪稱歷代專制統治者必修的帝王之術。

　　一、壹民：統一思想。民愚則易治也。

　　二、弱民：民弱則尊官。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三、疲民：為民尋事，使民疲於奔命，無暇顧及他事。

　　四、辱民：民，辱則貴爵。民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

　　五、貧民：貧則重賞。匍匐生計，人窮志短。

　　（五者）若不靈，殺之。

　　看完《商君書》，一種深沉的無力感在邵凡胸口久久鬱積，當中的馭民五術，尤其是疲民之術，更是令他覺得有如置身書中。“使民疲於奔命，無暇顧及他事。”這不隱隱有一種當下社會上人們像工蟻一樣早出晚歸的勞累奔波、學校里學生們夜以繼日的辛苦學習的生動寫照！

　　古今往來，歷朝歷代專制制度最黑暗的統治核心也莫過於此了，說是專制統治者們密不示人的統治秘訣也不為過。所謂儒家的仁義道德只是統治者們光鮮的包裝而已，這種馭民之術才是幾千年來真正的統治內核。

　　想起自己的祖祖輩輩正是在這種統治之術下世代艱辛勞作和生活，邵凡心中便一陣難以遏制的悲哀。而我們現在呢？現在又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狀態？邵凡不禁自問，當即感到脊背透出絲絲的涼意。

　　他把《商君書》放回書架，又挑了幾本書回到書桌前看，似乎在尋找心中那個漸略明朗但仍未確定的答案。

　　當連着翻閱完《飢餓的盛世》《簡讀羅夏史》和《羅夏國民性演變歷程》三本書之後，邵凡尋找的答案已然確定無疑了。

　　在《飢餓的盛世》中，他明白原來古代所謂的盛世，不過是帝王家的盛世，是被歷史粉飾後的太平浮華，是當權者們的珍饈盛宴，而屬於人民的，卻只是滿桌狼藉的殘羹剩飯、滿目赤貧的辛勞困頓。統治者不僅親手打造了等級森嚴的專制體制，不斷加強對人民思想的控制、對異見思想的極盡壓制，還主動抗拒外部先進的科學和技術，坐失國家和民族跟上時代發展的歷史機遇。而這一切，都是為了愚民、弱民而利於自身的統治，把全體國民都馴服為自家的奴才，發展到極致便是乾脆徹底閉起國門不再看世界，一門心思幻想着自家江山的千秋萬代。

　　而在《簡讀羅夏史》和《羅夏國民性演變歷程》兩本書中，邵凡順著作者的敘述，無比痛徹的領悟了我們這個民族是如何世世代代被專制體制所塑造所馴服，乃至一步步退化為精神孱弱、頭腦麻木如被圈養的羊群一般的生物，不得不依附於權力才能站直站穩，不得不尋求於千方百計的抓住權力才能像握住救命稻草一樣填補內心的那份蒼白和無力。

　　接着，邵凡又陸續讀完了《走出帝制》和《血酬定律》，書中那些借古諷今的意味和剖析，令他不得不思索很多東西，而隨着思索的逐漸深入，他心中的答案也已然確定無疑。

　　沒錯，古代也好，現在也好，其實都是同一種統治模式的一脈相承，都是一言堂的獨裁專制。只是統治者由家天下變成了黨天下，只是加了個“人民”的名字，換了身“共和”的衣服，到頭來依然是實行權貴專制統治的老套路。

　　正是這套數千年以來的馭民之術，概括起來就是以愚代智，以疲除逸，以弱去強，以奸馭良，才造成了如今的社會現狀。在這種流氓政治、小人政治的治理下，試問任其發展下去我們的社會將會變成一個怎樣的社會，難道最後的結果不就是黑社會嗎！

　　然而憤怒之餘，邵凡只感到一種深深的無力，對於改變這種現狀的有心無力。但是轉念一想，難道古人只給我們留下了如此黑暗的東西，沒有留給我們相應的破解之道嗎？

　　帶着這種念頭，他又返回書架前挨個尋找着，一排排、一本本，仿佛和書架上的書賭氣似的不停的拿出來又放回去。

　　忽然在書架不起眼的角落裡，一本被牛皮紙包裹的書籍引起了他的注意，打開一看，原來是兩本包在一起的小冊子，一本名為《梨洲傳》，一本名為《禁思集》，作者是同一個人。

　　由於被牛皮紙包得嚴嚴實實，兩本書看上去都近乎嶄新，而且與眾不同的是，它們都不像是正式出版發行的書籍，有些樸素簡陋的裝訂倒像是作者私印的書籍。

　　這下邵凡徹底來了興致，因為這也等於表明，這些都是禁書中的禁書，連正式的出版途徑都不可觸及。

　　但當翻開那本《梨洲傳》，邵凡卻不禁有些失望，這算哪門子禁書，不過是一本傳記加隨筆，長篇累牘的介紹了一番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黃宗羲的生平經歷和思想軌跡，以貫穿歷史的視角重新詮釋了一番其樸素民主思想的當代價值和意義。

