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裝睡的人叫不醒，睡死了的也叫不醒。近兩百年前的法國人托克維爾，從法國大革命總結出來的專制暴政-改革寬鬆-暴力革命-暴政復歸的循環怪圈，應該說是天機泄露了就不靈。可是這個天乩就是如此靈驗。不但法國人嚴肅認真實踐了，伊朗人俄羅斯人阿富汗人一個個前赴後繼實踐着。到了中國，出了個懂方塊字法文的王岐山，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之一，居然向全黨包括習王儲喊話，叫他們學法語看這個法國老頭的這本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

俺從來一貫積極響應黨中央號召，聞雞起舞，當時就通過萬維向全世界華人推薦這本當今中共奉為風月寶鑑的法國人經典。但是無奈這等古音古韻，不管是王岐山這樣的名不見經傳的馬列弟子還是俺這樣的大神跳出來，應者寥寥。俺今年再次翻古講托克維爾，寫了細頸瓶裝洋藥酒賣上古狗皮膏，忘記把俺十年前相應岐山同志號召讀方塊字法文的心得拿出來。因此，俺把這篇十年前舊作翻出來再煮一遍，俺保證還是原汁原味，讓你們看到王岐山當時捧着這個風月寶鑑尿褲子拉稀的神態。其實，這是當初中共國出現的一顆極為重要的信號彈，可以說是這十年來習近平主政施政的一把鑰匙。人們只要設身處地用王岐山王滬寧習近平他們的地位眼光思路，想象他們看見這個法國老頭兩百年前寫下的方塊字，那個心驚膽戰五味雜陳，再參閱俺不久前那篇細頸瓶裝洋藥酒賣上古狗皮膏，不明白十分也能看到九分了。

為托克維爾進入中國而興奮歡呼

2012-07-31 首發與萬維

據港媒報導，最近，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在京城關心國事的知識界、甚至中南海領導人中，激起熱烈的討論。“始作俑者”是中共國務院副總理王歧山。據說他向友人與同僚部屬都大力推薦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他認為中國這樣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從歷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環境也好，現代化轉型不會那麼順利。“中國人自己的代價也沒有付夠。”雖然托翁早已開始用中國簡體字在中國布道，但是真正開始講流行普通話，還是得力於王岐山這位甚至有望在十八大入常的老總的推薦。由於他的推薦，一時間托翁的簡體字著作，洛陽紙貴，法國老翁的京腔，開始流行。流行語是：你“托”了嗎？不是問你是否象某位市長一樣被民眾抓住當眾脫光上衣! 問你聽說過讀過托克維爾了嗎？你知道什麼是舊制度嗎？你曉得什麼時候開始大革命嗎？

 亞力西斯•德•托克維爾是十九世紀法國的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學家。他最知名的著作是1835年出版的《論美國的民主》 以及1856年出版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在這兩本書裡他探討了西方社會中民主、平等、與自由之間的關係，並研究平等觀念的崛起在個人與社會之間產生的衝突動盪變革。

托克維爾其實早已進入中國。不過那時候是繁體字，翻譯也不是“普通話”，就只有胡適等少數人讀得懂。因為毛主席曾經不小心說過，在二十一世紀要給胡適平反。隨着胡適在大陸被悄悄地平反，托克維爾也被簡體字化了。但是還是不能變成進入會議室和民間街頭巷議的普通話，遑論中央電視台的標準國語了。中共黨內的真正讀書人象王岐山，某天在開完一整天會批閱完一大推公文之後，倒在床上順手拿起一本書，隨手翻開，看到了這樣觸目驚心的文字：

“當人們讀到十八世紀大臣和總督們的來往信函時，就會十分驚異地看到一個怪現象，臣民百依百順，這個政府如此富有侵略性和專制特質，但當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輕微的批評也會使它惶惶不安，簡直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

“我將試圖說明：同樣是這些法國人，由於哪些事件，哪些錯誤，哪些失策，終於拋棄了他們的最初目的，忘卻了自由，只想成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僕役；一個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強大、更加專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奪得併集中全部權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價換來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無物的自由表象；這個政府如何標榜為人民主權，而人民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議，又不能進行選擇；它又如何把議會的屈從和默認吹噓為表決捐稅權，與此同時，它還取消了國民的自治權，取消了權利的種種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論、寫作自由—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貴、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還以這個偉大的名義自詡。”