　　草草翻完了《梨洲傳》，邵凡又漫不經心的接着翻開了《禁思集》。

　　這本書的開首便提出了一個問題：自秦以後的兩千多年來，我們的歷史究竟是總體在前進還是在後退？社會精神是一直在走向文明還是在一步步淪向黑暗？

　　作者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而是先引入了黃宗羲的《留書》來切入這個主題。

　　《留書》第一章的“文質篇”開頭便引用了蘇洵的一段話：“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

　　“文”與“質”，文中即略為文明與野蠻之意，蘇洵以為，社會由野蠻向文明發展，是猶如水往低處流一樣的趨勢。變為文明之後，再反過來回歸野蠻，就像讓水往高處流一樣難了。簡而言之，他認為歷史的發展是以趨“文明”、去“野蠻”為總的方向。

　　然而下文中黃宗羲卻出人意料的表示：“余以為不然。”

　　他認為：喜質而惡文者，凡人之情也……吾見世運未有不自文而趨夫質也……天下之為文者勞，而為質者逸，人情喜逸而惡勞，故其趨質也，猶水之就下。

　　按字面意思理解的話，黃宗羲的觀點應該是：趨向於野蠻而非文明，屬於人之常情……我所見聞的世道從來都是由文明步步趨退於野蠻……由野蠻轉入文明是辛苦不易的，而由文明轉入野蠻則輕而易舉，人們喜歡輕鬆安逸的事而不喜歡辛苦不易的事，所以社會的趨勢才是由文明趨於野蠻，就像水自然而然往低處流一樣。

　　顯然，黃宗羲想表達的是，社會的發展趨勢之所以是由文明淪為野蠻，原因在於人們的好逸惡勞。

　　而作者卻認為，此時的黃宗羲還未像後來那樣意識到這個社會之所以一再向野蠻倒退的根本答案，但卻不偏不倚的切中了問題的關鍵，有意無意中點到了這個問題的癥結所在。

　　其實，每個人大約心裡都明白，人之情多喜文惡質，而非喜質惡文。人們嚮往文明的生活，就像人之愛美一樣，是最自然不過的天性。文明和諧共存的生活，才是一種與你與我與大家都方便輕鬆的生活。在一個文明社會，野蠻的行為往往會得到沉重的制裁，絕不是種輕易安逸的事。而在一個崇尚野蠻的社會，只會是紛爭和欺壓的沃土，只是一種對統治者輕鬆而老百姓艱難度日的生活，大多數人們不可能喜歡這樣的生活。歷史的大趨勢也應該是由野蠻向文明而發展。

　　但為什麼明明道理是如此，在黃宗羲眼中卻出現了“社會發展總是步步由文明淪入野蠻”這種道理上截然反常的現象？在作者看來，此中的緣由才是更足以令人深思的問題。

　　所謂人之常情，的確有好逸惡勞的一面，但同樣也有趨富逐利的一面，而後者對於前者甚至是壓倒性的。人們通過辛勤勞動來獲得收入，貧窮的人不會不想着怎麼去賺取足夠維持生計的收入，而越是富足的人越會想着怎麼去賺取更多的收入，越不可能讓眼前任何一絲錢生錢的機會輕而易舉的溜掉，這才是人類的天性，金錢的本性，也是貫穿社會歷史發展的一大決定性因素。