“大革命是在人民對苛政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餘的制度，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着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王岐山無法入睡了。他爬起來，想打電話問胡溫習李這樣幾個問題：

同志們，危險啊。

 為什麼我們帶領中國一天天崛起，人民卻一天天怨氣衝天甚至怒火中燒？

我們懂得了發展是硬道理，為何這個老頭子卻說經濟繁榮何以反倒加速革命的到來？而且他說的神乎其神，還一再應驗？

在考察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歷史背景時，托克維爾還觀察到了另一個“悖論”：大革命前二十年，社會財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國家因戰爭負債纍纍；但是個人繼續發財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於事業心，更有創造性”；“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後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

為何社會財富蓬勃增長的過程中，卻爆發了驚世駭俗的大革命？尤其是當托克維爾觀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國政府雖然依舊足夠強大，但卻不再單純地實行專制，而是在“到處維持秩序”；法國民眾則“每個人都能隨心所欲地發財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財富”。這樣的情勢下，為什麼還會爆發摧毀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維爾給出的答案是：儘管法國政府在大革命爆發前已經部分轉換了自己的角色，致力於“促進公共繁榮，發放救濟金和獎勵，實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許多專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發前的20年裡，政府一方面積極鼓勵民眾發家致富，另一方面則發起各種新興事業，成為國內市場最大的消費者，民眾與政府之間的貿易關係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但結果民眾收穫了更大的失望，因為政府殘留了太多專制時代的毛病，民眾“用自己的資本去買政府的公債，他們絕不能指望在固定時期獲得利息多”；民眾“為政府建造軍艦，維修道路，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們墊出的錢沒有償還的擔保，也沒有償還期限，他們不得不算計與大臣簽訂的合同運氣如何，就像搞冒險貸款一樣”。

托克維爾總結道：“一場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財欲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催促自己的毀滅。”

 還有啊。這個老頭子說：將某一社會階層推入孤立、失語的困境，很可能就等於把他們推向了革命。

農民是法國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國最大的底層社會群體。據托克維爾的調查，在革命爆發前夕，法國農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惡霸的欺凌；來自政府的強暴行為也很少涉及他們，他們享受着公民自由，擁有部分土地”。既如此，按常理推斷，18世紀的法國農民，顯然要比13世紀處於完全封建專制時代的法國農民生活得更好才對。

但托克維爾所見到的事實卻不是這樣的：“但是所有其他階級的人都離棄他們，他們處境之孤單也許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僅見。這是一種新奇的壓迫。”托克維爾所指的，不單單是舊時代的貴族們在政治權利喪失後，紛紛拋棄農村搬往了城市；18世紀的法國農村，但凡稍有資產者，無不千方百計離開農村遷往城市——“文獻證明，農村里幾乎從未見過超過一代的富裕農民。種田人一旦靠勤勉掙到一點財產，便立即令其子弟拋開犁鋤，打發他進城，並給他買下一官半職”——農民被其他階層拋棄了，最後，農民自己也拋棄了自己。農村陷入一種荒蕪狀態。

 國家一直在進步。王權實現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權；舊貴族喪失了原有的政治權力，但他們獲得了豐厚的補償，免繳了大部分的公共捐稅；資產階級則獲得了巨大的商業利益。唯獨農民，在新時代沒有得到任何好處，相反，他們被拋棄在死寂的農村，權益無人過問，壓迫則花樣翻新層出不窮。托克維爾感嘆道：“如果在農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錢又有教養的人，他們即使無意保護農民，至少有興致、有權力在掌握窮人和富人命運的那個共同主宰面前，替農民求情，那麼所有這些新的壓迫能制定嗎？”

但“既有錢又有教養”的舊貴族和新資產階級都對農民不感興趣。在大革命爆發的前夜，舊貴族竭力維護自己的既有特權，新資產階級則竭力為自己謀取新特權，沒有人關心喪失了與上層社會的溝通能力的農民，沒有人在意農村的失語，而是任由他們生活在孤苦無助的深淵裡。窮人和富人之間幾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務，其實是一件相當恐怖的事情。後來的結果眾所周知：舊貴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將革命的錘子遞交到農民手裡的新資產階級，則很快被農民用錘子砸碎了腦袋。

 還有呢。

專制社會裡，民眾無法參與公共事務，彼此孤立，最終只會變得越來越自私自利

專制政體與社會道德水準之間的關係，似乎很少有比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說得更精闢的了：

“在這種（專制）社會中，人們相互之間再沒有種姓、階級、行會、家庭的任何聯繫，他們一心關注的只是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只考慮自己，蜷縮於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專制制度非但不與這種傾向作鬥爭，反而使之暢行無阻；因為專制制度奪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處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動的機會，專制制度用一堵牆把人們禁閉在私人生活中。人們原先就傾向於自顧自，專制制度現在使他們彼此孤立；人們原先就彼此冷若秋霜，專制制度現在將他們凍結成冰。”

“在這類社會中，沒有什麼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並拼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地易手，改變着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拼命地攢錢或賺錢。不借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欲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布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然而，專制制度從本質上卻支持和助長這種感情。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對專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們的思想從公共事務上轉移開，使他們一想到革命，就渾身戰慄，只有專制制度能給它們提供秘訣和庇護，使貪婪之心橫行無忌，聽任人們以不義之行攫取不義之財。若無專制制度，這類感情或許也會變得強烈；有了專制制度，它們便占據了統治地位。”

 醫治這種因專制而導致的社會道德墮落的辦法，在托克維爾看來，只有給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這類社會中與社會固有的種種弊病進行鬥爭，使社會不至於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實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擺脫孤立，促使他們彼此接近，因為公民地位的獨立性使他們生活在孤立狀態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感到溫暖，並一天天聯合起來，因為在公共事務中，必須相互理解，說服對方，與人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擺脫金錢崇拜，擺脫日常私人瑣事的煩惱，使他們每時每刻都意識到、感覺到祖國高於一切，祖國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夠隨時以更強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對幸福的沉溺，使人們具有比發財致富更偉大的事業心，並且創造知識，使人們能夠識別和判斷人類的善惡。”

 還有很多呢。

王岐山當然不敢也不方便半夜打電話給九常委談噩夢。他猛喝了一大杯涼水，繼續看這個兩個世紀前的法國老頭算卦。

中間勢力難以生存的社會，是“最難擺脫專制政府的社會”

革命的引導者是一群毫無現實政治生活經驗的“哲學家”，而之所以會由“哲學家”來引導革命，而不是由社會活動家來引導革命，其原因也恰恰在於中央集權下，沒有中間勢力，產生不了社會活動家。托克維爾說：

“由於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階級，不再存在活躍的政治團體，不再存在有組織、有領導的合法競爭的政黨，由於沒有所有這些正規的力量，當公眾輿論復活時，它的領導便單獨落在哲學家手中，所以人們應當預見到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體事件引導，而是由抽象原則和非常普遍的理論引導的，人們能夠預測，不是壞法律分別受到攻擊，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擊，作家設想的嶄新政府體系將取代法國的古老政體。……理論的和善與行為的強暴形成對比，這是法國革命最奇怪的特徵之一，如果人們注意到這場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養的階級準備，由最沒有教養、最粗野的階級進行的，就不會為此感到驚奇。”

民眾“搞革命”時的種種暴力方式，其實都是政府教的

與托克維爾同時代的大多數思想家，包括今天的許多學者，都曾致力於批判法國大革命過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對個人權利的藐視，等等。但很少有人能夠像托克維爾那般，窺見到大革命過程中的這些暴力、血腥以及對個人權利的藐視，其實都源自政府多年的“教導”。托克維爾說：

“我掌握事實，所以敢說，……舊制度給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許多形式，大革命只不過又加進了它的獨特的殘忍而已。”