　　而好逸惡勞只是少數或浮於表面的現象，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無非有兩種，一種是大環境的普遍“質”化而令人產生隨波逐流的行舉。一種是環境的不如意而導致的自暴自棄，輕則來說，是付出與收穫極度不成正比，是社會制度的嚴重不公導致人們喪失了努力的積極性；重則來說，就是明知自己的付出是給別人幹的，因為全天下所有之物都是屬於皇帝一個人，都可以被某些人利用特權盡情的占有奪取，因此原本積極的人也可能變得沉淪消極。這點曾經大躍進時生產公社化的徹底失敗就是類似的例子，當生產出來的東西都以所謂人民的名義歸於公社所有，人們怎能不偷懶？怎能不好逸惡勞！因此可以說，正是統治者和統治制度的不堪，才造成了民眾在被制度馴化下的精神退化，才導致了社會不停向野蠻退化。

　　這兩種原因，在“文質篇”中都可以找到例證。

　　彼帝辛使男女倮（裸）逐，厲王發龍漦（尿）而使婦人裸而噪（澡）之。

　　荒淫的統治者們帶頭腐朽淪喪，產生的破壞效應無可估量，一個國家的君主既如此，他的群臣們又該如何？群臣若是上行下效，普通的百姓又該如何？試問如此這般，世風如何不日下，人心何以不淪落，此其第一種原因的典型詮釋。

　　昔者由余之語秦繆公曰：“……君子皆知文章矣，則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嗚呼！由余之所謂道，戎狄之道也，而繆公以為聖人。

　　從由余和秦繆公的對話來看，最先向秦國提出以野蠻治國思想的由余堪稱後來商鞅推行極端法家思想下馭民之術的先驅和鋪墊。

　　正如黃宗羲後來所認識到的那樣，在《明夷待訪錄》的“原君篇”中，他憤而寫道：

　　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

　　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

　　此時的黃宗羲在慘痛的反思明亡的教訓後，才真正看清了歷史的答案，明白真正的天下大害，正是在於獨斷專制的統治者。專制君權“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實乃“為天下之大害”，正是由於頂層統治者的原因，才使得天下沒有安寧之地，使得社會不斷在權力紛爭中倒退淪落，因為專制君主把天地之大所有的東西都當做自家的私產。人民肝腦塗地、子女離散，在其看來不過是為了增加自己產業的手段，絲毫不感到悲慘。人民被驅使着，被利用着，在對明君治世之夢的幻滅中，在明白天下之大已然被專制君主當做了自家私產後，這個世道的一切便圍繞着天下大權的爭奪而展開。而專制統治者則想盡一切辦法避免大權被奪，於是用繩捆緊，用鎖加固，不停完善鞏固着手中大權的統治之術，熱衷於像增加自己的私產一樣不停擴張着手中的權力版圖。

　　《留書》中由余和秦繆公的那段記載，便是上述惡果的一種印證。統治者為了自己的野心和統治，一門心思的尋覓和設計着別有用心的統治制度，試圖以野蠻倒退的制度和手段激發人民的原始生存動力來達到強權、強國、爭天下的目的。在這種頂層制度的設計下，人們只有聽命服從的份，聽命服從於整個社會的大環境連同自己都難逃被野蠻塑造的命運。而一個社會越是趨於野蠻，便越會倒退至類似猴群似的原始狀態，越利於也需要於一個猴王式的領袖來統領一切。而老百姓們，只會像猴王治下的猴群一樣，越來越渺小卑微、噤若寒蟬。

　　正因為有了由余和秦繆公打下的基礎，商鞅推行起自己的極端法家思想才水到渠成，也可以算作這種制度基礎由起初簡單的粗暴野蠻轉為精密的極權專制制度的一種進化，就像猴王開始懂得了賞罰分明、籠絡欺騙、縱橫捭闔一般，對猴王來說這是一種統治手段的巨大進步，但對猴群來說，卻猶如置身於一座越來越牢固的囚籠。而隨着這種統治進一步進化為控制思想的專制機器，對不利於統治的各種思想進行壓制、禁錮和閹割，當中的個體更是連掙脫囚籠的希望都看不到了。

　　孔子的仁義思想，孟子的“民貴君輕”和“有恆產者有恆心”思想，本是那個時代以仁義之君、仁義之師使天下歸一、人心向背、王道復興的希望之光，儘管時間可能有些漫長，但因為極端法家思想和秦國急功近利的圖強之心完美結合而成的極權專制橫空出世，這一希望終至宣告破滅。在這種野蠻制度的鞭笞下，秦人的原始生存動力被徹底激發，秦國果然窮兵黷武的強大了起來，在滅掉六國完成統一大業之後，儒家實質上便宣告完敗於極端法家，並進一步淪為極端法家思想的嫁衣和遮羞布，成為對這種野蠻制度的統治內核加以粉飾包裝的門面。而隨着儒家逐漸被侵蝕而變質，被法家以“三綱五常”魚目混珠、偷天換日，使得“忠孝貞節”流於一種表面形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淪為了等級制，王道也徹底被霸道所取代。