托克維爾舉了不少案例來說明這個問題，譬如：大革命時期，對私有財產的掠奪，一度達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托克維爾認為這種行為，與舊政權的“教導”有密切關係：

“路易十四以後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現身說法，告訴人民對私有財產應持輕視態度。18世紀下半葉，當公共工程尤其是築路蔚然成風時，政府毫不猶豫地占有了築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礙築路的房屋。橋梁公路工程指揮從那時起，就像我們後來看到的那樣，愛上了直線的幾何美;他們非常仔細地避免沿着現存線路，現存線路若有一點彎曲，他們寧肯穿過無數不動產，也不願繞一個小彎。在這種情況下被破壞或毀掉的財產總是遲遲得不到賠償，賠償費由政府隨意規定，而且經常是分文不賠。每個所有者都從切身經歷中學會，當公共利益要求人們破壞個人權利時，個人權利是微不足道的。他們牢記這一理論，並把它應用於他人，為自己謀利。”

 這個老托，分明是今日中國拆遷上訪戶的總托啊。

王岐山徹夜未眠，一夜通讀了這本簡體字古書。第二天，他就用普通話在小範圍摘要翻譯複述了這個外國老頭的夢話。京城迅即開始流行托克維爾普通話。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這樣的高官也公開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易綱認為這本書引起他的反思，“實際上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及對產生這種暴力血腥運動土壤分析的反思。”

 在一些關心國事的小圈子、甚至高層領導人中，《舊制度與大革命》正激起熱烈的討論。托克維爾對於大革命之前法國社會的一些片段描述，像是穿越時空，直接抵達了此刻的中國，許多話同從來不知道什麼托的民工網語驚人一致，比如：

“俺其實並不愛自由，只是痛恨老子處處管住老子。老子最想做的就是殺了俺的老子”。

“說什麼致富光榮，其實老子的發財欲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甭管什麼光榮不光榮；政府頭兒光榮，是因為他們富，他們抽咱們的油喝咱們的血變得渾身腫脹發光發亮。 他們不斷以致富和光榮來刺激咱們的神經，老子們真的發神經，就知道怎么喝你的血發福了。”

 托克維爾的普通話也變成了中國學者的方言。法律學者何兵指出，就中國現狀來說，一方面大量的私產被公共化，另一方面大量的公產被私有化，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出現前所未有的緊密混合。國家管理措施不再只涉及公共領域，而是直接涉及億萬人的私人財富。股市的風波關聯着萬家的喜樂。過山車式的房價，挑動着億萬人神經。政府措施不當，誘發人民聚集起來向政府發泄不滿。此前對痛苦逆來順受的人，現在變得像乾柴烈火，一點就着。

 托克維爾所描述的200 多年前法國大革命前夕，與今天的中國不只有幾分相似。何兵寫道：“這些無不重蹈着法國的覆轍：社會上層階級開始關心窮人的命運時，窮人尚未使他們成到畏懼；他們關心窮人時，尚不相信窮人的疾苦會導致他們自己的毀滅。在互聯網時代，壓制社會各界對窮人的同情幾乎不可能。無論從道義還是現實出發，關注和同情窮人都是正確的。但正是這種同情和關注，使得窮人的欲望和怒火被點燃，而龐大的中國社會，不可能一夜轉型，實現政通人和。農民上訪，工人罷工，張力正在加劇，危機正在迫近。中華民族有無可能避免一次大的社會動盪，實現穩定轉型，實在無法判斷。”

 俺卻感覺興奮。不是因為俺早知道的火山要爆發，而是因為終於有一個王岐山睡不着覺，並且把托克維爾的古典法語變成了京城普通話。下一步，如果把托翁的《美國的民主》也翻譯成普通話並流行一下，在十八大學習一下，中國是有可能避免法國兩百年前的覆轍的。我們吃過了血饅頭，也啃過草根咽過糠窩頭，連王岐山也提醒警告大家，不要再吃法國式鍘刀砍頭。如果國家領導人能這樣從噩夢驚醒，民眾應該有所盼頭。而如果連國家領導人都驚醒警醒了，地震還是要來，火山還是要爆發，那就是天不佑中華了。