　　在極權專制下如同嗑藥一般橫掃六國的虎狼之秦，卻在藥勁過後開始顯露出劇烈的副作用來，原來專制制度下所謂一方面的強大，不過是以另一方面的極度虛弱為代價，最終落得個指鹿為馬、二世而亡的下場。

　　但秦雖然亡了，皇帝的稱謂卻被後來的統治者們視如珍寶的延續了下來，秦的那套極權制度雖被後來者吸取秦亡的教訓沒有完全照搬，但它的核心理念卻像深埋於亡秦廢墟下的種子一樣存留了下來，隨着漢武帝劉徹使其重新如沐春風、破土發芽，一代一代、一朝一朝不停間斷的發展壯大，其勢大有不可遏制、重新席捲天下之日。

　　到了宋時，這套專制制度已然重新蛻變得相當完備，不禁有着嚴酷的鐵腕，還戴着仁義道德的光鮮假面。

宋代是自漢武帝、隋煬帝以來，專制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完善升級，君主權力和官僚權力得到了進一步強化，並且系統化、制度化的開始了君主獨裁統治！宋以前在朝堂之上，宰相面對皇帝都是坐着，而到了宋卻變為站着，這種體制的退化昭然若揭，所謂的‘與士大夫共天下’跟當今的‘由人民當家做主’一樣只是流於口號罷了。在當時所謂的言論寬鬆自由下，竟產生了烏台詩案、車蓋亭詩案那樣著名的文字獄，還大肆禁書到了李白、杜甫的詩都成了禁忌的地步……正是從那時起，相權淪落式微、君權急劇膨脹，男人變得文弱、個個頭上戴花，婦女開始纏足、灌輸三從四德……也是在那一時期，皇帝下令民間不得私蓄兵器，並進一步擴展到日用的刀具；文官凌駕於武官，外行指揮內行，軍隊開始經商；科舉達到極盛，知識陷於功利，思想由此鉗制；舉國皆為官迷，政府臃腫無比，行政效率奇低……女子被禁足閨中，而男子則“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趙家的皇帝把國民訓練成了溫馴的家犬和綿羊，那時的言論寬鬆自由是羊聲犬吠的自由而非人言的自由，是一丁點可憐的言論寬鬆在後人緬懷寄思中美化了的自由，但就算是這一丁點的自由，也建立在趙家對臣民的成功馴服之上，就好比歹徒打斷了人質的四肢便放心解開了捆綁，皇帝放心的讓被閹割後的男人做自己妻妾的僕人一樣，以這種代價換來的的所謂言論自由，不但不是國家之幸，反而敲響了整個國家的喪鐘。

　　甚至可以這樣說，從宋代的皇帝完備確立起這套專制制度起，宋這個朝代就已經慢性服毒自絕了，它的繁榮活力也罷、它的苟延殘喘也好，都是我們千年文明的餘暉在凋零前的迴光返照，是歷史在我們這個文明極可能走向徹底滅亡之前那頓豐盛的斷頭飯。對於這樣一個朝代的滅亡，後人大多是哀痛惋惜，覺得如果宋朝沒有滅亡，而是一直發展下去，也許我們會比西方更早進入工業革命和大航海時代，根本不存在近代以來的國難屈辱。

但試問一個如此防民甚微、重文輕武的朝代，老百姓們紛紛崇文輕武變得柔弱而利於馴服，當面對強敵的入侵，讓一群馴服的綿羊去保家衛國，這樣的國家面對彪悍的游牧民族有何理由不滅亡？站在國家民族的角度，我們當然應該為宋的滅亡感到哀痛惋惜，但站在文明興亡的角度，我們更應該慶幸我們幾千年的文明沒有跟着這樣一個為了一家之私而大興專制統治、置我們民族陷入空前危機的朝代徹底陪葬，若不是當時耶律楚才對征服者的勸諫，宋的子民極可能會像西夏一樣被屠戮殆盡！

　　到了明代，相位被廢除，大臣對皇帝行跪禮，被稱為權力野獸的明太祖實行了一系列殺人不眨眼的鐵血政策和對人民思想和自由極端禁錮的高壓政策，八股文章、職業世襲和戶籍隔離便是他的得意之作，這種比宋代更專制的統治手段贏得了一時的得意，卻給不遠的後世留下了一片狼藉。

　　明代土木之變，皇帝重臣被虜、京師被圍，若非于謙力挽狂瀾，大明幾乎要重蹈靖康之恥的覆轍。這距離大明開國才八十年，而宋即使失去了至關重要的幽雲十六州，開國一百六十年才遇到靖康之變，真正的一代不如一代。從宋到明、從明再到清，宋的子民成了亡國奴，明的子民不僅成了亡國奴還要剃髮易服，一個劇本比一個劇本恥辱。

　　到了清代，撤掉內閣設立軍機處，君主專制更為極端，思想控制的文字獄也盛極一時，但由於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連續出現三位文韜武略的帝王，才開創了一番小農社會的太平盛世，卻根本無法與同時期的工業文明相比，這也只是延緩了原定的劇本，並沒有改變歷史走向，代價是後來在列強堅船利炮下更不堪的百年國恥。

　　由此可見，每一個專制朝代的興衰劇本，都是一次次刷新國恥記錄的悲慘輪迴。每一次專制朝代的沒落衰亡，都伴隨着人民一次比一次更悲慘的流離失所、血淚成河。甚至可以這樣說，專制集權制度就像皇帝龍旗上的那條惡龍，在不停的完善自身的統治手段中，必須靠反覆的吞噬人命和鮮血才能存活，在一個又一個王朝反反覆覆的覆滅和興起間，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華麗蛻皮、借屍還魂。每一個朝代的動盪紛亂都是它對人命的一次血腥收割，都是一次吞噬千萬條人命的饕餮盛宴，待吃飽喝足之後消停一段時間，留給人民休養生息、發展繁衍，然後再隨着又一次改朝換代的戰亂饑荒而一頓飽餐。所謂每個專制朝代難以逃脫的興亡周期律，無非是如此一種殘酷的真相；所謂專制集權統治下經過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的老生常談，無非是這條惡龍在天下大亂中吃飽了人肉、喝足了人血之後重新煥發的活力與生機；它所謂的千秋萬代和豐功偉績，都是靠反覆吞食我們這個民族的骨血才得以延續！

　　曾經我們面對外敵的侵略，面對櫻日國發動的那場堪稱百年以來最大的戰爭浩劫，直接和間接死於戰爭的軍民總數將近2000萬，損失了當時二十分之一的人口，而歷史上，由於專制朝代的內亂更迭所造成的紛爭浩劫竟能連這個殘酷的數字都相形見絀。

　　據史料考證，東漢後期的人口達到了近6000萬，經過東漢末年的戰亂和饑荒，到了三國時期，只剩下了2300萬；隋朝的人口高峰是4600萬，到唐代建立時只剩下2500萬；安史之亂前，唐的全國戶口數達到891萬戶，安史之亂後只剩下130萬戶；南宋和金的人口超過了1.4億，到南宋滅亡後，全國人口降為7500萬；明代人口最高峰時突破2億，到清初時只有1.2億；道光三十年，全國人口達到了4.3億的新高峰，經歷了太平天國的戰亂，人口還剩下3.3億，直接損失了一個億！當然，某一時期這些巨大的人口損失不可能是均勻的，所以當時部分地區的人幾乎已經死絕了，比如歷史上大規模人口滅絕最為悲慘的川地。

　　看着這些血淋淋的數字，邵凡終於明白了為什麼古時以來就有“亂離人不如太平犬”和“易子而食”的說法，明白了古人的那句“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是絕非誇張的事實。

　　讀到這裡，邵凡胸口隱隱一陣顫慄，我們的民族都經歷了些什麼……都經歷了何種地獄般的血淚和慘絕……

　　他不禁想起了《定西孤兒院記事》中的那個年代，想起了三歲的秀秀臨死前那雙怎麼也合不上的黑眼睛……想起了被母親拋棄到窟泉底下等死的二姐那絕望而聲嘶的哭喊……想起了死去後被親生母親煮了吃的扣兒那剩下的一對在水缸上搭着的毛辮子……

　　難道這就是我們的民族一次次反覆所經歷的煉獄般的苦難嗎？可是為什麼？為什麼明明不是我們犯下的錯，主導着一切的明明是那些統治者，最後卻要由我們去承受這些罄竹難書的慘絕人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